李勇刚│土地资源错配、空间溢出效应与绿色技术创新

本文刊发于《现代经济探讨》2023年第7期

作者简介：

李勇刚，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系统探讨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03-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表明地方政府以低价大规模供应工业用地的行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不利影响；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说明土地资源错配不仅抑制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还对周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意味着土地资源错配引发的空间溢出效应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中发挥了重要的抑制作用；土地资源错配对不同区域城市、不同规模城市以及不同资源禀赋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对特大城市的影响显著为正，对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影响显著为负；且抑制了资源型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但对非资源型城市的负向影响尚未凸显。

关键词：土地资源错配  绿色技术创新  空间溢出效应  空间杜宾模型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贵州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启示研究”（编号：20GZZB16）。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稳步扩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持续巩固，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国民经济多年的中高速增长也导致了一系列经济、社会等问题，尤其是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对高质量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发布的2022年环境绩效指数显示，中国环境绩效指数排名第160位，虽然PM2.5污染物、饮用水质量、垃圾分类处理等多个指标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较为严重的空气质量问题。事实上，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治理观念落后、节能减排技术较低等的影响。因此，要破解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环境问题、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推动绿色发展，加快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与此同时，土地作为最基本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要素，是人类赖以生存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守英等，2022）。然而，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安排以及土地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在土地开发、供应和使用等环节仍存在较为普遍的政府干预和管制行为，造成土地资源配置的扭曲，导致全国相当一部分地区工业用地与商住用地的供应面积和价格的背离。显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土地供应结构和供应价格的失衡降低了工业项目的准入门槛，很容易推动制造业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的“超常规”发展，从而抑制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难以吸引和留住高层次人才尤其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亦无法提供更多的资金、环境、资源等企业正常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核心要素，进而阻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但也需要看到的是，地方政府采取大规模低价供应工业用地、限制性高价供应商住用地的“二手”供地策略，能够为其带来大规模的土地出让收入，用于支持企业的技术研发活动，引进和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这也有助于增强企业及其所在产业的技术研发能力，提升全社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此，本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系统探讨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对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比例、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增强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中的主导作用，继而持续推动经济社会的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说；第四部分是计量模型构建、变量说明、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第五部分是实证检验结果分析；第六部分是进一步讨论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异质性；第七部分是结论及启示。

　　二、文献综述

　　绿色技术创新作为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宋德勇等，2022），是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手段，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方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国内外学者从绿色技术创新的概念、测度、影响因素等不同维度进行了深入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在传统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创新模式，是指研发有利于资源节约、污染防控、能效提高、循环利用的产业技术体系（董直庆和王辉，2019），兼具绿色和创新的双重属性，涉及企业生产行为、污染减排和能源控制等不同领域的知识在组织内的创造、整合与扩散（刘剑民等，2022）。由此可知，绿色技术创新是一项跨领域、跨学科的高效环保的创新活动，该种活动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产生显著的技术进步和节能减排双重收益（Mubarak等，2021），也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行不悖的有效手段。因此，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成为现阶段实现资源节约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协调推进、从而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途径（于波和范从来，2022）。

　　伴随绿色技术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学者们开始运用随机前沿分析（SFA）和数据包络分析（DEA）等方法测度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如曹霞和于娟（2015）结合投影寻踪模型，构建了优于DEA和SFA的随机前沿技术创新效率测度模型，测度2003-2011年中国30个省市的研发创新效率，结果发现中国省域研发创新效率的均值不到0.5，处于较低水平，且还存在较大的无效率现象以及提升空间。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学者采用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搜索获取的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董直庆和王辉，2019）、每千名研发人员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王林辉等，2020；董直庆和王辉，2021）等指标综合评价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能力。

　　在准确测度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探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以期找到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关键点，从而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措施。Berrone等（2013）、Jefferson等（2013）研究发现，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取决于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规制类型。之后，董直庆和王辉（2019）研究进一步发现环境规制的“本地—邻地”绿色技术进步效应非一致性的特征突出，环境规制并非一定能激励本地绿色技术进步，而且呈现出先抑后扬的门槛特征。肖权和赵路（2020）采用门槛模型以及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型环境规制对本地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对邻近地区的间接效应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而FDI对本地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提升作用，其间接效应显著为负。除了环境规制这一重要影响因素外，曹霞和于娟（2015）运用2003-2011年中国30个省份组成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对外开放程度、政府资助、教育重视程度、产权保护意识是研发水平与创新效率提升的有利因素。此外，宋德勇等（2022）运用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重污染行业所属企业的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其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信息共享水平和知识整合能力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由上述分析可知，学术界从不同维度对绿色技术创新进行了深入研究，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然而，讨论土地资源错配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效应的文献较少，且探究土地资源错配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文献更少。其中，Restuccia和Rogerson（2008）、Brandt 等（2013）等国外学者从理论上探究了土地资源错配的概念、根源等相关问题，但却缺少实证检验研究。为此，一部分学者对土地资源错配的根源、影响效应等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弥补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缺陷。比如，Huang和Du（2017）探究了土地资源错配的根源，利用中国2003-2012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地方政府供地策略对土地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低价协议出让工业用地、高价出让商业和住宅用地的策略性供地行为导致土地要素价格的扭曲以及土地资源配置的失衡。

　　土地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和一切生产活动的载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孙秀林和周飞舟，2013）。因而，不管是制造业的结构变迁，还是服务业的发展，抑或是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极大受益于不同产业和地区间的土地资源配置（李勇刚，2021）。虽然土地及其出让极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但土地资源错配也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负面影响，造成制造业尤其是高排放高污染的中低端制造业超常规发展，降低经济社会发展质量，以致于“以地谋发展”模式的衰竭（刘守英等，2020）。其中，李力行等（2016）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层面的土地出让数据，研究发现以协议方式大规模、低价格出让工业用地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降低了企业进入门槛，导致严重的生产率损失。李勇刚（2021）在测度2004-2016年中国285个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发现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地方政府以低价协议出让工业用地的行为对绿色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同时，土地资源错配还会在短期内降低资源利用效应，强化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刚性，长期内还会对国民经济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卢建新等，2017）。冯扬等（2023）研究发现土地资源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双重错配是导致中国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进而不利于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此外，土地资源错配还能够通过扭曲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安勇和赵丽霞，2021）、阻碍城市创业活力提升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程开明和于静涵，2022）等渠道，对城市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彭山桂等（2022）使用105个重点城市2007-2019年市辖区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土地资源错配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效应的平均值为19.03%，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

　　综上，不难发现，学术界对土地资源错配、绿色技术创新等问题作了深入探究，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现有研究大多将土地资源错配与绿色技术创新割裂开来进行单独研究，鲜有文献将两者纳入同一研究框架系统探讨土地资源配置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及其影响效应。基于此，本文将土地资源配置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纳入同一理论框架，系统探讨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同时，考虑到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从空间层面研究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此外，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基础等存在较大差距，因而土地资源错配对不同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异质性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土地资源错配的根源及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与官员考核机制以及财政体制具有紧密关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形成以GDP和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激励地方政府为辖区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竞争。同时，1994年分税制改革和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重新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极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与宏观调控能力，但事权与财权的不匹配也使得各级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迫使其“主动”利用辖区资源获取预算外收入。而土地作为地方政府掌握的一种稀缺资源，是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和民生改善的空间载体，其配置方式无疑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发展方向和技术创新潜力（谢呈阳和胡汉辉，2020），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晋升和财政利益的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更加重视辖区经济增长，依托特殊的土地资源国情与独特的土地制度安排所赋予的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的排他性垄断权力（刘守英等，2022），在高价限制性出让住宅用地的同时，纷纷压低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不惜以远低于农地征收成本的价格甚至“零地价”大规模供应工业用地，以降低企业的用地成本，持续保持当地制造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从而依靠土地的低成本宽供应推动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以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政治职务的升迁。然而，这也导致了土地供应结构的失衡。2003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中，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供应面积占比分别为64.98%和17.98%，2007年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供应面积占比分别为41.16%和24.25%；之后，伴随国有建设用地出让行为的逐步规范，工业用地占比开始下降，但仍高于住宅用地占比，2020年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供应面积占比分别为18.42%和16.96%，其中除了深圳等少数城市外，大部分地区工业用地占比高于住宅用地占比，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区域制造业较为发达城市的工业用地占比甚至超过40%，远高于发达国家城市的工业用地占比。一般地，以不同类型土地供应面积和供应价格的失衡为主要特征的土地资源错配，虽然造成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下降，但有助于吸引一批可以带来丰厚财税收入的制造业项目落户，继而推动那些能够产生更多的且持续税收现金流的制造业等行业的发展，由此既能够提高制造业等相关产业的规模和核心竞争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也能够有效增加财税收入，以缓解财政支出压力。

　　很显然，低价大规模供应工业用地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提供了重要支撑。由于制造业的生产活动为新知识的传播和科学技术的投入使用提供了重要的场所（谢呈阳和胡汉辉，2020），加之制造业发展会产生大量的技术创新需求，因此，制造业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紧密关联。一定程度上而言，制造业的基础越雄厚和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够为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进而有助于加快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然而，考虑到中国并未实行严格的任期制度，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员调动频繁，且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普遍较短，平均为3年（陶然等，2010），如此“短暂”的任期与缺乏有效的任期保障加大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压力，使得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在推动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往往存在较为严重的“短视”行为，会基于自身利益而策略性地设置不同类型土地的出让价格和出让规模，比如“想方设法”扩张工业用地的供应规模，推动制造业的超常规发展以及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以期增加政绩，实现最大化任职回报。但是，这也使得工业用地的供应比例偏高，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用地供应相对不足，以致于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于工业，从而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以及经济发展质量提高。

　　此外，地方政府以低价供地为重要手段的招商引资行为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底线竞争特征，大量技术研发能力弱和附加值不高的中低端制造业企业得以因较低的用地成本而进入工业园区投资，而技术研发能力强和附加值高的高端制造业企业则因属于重点招商行业，面临较高用地成本而选择不进入园区投资，因此，地方政府低价宽供应工业用地吸引了大量低效率、高消耗、高污染的中低端制造业的集聚，继而在稀缺工业用地上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工艺落后、技术含量低、发展前景黯淡的中低端制造业产能（杨其静等，2014），使中国在短短数十年间成为全世界中低端制造业中心，推动了制造业以及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是大量中低端制造业集聚也使得产业链向高端延伸的成本加大，极大阻碍了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以地引资”培育和发展的工业多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容易形成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刚性，且呈现出“锁定”状态，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负面影响，亦难以吸引并留住高层次人才尤其是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进而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由此可知，土地资源错配主要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而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1：土地资源配置扭曲导致土地资源错配程度提高，进而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产生负向影响。

　　假说2：土地资源错配进一步强化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刚性，抑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不利于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除了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外，土地资源在不同产业和地区间的错配还可以通过影响研发资金投入而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企业及其所在产业技术层面的要素是其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进而构建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而研发资金则是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关键要素，能够直接决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董直庆和王辉，2021）。与一般技术创新相比，绿色技术创新兼具创新和绿色两种特性，既能够带来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也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开展节能减排工作，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有效破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高排放、高能耗、高污染等难题，最终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推进。然而，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也存在前期投入大、风险高、周期长等诸多不利因素，需要在技术开发尤其是核心技术领域投入大量的研发资金，但作为技术创新活动主体的大部分企业难以持续负担巨额研发资金投入，这就需要政府给予从事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企业一定数额的资金补贴，缓解研发资金压力。同时，地方政府为了增强辖区技术创新能力也经常将一部分土地出让收入用于补贴具有较大市场影响力的企业的研发活动。因此，为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切实提高绿色发展水平，地方政府除了从公共财政收入中留出一部分资金补贴企业技术研发活动外，还有意识地选择“少出让、多抵押”的土地资源配置模式，高价限制性出让商业和住宅用地，进而从不断上涨的地价中获取土地出让收入等土地垄断收益。对于高价出让商住用地所获得的土地出让收入，除支付安置补偿费用外，地方政府还会预留一定比例的收入补贴行业内科研基础较好的企业的绿色技术研发活动，这也有助于一部分企业在短期内获得研发资金资助，用于购买先进研发设备，引进和培养更多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切实解决企业所面临的研发资金短缺与不足等问题，从而显著增强技术研发能力，继而有效提升企业乃至所在产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3：土地资源错配有助于增加研发资金投入，从而削弱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负面作用。

　　与此同时，由于不同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政策环境等存在显著差异，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特征，各地工业化程度存在较大差距。上海、苏州、深圳等东部沿海城市以及成都、武汉等中西部城市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制度环境质量和人力资本均处于较高水平（聂秀华等，2021），财政支付能力较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发达，有财力聚集起大量高层次技术人才和中高技能劳动力，因而上述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高于其他地区。与此相对的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大部分城市还处于工业化中期或初期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制造业体系中低技能、高能耗、高污染的中低端产业占主导地位，从而导致该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和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一般地，相比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端研发平台更多、技能劳动力及研发资本更充足，对于实用技能或资本型技术更加偏好，愿意在上述领域投入更多的研发资金和高层次技术人才，以提升该领域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因而，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资源利用效率较高，绿色技术创新的产业基础更加雄厚，已不再需要通过低价大规模供应工业用地来推动中低端制造业的发展，反而可以依托人才优势、产业基础以及经济实力等，适度增加区位和品质较好地段的工业用地供应量以吸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高端产业入驻，着力培育自主技术和自主品牌（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进而构建门类齐全、技术含量高的产业体系，夯实绿色技术创新的产业基础，真正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和能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4：土地资源错配有助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不利于中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

　　四、研究设计

　　略

　　五、实证结果分析

　　略

　　六、进一步分析：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异质性

　　略

　　七、结论与启示

　　在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以土地的低价宽供应推动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实现了高速工业化和城镇化。但伴随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以地谋发展”模式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日渐衰竭。在此背景下，研究土地资源配置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而提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比例、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可行思路，对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探讨了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利用2003-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测度土地资源错配指数，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深入考察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土地资源错配是阻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土地资源配置扭曲导致了产业结构失衡，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研发资金投入则削弱了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负面作用。从空间效应来看，土地资源错配对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表明土地资源错配不利于当地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土地资源错配的间接效应也为负，表明土地资源错配对周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从异质性来看，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显著为正，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对东北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市规模异质性，对特大城市的影响显著为正，对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影响显著为负，对超大城市的影响不显著；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市资源禀赋异质性，土地资源错配抑制了资源型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但对非资源型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负向影响尚未凸显；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作用效果呈现出显著的时序异质性，2003年以来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程度下降。

　　本文研究的政策启示主要体现在：一是优化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弱化GDP、财政收入等硬性指标在评价指标体系中的重要性，适度提高绿色技术、生态环境质量、安全生产等与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高度相关的软性指标的权重，从而打造一套精准、科学、高效的考核指标体系，切实减少地方政府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扭曲行为。二是规范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针对工业用地、商住用地等不同类型土地出让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发挥市场机制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结构，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满足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类经济主体的合理用地需求。三是增加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资金投入。除了适度提高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科学事业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外，还可以从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中划拨更多资金用于支持绿色技术研发活动，增强绿色技术创新活力，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和能力，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加快推动经济社会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责任编辑：侯祥鹏]

　　为适应微信阅读，内容有所删减，原文见《现代经济探讨》2023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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