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现代经济探讨》2023年第8期作者简介：
温军，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王思钦，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生
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和特征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从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国家创新体系的新内涵和重构逻辑入手，廓清新发展阶段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优势和掣肘，进而探讨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路径。在新时代背景下，国家创新体系应服务于“领跑”式创新、契合于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注重发挥在制度、产业链、创新链和市场规模上的优势，并着力克服创新模式、主体、环境和外部性等方面的问题。在实践路径上，要统筹“集中式”与“分散式”创新力量，使各创新主体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加强连结，兼顾“向南”和“向北”国际科技合作，令全体人民共享科技发展红利。
关键词：国家创新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 产业链 创新链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经济制裁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效果及对策——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项目编号：72074176）；科技部项目“技术创新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效果及对策研究”（编号：G2022170010L）。
中共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当今国际局势正在发生结构性变革，中国所处的创新环境日益严峻，现行的“跟跑”式创新难以为继。为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需重构国家创新体系，实现从“跟跑”创新向“领跑”创新的跃迁，这也是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促进科技进步成果全民共享、营造和平开放国际创新环境的要求。基于这种认识，本文从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国家创新体系的新内涵和重构逻辑入手，廓清新发展阶段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优势和掣肘，进而探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国家创新体系是服务于国家建设目标，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主体协同合作的创新体系（樊春良，2022），契合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与特征的国家创新体系亟待建构。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引下，国家创新体系的内涵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在定位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的国家创新体系应定位于“领跑”式创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计划在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这就要求国家创新体系跳脱“跟跑”路径，建设“领跑”式国家创新体系。其次，在价值取向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的国家创新体系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而应契合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建设服务于巨大人口规模、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创新体系。再次，在创新子系统方面，应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区域创新、组织创新、科技服务中介、国防科技创新等子系统，服务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各个建设重点。最后，在创新主体方面，应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院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性科技力量为主，建设多元协同的创新网络，同时更加注重发挥科技型中小企业、用户和科技中介机构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以政府为主导，多创新主体协同合作，以“领跑”式创新为主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为基本依归的创新体系。 首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从国家创新体系中汲取力量，其理论逻辑来源于以弗里曼（Freeman）为代表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弗里曼首次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的概念，即公共与私人部门构建的创新网络，以实现技术的创造、引进、改良与扩散。他认为，日本政府正是通过科技政策促进技术发展并推动经济增长，实现了从一个后发国家到技术强国的蜕变。因此他强调政府在创新活动中必须发挥重要的引领性作用，通过政策促进本国某些技术比较优势的建立。可见，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依靠国家创新体系，使政府在顶层设计、战略规划、政策制定和市场引导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就要求国家创新体系关注创新的潜在负面后果，其理论逻辑可追溯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技发展后果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辩证地看待科技的发展，在肯定其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的同时，也批评了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在亲身观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后，他们指出“大型织机的使用降低了他们的工资；大多数工人还在旧的简单的织机上工作，和改良了的机器进行着筋疲力尽的竞争”，“技术发展的过程在不断地继续着，即使工人真的在新的劳动部门里找到了工作，机器的改进还是要把他从那里排挤出去，使他最后失去对明天的信心。但是资产阶级却获得了机器改进的全部利益”。可见，在资本的逐利本性促使下，机器替代工人并导致工人的福利状况恶化，此时需要政府从中调节。而以往的国家创新体系甚少关注科技发展的负面后果，因此需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重构。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更是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下冲击着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影响着经济个体行为模式，这其中伴生的负面后果更应受到关注。 最后，要抓住科技创新的机会窗口期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重构。根据佩蕾丝（Perez）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技术发展经历“导入期”和“展开期”两个阶段，两阶段中间存在转折点。新技术在导入期爆发式发展，资本从旧“技术—经济范式”涌入新“技术—经济范式”，但是由于新技术的商业生态尚不成熟，此阶段易形成泡沫、出现转折，如若平稳度过此转折点，则技术发展进入协同和成熟的展开期（佩蕾丝，2007）。佩蕾丝指出，新旧技术循环往复，当新技术将要越过转折点时，处于旧“技术—经济范式”中心的国家将开始衰败，而应用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国家则可以在这个时期实现赶超。当今正值新一轮科技革命爆发时期，应抓住这个机会窗口期重构国家创新体系。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引下重构国家创新体系，具有坚实的历史逻辑。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技创新工作从“跟跑”为主到在一些领域实现了“并跑”，进入了建设“领跑”式国家创新体系的新阶段。 2022年，中共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大特征。长久以来中国对标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而今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破除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认知误区，国家创新体系也应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重构，即要建设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领跑”式国家创新体系。 第一，要服务于巨大人口规模。一方面，国家创新体系要致力于不断促进经济增长，增强综合实力，方能支撑起14亿人口的物质需求、情感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另一方面，国家创新体系要致力于解决人口数量及人口结构带来的各种问题，如粮食问题、城市拥挤问题、老龄化问题、出生率问题等。 第二，要服务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两次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科学技术的进步造就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同时也拉大了贫富差距（Aghion等，2019）。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就要求国家创新体系在促进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的同时，要抑制技术的负面效应。 第三，要服务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双刃剑，在数字科学时代这种双面性体现得尤为明显。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描绘了人工智能技术爆炸式发展的未来，大量人类工人被算法取代，这些“无用的人”失去岗位、无所事事（尤瓦尔·赫拉利，2017），附着于其之上的职业理想和精神满足亦无从谈起。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这就要求国家创新体系警惕技术导致的人的“精神退化”。 第四，要服务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科学技术不断增强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能力，随着技术的进步，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已基本摆脱了饥饿、疾病和战争，不再需要迫于生存压力毫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与此同时，环境问题已经对人类生存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只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够维持人类的发展。这就要求国家创新体系时刻将保护自然作为科技发展的前提。 第五，要服务于和平发展道路。现今科学技术的复杂性要求创新主体必须紧密协作，国际科技合作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形式（温军等，2021）。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的国家创新体系不背离公平竞争的原则、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不搞科技霸权主义，将以开放友好的姿态与世界各发展阶段的国家开展科技合作，共同以科技力量增进人类福祉。 在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重构国家创新体系亦具有极强的现实逻辑。一方面，重构国家创新体系符合中国创新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处于以“跟跑”式创新为主的阶段，其原因在于原始创新是资本密集型的，资本不充裕的发展中国家培育原始创新难度较高，因此发展中国家最有效率的创新方式是学习和应用，在他国创新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渐进式创新，使本国落后的技术快速跟上国际先进技术的脚步。近年来，中国创新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具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根据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2022年中国排名世界第十一位，实现了连续10年的位次提升，其中专利申请数量、商标申请数量等6项创新数量指标排名第一。同时一些反映创新质量的指标增长迅猛，如中国品牌总价值同比增长7%，位列第十八；科技集群数量也首次与美国持平，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和北京集群分别位列第二、第三。可见，中国已具备“领跑”式创新的基础，正处于向“领跑”创新阶段转变的关键时期。 另一方面，重构国家创新体系符合国家创新安全的战略需要。2021年3月美国拜登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认为中国是“潜在的唯一有能力整合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实力的国家”，并将中国定义为“构成持续挑战”的对手（达巍和蔡泓宇，2022）。可见美国已经将与中国的关系从双方共赢的合作关系调整为零和博弈的竞争关系，在这种情境下国际科技合作再无坦途，“跟跑”式创新在客观上已难以为继。因此，要在国内外环境双重变化背景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亟需建设服务于“领跑”式创新的国家创新体系。 综合上述理论、历史和现实逻辑，中国亟须顺应规律、把握机遇，对现行国家创新体系进行重构，在党的领导下，建设以政府为主导，多创新主体协同合作，以“领跑”式创新为主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为基本依归的国家创新体系。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的“领跑”式国家创新体系，对市场调配资源的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对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院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围绕国家需求展开紧密合作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必须充分发挥中国“新型举国体制+市场配置资源”的制度优势。与西方创新大国相比，中国的体制优势决定了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更强，有能力构建创新效能更高的新型举国体制，这种体制优势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政府顶层规划的执行能力更强、对创新资源的统一调配能力更强、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指引能力更强。而新型举国体制的构建，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的“领跑”式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实现途径（樊春良，2022）。与此同时，中共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这符合顶尖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一般规律。可见，“新型举国体制+市场配置资源”的制度优势使中国国家创新体系从“跟跑”向“领跑”的转化更具优势。 按照联合国《全部经济活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索引（1971）》的标准，中国不缺少任何一种工业门类，这是中国的独特优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等，2020）。全产业链的特点有利于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从微观角度讲，完整的产业体系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从宏观角度讲，完整的产业体系能够提高经济体抵御风险的能力，使经济发展更具韧性。当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时，中国能够依靠自身产业体系稳住局面，这对于需要持续大量人财物投入的国家创新体系而言非常有利。在此基础上，中国产业呈现区域产业集聚的现象，极大促进了区域内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第一，产业集聚必然会使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向该地区快速聚集并驱动创新。第二，产业集聚能够缩短知识溢出路径、提高知识溢出速度，使区域内技术迭代加快，有利于孵化出领先于行业的新技术。第三，产业集聚将极大提升区域内技术创新的针对性，相应地降低了企业家筛选原始创新成果的难度，提高了技术转化效率。因此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的“领跑”式国家创新体系，要进一步发挥产业体系健全及区域产业集聚的优势。 当今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不再像过去那样取决于发明家的灵感或是企业的运气，而是形成了一个创新链条，全世界的国家都参与其中并持续产出技术创新。一般而言，创新链的第一个环节是科研，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产出新知识或新技术；第二个环节是转化，往往由企业家主导，他们将有商业价值的创新成果筛选出来，将之转化为新的产品；第三个环节是生产，制造业厂商将新产品大量生产；第四个环节是市场，消费者为新产品买单，同时企业和厂商根据消费者的反馈进行产品迭代。每个国家依据自己的比较优势，选择性地参与创新链的一个或多个环节，全球创新链在国与国的互动中形成（江小涓和孟丽君，2021）。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在四个环节都颇有建树、形成闭环的国家，其中生产环节是中国的优势，表现为劳动力数量庞大、素质较高，制造业门类齐全、整合能力强，厂商服务意识强、支持个性化定制等（牛志伟和邹昭晞，2020）。因此中国制造业既能够使新设计、新工艺、新产品落地，同时也是最有可能做到价廉物美的国家之一，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创新链形成闭环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的“领跑”式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前提，为未来创新生态发展和重大技术攻关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4.“国内统一大市场+具有数字经济基础”的市场优势 国内统一大市场不仅是创新链最后一环实现的依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中外历史已多次证明，大国崛起离不开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立。目前，中国虽然仍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户籍限制、城乡二元结构等堵点，但已经形成了一个供给侧和需求侧都非常庞大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这对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的国家创新体系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国内统一大市场有助于企业等创新主体迅速做大做强、形成集聚，实现规模经济。第二，强大的市场需求潜力使创新主体更容易获得丰厚利润，使创新体系的人财物投入能够维持在较高水平。第三，国内统一大市场有助于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天然具有垄断属性的平台经济和数字创新时代，背靠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中国创新主体更具有竞争优势。与此同时，中国已具备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体现于新一代网络通讯基础设施的建设程度较高、个人智能数字终端的普及率较高、社会大众对数字化生活方式接受度较高等（丁志帆，2020），这些优势为在新一代科技革命中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指导下的“领跑”式国家创新体系提供了重大利好。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通过开放市场不断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在短时间内提高了国内技术水平。对于一个与发达国家存在技术差距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是极具效率的：与自主创新相比，学习国外已有技术极大地节省了前期研发投入，使中国产业升级的风险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但同时也带来了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对发达国家技术的路径依赖，在传统的科技赛道中发达国家已占尽先机，掌握了话语权并成为规则制定者，导致中国在技术、人才等方面依附于发达国家，在传统科技赛道的竞争中处处受制于人（温军和张森，2022）。二是对“跟跑”创新的惯性思维，导致整个社会对培育耗时长、投入大、风险高的自主创新的宽容度不足，却更偏好投机创新行为。比如投资者更倾向于追逐短期回报，科研机构管理层的短视行为盛行，企业通过非生产性创新获得政府补贴等（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在国家创新体系从“跟跑”创新向“领跑”创新转向的过程中，必须破除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和惯性思维。 国家创新体系是网络结构，而国家实验室、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等则是网络上的节点，各个节点各司其职、畅通连结，整个网络才能高效运转。目前，各个节点的创新效能有待提高。具体而言，国家实验室的创新引领作用不强，科研院所的创新效率较低，大学的基础和跨学科创新能力较弱，企业的突破性创新能力有待提高，节点创新效能不高直接制约着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国家创新体系网络结构的高效运转，除了要充分发挥各个节点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加强节点之间的连结，这样才能快速打通创新链的四个环节并最终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实验室可以作为这个网络中的“结构洞”，结构洞在网络结构中指没有直接建立连结的节点传递信息时必须经过的关键节点。当国家创新体系需要根据国家战略需求攻克某项技术时，国家实验室填补“结构洞”需担负起组织其他创新主体协同互动的任务，“结构洞”自身也会因成为信息集散地而比其他节点更具竞争优势。然而，目前国家实验室尚未充分发挥其填补国家创新体系“结构洞”的重要职能，国家创新体系中各个节点的连结路径并未彻底打通。 目前中国已初步形成鼓励创新的社会大环境，但仍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误区。由于专利数、商标数等数据易于量化和统计，目前科技创新及人才评价体系大多以创新数量作为指标，导致创新数量虽多，对建设“领跑”式国家创新体系至关重要的突破性创新激励却不足。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创新环境愈发不利。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将企业和高校等列入实体清单、破坏全球贸易秩序同时推进排斥中国的区域贸易协定，试图以此拖缓和遏制中国崛起及科技进步（温军等，2021）。然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不可遏制地由美国主导转向“北美—美国、欧洲—德国、亚洲—中国”三足鼎立态势，这将对美元主宰的国际货币体系产生威胁，这是美国难以接受的。根据达利欧的国家兴衰动力系统模型，一国金融实力的衰落会在时间上大幅滞后于其创新、世界贸易、军事等其他实力的衰落（瑞·达利欧，2022）。因此，中国或将长期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和金融压力中。内部激励不足和外部压力激增的创新环境，对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创新促进社会进步，但并不是均等地促进，这种非均等促进造成了创新的一系列负面后果。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特征，创新的负面后果与这些特征存在矛盾。其一，创新并非均等地促进不同地区的进步。例如，技术创新催生的工业革命造就了工人阶级，使人口向城市聚集，推进了城市化进程，但同时也使城乡二元对立的鸿沟难以逾越。科技不断赋能城市建设，而同时期的农村发展却相对停滞，这有悖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二，创新并非均等地促进不同时期的进步。例如，创新驱动的高速增长往往忽略了环境保护，用污染换发展，这实质上是提前透支了未来的发展潜力，迫使后代去解决当代引发的环境问题，这有悖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三，创新并非均等地促进不同群体的进步。掌握新技术的小部分人形成了比较固化的阶层，筑起了阶级流动的壁垒，因此可能导致社会分层加剧、收入差距扩大，技术无产阶级则没有或很少享受到科技发展的红利，这亦有悖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四，创新并非均等地促进个人的进步。技术进步使物质极大丰富、人的生活舒适，在技术代替人类劳动的同时，也逐渐消弭了人类作为劳动者存在的价值，人的精神并不一定随着物质的进步而同等地进步，这有悖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因此，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指导下的国家创新体系，必须警惕创新的负面后果，妥善处理其与中国式现代化特征之间的矛盾。
基于前文的分析，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国家创新体系，即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建设以政府为主导，多创新主体协同合作，以“领跑”式创新为主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为基本依归的创新体系。因此，建设路径主要可分为四个方面论述：其一是建设“领跑”式国家创新体系，对应于主基调；二是建设畅通连结的国家创新体系，对应于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下、多创新主体协同合作；三是建设和平开放的国家创新体系，对应于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特征；四是建设惠及大众的国家创新体系，对应于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特征。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引下建设“领跑”式国家创新体系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在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等已经历了较长发展过程的传统创新赛道，要实现“跟跑”向“领跑”的转变；第二层含义，在太空技术、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未来可能对国家发展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的前沿创新赛道，要提前行动先人一步实现“领跑”。 第一层含义的实现，要充分发挥国家创新体系的“集中式”创新力量。传统创新赛道具有方向明确、目标清晰、风险较小的特点，“中国制造2025”及“科技创新2030”等行动纲领已对亟需摆脱“卡脖子”难题的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做出了界定和规划。此时，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依靠国家创新体系的集中式创新力量在较短时间内调配足量资源推进项目。 要提高国家创新体系集中式创新效率，关键在于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尹西明等，2021）。其一，提高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院所创新效能。健全相应法律法规，完善设立、管理和淘汰机制，对功能定位重合的进行重组，对效率低下的进行市场化改革，对新增设的要充分论证，旨在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做大做强；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重大项目攻关机制，优化项目的整体设计、目标拆解、人员调配、资金筹集、项目验收等环节。其二，提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创新效能。强化跨学科研究的能力，坚持以国家战略需求和重大项目为导向，充分发挥高校学科体系完整的优势，探索基于高校的跨学科合作创新模式；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给予基础科学研究学者相对宽容的研究环境；面向国家战略需要培养人才，畅通人才的遴选机制，不断根据现实需求优化培养方案，重视对人才的长期规划；进一步推进高校科研人员评价体系和晋升机制改革。其三，提高科技领军企业创新效能。动态优化科技领军企业的培育机制、申报程序和优待条件，切实促进企业在国家战略需求的指导下加大科研力度、增加研发投入；及时响应和研判企业对政策倾斜和法律支持的诉求，为科技领军企业在国际上争取更加公平的合作机会和竞争环境。 第二层含义的实现，要充分发挥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散式”创新力量。前沿创新赛道具有方向模糊、目标不清、风险较大的特点，此时分散式创新能够以较小成本实现分头行动、各自摸索、多点开花，当某个方向有实质性突破时，再向该方向额外调配资源。因此，相较于将资源集中在某个错误方向时可能造成的损失，分散式创新在此时更具有效率。 要提高国家创新体系分散式创新效率，关键在于激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其一，不断优化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环境，鼓励创新要素向其聚集。多管齐下稳定研发投入，切实拓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探索以数字技术赋能中小企业征信的解决方案，缓解中小型企业融资贵、融资难问题。鼓励科技人才自主创业，引导创新人才流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其二，升级科技创新的评价和奖励机制，从奖励创新数量转变为奖励创新质量。在垂直管理和包干制度下，评价体系和指标起重要的导向性作用。探索以创新质量为指标的评价体系，如科技领军企业数量、独角兽企业数量、科研成果被引用数量等，引导科技型中小企业深耕细作、踏实创新，成长为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提升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其三，建立一套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失败的补偿机制，包括项目申报、项目评估、项目补偿、项目重启等环节，提高出资方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增强科技型中小企业面临创新失败的抵抗力，降低其创新的试错成本，帮助有潜在价值的中小企业在初次创新失败后总结经验进行二次创新。 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种网络结构，要提升网络结构运行效率，关键要在各节点各司其职的基础上，加强节点之间的连结。 党和政府要发挥“领航员”作用。首先，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指引下的国家创新体系要始终以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为基本依归，党要时刻把握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总方向和价值取向，同时统揽全局、协调各方，保障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相关政策的贯彻和落实。其次，在党的领导下，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其一，为国家创新体系做好整体规划。这要求决策者对技术发展趋势具有科学的预见力，对科技竞争形势具有清醒的判断力，对创新活动现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方能制定能够切实解决科技布局问题、国际竞争问题、现实创新问题的规划和政策。其二，为国家创新体系创造良好的环境，培养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建设保护知识产权、嘉奖创新质量的制度环境，营造开放协作、互利互惠的国际环境。其三，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高政府创新支出的规模和效率，使政府创新支出准确用于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领域，弥补市场的不足。 国家实验室要发挥填补“结构洞”作用。首先，国家实验室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是最高级别的创新平台，原本互不连结的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创新节点，要通过国家实验室产生连结。国家实验室要完善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目标拆解工作，加强组织动员各领域创新节点的能力，使各创新节点织成一张密不可分的创新网络，快速响应国家的战略需求。其次，国家实验室要将密切与创新节点的连结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如建立人才交流机制、项目共研机制、战略联盟机制等，保证在任务时期具有充足的组织动员能力。最后，对于国家财政支持的大型实验仪器和设备，要完善管理和社会共享机制，提高使用效率。 科技领军企业要发挥“排头兵”作用。首先，持续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对行业创新水平的整体抬升作用。在监管范围内鼓励科技领军企业与本行业、上下游行业内企业的深度协作以及并购重组，由此提升科技领军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其次，鼓励科技领军企业建立创新平台，与国家实验室、科研机构和高校展开创新合作和联合人才培养，摸索出一条直接对接企业实际需求的产学研结合通路。最后，探索政府与科技领军企业的多元化合作机制，如商业合同、政策倾斜、联合治理等，进一步精细化科技领军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作为战略科技力量承担任务的方式与方法。 科技中介机构要发挥“润滑剂”作用。建立健全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中介机构商业化运作模式，为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成果卖方以及企业等买方提供高质量、专业化的科技中介服务，降低双方的搜寻成本，减少双方的沟通阻力。着力改善创新成果的商业化潜力评估环节、买卖双方匹配环节、创新成果转化环节以及售后服务环节，切实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科技集群要发挥“培养皿”作用。要运用政策手段为新兴科技产业集群提供便利条件，新兴科技产业处于发展初期，产业内企业数量不大，具有较强可塑性，通过集群能够大幅降低各创新主体间的沟通成本，提高知识溢出速度，快速产生规模效应，在竞争中培养核心企业，并塑造围绕核心企业的创新生态圈。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的国家创新体系要始终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科技合作。 一方面，加强“向南”国际科技合作。中国有优势的技术应与发展中国家分享，这不仅有助于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提升，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在发展中国家的反馈中不断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适应性；满足发展中国家广阔的市场需求，扩大市场占有率；在帮助提升发展中国家本土创新能力的同时，形成以中国技术为核心的创新链和供应链，不断提高中国技术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 另一方面，加强“向北”国际科技合作。中国缺乏优势的技术要谋求加强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合作，但要将合作的目标逐步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转变为参与国外先进技术创新链，学习发达国家培育创新的思路与方法，从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其一，利用生产环节的全球优势地位，大力发展开放创新的智能制造模式。中国制造业能够同时满足“少量、个性化”和“大量、低成本”的生产需求，这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稀缺资源。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直接连结用户和制造业的C2M模式在中国极具发展潜力。全球创新者可根据自身需求在中国找到合适的制造企业，实现远程协同研发、设计以及生产。这使中国制造业更有机会融入全球创新链条，并参与国外前沿技术创新过程。因此应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探索数字时代制造业企业开放创新的智能制造模式。其二，利用市场规模优势培育新业态，将中国打造成新兴科技的创新主战场。需求是新兴科技发展的加速器，中国国内市场庞大、消费者对新兴科技接受度较高、数字经济基础较强，要利用这些优势发展新兴科技产业，吸引国外创新主体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分设子公司、在中国建立海外研发中心等方式，将中国作为新兴科技的创新主战场，使中国创新主体深度参与和引领新兴科技发展。其三，积极参与全球共性问题的解决，体现大国担当。疫情、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地质灾害等问题不分国界和立场，正制约着全球发展。通过为有志于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各国科学家提供帮助，如在中国设立实验室、提供资金和物资支援、派遣中国科学家协助等，不仅有助于全球共性问题的解决，也可进一步树立中国和平发展、心系全球的大国形象。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家创新体系要充分认识到技术进步的双面性，控制科学技术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使全体人民共享科技发展红利。 第一，设计更加公平的创新政策体系，使技术带来的超额收益惠泽更多人。通过高科技行业反垄断政策、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优化科技公司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高收入企业家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等渠道，使创新收益的分配兼具效率和公平，使科技创新更好地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防止技术进步导致的财富过度集中和社会撕裂。 第二，鼓励致力于提高弱势群体生存质量的技术创新。针对弱势群体的创新往往市场规模较小，并非创新活动的最佳标的。可通过政策鼓励创新企业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解决弱势群体面临的问题，如罕见病治疗、适老化改造、无障碍出行等，提高弱势群体的生存质量，防止弱势群体被排斥在技术创新受众之外。 第三，保障公民的就业权利、发掘人类劳动新价值。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资本的逐利本质使机器取代人脑、人类失去岗位的未来成为可能，而这有悖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价值取向，因此国家创新体系要有计划、有选择、有节制地推动科技发展，防止大面积失业，保障公民就业权利；同时要致力于发掘人类劳动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新价值，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第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谨防数字时代“时代病”。个人智能终端、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引致的网络及游戏成瘾问题，危害着人的精神健康，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时代病”，为此要实现更加科学有效的监管，包括防沉迷系统、针对未成年人的智能拦截系统等，并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精神文明建设。 第五，鼓励绿色技术创新，助力节能减排。国家创新体系要处理好增长与环境的关系，逐步淘汰高排放、高污染技术，鼓励绿色技术创新，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担负起保护地球生态的大国责任。
[责任编辑：李 慧]
为适应微信阅读，内容有所删减，原文见《现代经济探讨》2023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新刊上线│《现代经济探讨》2023年第8期目录
李勇刚│土地资源错配、空间溢出效应与绿色技术创新
王仁曾 詹姝珂│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研究
周天勇│居民需求不足解释及其改革扩张对稳定增长的展望 ——基于二元差值的一个分析方法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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