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林小札：冯邕妻元氏墓志（二）：志文及书法 | 向阳
图文 | 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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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次谈论墓志纹饰，先看本志的志文。全志二十六行， 行二十六字， 共计六百五十六字，魏碑正书。原石保存完好，字口清晰，仅第二行“夫人”字处，第二十四行“群”与“孤”之间有泐痕及最后一行的“草”字略有损坏。墓志全文如下（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魏直阁将军辅国将军长乐冯邕之妻元氏墓志 夫人元氏，河南郡洛阳县崇恩里人也。昭成皇帝之曾孙，常山康王之长孙，司空文献公之元女。宗柯庵蔼，拂于上天，本枝联绵，接于辰绪。盖轩皇之派流，仓精之别裔。用能郁映寰中，扶疏六合，代承五运，迭用三正，河图洛玺，世袭相传。故以彪炳玉牒，照灼金书，竹帛己彰，可略而言也。夫人禀纯粹之精，资贞顺之操，贵连王姬，美兼桃李，材貌不群，神明秀异，秉四德以基厥身，执贞高而为行本。体备温恭，聪慧在性，家诫女传，径目必持，凡所闻见，入赏无漏。每览经史，睹靖女之峻节，觌伯姬之谨重，未始不留涟三覆，慕其为人也。令仪令色，风流之盛攸归，声曜闺庭，誉闻王族。年廿有一，越嫔冯氏。母义三恪，道着二王，肃穆闺闱，见重君子。乃言曰：吾少好讽诵，颇说诗书。而诗刺哲妇，书诫牝鸡，始知妇人之德，主于贞敏，不在多能。于是都捐庶业，专奉内事，酒醴自躬，组紃由己，饮膳之味，在调必珍，文绣裁缝，径手则丽。三徙之流，莫不遵其风教；内外宗妇，于是访其容仪。是使长息向冠，台府垂辟。二女未笄，皇子双娉，虽复妫姜取贵，杞宋见珍，何以加也。夫人孝性自衷，情理天发，少遭闵凶，忧穷相仍，泣血历年，遂成心病。服制既除，疗疚温汤，无效如还，中路弥甚。春秋卅有八，以大魏正光三年四月壬戌朔日卒于艾涧之候庭。声悲风楚，气结行云，京师追柩，车盖连箱，莫不涕洒长衢，泪增伊洛。以其年十月廿五日葬于景陵之南岗。乃斲志埏门，言归实录，宣述景行，题记氏族，托金石之不朽，庶德音之长烛。其词曰：赫赫帝宗，与日比盛，光光后族，方月均映。同类相求，咸恒结庆，男女礼感，人伦攸正。合卺同牢，一齐无改，偕老为期，百年相待。长短殊命，夭寿异等，淑媛遍雕，金夫独在。没世何早，弃此众孤，哀哀稚子，永擗呜呼。去兹昭路，逝轸幽途，镜尘象箧，香灭金炉。委魄泉扃，延宵无极，草繁丘垄，苍芒谁识。刍童来践，牧竖斯陟，拱木易吟，悲风难息。
北魏皇族女性墓志文体的标准格式，第一部分介绍志主的家世背景，祖先渊源，父祖或者丈夫的姓名与官职，有时也会加以简单说明父祖或丈夫的为人，多半是评价式的文字叙述。第二部分是志主生平，女性墓志以家庭生活的描述为主，重点在于强调其对夫家的贡献，如相夫教子，孝顺公婆，友爱兄弟等。第三部分是临终前后的描述，通常会记载死亡的年月日与年龄、地点，以及埋葬的时间、地点等。本志基本上按上述规范，以骈文为主，大量用典，辞藻华丽优美但疏于记事。
就內容而言，北魏墓志极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仅以此志及元晖墓志为例，赵万里在《汉晋南北朝墓志集释》中记述如下：“夫人为常山康王长孙司空文宪公元女。以昭成子孙传及元晖墓志证之，盖晖之女也。晖卒于神龟二年九月，逾三年夫人以哀毁卒。志云‘服制既除，疗疚温汤，无效如还，中路弥甚。’其孝行有足多者。夫人嫔于长乐冯邕。邕，魏书无传，惟史则两见其名，北齐书尧雄传‘周文帝遣韦孝宽等攻豫州，执刺史冯邕并家属及部下妻子数千口。’周书韦孝宽传‘孝宽下豫州，获刺史冯邕。’疑即其人。文帝纪系韦孝宽陷东魏州于大统三年，上距夫人之卒已十六年，尔时关东西兵连祸结，邕卒于关西，度未能归骨于洛。此志固瑰丽精整，而圹中独无邕志，职是故欤？” “晖为昭成皇帝六世孙，以元侔志阴互证知晖乃常山王遵之曾孙，常山康王素连之孙，晖父河间公于德，又见元愔、元悛二志。魏书称晖为忠子，北史则晖为悝之弟，德之子，今乃知北史是而魏书误也。”（无怪乎田余庆评说《魏书》作者魏收“著史疏误到这种程度感到吃惊。”）
下表列出昭成子孙世系与道武孝文系的简单比较，可知作为元晖长女的冯邕妻是孝文帝的祖姑母，其辈份远在当时的皇帝元诩之上，所以墓葬规模自然宏大。从表中还可看出元晖当是昭成帝五世孙而非元晖墓志所言六世孙，元悛、元愔墓志俱言二人系昭成帝七世孙而晖为其曾祖，也是证明。维基百科有详细的昭成帝世系表可以查看（https://zh.wikipedia.org/zh-cn/河南元氏世系图_(昭成帝系))。
接着来探讨墓志书法。南朝书家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文中评论钟繇书法时有言：“钟书有三体：一日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日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日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由于晋室南迁，远离中原，南朝士人的书法风尚以“草隶兼善”为主体，即“锺书三体”的后两者—“章程书”和“行狎书”得到了迅速发展和传播。而铭石书，自曹魏而下，南朝皆守禁碑之令，一扫“桓灵以来，碑碣云起”风气，碑刻数量大减。再加上士大夫清流不书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南朝书家以“铭石书”称者甚稀少，铭石书渐渐地被淡化，甚至遗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实用性书体发展的自身特点决定的，这类书体一旦失去实用的场所、载体和空间，那么它很快就会被淡化而逐渐走向衰落，甚至消亡。
而北朝由外族入主中原，无视禁碑令，刻石风气盛，故多见“铭石”之书。一般而言铭石书要求庄重而少起伏，多采用当时通行的“正体书” （魏晋时以八分隶书为正体）镌刻。北魏是一个变型时期，旧体铭石书已经发生了质变，新体楷书入碑志开始出现。这种多样化的北魏书法也为书家极口称赞，梁启超说“绘画在北魏不能独立，书法在北魏可以独立，而且可以分初、盛、中、晚。书法以北魏为主系，唐为闰系。”（《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纵观众多北魏墓志，书写有精美与草率之分，刊刻亦有精粗之别。在洛阳一代的邙山地段，出土的大批北魏元氏宗室墓志乃是郑重之作，选石优良，刻工刀法精湛细致，使书丹笔意得以充分体现。考察这类正体书，不难发现其特点：点画方峻丰满，横则左低右高，呈欹斜之态，撇捺则恣意开张，收笔平挑，俯仰向背各有姿态；间架已是斜划紧而非平划宽结。清代碑学家这种新体楷书称为“魏碑体”，也有研究者称其为“邙山体”或者“洛阳体”。这种书体主要流行于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至北魏分裂为东西魏这一时期，特别是正光以后至北魏末期（520年 - 533年），十余年间墓志数量激增，有时多方墓志为同种风格，似出于同一书手，可能当时已经出现了一批写墓志的专业书手。这一时期最著名且有特色者欹侧俊利的有《李璧墓志》（正光元年，520年），雍容典雅的有《张玄墓志》（普泰元年，531年），风华馨逸的有《司马显姿墓志》（正光二年，521年），婉丽温润的有《常季繁墓志》（正光四年，523年），韶美流媚的有《元倪墓志》（正光四年，523年）。
尽管当时的正体书以斜划紧结为特征，但是仍有大量墓志的书写者在基本结构和笔法还多少保留了八分隶书的特征，似乎有意仿古以示庄严。而《冯邕妻元氏墓志》等一类墓志就属于这种呈现“平正”风格的墓志。这些墓志的共同特点是字形方整平稳，还杂有翻挑的隶笔，结构上则宽松大方，最著名的楷书作品《张玄墓志》也属于此类。张玄墓志明代出土于山西永济，刊刻于北魏末期, 同一时期洛阳地区的墓志有《胡明相墓志》（孝昌三年，527年）、《尔朱绍尔朱袭兄弟墓志》（永安二年，529年）以及新出土的《罗宗妻陆蒺藜墓志》（普泰元年，531年）。相比之下，虽然后三者厚重，前者清秀，但是它们都具有结构宽阔、笔画温润的风格，与早期那种带有刀刻意味的凌厉险峻形成显明的对比。
由此上推到正光三年（522年）的《冯邕妻元氏墓志》，正光四年（523年）的《元引墓志》、《元谭妻司马氏墓志》，正光五年（524年）的《元谧墓志》、《元悦妃冯季华墓志》，孝昌元年（525年）的《元晫墓志》、《元纂墓志》，孝昌三年（527年）的《胡明相墓志》等与上述永安二年（529年）尔朱绍兄弟的墓志可以说是如出一辄。如果单独取出上面这些墓志的局部拓本，基本上无法分辨, 极有可能出自同一书家和刻工之手。这也说明这种端正严谨，庄重遒美的风格得到了北魏后期社会的公认，成为元氏宗室的铭石书，甚至影响了东魏、北齐的书风，并渐渐成为当时楷体书的“多数派”。随着书法史的发展和书体演进的结束，成熟的楷书最终在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朝完全进入到铭石书领域并占据了主导地位且成为了官方通用正体文字。
非常巧合的是明尼阿波里斯美术馆收藏有元谧墓志及盖，将其书刻与冯邕对比不难发现二者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今仅列出其中两碑中共有的一些单字。这说明当时元氏宗室墓志的撰写刊刻已经形成一定的标准模式，特别是书体基本上趋向平正典雅，精致整饬一路，甚至连一些异体字也有相同的书写格式。
冯邕妻墓志（上行）与元谧墓志（下行）的单字对比 |
仅就此墓志的书写而言，书手可能是出于庄重的考虑，某些字夹杂着一些篆隶笔法的古意，如下图所示的几个字，“兹”字下部明显是篆书写法，“五”字则一折带有隶意，“事”和“手”字的竖钩也是隶书写法，“竹”字尽管笔划是楷书，但字形却是汉隶。
然而此刻石也不是一味只求庄重，偶而也会有些字带有南朝行狎书的写法，如下图的几个字当中点与点之间的牵引呼应，特别是“覆”字的双人旁已经是行书写法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只有通过看原石才能发现其妙。仔细观察下图当中多数石刻点，其形状并无二致，可见当时的刻工对点的镌刻已经纯熟于心，亦或刊刻时选相同的笔划一起刻出，而不是逐字刻画。也有人认为此类点是魏碑所特有的笔形之一，把它形象地比喻为“粟米”，是书手在书丹时用笔尖一抹而过。
（本文原载于《岸芷尚青》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