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林小札：《朱巨川告身》与《张令晓告身》书者新解 | 张焱
《朱巨川告身》与《张令晓告身》均为流传有序的唐代法书作品，但究竟为何人所书，在学术界尚存在诸多分歧。元代鲜于枢、张斯立、张晏和明代董其昌等人因循《宣和书谱》，认为《朱巨川告身》是唐代徐浩所书。清代王澍对此不以为然：“实则视其所书，不空和尚碑才十得三四耳”，但没有进一步对书者身份进行探讨。项元汴根据《张令晓告身》中的“真卿”款署名，将该卷归于颜真卿名下，清代朱䌽、刘绎附和这一观点，但实际上该卷书风与颜真卿差异极大，颜书之说没有说服力。近代学者吴湖帆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认为“颜鲁公书《张令晓告身》、徐季海《朱巨川告身》二卷，皆元人伪本，而前贤藏者俱重视为至宝，亦有厚幸也”。笔者使用图像对比技术对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两件唐代告身正文确非徐浩、颜真卿所书，但也并非“元人伪本”，书者的真实身份尚有探索的余地。
《朱巨川告身》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白麻纸本，纵二十七厘米，横一百八十五点八厘米。该卷北宋时本为王衷收藏，后入两宋御府，著录于《书史》、《宣和书谱》、《宋中兴馆阁储藏图书记》；此后，元代鲜于枢、张斯立、明代韩世能和清代冯铨、宋荦、梁清标先后收藏此作，终入乾隆内府并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
在《宣和书谱》中，《朱巨川告身》被归到徐浩名下，后人也大多沿承此说，究其原因大约有二。其一，米芾在《书史》中提到过该作，并给出了自己的鉴定意见 ：“又一告类徐浩书，在邑人王衷处，亦巨川告也”；其二，《新唐书》中记载“肃宗立，由襄州刺史召授中书舍人。四方诏令，多出浩手，遣辞赡速，而书法至精，帝喜之”。但事实上，这两个理由都不够充分。米芾仅仅认为“类徐浩书”，并在后文中进一步点评“然如徐告，粗有徐法尔”，但这些细节却被历代收藏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只有清代王澍客观地通览全文，指出“米老但以为似徐书，未遽以为季海也”。至于“四方诏令，多出浩手”之说，我们应该看到《朱巨川告身》的书写时间为大历三年八月，此时代宗在位，徐浩不再担任中书舍人，时任广东刺史之职①，如果说朱巨川远赴千里至广东求一纸告身，再返回京师吏部矜告身官印，与常理不合，前人以此为据，过于牵强附会。
近代学者吴湖帆认为《朱巨川告身》为“元人伪本”，但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应该只是根据书风得出结论。从表观风格来看，这件作品与以赵孟頫为代表的元代行书确有近似之处，但纵观历代书学，不乏书家隔代而笔法暗合的实例，仅凭目鉴判断定为元人略显武断。事实上，该卷所矜宣和御府印鉴可以作为该卷年份的支撑性证据。《朱巨川告身》屡经重装，本幅右侧双龙印已然残损，右下角“宣龢”印仅剩残边，但左上角和左下角矜有“政和”和“宣和”印依然可见，由于这两方印与“尚书吏部告身之印”相互交叠，难以辨认，因此在《石渠宝笈续编》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信息中都没有相关记录。但经软件处理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和”和“宣和”印的右轮廓（图二）。这两方印部位合乎惯例，尺寸、印文细节均与标准件一致，当为北宋宣和御府藏品，虽不能确认是徐浩亲笔，但唐人所书的概率很大。
由于告身具有“官员赋役优免凭证、子孙恩荫依据、永业田申请依据”等重要功能②，受者往往会请擅长书法之人进行抄录用于收藏，甚或作为遗产流传。朱巨川即有此偏好，北宋流传两件《朱巨川告身》，一件被米芾鉴定为颜真卿亲笔，另一件即本文所论者，亦能入米芾法眼并著录于《书史》之中，应非书吏所为。从目鉴角度来看，该作结体严谨，行笔雍容自如，艺术水准远超传世唐代吏员书公文，能够得到鲜于枢等人的肯定和珍视是有理由的。综合这些情况考虑，《朱巨川告身》有可能是唐代书学名家所为。
上述基于著录、传统目鉴的讨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厘清《朱巨川告身》的性质，但绝无可能更进一步以确认书者的身份。笔者以为，此时唯一能够取得突破的方法只能是图像分析与检索。按照此思路，笔者对《朱巨川告身》的笔迹进行了图像分析，一方面将其与徐浩的笔迹进行对比分析，对徐书之说进行验证；另一方面尝试在历代书法数据库进行检索，以期确认书者的真实身份。
（一）取势姿态分析
唐代书法的取势分析鉴定有其特殊性。由于取士标准兼及应试者的书法水准，要求“楷法遒美”，所以唐代士人非常重视笔法的稳定性，以“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工稳之态为美。在这样的审美需求下，法书取势姿态的选择余地不大，往往大同而小异，从而给鉴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即难以在众多面貌近似的候选者中锁定目标③。但凡事皆有两面，笔法的高度稳定性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为鉴定带来启发。审美取向和生理限制是影响成熟书家取势的主要因素，在稳定的笔法中，这些因素可以实现重现性表达，即“千字一面”的书写特征：常用字不仅仅是面貌相似，分割比例、连带细节也往往接近于重合，且随时间嬗变的幅度不大。如果在两件作品中有多处常见字出现近乎重合的情形，即通过了数学意义上的多重检验，即可作为唐代法书鉴定的关键证据。基于此思路，本文对《朱巨川告身》进行了图像分析及比对。
《朱巨川告身》最醒目的取势特征是字型修长。如图三所示，《朱巨川告身》习惯以长竖取势，整体字型趋于修长；而徐浩在大历三年左近的书迹从不以长竖取势，且整体字型趋于扁平，对比非常鲜明。按照此特征对大历三年在世、且素有书名的书家进行检索，发现朝中重臣王缙的笔迹特征与之高度吻合，如图三所示，王缙不但同样以长竖取势，而且同字的分割比例、牵丝连带也与《朱巨川告身》高度一致，笔迹近乎于重合。
戈钩是《朱巨川告身》另一项取势之法。如图四所示，《朱巨川告身》钩笔形态极为舒展，往往突破常规字型的局限。徐浩在大历三年左近亦以戈钩取势，但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即戈钩取势较平，从而局限在扁平字型之中，整体字型比较规整。反观王缙，其戈法与《朱巨川告身》非常接近，向右下伸展之态突出，整体字型趋于修长，“或”与“义”字特征也近乎重合。
与竖笔和戈钩伸展取势不同，《朱巨川告身》中的风字钩和横折钩处理方法较为局促。如图五所示，《朱巨川告身》中“气”与“艺”字的风字钩向下略伸后即钩回，远不如徐浩例字中风字钩的形态舒展，却与王缙笔迹的形态极为接近。《朱巨川告身》中“为”和“高”字的横折钩均斜向左下，形态较为窄仄，具有一定的辨识度，与徐浩笔迹差别非常明显，反观王缙书《王忠懿神道碑》，相似例字形态几与《朱巨川告身》重合，绝非偶然。此外，《朱巨川告身》局促还体现在左右结构的处理之中，图五中“到”、“副”利刀旁的左点几乎靠在左侧部首上，远离右竖钩，形态较为特别；徐浩所书利刀旁不曾出现该形态，而王缙书迹中则不乏相似的例子。值得说明的是，这些局促取势可以得到修长的字型，与上述长竖、戈钩伸展取势虽异曲而同工。
纵观图三至图五可知，徐浩书学在大历三年左近趋于成熟，整体字型趋于扁平，各字纵横比例接近于定值，极具唐代“尚法”规范之美——不仅碑刻如此，就连《书论》、《宝林寺作》和《道德经》等帖本也无不如此，可见这是徐浩根深蒂固的书写习惯，而不仅仅是缘于碑文书写的仪式感。反观《朱巨川告身》，长竖、戈钩习惯于突破常规字型局限，横折钩与风字钩相对窄仄，整体字型较为修长，与徐浩书迹的区别明显。由于取势方法直接涉及到书家的审美观甚至性格特征，具有相对保守的特征，因此可以排除《朱巨川告身》为徐书的可能性。
（二）局部定势分析
上述图像分析结果表明，《朱巨川告身》有可能是另一位唐代名家王缙的作品。为了进一步验证这种可能性，笔者对一些特征性局部定势进行了分析。唐代书法以工稳、规整为美，因此一些由于笔法掌控不够精细、结构不够工稳但却较为保守的局部具有更强的排他性，这个规律或许可以表述为“工稳的结构可能是相似的，但是不够工稳的结构却各有各的不同”。
如图六所示，《朱巨川告身》习惯于以长撇取势，“奉”、“居”、“符”和“依”等字均呈现出右倾之态，不够工稳。试看图中所举王缙书近似字，都出现了高度接近的右倾特征，绝非偶然，而是相同的笔法瑕疵所致，徐浩所书的相似字则绝无此弊。
如图七所示，《朱巨川告身》中“畅”字“易”旁由于长横斜向右上，横折钩斜向右下，形态偏斜，与唐代主流审美观并不相符，王缙所书《王忠懿神道碑》中易字旁与此形态几乎重合，而徐浩所书“易”字旁显然与之不同。另外，《朱巨川告身》中“豪”字“豕”旁末两点与左侧次撇相接，导致字型不稳，几有跌倒之虞；王缙所书多处“豕”旁均与此形态重合，当为书家固有的书写习惯所致；徐浩所书“豕”旁形态形态极为端正工稳，无需多辨。
综合上述图像分析，《朱巨川告身》的取势姿态与局部定势与王缙笔迹高度吻合，许多例字形态重合，绝非笔法偶合可至，应该正是王缙亲笔。由《唐语林校正》记载可知，王缙喜好书写碑志，被其兄王维戏称为“大作家”，为他人书写告身也应在情理之中。进一步参考文末所附王缙年表可知，大历三年八月王缙已由幽州还京，尚未赴太原新任，也的确具备为就近为朱巨川书写告身的可能性。综合这些因素，笔者以为将《朱巨川告身》归为王缙所书，应该是目前最为合理的选择。
二 、《张令晓告身》图像分析与比对
《张令晓告身》，下落不明，精确尺寸不详，图版见于日版《唐告身の古文书学的研究》（图八）④。该卷曾入南宋御府，著录于《宋中兴馆阁储藏图书记》；此后，《张令晓告身》先后被明代项元汴、清代朱䌽收藏，并曾刻入《大槟堂法帖》和《敬一堂帖》中；1940年，该卷藏于北京周大文处，图像曾在日本《书道》杂志中印刷出版。
项元汴在《张令晓告身》跋中将其定为颜真卿书，清代刘绎也认为该卷有“真卿”款识（图八），且笔法与《多宝塔碑》相合，当为颜氏亲笔。然而，这些理由显然是不够充分的。首先，该卷告身书写于大历十四年，此时颜真卿任吏部尚书充礼仪使⑤，在告身中署名是应有之义，却绝不能作为告身正文书写者的依据；其次，“真卿”款与《张令晓告身》正文的书风差异极大，前者当是最可信的传世颜氏正书墨迹，弥足珍贵，后者显然另有其人；再次，《张令晓告身》正文与颜真卿早年书《多宝塔碑》的笔法是否一致姑且不论，但与颜真卿大历十四年年所书《勤礼碑》的笔法相差之大却是一望可知的。总而言之，《张令晓告身》并非颜真卿的书作，书者另有其人。
近代学者吴湖帆曾将《张令晓告身》与上述《朱巨川告身》定为“元人伪作”，虽然笔者并不同意此观点，但吴湖帆注意到了这两件告身风格的相似性，却是值得重视的。结合本文上一章节的结论，笔者以为《张令晓告身》有可能也是王缙所书，为了验证这一结论，笔者对其进行了图像分析，并与《朱巨川告身》、王缙传世诸碑笔迹进行了比较。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出版物中《张令晓告身》墨迹图像不够清晰，本文只能以《大槟堂法帖》刻本资料用于分析。
（一）取势姿态分析
如图九所示，《张令晓告身》同样以长竖和竖钩取势，字型较为修长，“军”、“件”、“节”、“守”等字与《朱巨川告身》、《王忠懿神道碑》相似字形态非常接近，部分字迹接近重合。《张令晓告身》中“年”字与《朱巨川告身》差异较大，但考虑前者书写于大历十四年，后者书写于大历三年，书写习惯略有改变也在情理之中；进一步探究可知，书写于大历十年的《王忠懿神道碑》中两种“年”字形态并存，或可作为这一观点的佐证。
如图十所示，戈法取势在《张令晓告身》中同样突出，试看其“或”、“戍”等字，戈钩远远超出常规字型的局限，与《朱巨川告身》、王缙《王忠懿神道碑》的字型也较为接近。
图十 戈钩伸展取势，王缙例字（右）取自《王忠懿神道碑》，左为《张令晓告身》例字，中为《朱巨川告身》例字。
以长点捺取势是《张令晓告身》的另一项趋势特征（图十一）。其中“使”、“板”、“决”、“长”和“展”等字均使用此法，且笔迹细节与《王忠懿神道碑》中相似例字几乎重合，具备很强的排他性。
图十一长捺伸展取势，王缙例字（右）取自《王忠懿神道碑》，左为《张令晓告身》例字，中为《朱巨川告身》例字。
另外，与《朱巨川告身》相似，《张令晓告身》中宫紧收，几近于窄仄。如图十二所示，利刀旁点与左侧部首接近，远离右侧竖钩，与《朱巨川告身》和《王忠懿神道碑》形态一致（图十二）；另外，在左右结构字型处理中，《张令晓告身》过度紧收导致笔画相搭，这也与《朱巨川告身》和《王忠懿神道碑》特征相符，可以证实三者的同源性。
图十二局促取势，王缙例字（右）取自《王忠懿神道碑》和《桓臣范墓志》，左为《张令晓告身》例字，中为《朱巨川告身》例字。
（二）局部定势分析
不够工稳和较为随性的局部定势可以进一步证实《张令晓告身》与王缙之间的关系。如图十三所示，《张令晓告身》以长撇取势时也会出现右倾之态，如“奉”、“居”、“夫”、“符”和“府”等字无不如此，这与《朱巨川告身》和《王忠懿神道碑》中近似字极为接近，应当正是同一笔法瑕疵所致。“状”字也有同样的取势，虽然谈不到欹侧倾倒，但显得较为随性，与王缙《王忠懿神道碑》中的“状”近于重合，也可以印证两者的同源性。
如图十四所示，《张令晓告身》中“易”旁也呈现出欹侧倾倒之态，虽与《朱巨川告身》、《王忠懿神道碑》略有区别，但演化渊源仍是一望可知。另《张令晓告身》中“成”字旁膝盖出头，并非常见的处理方法，具有一定的排他性，王缙所书“成”与“城”字特征与此高度一致，可以进一步证实《张令晓告身》为王缙所书。
图十四 “易”、“成”局部定势，王缙例字（右）取自《王忠懿神道碑》和《李宝臣残碑》，左为《张令晓告身》例字，中为《朱巨川告身》例字。
值得说明的是，《张令晓告身》书写于大历十四年，去《朱巨川告身》已有十一年，结体更加成熟，如“居”（图十三）、“易”字旁（图十四）虽欹侧但不倾倒，反映出王缙在此期间的成熟与进步。另外，《朱巨川告身》行笔迟缓，与王缙书《李宝臣残碑》笔触接近，当为软毫所书；而《张令晓告身》笔画更加挺拔，与王缙早年所书的《桓臣范墓志》笔触更加接近，似为硬毫所书——倘《张令晓告身》真迹尚在人间，高清资料得以出版的话，或许能够得到更加坚实的结论。
总而言之，笔迹分析结果表明《朱巨川告身》与《张令晓告身》均为唐代王缙之作，历代收藏者将其归于顶级名家徐浩和颜真卿或许确属“厚幸”，但依然是不可多得的唐代名家书迹，具有非常重要的书学与文献学价值。
附王缙简介与年表⑥
王缙，字夏卿，著名诗人王维胞弟，祖籍太原祁县，后来迁居河中。自幼好学，与王维俱以名闻，诗作风格与王维相似，平淡清新。举草泽文辞清丽科上第，授侍御史。协助李光弼平定安史之乱，历任太原尹、河南副元帅、河东节度使，两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附权臣元载，被贬为括州刺史，终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王缙擅长书法，《述书赋》称其“文笔泉薮，善草隶书，功超薛稷”，好为人作碑铭，传世碑刻拓本有《桓臣范墓志》、《王忠嗣神道碑》《李宝臣残碑》等。
注释：
①朱关田，《唐代书法家年谱》卷五（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277。
②李萌，《唐宋告身略论》，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③正因如此，部分当代学者将《昭仁寺碑》、《孝女曹娥碑》墨迹归为虞世南的结论是不能接受的。
④大庭脩，《唐告身の古文书学的研究》（西域文化研究所编:《西域文化研究》(第三)，东京：法藏馆，1960年），页116。
⑤朱关田，《唐代书法家年谱》卷六（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421。
⑥综合《旧唐书》、《新唐书》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拓本整理。
⑦该碑残损过半，但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拓本，“王缙”下“书”字仍然隐约可辨，加之风格与《王忠懿神道碑》高度一致，可以定为王缙所书；另，冯金忠考《李宝臣残碑》当在大历十年至建中三年之间，但大历十二年王缙遭贬，官职已然发生变动，与《李宝臣残碑》中的相关信息不合，据此可进一步将该碑时间范围缩至大历十年至十二年初，姑附于此。
（此文首刊发于《书法》，2020年5月刊，页63-69）
编辑 | 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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