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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白谦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三十七岁的白谦慎正在美国耶鲁大学攻读艺术史博士学位。
在为耶鲁大学美术馆策划“方寸世界：中国篆刻艺术展”时，他从老师张充和的一位友人处借来一套陈巨来手拓吴大澂旧藏二十八枚古代将军印印蜕。
吴大澂甚是喜爱这组将军印，还请吴昌硕为他刻了“二十八将军印齋”。
这是白谦慎与吴大澂，最初的“相遇”——
为了给展品写说明，他开始查阅吴大澂的资料。
“（我）发现这个人很有意思，就开始关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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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大 澂
1835—1902
白谦慎为耶鲁大学美术馆策划的中国篆刻艺术展（1992）
白谦慎教授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艺术史学者之一，很多人书架上都有他的《傅山的世界》《傅山的交往和应酬》。
“傅山”之外，“吴大澂”是他专注的另一个重要个案——已经研究了二十多年。
2013年，由海豚出版社出版的小书《吴大澂和他的拓工》率先面市，去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其最新著作——《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不过数月很快加印。
白谦慎教授曾在访谈中谈到，对吴大澂的研究，并不仅仅止于其个人，而是透过吴大澂，研究一批人、一个时代。
这本新著，正是“吴大澂与中国文人文化的现代命运”这一整体研究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其以吴大澂及其周围的官僚群体为中心，探讨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收藏活动的社会机制。
晚清官员收藏活动得以展开，涉及多种社会因素，包括藏品买卖的信息传递、交通运输和支付方式，以及晚清官员的收入和支出、官场各种礼金往来的规俗等。
书中涉及大量史实资料，并利用了大量未曾刊布的稿本、信札等材料——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馆藏。
由此，整个收藏过程得以细致还原，并以此为切入点，与近年来学术界流行的若干理论进行对话。
据吴大澂所藏金石做成的拓片条幅
本书分上中下三篇。
上篇谈文物市场与收藏；中篇谈文物的信息传递系统，支付和运输手段等，即《信息、票号、运输：收藏活动的网络因素》；下篇谈官员的俸禄、养廉银、礼金制度等，即《吴大澂的收支与收藏》。
展玩有幸专访白谦慎教授，特此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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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白谦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目 录
上篇 文物市场与收藏一、导言：收藏史研究的文献问题
二、青铜器收藏
三、书法与绘画
四、拓片市场
五、何谓收藏？
中篇 信息、票号、运输：收藏活动的网络因素一、信息
二、票号
三、运输
四、馀论
下篇 吴大澂的收支与收藏一、吴大澂的收入
二、吴大澂的主要支出
三、收支与收藏
馀论：吴大澂的古器物研究与近代学术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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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谦慎，1955年4月生于天津，祖籍福建安溪，在上海接受小学与中学教育。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赴美国罗格斯大学留学，1990年获比较政治硕士后，至耶鲁大学攻读艺术史博士，师从著名美术史家班宗华教授，1996年获博士。1999-2000年为盖蒂基金会博士后。1997-2015年任教于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2004年获终身教席。2015年由浙江大学以“文科领军人才”引进，现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
主要中英文著作有《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天倪——王方宇、沈慧藏八大山人书画》（与人合作）《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白谦慎书法论文选》《吴大澂和他的拓工》。部分论著被翻译成日文和韩文，在日本和韩国的权威艺术史杂志发表。2004年在美获古根汉研究大奖，2011年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研究奖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结束傅山的研究之后，您一直在进行吴大澂的个案研究，第一本相关著作是2013年海豚出版社的《吴大澂与他的拓工》， 为什么第二本著作会是《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能否请您谈谈新著的诞生过程和主要内容。 白 ：我自1990年进入艺术史领域后，研究过八大山人（写过几篇论文）、傅山、当代书法（写过一些论文和评论，也写过《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吴大澂是1992年就开始关注了。当时，我为耶鲁大学美术馆策划 “方寸世界：中国篆刻艺术展”，从张充和老师的一位友人那里借来一套陈巨来手拓吴大澂旧藏二十八枚古代将军印印蜕。吴大澂很喜欢这组将军印，曾经请吴昌硕为他刻了“二十八将军印齋”。为了给展品写说明，我查了吴大澂的资料，发现这个人很有意思，就开始关注他。《吴大澂的拓工》本是为故宫的秦明先生编的论文集写的一篇长文，因为有几万字，上海《文汇报》的陆灏先生将它编成一本小书由海豚出版社刊行。今年年底，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计划出一个增订本。关于收藏史，我一直有兴趣，我在浙大也开过收藏史专题的课。在研究傅山的时候，我就关心过他的友人韩霖和戴廷栻，这两人都是明末清初山西著名的收藏家。吴大澂更是一个活跃的收藏家，我也一直关心他的友人的收藏活动，陆续写过四五篇和收藏活动有关的论文。我的论文都比较长，选了三篇，汇为一书，分上、中、下。上篇谈文物市场，中篇谈文物的信息传递系统，支付和运输手段，下篇谈官员的俸禄、养廉银、礼金制度，看他们有多少钱来买古董。这三篇都和收藏的社会机制有关。在当下的收藏史研究中，也算是有特色的。
白谦慎《吴大澂和他的拓工》
问：请您谈一谈关于“吴大澂的古器物研究与近代学术转型”这个题目的构想，为什么是吴大澂承载了“近代学术转型”这个宏大的题目，您是如何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展开思考的。我还想请教的是，在中国的艺术史中，相对书画，金石是更小众的，为什么和近代学术转型产生关系的不是书画，而是金石？是金石本身和典章制度关系更直接一些？ 白 ：对金石学和近代学术转型的问题，海外学者关心地较早，夏威夷大学的Shana Brown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王正华教授等，都讨论过相关的问题。在西方，研究西方学术史的学者们，也有类似关怀。这点我在2012年为秦明编的《黄易与金石学论集》写的序《西方学术视野中的黄易及清代金石学》一文中就专门谈到过（《东方早报》2013年1月27日转载）。我在更早的一篇英文论文中（2010年发表），谈到了自从宋代金石学出现以后，文物的等级问题。金石学具有证经史的功能，从它诞生起始，便和学术有不解之缘。而书画收藏活动在二十世纪之前则始终没有和同时代的学术有如此密切的关联。古代关于书画的书，多为著录、技法、品评，和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史研究是不同的。
吴大澂所绘《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中的彝器图
问：您曾在访谈中谈到这个计划“实际的研究和写作已不是关于吴大澂个人的，完全是在研究一个时代、一批人。”研究晚清官员的收藏活动，意义何在？ 白 ：确实如此。研究吴大澂的每一个方面的活动，包括他的收藏活动，都会牵扯出一批人，一堆问题。比如说，研究他的社会网络和政治活动，就会涉及他的老师如吴云、冯桂芬、俞樾、潘祖荫、李鸿章等，朋友如左宗棠、翁同龢、盛昱等，亲戚如汪鸣銮、廖寿恒、张之洞、袁世凯等，结拜兄弟如盛宣怀、刘锦堂、张曜等。研究吴大澂的收藏活动，就会涉及当时最活跃的收藏家如陈介祺、潘祖荫、顾文彬、沈秉成、李鸿裔、李宗岱等。研究晚清官员的收藏活动意义何在？每个时代都有收藏活动，研究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的意义在于它和我的研究主题“中国文人文化的现代命运”有关。晚清官员生活在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在他们身后不久，文人士大夫这个阶层就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收藏界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收藏的内容也有所变化。所以，我们可以藉此观察在这最后一两代文人士大夫的收藏活动，既为他们的收藏活动做一个历史定位，也以此比较之前的收藏活动和之后的变化。
吴大澂致潘祖荫信札
吴大澂1889年致盛宣怀信札
吴大澂1889年八月二十五日致徐熙信札
吴大澂1889年十二月十五日致徐熙信札
问：您在书中详细分析了吴大澂的收入、支出与收藏。我们可见的吴大澂，一步步走向政治权力的核心，经济上却始终背负着沉重的家族压力，需要精打细算。但他又如此热衷地参与收藏活动，最终凭借学术眼光、先见之明和人脉资源，以不同的策略最终成为晚清古玉收藏第一人。吴大澂的收藏在当时的官员中具有代表性吗？他又是否存在一些特殊性？ 白 ：是否具有特殊性，还有待于其他学者的研究。现在有不少学者在研究晚清官员的收藏活动，如研究陈介祺、吴式芬、顾文彬、潘祖荫等，我想随着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我们对晚清的收藏景况才会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吴大澂有其特点，他的收藏活动始终和学术研究紧密相关。这点其他学者（如吴式芬、陈介祺等）也都有类似的情况，但是吴大澂更突出。以学术成果而论，他的《说文古籀补》《古玉图考》《权衡度量实验考》都具有开拓性，虽然也有不少讹误，但研究方法影响深远。现代学者王国维，当代学者裘锡圭对他的评价都很高，张光直先生也引用他的著作。
吴大澂《古玉图考》自序
吴大澂1892年的别敬单和团拜费单
吴大澂致汪鸣銮信札
吴大澂1890年致盛宣怀信札所附古董单
问：收藏是晚清官员的普遍行为吗？他们为什么积极介入收藏？能否以书中一些重要的案例来说明这个群体对收藏的热衷程度。 白 ：要回答你这个问题，有两个前提：第一，“官员”指怎样的官员？第二，“收藏”的定义。我的研究对象是晚清的高官。做地方官的，起码是知府或道台，做朝臣的，多为尚书、侍郎这个级别。我在书中将“收藏”分为“积极性收藏”和“消极性收藏”，花钱去买的古代文物，当然是积极性的收藏。还有一种就是消极性的“收藏”，有些物品，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了“藏品”。比如说，友朋之间往还的书札。潘祖荫就跟吴云半开玩笑地说，你写给我的信，我都裱好了，今后就会当文物送到琉璃厂去了。虽是玩笑之辞，但说得不错。我本人并不收藏文物，但是，近三十多年来，老师和朋友写给我的信，我保留了不少，这算“收藏”吗？我在慢慢地整理和捐给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都把这些信当作历史文献来收藏了。如果这也算是“收藏”的话，那收藏的范围就很大了。我曾写过《晚清官员日常生活中的书法》，文中讲到擅长书法的官员们要写很多的书法，社会有巨大的需求。索书人要这些字都是悬挂在家中的。这算不算“收藏”。如果这也算的话，普通官员也有“收藏”活动。从《翁同龢日记》记载的雅集来看，不同程度地参与收藏的高官应该不少，只是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只能做个大致的判断。
阮元、孙星衍等题伊秉绶藏周虢叔大林钟拓片
翁同龢旧藏王翚画《长江万里图》（局部）
问：您在书中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传统中国，财富的拥有者不见得在文化上具有话语权。在19世纪的下半叶，士大夫对商人收藏家依然有文化上的优越感，依凭着政治地位和文化优势，他们操持着艺术收藏和品鉴的话语权。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消失，士农工商的传统等级观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实业家、商人在收藏界变得越来越重要。根据您的观察，您研究的1860—1890年代，正是西方收藏家尚未大规模介入、商人收藏群体尚未取代文人士大夫阶层而成为收藏主体的最后时代。能谈谈这个问题吗？ 白 ：商人有钱，不管是出于爱好还是附庸风雅，收藏艺术品的一定会有不少商人。以稍晚的历史来看，明代的项元汴、清初的安岐、晚清民国的庞元济，都是著名的商人收藏家。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是无法和官员相比的。最近出版了不少欧美和日本早期收藏中国艺术品的书籍，使我们对西方和日本收藏中国艺术品的历史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除了外国收藏家的介入外，官员收藏群体也逐渐被工商阶层取代了。今天固然还有官员收藏艺术品，却是隐性的。近年来，通过一些拍卖公司的专场（譬如广东崇正拍卖的已故谷牧副总理旧藏的专场），我们知道了一些老干部的艺术品收藏。问：收藏界这种巨变的结果，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收藏格局与文物市场。士大夫们“艺术收藏和品鉴的话语权”后来被哪个群体所掌握了？ 白 ：在私人收藏方面，士大夫被工商阶层取代。但是，20世纪出现了公立博物馆，目前在中国，最大的收藏机构，还是公立机构，除了博物馆，还有各种文物机构，如考古研究所。潘祖荫和吴大澂曾经热衷收藏的青铜器，在市场上几乎没有流通了。品鉴方面的话语权，应该主要被文博系统和高校的学者们所掌握了。来自工商阶层的收藏家，直接参与研究的不多。我认识的近墨堂主人和枫江书屋的主人，都对研究艺术史很有兴趣。这样的收藏家，可能不是很多。做文物生意的人中，也有不少研究者，他们长期和市场打交道，实战能力强，不应因为他们的工作和营利有关，而忽略他们的研究。问：作为一位学者，一个读书人，您对书中的晚清官员们抱着一种什么样的个人态度。您个人喜欢吴大澂这个人物吗?他有带给您特殊的感受吗？比如尊敬或是同情等等？ 白 ：我想大概不能一概而论。顾文彬和吴云就很不同嘛。我对吴大澂的性格、学识、为人都有比较多的了解。我钦佩吴大澂清廉、学识，为国家效劳的精神。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自我感觉比较好，求功心切。他虽然积极地参与了洋务运动，对环伺中国周边的列强也有一定的了解，但在中日甲午之战中，他确实对敌方的力量认识不足。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官员和学者，对他最后的处境，我是同情的。
问：本书涉及到大量史实资料，其中未刊稿本就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等，还有影印本、刻本、点校本，论著、论文等等。读者面对如此一手的详实材料总感觉阅读是如此津津有味，但我们很少了解获得材料的艰辛，记得您家里曾经有大量手抄的笔记，能分享一些您研究所需的时间等细节吗？ 白 ：如果对比我曾研究过的傅山，吴大澂研究的资料起码要多上几十倍，甚至几百倍。这其中有学者们整理和点校过的吴大澂师友的全集，如《李鸿章全集》《左宗棠全集》《张之洞全集》《缪荃孙全集》等。还有没有被人编全集的师友的著作，如冯桂芬的著作，俞樾的著作，《王懿荣集》《王同愈集》等。近年来，点校或影印的吴大澂师友的日记、函札也不少，如吴云的信札，顾文彬的家书和日记等。吴大澂本人的文字，诗稿和部分信札有人整理，他的著作如《说文古籀补》也早就影印出版，但还有大量的稿本的艺术作品并没有正式出版。他们分别藏于一些图书馆、博物馆，出现在拍卖会或在私人藏家手中。以图书馆和博物馆而言，资料最多的是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图书馆。在过去，我到这些地方去查资料，很多都是手抄的。近些年来，影印和数字化的手段更加普及了，获取资料就比以前方便多了。近三十年来，私人收藏非常活跃，拍卖市场上也出现了许多珍贵的资料。我会定期上网查看，也会不时去拜访收藏家，看他们手中的资料。由于涉及吴大澂的资料太多，还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阅读。与吴大澂相关的资料很多是稿本，吴大澂的书札比较容易释读，但是他的老师吴云和潘祖荫的书札就不容易了，所以，在释读上也要花不少功夫。
问：您的新著透露了您的整体研究计划，指向“吴大澂与中国文人文化的现代命运”这一宏大命题，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振奋却也非常有挑战的题目。在进行这一主题的研究时，您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的困难？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白 ：困难很多，挑战很大，最终能否做好，心中没底。困难不是来自材料方面的，现在发现的与吴大澂及其时代的原始文献越来越多了，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硕。困难在于，吴大澂参与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是多方面的，我的知识储备不足，要边研究边补课，同时，还要经常请教各方面的专家。但更大的挑战，来自我本人的认识高度。中国传统文人已经是一个消失的历史现象，这个历史变迁业已发生，问题在于怎样来认识这场变迁。目前，我做的都是局部的研究，积蓄力量，对最后如何来应对这些挑战，目前只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从2013年出版《吴大澂和他的拓工》到2019年，整整六年，2015年您回浙大任教，2019年出任浙大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记得刚回浙大时您说希望做一个学术宅男，并计划用五年左右时间在哈佛大学完成吴大澂英文著作的出版。读者很关心，关于吴大澂的研究与写作，您目前进行到了哪一步？您如今的生活和工作能谈谈吗？院长的工作会对学术研究产生具体影响吗？对此您是面对和处理？ 白 ：我回国的时候，确实没有做行政工作的打算。我当时在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工作，这是一个研究机构，本身没有什么教学任务。我回国的前三年，每天都在家里看书写作，会也很少，时间相当充裕的，我当时真的希望做七年宅男，完成吴大澂的写作计划。2018年夏天，我去拜访出版《傅山的世界》的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的编辑，和他谈了我的写作计划，他很感兴趣，希望我早日完成书稿，交由他们出版。当然这还有一个审核的过程，但由于《傅山的世界》受到的好评和销售量（2020年已达60,000册），他们对我的书稿有信心。2018年9月，学校领导希望我出来筹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我接受了这一工作，从此我的生活方式完全改变了。现在开会花去的时间很多，读书写作的时间都大大减少了。但是，我院的行政团队非常给力，特别是我们的党委书记方志伟同志，很支持我在学术上面继续做出成绩，学院的很多工作他都承担下来了，使我还能挤出时间做些研究。但是，要完成写作计划，看来只能等我从行政岗位退下来，我的任期到2023年5月20日。十分期望到了那一天，我可以顺利交班，回到一个纯粹的学者的状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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