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林小札：唐玄宗的《鶺鴒頌》源流研究 | 李跃林
【本文梳理了唐玄宗行書《鶺鴒頌》的歷史著錄，將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墨跡本的書法形態與玄宗現存的其他行書碑碣作了比較，並與《汝帖》和《蘭亭續帖》中收刻的《鶺鴒頌》的書法和文字進行了校勘。這些文獻及圖像的對比顯示，台北故宮所藏的《鶺鴒頌》準確地反映了玄宗的行書書法。而啟功提出的關於《鶺鴒頌》“翰林代筆說”並不符合事實。】
在古代流傳的書法名跡中，皇帝們的手跡永遠是藏家追捧的對象。而留下墨跡的皇帝，在宋代以前，只有唐玄宗李隆基。
李隆基（685－762），先天元年（712年）於長安太極宮登基稱帝，所開闢的開元盛世是唐朝和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和經濟的極盛。李隆基本人儀表雄偉俊麗，雄才偉略而外又知曉音律，擅長書法，多才多藝。他與楊貴妃的婉麗而悲涼的愛情，因李白對楊妃“雲想衣裳花想容”的讚美和白居易“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的渲染，更成為家喻戶曉的傳說。
李隆基另一件為後世讚頌的事蹟，是其與同胞兄弟的友情和對幾位兄弟無微不至的關愛。歷史上通常的情況下，皇族的同胞兄弟為了爭奪皇位而刀戈相向，如唐初就有血腥的玄武門事變。而李隆基登基前後與兄弟間的親情，在《新唐書·卷八十一》中記載如下：
“初，帝五子列第東都積善坊，號「五王子宅」。及賜第上都隆慶坊，亦號「五王宅」。玄宗為太子，嘗制大衾長枕，將與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為興慶宮，而賜憲及薛王第於勝業坊，申、岐二王居安興坊，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南置樓，其西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侑歡。諸王日朝側門，既歸，即具樂縱飲，擊球、鬥雞、馳鷹犬為樂，如是歲月不絕，所至輒中使勞賜相踵，世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帝於敦睦蓋天性然，雖讒邪亂其間，而卒無以搖。時有鶺鴒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棲浹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為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為作頌。”
這裡所指的頌，就是我們要討論的《鶺鴒頌》。鶺鴒，又稱脊令，鳥名。《詩•小雅•常棣》有“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故後世每以鶺鴒喻兄弟之情。
《鶺鴒頌》書跡，宋代就有著錄，流傳有序，現有墨跡本一種藏臺北故宮博物院（圖一）。至於該墨跡本的源流，歷史上一直認為是玄宗親筆或是下真跡一等的雙鉤廓填。更因其內容，歷代備受保重。
近來啟功之《論書詩》中，又提出了“翰林代筆”之說。判斷的依據，只在其《論書百絕句·四七》及其註釋中說明：
“翰林供奉撥燈手，素帛黃麻次第開。
千載鶺鴒留勝跡，有姿無媚見新裁。
此頌因為唐明皇禦撰，後有敕字，遂號為御書。然明皇書有《裴耀卿奏記批答》及《石台孝經批字》，筆勢與此並不相類，因啟後人之疑。疑者有二類，其一疑為米臨，此已不足多辨。其一謂為硬黃摹本，其說謂米元章記其所見者為絹素本，米氏鑑定，不能有訛，此非絹本，必屬不真。且硬黃摹書，已成常談，此本既為硬黃，苟非摹書，又將何屬？餘昔年曾見原跡，墨痕輕重，迥異鉤填，然則此樁公案，究竟如何剖決？一日閱宋代詔敕、告身，皆出御書院、制誥案書手所寫者。文屬王言，後有敕字，然無一本出宋帝親筆。又見乾嘉時南齋翰林奉敕以精箋錄御製詩文，或高頭巨卷，制逾尋常;或寸余小冊，僅盈掌握。而同一詩文，累見複本。蓋詞臣精寫，以代印刷，清代尚爾，遑論李唐。米氏所見絹本與此紙本，可謂同真同偽。同真者，同出開元翰林供奉也；同偽者，同非明皇手書也。至於硬黃必用以摹書之說，則癡人前不必說夢也。”[1]
總結起來，啟功提出來幾個理由，一是米芾所記為絹素本，因此必與現存紙本來源不同。二是墨本《鶺鴒頌》與玄宗其他行書在筆勢上大有區別，固非玄宗手筆。三則是文獻中宋代和清代翰林為皇帝代筆的現像或是普遍現象，所以現存的《鶺鴒頌》墨本和當年米芾所見的本子，都是“詞臣精寫，以代印刷”的結果。
第一條自不必論，絹、紙都可以用作雙鉤廓填，所以米芾所見可能是或不是與紙本同一底本，沒有直接的圖像比較，並不說明任何問題。
我們來分析第二條。啟功所依據的圖像資料，只有玄宗的《裴耀卿奏記批答》及《石台孝經批字》。《石臺孝經》現存西安碑林，玄宗隸書，唐天寶四年（西元745年）立，高620厘米。批字部分行書，字徑約20厘米（圖二，下左）。《裴耀卿奏記批答》今尚見於刻本（圖二，上），字徑亦在20厘米左右，筆勢與《石臺孝經批字》也字形基本一致，細節的差異或是刻手精粗所致。而《鶺鴒頌》字的大小不過3厘米而已！啟功認為《鶺鴒頌》“筆勢與此並不相類”，卻完全忽略了《鶺鴒頌》字形大小的差別。在考慮到大字小字的區別後，這兩件刻石，包括《裴光庭碑敇》（圖二，下右），與《鶺鴒頌》，在行筆、結字上，並無軒輊（見圖三中的單字比較）。
啟功沒有提到的，玄宗的行書碑刻流傳至今者，還有一件《常道觀敇》（圖四），又稱《賜益州長史張敬忠敕》，是玄宗即位後親自處理武后期間崇佛抑道而 造成的山外和尚侵占青城山常道觀一事，敇令“觀還道家，寺依山外舊所，使道佛兩所，各有區分”。《常道觀敇》碑高一米，行26字，平均字徑約4厘米，與 《鶺鴒頌》大小非常接近，而其筆勢結字，則完全一致了（圖五）。
當然，玄宗碑刻還有行書《金仙長公主神道碑》（圖六），石殘泐甚。又有《內侍省功德碑》（李隆基撰並行書，立於開元年間（西元713-741年），現在河南省洛陽市龍門），碑亦漫漶殊甚，惜未出版精印，不能詳細較勘。
總結起來，就是《鶺鴒頌》與玄宗行書碑書跡是一致的，正符合歐陽修的觀察：“《謁玄元廟詩》，唐玄宗撰並書。余嘗見世有玄宗所書《鶺鴒頌》，與此字法正同。”[2]
而關於啟功提出的第三條推想，我們要回答的問題是，現存的墨本，包括米芾所見的絹素本是否都是詞臣所為呢？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察。先從文獻記載來看與諸兄弟有關的玄宗御書情境的記載。《舊唐書》中多次記載記載玄宗與兄弟親情有關的書寫行為和書跡。如下面的記載玄宗得到一個仙方而分享給諸位兄弟：
“嘗與憲及岐王範等書曰：‘昔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高，高處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思服藥而求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有超代之才，堪佐經綸之務，絕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神丸之效也！虞舜至聖，拾象傲之愆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為帝王之軌則，於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朕未嘗不廢寢忘食欽嘆者也，頃因餘暇，妙選仙經，得此神方，古老云“服之必驗”。今分此藥，願與兄弟等同保長齡，永無限極。’”
重要的是，玄宗還陳述了兄弟們對他個人的帝業的重要性。雖然這裡沒有記錄是否玄宗手書，以其內容推斷，不應是出自翰林之手。開元十四年，岐王範卒，玄宗“哭之甚慟，輟朝三日，為之追福，手寫《老子經》”。開元二十九年，憲王病逝，玄宗下旨痛悼並封之為“讓皇帝”，雖未知聖旨是否御書，但在憲王之子上表懇辭之後，《舊唐書》明文記玄宗“手制不許”，且及冊斂之日，“令右監門大將軍高力士齎手書置於靈座之前”並記其書全文。可見玄宗與兄弟有關的手書文件，不在少數。
有關《鶺鴒頌》的文字、寫本及刻本的流傳情況的材料并不稀见。其中早於並包括宋代的相關記載，都列在表一。表一沒有特別指出的，是頌的序文：
“朕之兄弟，唯有五人，比為方伯，歲一朝見。雖載崇藩屏，而有睽談笑，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職。……秋九月辛酉，有鶺鴒千數，棲集於麟德殿之庭樹，竟旬焉，飛鳴行搖，得在原之趣，昆季相樂，縱目而觀者久之……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才雄白鳳，辯壯碧雞，以其宏達博識，召至軒楹，預觀其事，以獻其頌。……美其彬蔚，俯同頌云。”
這裡“秋九月”後之“辛酉”，若为记年，则為開元八年（720）。若“辛酉”為記日，則以五兄弟中最早去世者為李成義，時在開元十二年（724年），是為下限。而上限，不早於開元八年（720）李成義輟絳州刺史入朝守京職。而720-724年間，九月有辛酉日只有開元九年（721）九月十七和十二年（724）九月初五。其緣起，是一位長史魏光乘，從鶺鴒聚集麟德殿這一現象中，找出了“脊令在原，兄弟急難”的典事，獻了一篇頌，而玄宗也自作一頌。魏光乘，舊唐書載其“請用魏征《類禮》列於經”，玄宗稱其為良史，惜其所作頌原文不見記載。
表一中第一條，是詩人張說《奉和聖製同玉真公主遊大哥山池題石壁》。張說為開元間名相，玉真公主為玄宗同母胞妹，而此處的大哥，應當就是李憲。玄宗原詩為“澄潭皎鏡石崔巍，萬壑千岩暗綠苔。林亭自有幽貞趣，況複秋深爽氣來”。而張說在詩中點出了“神藻飛爲鶺鴒賦”，應該就是我們所討論的《鶺鴒頌》，不僅應題中的“大哥山池”，還強調《鶺鴒頌》所表露的兄弟之情而或亦推及兄妹之情。同時，“題石壁”也是玄宗與諸兄弟有關的書寫行為的又一次記載。
表一宋代的記載中《新唐書》顯係從《鶺鴒頌》移植，不贅。我們先討論歐陽修《集古錄》中的兩條記錄（表一）。一條是他既見過《鶺鴒頌》墨本，也見過《鶺鴒頌》刻本：
“當皇佑至和之間，余在廣陵有敕使黃元吉者以唐明皇自書《鶺鴒頌》本示余，把玩久之。後二十年獲此石本於國子博士楊裒。又三年來守青州，始知刻石在故相沂公宅。熈寧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書。”[3]
另外一條，是上面引用過的：
“右《謁玄元廟詩》，唐玄宗撰並書。余嘗見世有玄宗所書《鶺鴒頌》，與此字法正同。”
這裡說明《鶺鴒頌》在宋初已經有刻本、墨本同時流行，且有墨本與刻本相同的情況。而玄宗嘗親自書行書碑，包括《謁玄元廟詩》這樣的詩碑。更點出《鶺鴒頌》書法與玄宗行書所書碑《謁玄元廟詩》字體正同。這些，與我們現在的所掌握圖像資料（圖一至圖六），是完全符合的。
另外一條重要記載記載，趙明誠《金石錄》中的第一千三百四十七條“唐《鶺鴒頌》，明皇撰並行書”[4]。此條說明了另一個重要事實，就是《鶺鴒頌》原本就是玄宗所書並曾立為碑碣。我們還注意到，《金石錄》中還記載了玄宗其他的一些行書碑記，如第一千三百七條“《唐明皇賜道士蔡守衝詩》，天寶十一年，行書”；第一千三百八條“《唐明皇賜上黨故吏敇書》，天寶十一年”；第一千三百四十九條“《唐明皇賜上黨宮宴群臣故老詩》”，及上述的《謁玄元廟詩》，再次肯定了玄宗親自書寫行書碑的事實[5]。這些碑題，和圖二、五中碑題也可對應。此後，陳思、鄭樵也分別記載了《鶺鴒頌》碑刻在西京長安。
關於《鶺鴒頌》墨跡本的記載，米芾有對一絹本的詳細記錄（表一），又有有黃庭堅所見本，在《宣和書譜》中也有一本。此外，《宣和書譜》還記載了二十餘件玄宗行書，據題，這些書跡在批答敇文之外，也有文學作品如《送虛已赴蜀川詩》和《春台望雜言》等（表一）。說明了書法形態上，《鶺鴒頌》與當時還能見到的其他玄宗的書跡並無本質不同。
表一中的這些材料雖然疏漏難免，但多少可以窺見一個重要消息來，即玄宗自己是參與“以代印刷”書寫自己的詩文的工作的！這就否定了“皆出御書院、制誥案書手所寫者”現象的普遍性，即使這並不排除有翰林為玄宗代筆的情況。顯然，由宋、清代的“詞臣精寫，以代印刷”的記載而得出“清代尚爾，遑論李唐”的結論，在邏輯上是錯誤的，也缺乏史料和圖像證據的支持。
總結上面的材料來看，在宋初，《鶺鴒頌》已經存在很多不同的本子了，有石碑本，墨跡本，刻石本，加上米芾所見的絹本，等等。那麼這些本子之間可能會有些什麼不同的源流關係呢？所幸的是，宋刻本的《汝帖》[6]和《蘭亭續帖》中的《鶺鴒頌》[7]尚存（圖七），使具體比較《鶺鴒頌》不同本子間書法、文字的異同成為可能。
《汝帖》由汝州知州王寀刻於北宋大觀三年（1109）。《蘭亭續帖》則刻於政和年間（1111年-1118年），一般認為《蘭亭續帖》大部分是翻刻《汝帖》。而《汝帖》初出，便為人所詬病，黃伯思以為其“集古帖及碑中字，萃為偽帖，並以一帖省其文別為帖語，及強名者甚”。
比較《汝》、《蘭》中《鶺鴒頌》，明顯的區別是文字順序和現存的墨跡本完全不同（詳下表二）。而書法雖精粗有別，筆勢和結字，則是完全一致的（圖八），必然有一個相同的祖本。再仔細考察《汝貼》和《蘭亭續帖》刻本，與現存墨本最大的不同，是第二行“兄弟五人”的“五”字損（圖七），但其泐痕的形態，在《汝帖》和《蘭亭續帖》中完全一樣，顯非因刻石殘泐而成。最可能是原字泐損，刻帖者如實刻出。《蘭亭續帖》無論是否翻刻《汝帖》，也是照樣刻出。然而，現存的墨本中，唯一的“五”字卻是完好的（圖一），這就排除了王寀從現存的墨本或相同系列中集字的可能性。因此，《汝帖》和《蘭亭續帖》所展示的殘損的“五”字及其與墨本一致的書法形態特點，都指向一個完全不同於現存墨本的另一個底本，而非王寀集字向壁虛造。
這一結論也為文獻中記錄的《鶺鴒頌》的文字內容的流變所支持（見表二）。我們現在所見的墨跡本內容收入成書於清代的《全唐詩》[8]和《全唐文》，有序，顯係從墨本錄出。《汝帖》和《蘭亭續帖》中的版本，文字則收於成書於南宋的王應麟（1223－1296年）所編的類書《玉海》[9]。這兩本之間的差異，已經是遠遠超出編書者所能作的編輯改動。以王應麟的博學，或不至於無視流傳有序的墨跡本，而偏取為人所詬病的《汝帖》中的本子。這一事實，證明了王寀據以刻帖的另一個底本在宋代也是流傳有序的（文字上還有第三個版本收錄於成書於清代《禦定淵鑑類函》，更近於墨本卻有所節略，應是編書者據墨本所為）。
這些文獻記載和書法圖像證據，表明《鶺鴒頌》在北宋初期，就有多個內容不同的本子流傳，不僅有墨本，還有碑刻和刻石本，但書法完全一致。《汝帖》和《蘭亭續帖》的底本，或來源於不同於現存墨本的一個更老的祖本。如果現存的墨跡本並非手寫（從點畫的形態上，和序文中記年的缺失，我傾向於判斷其為雙鉤本，這只需對其進行高分辨率光學成像分析即可找到答案），則亦來源於一個更老的底本。但無論如何，最原始的《鶺鴒頌》只能是玄宗的手書，這樣才會出現各個本子書法的同源性。現存墨跡本所存字數更多，且有些字並不見於刻本，所以應當更加接近最原始的祖本。這一推斷，也符合史書中所記載的玄宗好書法及與兄弟經常書疏往來的情境的。
據此，我們可以總結出《鶺鴒頌》的大致源流。《鶺鴒頌》為玄宗親筆行書，估計在諸位兄弟間傳閱，後立為碑碣。到了宋代，已經有了刻本，且墨本底本也至少有二種（“五”字殘本和“五”字不殘本），雖然其文字內容有所不同，而書法卻都來自玄宗手書的底本。這些多種本子出現的原因，在響拓摹寫之外，也有可能是後人的文字遊戲如集字為樂，而產生了如《汝帖》和《蘭亭續帖》的底本。應該指出，這種集古人書而做新帖，不僅在《汝帖》中有，在《閣帖》中也是有的。如王羲之《閣帖•七》中的《勞弊帖》是集《十七帖》中《虞安吉帖》、《朱處仁帖》、《譙周帖》、《七兒一女帖》、《往在都帖》、《天鼠膏帖》、《知彼清晏帖》中字，再橫加敷衍而成。造成這些現象，也不一定都是刻帖者所為，而來自於已經存在的“集字帖”中。古人無影印技術，這樣對名帖的雙鉤摹寫，是書法學習流傳的主要途徑之一。
總結起來，現存的《鶺鴒頌》墨跡，與多種流傳的玄宗書法材料的書風是一致的，御書親筆也是符合史書中所談及的玄宗對兄弟親情的關注的細節的。其書風，或出於王羲之《蘭亭序》和《集書聖教序》。《鶺鴒頌》在北宋曾經有多個墨跡本，而現存的《鶺鴒頌》墨跡本，無論是寫本還是響拓，都真實可靠地反映了唐玄宗的書法面目，見證了風流皇帝的多才多藝。
參考文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啟功，《論書絕句》，三聯書店，北京，2002，頁94。
[2] 歐陽修，《集古錄•卷六》，頁十七，見《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十四》，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244&by_title=%E9%9B%86%E5%8F%A4%E5%BD%95
[3] 同上。
[4] 趙明誠，《金石錄•卷六》，頁十七，見《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十四》，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2018&by_title=%E9%87%91%E7%9F%B3%E5%BD%95&page=68
[5] 同上4。
[6] 啟功，王靖憲主編，《中國法帖全集•四：汝貼、雁塔題名、鼎帖》，湖北美術出版社，武漢，2002.
[7] 啟功，王靖憲主編，《中國法帖全集•四：蘭亭續帖、紹興米帖》，湖北美術出版社，武漢，2002.
[8] 曹寅編，《全唐詩•卷三：李隆基鶺鴒頌》，HTTP://cls.hs.yzu.edu.tw/tang/database/index.html。
[9] 王應麟，《玉海•卷六十：唐鶺鴒頌》，文章在《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十一》中有記，但無全文，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798。《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十一》中則錄有全文。
[10] 歐陽修，《集古錄•卷六》，頁十七，見《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十四》，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244&by_title=%E9%9B%86%E5%8F%A4%E5%BD%95
[11] 同上。
（本文原載於《書畫藝術學刊》第十五期（2013年12月），圖文有所增刪）
END
排版：云在
文字：李跃林
图片：源于网络
往期精彩回顾
转载 | 《董文敏畫稿冊》 高士奇跋文及印鑒研究（下）| 應非兒
转载 | 《董文敏畫稿冊》 高士奇跋文及印鑒研究（上）| 應非兒
点个“在看”，分享给更多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