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篇：沪上学书摭忆——从傅山《哭子诗卷》说起 | 白谦慎
2002年夏，我到台北参加纪念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著名书画家江兆申先生的学术会议。会议结束后，在台北多逗留了几天，观览公私书画收藏，其中之一便是石头书屋所藏书画。书屋主人陈启德先生从事建筑业，为人儒雅，不但收藏中国古代书画，还成立了石头出版社，专门出版艺术史和昆曲的书籍，在中文读书圈的口碑甚佳。
那天陈先生为我准备了一些明清书画。每当我看完一件后，他便会递给我下一件，并报出那件作品的名称。当他告诉我下一件将是傅山的行草《哭子诗卷》时，我的心不禁为之一动。因为在我的博士论文和当时已经完稿的英文版《傅山的世界》一书中，都详细地讨论了一件题为《哭子诗》的傅山手卷。由于傅山书写过不只一本《哭子诗》，我无法确定这卷是否就是我曾讨论过的作品。卷子还没打开，我问陈先生，此卷是否有何绍基的题跋。陈先生答：“有”。我马上意识到，这即是我十七年前曾经见过的那件《哭子诗卷》（图1）。于是，我站了起来，兴奋地和陈先生握了握手，告诉他，这是一件我苦寻多年的艺术精品，它和我多年前在上海学习书法的经历有一段难忘的因缘。
1972年，中国步入文革后期。在林彪事件之后，政治空气明显松动，各地的文化活动开始逐渐复苏。那年，我初中毕业。由于我的哥哥已经到黑龙江插队落户，按照当时上海市的政策，排行老二的我可以留城。那年9月，我被分配到上海上海财贸学校财经八班（亦即金融班）学习。这个学校由文革前的上海银行学校、上海海关学校、上海商业学校等数所中专合并而成。金融班的老师除了原来银行学校的一些老教员外，还调集了上海银行系统的一些优秀业务人员担任。上海历来是中国的金融重镇，在过去，银行业被称为“百业之首”，从业人员的素质非常高。有意思的是，在上海银行系统，字写得好的老职工非常多，包括我在财贸学校的一些老师。在打字机还未普及的时代，银行的一些票据（如定期存款单等），都需手写，银行对书写十分重视。在文革前，上海银行学校有书法课，老师是刘景向先生，写得一笔端正的楷书。我入校后，书法课还没有恢复，但老师们在和学生的接触中，经常会提起写字，在老师们的引导下，学生中也有练习写字的风气。
1973年上半年，在语文老师任珂先生的介绍下，我认识了萧铁（德新，1904-1984）先生（图2）。萧先生出身常熟望族，退休前在华东化工学院工作，退休后在家写字自娱，有时教教友人的孩子们书法。萧先生的家离我家很近，走路不到三分钟。萧先生的字以颜体为根基，后专攻怀素大草。在他那里，我虽未学草书，但却认识了不少草字。萧先生常在报纸上练字，去他那请教的小朋友们，都用报纸练字。我那时练字，中楷写在毛边纸上，稍大些的字，也写在报纸上。去向萧先生请教时，他常会抽着烟斗，拿那一枝沾着红颜料的毛笔，在报纸上圈圈点点，指出哪里好哪里不好，时间便在满室的烟斗味中悄悄溜走。萧先生的常熟口音很重，虽说上海话和常熟话同属吴语系统，可刚开始时，我还是很不习惯，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比较准确地听懂他的话。好在书法是视觉的，看他用笔，看他圈点，也大概能理解他的意思。
文革中学书法的条件并不好，能买到的碑帖很少。上海东方红书画出版社（即朵云轩，文革时改名为东方红书画出版社）出版了一些从古代字帖里辑出来的字和摹仿的字（因为有些繁体字要改为简体字），做成文字内容反映时代革命精神字帖，如《王杰日记》、《智取威虎山》等。一些工厂的工人们用晒蓝纸复制一些书法资料，或是用半透明的描图纸来双钩一些借到的古代碑帖或墨迹，在书法爱好者中流传。有一次，萧先生借到一卷文徵明的行草书《游石湖长歌》卷，非常精彩，萧先生先用描图纸双钩出一本，原作还给友人后，我又根据萧先生的双钩本，钩摹了一本。在那个时代，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很多机缘接触原作的年轻人来说，这是最珍贵的学习机会了。
1973年的下半年，我们班的语文老师换作王弘之先生（1919-2006）。看到我喜欢写字，王老师就经常给我一些指导。那时我还没有毕业，指导我写字，是王老师和我在一所学校里师生之间正常的交往。但王老师对我说，他有个邻居字写得很好，等我毕业后，他会介绍我认识。我那时并不知道王老师的父亲是民国政界的一个人物。他这样的家庭背景，让他养成了事事仔细小心的性格。在那个时代，社会上通行的罪名之一就是：“用封建文化腐蚀青少年”，而大多数喜好书法的前辈，都和清朝和民国的统治阶层脱不了干系，“出身不好”。即便此时政治气氛已经宽松了不少，但介绍一个在校的年轻学生认识社会上的老人，王老师还是相当谨慎，他不想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当然，如果王老师不主动介绍我认识一个老先生，自然更不会惹麻烦上身。只是，在那个缺乏正常地学习传统文化的年代里，遇见愿意学习的年轻人，前辈们总是垂爱有加。
1974年，我从财贸学校毕业了，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静安区办事处工作。有了正式的工作，就算是走向了社会，标志着成熟了。毕业后不久，王老师果然带着我去拜访他的邻居——金元章先生（1905-1993）（图3）。王老师和金先生住在静安区延安中路的明德里，是老式的石库门房子，离我的工作单位很近，离我的家也不远，骑自行车几分钟就能到，我常去拜访。
金先生是杭州人，父亲金承诰（1841-1919）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善山水，工治印，喜仿汉人粗朱文。金家是杭州的大家族，金承诰先生曾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师母也出身名门，是西泠印社社长王福庵先生的外甥女。像金先生这种家庭背景的人们，在文革中大多会受到冲击。但金先生在50年代就提前退休，在家赋闲，平时除了去领退休金外，和原单位没有什么关系。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单位的造反派早已经记不起有这样一个人，他因此逃过一劫，家中的一些艺术品（主要是印章和印谱等）也得以幸存。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金先生的退休生活却相对平静。白天不下雨的话，他到公园里去锻炼身体，喝茶聊天。回到家里，便是写字、画画、刻印。我认识金先生的时候，他正好七十岁。虽为古稀老人，但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每日临池不辍。楷书临的是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敬客书《王居士砖塔铭》，隶书喜临《曹全碑》，行草则广涉诸家。金先生习字，喜欢将半透明的描图纸蒙在帖上，用朱墨摹写。他的褚体楷书和曹全体隶书，都写得温文尔雅而又端庄灵动。（图4）
图4 金元章先生楷书纳兰容若词条幅，作于1975年
金先生虽为世家子弟，自幼家境优越，但绝无纨绔气。他性格直率豪爽，乐于助人。在30年代和40年代，上海有些艺术家生活困苦，金先生曾慷慨地帮助过他们。他和沪上的浙籍收藏家和艺术家如高络园、唐云、张大壮、钱君匋、来楚生等交往甚密，在上海的书画圈很有口碑。书画圈的友人出现纠纷，有时也会请金先生出面调解，主持公道。由于他交游广，我去他家请教时，常能看到墙上挂着一些书画家的近作，这给我了很好的观摩机会。
除了写字、画画、刻印外，金先生还会很多和书画相关的技艺。比如说，他在毛边纸上双钩的碑帖，线条很细，但匀称有力。打完印章后，他会从乌贼鱼骨头上刮下粉末，保护印色。他能用国画颜料打很好的界格，并自制信笺。他还会刻扇骨、笔筒，作各种拓片。（图5）金先生比我大整整大五十岁，他75周岁那年，我们曾合作过一把扇子，他为我画了一个扇面，另一面我写了小楷，他在扇骨上刻上了他画的梅花。师生俩的岁数相加，正好百岁。
图5 金元章拓徐孝穆刻扇骨 止堂藏
我认识金先生的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又过了两年，高考恢复。1978年秋，我考上北大。临行前去向金先生告别，金先生拿出他画的兰花和一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珂罗版双层宣纸单面精印的《黄端木万里寻亲图册》，作为赠别礼物。在兰花旁，金先生抄录了一首画兰诗，并题曰：
谦慎同志赴京深造，玄木写此作为纪念。（图6）
图6 金元章先生为白谦慎作兰花，1978年
这张画后来一直贴在我的床头。在《黄端木万里寻亲图册》扉页上，也有着金先生的题字：
谦慎同志与余交往多年，甚为相得。今将赴京深造，临别依依，兹以此册奉赠留作纪念。杭人玄木时年七十有四。一九七八年国庆节。（图7）
图7 金元章赠《黄端木万里寻亲图册》扉页上的题辞 1978年
金先生知道我喜欢写小楷，特意指出，这本画册后有何绍基的小楷长跋。打开册子一看，里面的何绍基小楷果然精到之极。（图8）我把画册带到北京，它伴随着我在燕园的求学生活。1986年赴美留学，它又随着我到了太平洋彼岸。
图8 何绍基书《黄孝子传》 民国影印本
我到北京读书后，参加北京大学燕园书画会的活动，和同学一起筹建北京大学学生书法社，翻开了我的艺术生活的新一页。不过，我和在上海的书法老师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每次寒暑假回上海省亲，也都会去向几位老师请教。金先生也不时会把他的书画作品寄给我。1979年6月，金先生和他的四位朋友到北京旅游，12日还专门到北大来找我同游圆明园。那年金先生75岁，和他同来的朋友，最大的一位81岁，最年轻的一位65岁。当他们到我的宿舍时，我的室友才惊讶地发现：白谦慎原来有这么多的“老朋友”。那天，由我带路，我们从北大出发，步行了近一小时，抵达圆明园，在那里凭吊古迹。（图9）一路上说笑，个中愉悦，自不待言。
图9 金元章先生与友人在圆明园的合影 1979年
1982年，我大学本科毕业，由于当时政治学在我国刚恢复不久，亟需这方面的专业人员，我留校在国政系的政治学教研室任教。也就在这一年，我在《书法研究》上发表了《也论中国书法的性质》一文，我给金先生送去我的文章，他非常高兴，专门赋诗一首:
忘年交谊实难忘，
七八老翁二八郎。
谈印论书共研讨，
少年远比老年强。
诗后有跋文云：“谦慎与余相识十载以来，商讨书法篆刻，过从甚密。自去首都深造，学业更为精进，书法以及著述、治印作品时见于报章杂志，深得读者赞赏，余称其‘少年远比老年强’诚非溢美之辞。壬戌初冬杭人玄木书于海上玄庐精舍。”（图10）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重新检视那时我的书、印、文，都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金先生的诗和跋，是他见到一个晚辈的进步，欣喜之余给予的鼓励。
图10 金元章先生赠白谦慎自作诗条幅 1982
在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文化生活也越来越繁荣，学习书法的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文物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即文革中的东方红书画出版社）等开始陆续出版古代碑帖。上海开始落实归还抄家物资的政策，一些没有被毁坏、盗窃或遗失的抄家书画，逐渐回到原主之手，能够观赏到原作的机会也越来越多。1985年暑假，当时已在北大留校任教的我回上海探亲，在苏州大学工作的北大同学华人德（北大学生书法社创始社长）到上海来看我。8月21日那天，我们一起去拜访金先生，已经81岁的金先生兴致很高，专门带我和华兄一起拜访他的老朋友、收藏家郑梅清先生，观看一些文革中被抄走、新近归还的书画，其中有一件便是本文开始提到的傅青主的《哭子诗卷》。打开卷子，我们立即被卷中奇肆跌宕的行草书所震撼。当时金先生已听说手卷主人有意转让给某博物馆，但议价未谐。为了能留住这一墨迹的神采并得以时时寓目，金先生提议我们集资请他的友人林树楠先生拍摄全卷，每人手中能有一套照片。不久照片拍好了，一套6元。我带着这套照片返回北大。
一年后，我便出国到美国罗格斯大学政治学系留学了。在艰苦的留学生活中，书法一直伴随着我。除了练字外，我还在罗格斯大学的东亚系担任中国书法课的助教，在当地的中文学校教华裔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练书法，并于1990年春和友人在罗格斯大学画廊策划了美国的第一个当代中国书法篆刻展览。同年秋，在张充和、王方宇两位前辈的推荐下，我进入耶鲁大学艺术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从此，学习和研究书法由业余爱好变成为专业。
初到美国时由于我经济拮据，转到耶鲁后学业紧张，阔别祖国六年后才于1992年第一次回国探亲。由于那时我已决定以傅山书法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所以回国我还将去山西实地考察。我在给王弘之老师的信中提到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到上海后，我去看望金先生，六年未见，自然是高兴之极。金先生虽然已经88岁了，但精神很好，健谈如故，每日还是写写画画。他详细询问了我在美国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谈及自己，他说年事已高，家中所藏的一些清代原拓印谱和来楚生先生为他刻的印章，都已转让给了来先生的一个学生。就在我准备告辞时，金先生想起了什么，说：“小白，听说你的博士论文要写傅山的书法，我这里还保存着《哭子诗卷》的胶卷，或许对你的研究有用。”说完，打开写字台右侧的抽屉，取出黑色的胶卷盒，交到我的手中。
拿到胶卷，我真是喜出望外。虽说我还保存着七年前拍摄的那套照片，但毕竟那时暗房条件不够好，冲洗质量一般，而且照片的尺寸也比较小，要作为比较好的艺术史论文附图，总显不足。如今有了胶卷，就可以在专业的暗房里把照片放得更大更好了。
1996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获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此后，经过6年的修改，英文版《傅山的世界》于200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在经过翻译、增删、修改后，此书的中文繁体字版于2005年由石头出版社刊行，次年大陆三联版印行了简装本。无论是在我的博士论文还是在《傅山的世界》中英文版中，1985年在上海所见的《哭子诗卷》都是我讨论的最后一件傅山的作品。它作于1684年，是存世傅山作品中的最后一件，因为在独子傅眉（1628-1684）死后不到一年，傅山也去世了。傅山年轻时妻子张静君便去世，此后并未续弦。1644年鼎革后，才情很高的傅眉，没有参加新朝的科举考试，而是追随父亲，作了前朝遗民。在动荡而又艰难的岁月里，父子相依为命40年。而今白发人送黑发人，傅山的悲戚可以想见。傅山作了一组诗，哭傅眉的忠、孝、才、志、赋、文、诗、书、画.....他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和抄写这组诗，在诗中、在书写中寄托自己的哀思。而此时的傅山已经人书俱老，充沛的感情，娴熟的笔法，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和挥洒。1985年，金先生带我去观赏这一手卷时，距它的书写时间刚好三百年。（关于傅山去世的时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傅山卒于1684，一种意见认为卒于1685。我持1685年说。）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仔细观赏傅山的原作。七年后，选择傅山作为我进入艺术史研究领域后的第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2006年三联版《傅山的世界》在大陆问世后，多次重印，总印数已近五万册，读者可谓众矣。但令我深感遗憾的是，我的两位书法老师——萧铁先生和金元章先生，却未能看到它。1984年寒假我未回上海探亲（此时我已在北京成家），1月下旬，我照例给上海的几位老师发了贺年片。2月上旬，收到萧先生的明信片（图11）。这时正好我的中学同学童金龙兄到北京出差，我托他带些北京点心给萧先生。不意同学回沪后来信说，萧先生不久前脑溢血去世。萧先生生于1904年，享年81岁。他的晚境并不好，经济拮据，身患疾病。萧先生去世后，孑然一身的萧师母也搬到侄女家去住了。1992年我回国时，张充和先生托我带信给她的老友樊伯炎先生。樊先生住在上海新村，离我家很近。他是萧先生的老友，我曾请萧先生托他为我画过一幅山水扇面，背面是萧先生的书法。（图12, 图13) 樊先生告我，他曾在公共汽车站遇见萧师母。得知师母尚健在，请樊先生代我打听师母的地址，以便探望。最终也没有结果。
金先生在1993年2月14日因感冒引起肺炎并发症去世，享年89岁。1992年夏的重逢，竟成永诀。从金先生游二十年，他教我写字、刻印，不曾收过我一分钱。见我喜欢刻印，为我广求上海名家的印蜕，借给我他珍藏的清代名家原拓印谱，并曾送我两本当代名家的原拓印谱（一本是来楚生的肖形印谱，一本是赵石、邓散木、来楚生诸家印谱。图14）。而《哭子诗》胶卷，是他老人家送给我的最后一件、也是和我的艺术史生涯直接相关的珍贵影像资料，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金先生去世后不久，师母也去世了。上世纪90年代，我平均两年回国一次，我一直想找到金先生的后人，打听安葬金先生和师母的墓地。1996年访求无果。1998年，上海延安路要建高架桥，明德里临街的房子拆除，等我回国时，二十年前经常叩访的金先生旧居，已荡然无存。不过，我还没有放弃寻找金先生墓地的希望。当年金先生的孙子金昇从东北考上清华大学时，金先生曾托我在京照顾他的爱孙。我曾和金昇联系过，只是学校对学生的生活学习都安排的很好，年轻人本不需我的关照，以后也就没有什么联系了。或许有一天我能找到金昇，能前往金先生的墓前祭拜，了却这二十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附记：本文原发表于《掌故》第2辑 （中华书局，2017）。
编辑 | 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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