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康震讲苏轼：（6）知难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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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外音】：上一集康震老师讲到：元丰八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宋哲宗即位，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一贯反对新法，她掌权后再次起用保守派司马光等人，苏轼的职位一跃为三品大员。但是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变,苏轼渐渐发现自己在朝中为官很难，所以就上疏朝廷，请求退出官场。作为一个文人来说，步入官场是其一生的追求，但苏轼现在在仕途上选择的不是进，而是退。那么，苏轼在朝中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这个难到底是什么？他要退到哪里去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震为您讲述苏轼仕途路上的又一次选择，十集系列节目《苏轼》第六集《知难而退》正在播出。

【康震】：上一集我们讲苏轼东山再起，他再一次地回到了朝廷，并且在较短的时间里边，一跃而成为一个三品大员，但是很快他发现自己所坚持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观点与他本人所处的政治立场、政治派别之间存在着矛盾，特别是与当时反对派的旧党人物的领袖司马光存在着矛盾，那么这个让苏轼既感到很苦恼也感觉很无奈。司马光去世之后，苏轼跟旧党人物之间的这种矛盾，非但没有停止，而且随着新一轮的矛盾的开始，更加加重。那么这个新一轮的政治矛盾是什么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洛蜀党争”。在北宋的历史上，有三个很著名的学术兼政治派别：一个是以当时程颢、程颐兄弟为首的洛党，因为这兄弟两个都是河南洛阳人。还有就是苏轼、苏辙兄弟为首的蜀党，四川人。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以司马光为首的朔党，因为司马光是山西人，那么山西朔县古称朔州，所以历史上把他这一派叫朔党。

【画外音】：元佑元年九月一号，为相八个月的司马光病逝，司马光去世后，苏轼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更为激烈。尤其是和道学家程颐格格不入，俩人的门生故吏也紧随其后。于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就形成了洛党和蜀党两大派系。这时，一件事情的发生导致了宋朝历史上有名的“洛蜀党争”。那么，这场“洛蜀党争”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苏轼的引退是否和这件事情有关系呢？

【康震】：宋哲宗继位以后，苏轼给他当老师。那么这个程颐呢，因为是当代的大儒，司马光奏请朝廷，也请他给小皇帝哲宗当老师，但他的等级、他的官位比起苏轼要低很多，程颐学问很大，程氏兄弟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和开创者，他们的思想体系对后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但是程颐这个人很古板。 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元佑元年）九月一号那一天，司马光去世了。当朝宰相去世那是很大的事情，赶了个巧，这一天，正是皇帝要率领百官到首都的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神灵、同时安放神宗灵位的这样一个仪式，这在古代叫什么呢？叫吉礼。我们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啊，在中国古代有五种礼:像祭祀天地神灵、祈福国家国泰民安，这叫吉礼。还有一种就是祭祀亡灵、要吊唁死者的这叫凶礼。还有一种叫军礼，就是军队里边的礼仪。还有一种礼叫什么呢？叫宾礼，就是往来国家之间的交往、君臣之间的交往，这叫宾礼。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皇上登基、册封太子，这叫嘉礼。像这次皇帝率领百官祭祀天地、安放神宗的灵位，这是好事儿，是吉祥之事，是吉礼。

    那么他带百官吉礼举行活动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一直到（元佑元年）九月六号活动才结束，这一结束，百官们，大家就匆匆忙忙地赶紧把服装换了之后，要去司马光的家里边，去宰相府怎么样呢？去吊唁他们敬重的老宰相。司马光这个人，在人品、道德、学问方面，是一代楷模。主持司马光葬礼的是谁呢？是程颐。程颐不让大家去，说你们不能来吊唁，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论语》里边的一句话，《论语》这句话怎么说的呢？说子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篇】）如果你今天参加了葬礼和吊唁之类的活动，你就不宜再参加大型的演出、歌唱、喜庆的活动。在一天的时间里边，哭了一通之后，然后又去参加笑的活动，这不好，不庄重、不合礼仪。所以他说这个不行的，你们改天明儿再来吧。其实啊，这颇可考究一番，古代的礼仪也是根据人的常情设置的，我们可以认真想一想啊，一个人在极度地悲痛之后，是很难转悲为喜的，这个不符合情绪转换的一般规律，但是如果一个人特别地高兴、特别地喜悦，那可以由喜转悲，这就好像流水一样，你要从高处往低处流，那比较好办，你要说从低处往高处流，那得装个自来水管。孔子说的是你今天哭完了以后，就不能再去笑了，没有说你今天笑完了以后不能哭啊？所以当时马上就有人给程颐提出这个问题说：孔子说过“哭则不歌”，没有说过“歌则不哭”啊。这孔子真是，你要说你把话说全了。那么这个程颐听了以后他可能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种反驳，就涨红着脸跟人家争起来。

    这个事儿本来跟苏轼八杆子都打不着，可苏轼是个什么人呢？他那种性格本来就不喜欢程颐这种人，又古板，看上去又僵化、不变通。他本人是个什么呢？是个很善于变通的人，又很幽默风趣，看见程颐在那儿还在据理力争的样子，心里头就泛起一种反感，忍不住就要说一句话：“此乃鏖糟陂里叔孙通所制礼也”。这话特别文雅，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叔孙通是何许人也？叔孙通是秦汉时候的一个儒生，刘邦打败项羽得了天下以后，做了皇帝，需要有人为他制礼作乐，就是定规矩。叔孙通就给他定了一整套朝廷上上下下的规矩，刘邦觉得自己坐在这套规矩上面做皇帝，威风多了。所以叔孙通是汉朝的时候的一个大儒，也算是汉朝建国之初设置礼仪的一个总监和总策划。那么他说的“鏖糟陂”是什么东西呢？这个“鏖糟陂”啊，是开封市郊区的一个沼泽地、一个烂泥坑。这句话连在一起就是说，你说的这套道理、你说的这套礼仪制度，就好比是从郊区的一个烂泥坑里头爬出来的一个冒充的书孙通所制定的一套礼仪规矩。换句话说，你是个村学究、你是个假学者 、你是个冒牌货。那么现场的气氛是很庄严的，是很悲痛的，程颐一脸地认真跟人家在那争论，突然他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只不过是从郊区烂泥坑里头爬出来的假学究、村学究，跟整个这个气氛形成一种鲜明的反差，当时的人就哄堂大笑。那你想这个程颐，人家也是皇帝的老师，有头脸的人物，你苏轼虽然有才华，你也不能这么笑话我呀，我跟你没完。

【画外音】：苏轼的这番话，表面上来看似乎只是同事之间的口角之争，无关国家大体，最多不过反映了苏轼、程颐两个人之间的思想、志趣和性格上的歧异，但是，就是这样一句话，开启了“洛蜀党争”的前兆，从此这场战争就没完没了。面对这场口角之争，我们不禁要问，苏轼的一句取笑之语，为什么就会引起洛蜀两派激烈的党争呢？他们争来争去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康震】：我们刚才说了，司马光去世以后，宰相的位置空出来了，谁在当时最有可能一脚踏上这个宰相的位置，谁就有可能成为别的政治派别抨击的首要对象。苏轼这个时候再也不像他父亲给他起名字的时候，那个“轼”的精神了，他太锋芒毕露了。十七个月的时间里边，就做到三品大员，那剩下的根本不用十七个月的时间，也许就能做宰相，这是大家都能看得见的。大家都不愿意让苏轼坐到这个位置上，不愿意让他做大。以至于在高太后的面前公开地讲：您偏袒苏轼。高太后非常生气，说我偏袒他做什么？他又不是我们家亲戚，弄得我火起，把你们两派人全部都赶出朝廷去。实际上当时高太后已经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朝廷里边，对皇帝来说，第一，害怕底下的大臣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就对付他，他受得了吗？他希望底下有党争，这样能分散他们的团结力。但是呢，如果这党争太激烈了，就容易动摇官僚统治的基础。那你毕竟国家要运行嘛，大家还要做事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表面上来看，是苏轼跟程颐个人之间的口角之争。再往后看，是洛党和蜀党的口水大战。那样的口水大战的后边，我们又看到，那就是深刻的政治权力斗争，这个权力是最高的权力，位及人臣的权力。

    那么苏轼呢？苏轼回到朝廷来不是来搞政治斗争，也不是来搞权力斗争的，他也许是抱着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在朝廷的这段时间，做一点点对国家对老百姓有用的事情。 所以你注意，苏轼在这场争论当中，自始至终坚持两点，这两点非常重要，是我们判断苏轼在这场政治争论中的立场和角色的性质问题的一个关键。第一，苏轼一再地坚决地反对大兴文字狱。就是不要因为有人争论，有人写了讥讽朝政、或者议论朝政的文字，而扣上一些很大的罪名。第二，他再三强调，他跟大家的争论的核心在于他与司马光的政见不同，具体来说，就是是否应该继续推行免役法，他始终把他自己要争论的这个范围，限定在就是免役法的推行与否上，这个是很关键的 ，他不愿意让这场争论最后演变成为什么呢？权利和政治斗争。所以他这个头脑是很清醒的，但是我们知道政治斗争一旦展开，它不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啊。

【画外音】：事情发展到现在，苏轼慢慢地察觉到，他与司马光之间的分歧由原来的政见不同，开始走向政治权力的斗争，苏轼在这场争论中不但感觉到深深地疲倦，同时他也嗅到了一丝恐惧的气味。曾经遭受过囹圄之苦的苏轼，这时感觉到在朝中为官真是太难了，他再也不愿意在这场口水大战中重蹈覆辙，所以他连上四道奏章，请求离朝外任，离开这是非之地。在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朝廷终于批准苏轼任浙西地区的行政长官兼杭州市的市长。杭州西湖是苏轼向往的地方，苏轼在这里曾经留下过美丽的诗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那么，苏轼再次重返西湖，西湖是否依然美丽呢？我们今天徜徉在西子湖畔，那美丽的“苏堤春晓”、“三潭印月”是出自谁的杰作呢？

【康震】：既然到了地方，苏轼就想好好地给老百姓做上几件实事儿。天天在朝廷里泡着，来回是你争我斗，口水来口水去，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既耗费生命，又耗费才华。那么他到了杭州以后，最值得称道的，是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西湖的综合治理改造工程。

    我们都还记得，他年轻的时候第一次到西湖的时候，写的那么美的诗“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可这回他来一看西湖啊，觉得淡妆浓抹不相宜了，发生了很多变化，为什么呢？他分析了两点，你看他这分析跟别人都不一样，首先从文学的角度他分析了西湖，他说西湖是什么？西湖是杭州的美丽的眼睛啊，现在这眼睛得了白内障了，得治理，给它得做手术，这是文学的角度。从生活的角度，他提出什么呢？说西湖是杭州城农田灌溉、民用水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如果这个水源被破坏了，杭州市人的日常生活就会出现大的问题。那么他说“近年以来，堙塞几半,水面日减,茭葑日滋。”（【申三省起开湖六条状】）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大型的湖泊最后遭到污染，无非就是那么几种原因。他说西湖也是这样，第一，西湖水面上种了大量的水生植物，繁衍得过多，把水面都遮起来了，我们知道如果湖面上的水生植物过多的话，遮住了阳光，不利于水下生物的生长，那鱼儿都缺氧了，最后鱼在水底下都变死了，那怎么办？这是一个。再一个，西湖我刚才为什么说是得了白内障呢？西湖底下的淤泥壅塞得过多，把水道都堵住了，水都发臭了。苏轼当时就感慨，再过二十年，再这么下去，西湖不复存在了。西湖不复存在，“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杭州如果没有了西湖，那就不像个人的样子，人怎么能没有眼睛和眉毛呢？所以苏轼对杭州的这种看法、这种改造的思想，既有美学的观点，又有实际功利的观点。

他对西湖的改造，既表现了一个文人的情怀，又表现了一个地方官和政治家的这样一种理性的思考，他把它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所以要做的工作，首先是要什么呢？要疏通西湖的湖底。你说起来好听，这工程特别大，那么治理西湖有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难题，就是这个西湖底下挖出来的淤泥、水草，怎么处理？几十万立方呢，这些东西往哪儿堆去？苏轼调查研究到实地考察，想出一绝招，什么绝招呢？两全之策。他用这些挖出来的土方、淤泥，在西湖的西侧，修一座长八百八十丈、宽五丈的长堤，沟通南北，这是非常绝的一招，两全其美啊，这个长堤修起来以后，首先处理了淤泥的问题。第二，沟通了西湖的南北，这样从湖的北边到南边，就不用再绕湖三十里路，那太远了。第三，作为苏轼来讲，那修这长堤远远不够，他得在这长堤上点缀一些美观的景物。怎么着呢？他在这个长堤上修了六座桥，名字都特漂亮：跨虹、望山、映波，这一看就是个文人当市长做的事情，而且还修了九座亭台。你想想看，其实它本来是一个什么呢？本来是一个很单纯的水利工程，但是由于苏轼的参与，把它变成了一个使山川秀美的工程。这还没完，他想得更远，现在给它疏通了，水草都除去了，回头长出来怎么办？这是个问题啊，水草最容易在什么地方长呢？就是靠近河滩的地方、河岸的地方，他把靠近河岸、湖岸的地方全部出租了，租给农民种什么呢？种菱角。为什么只种菱角呢？因为种菱角的前提是必须把杂七杂八的水草全部除干净，这个菱角才能得到有效地生长，他的每一项举措，都是功利性和审美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个不得了，很值得我们现在的市政官员去参考。他一想：这现在有人不自觉啊。我们都知道西湖的湖面是很大的，在当时，有的人就在上面种水草你拿他怎么办？我能天天弄个办公桌，坐在西湖边上，来个人举个红牌说不许种？那不可能啊，怎么办呢？他在湖的中心地带，划了一个三角区域，在三角形的三个尖端，盖了三座小石塔，这三座石塔，后来就演变成为西湖十景当中的“三潭印月”。在晚上，你泛舟西湖的时候，月光如水，照在西湖上，三座小石塔倒映水中，你还想去种水草吗？欣赏都欣赏不过来，还顾得上种水草？他用美的情愫来打动那些想种水草的人，都不想种了。所以我说，西湖的十景当中，至少有两景，是苏轼水利工程的副产品，一个是“苏堤春晓”，一个是“三潭印月”。后来我们的人民群众，为了纪念苏轼的功劳，就把这个长堤叫“苏公堤”，简称“苏堤”，它与西湖北面的“白堤”，白居易修的“白堤”，成为西湖中间最为著名的人文景观。

【画外音】：对于苏轼来说，治理西湖这是一次文学的拯救，也是生活的拯救。苏轼这种苦中作乐的功夫是古今文人少有的。无论生活怎样令他失望，他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人生失意时，他可以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表现出一个大文人的诗人情怀。但是作为一个官人，苏轼经常会面临大量的公务。苏轼来到杭州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大案，那么，作为文人的苏轼是如何来判这件大案的呢？

【康震】：那么他到了杭州以后，他大量接触的还是很琐碎的具体的官司，我们经常看戏里边演戏的人，当地的州府官员一上来就是判案子，他也免不了要断案子，你看苏轼是怎么断案的？他这个断案，这个文人色彩太重了，典型的苏轼式的判案。

    有一天，有一个偷税漏税的案子来了，当地官员押上一小老头，花白胡子，穿得特寒酸，背一个大包裹。来了以后啊，苏轼一看着包袱上写了一行字，写了什么呢？“翰林学士知制诰苏某封寄京师苏侍郎收”。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苏轼不是原来担任的官就是“翰林学士知制诰”吗？苏轼寄给他的弟弟苏辙的这个大包裹，这就很纳闷儿了，苏轼没有寄过东西啊，再说这个官职名字也不对，他现在这个官职不是已经换了吗？这消息太不灵通了。一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这个穷酸的、花白胡子的小老头是福建人，考科举老考不中，愁死了，这回又到京城要来考试，没钱啊，路费都没有，就是有路费到京城，你考试怎么着也得考上个十来天，这费用从哪来？同乡的人很可怜这老头，觉得一辈子为科举奋斗到今天，总要帮帮他，大家给他凑钱呐，买了两百匹的麻纱，聪明人给他出主意说，你这个麻纱很重要，你拿上这两百匹的麻纱，带到京城把它卖掉，哎，这不就有钱了吗？这办法是挺聪明，再底下一想也挺笨的。为什么呢？你要真是一路打着要卖它的旗号去的话，沿途的关卡抽税就给你抽光了，本来还能卖一千块钱，交税交上八百块，那你还卖个什么劲儿。这怎么办呢？老头儿觉得自己挺聪明，想个绝招，就是刚才那个条子上的事儿，就是说苏轼委托他把这两百匹麻纱，带给他的弟弟苏辙。这我是代人寄托东西的，对不对？我又不是做买卖，那人家看见就不会抽我的税对不对？这办法挺灵的，从福建一路走过来，没人让他交税，大家一看都知道苏学士，是不是？可老头儿呢，聪明得有点过头了，他跑到杭州来，还把这个东西给人家看，那当地的税务官员一看，我们杭州知州早都不是这个“翰林学士知制诰”了，而且他现在就在杭州，从来没听说过让一个人从福建带东西到京师，去给他弟弟（送）麻纱？马上就带过来给苏轼一讲，苏轼勃然大怒，一拍惊堂木：搞什么搞？这老头才知道眼前这个官员啊，就是苏轼苏东坡。这个很麻烦了，你想，这真的是偷税漏税，而且一直偷着过来的，漏着就过来了。那么苏轼对这样一个既可气又可怜的老读书人怎么处理呢？他没有再拍惊堂木，他把这个包裹上的旧条子撕掉，拿了一个新的纸条子，提起笔来就写“龙图阁学士、钤辖浙西路兵马知杭州府苏某、封寄京师竹竿巷苏学士”。他这个要写得准确一点，因为他现在的官职已经变了嘛对不对？那你要给人家去带东西，你得有个具体的地址啊，京师那么大，他弟弟在哪儿住呢？住在竹竿巷，而且他弟弟的官职现在也变了，是翰林学士，所以叫苏学士。他把这个写好之后，又贴在了这个包裹上。他告诉这个老读书人，这个人叫吴味道，说老前辈啊，这回你背着这包裹到皇上跟前说都没事儿了。吴味道喜出望外呀，原来以为这辈子到这儿就终结了，怎么着也得坐大牢了，没想到继续背着包裹进了京城。我们可以相像，我们也不用再去猜测他是不是真的把这麻纱给卖了，总而言之，我们知道的一个结果是：他考中了进士。考中进士之后，他还专门到杭州来向苏轼道谢，苏轼非常高兴。这个故事跟法律其实毫无关系，它传达出来的是苏轼的一种为人之道，就好像当年欧阳修宽容他编造典故一样，苏轼也乐于宽容这个可怜的老人，给他一条出路，这就是苏轼的魅力。

    北宋的时候做官的人太多了，读书人是数不胜数，为什么我们独独地喜欢苏轼？它的答案是存在于他处理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的这样一个基础上的，但是我们刚才说了，苏轼不愿意再搅到无谓的政治斗争当中去，他愿意回到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叫什么呢？叫《知难而退》，不是说他整个退出人生了，这个难指的是什么呢？是在中央做官难呐，在中央做官做得官很大，在开封首都待着，生活环境、经济条件都很好嘛，跟家人成天在一起，特别是跟他自己的弟弟朝夕相处，多愉快。但是实际上他不愉快，他知难而退，退是退到哪儿？退到地方上，虽然生活的条件相对艰苦一点，跟弟弟不能朝夕相处，但心情是愉快的。

【画外音】：节目至此，关于苏轼一生的宦海沉浮，我们暂告一段落，通过苏轼在仕途上跌宕起伏的经历，我们知道，苏轼在官场上的不得志，导致他悲剧的一生，但是正是这种潮起潮落的政治生涯，才赋予了他非凡的艺术成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苏轼两千七百多首诗词中，不但有震古烁今的词作，同时也有一些荡气回肠的诗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那么，苏轼的感情世界会是怎样的呢？从下周一开始，康震老师将带我们走进大文学家苏轼的情感世界，了解一下苏轼和妻子、儿子之间的天伦之乐，和弟弟苏辙之间的手足之情，重新为我们塑造一个《东坡印象》，以及几番大起大落后的苏轼，是怎样走向人生旅途的终点的。精彩节目，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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