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专题|“羔羊”为何沉默：伯克利大学教授性骚扰的背后

本期介绍

上周我们推送了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没有遭遇职场性骚扰的人往往认为自己如果遇到性骚扰会说“不”，然而当他们真的遭遇性骚扰时却不一定会坚定地反抗。在报告中我们指出害怕被人知道、害怕丢工作是造成想象与现实差距的很大原因。

今天，我们这篇文章将从伯克利84岁哲学界泰斗Searle教授骚扰女学生Ong一事展开，从权利、思维方式、社会现状等层面对人们遭遇性骚扰时选择沉默的原因进行剖析。

事件回顾

伯克利84岁哲学界泰斗Searle教授骚扰女学生Ong，Ong已对他提起诉讼，该教授被披露出多次骚扰女学生。目前，该教授已被停止授课，但仍旧保留其荣誉职位。

更多事件回顾可参考：《伯克利女生起诉84岁教授性骚扰：从学术界到职场，如何对骚扰say no？》

几个事实

Searle对于女学生Joanna Ong的性骚扰事件，并不如同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道貌岸然的教授和无辜受难的女学生，这其中或许有更加深层次的东西。

从被性骚扰的女学生的叙述中，我们大致知道了几个事实。第一，Searle和学生不仅仅是简单的导师和学生的关系，而是涉及到雇佣性质的professor-assistant性质的关系；第二，Searle在此之前已经多次对女学生进行性骚扰，伯克利大学方面有所记录，但这期间并没有Searle相关的受到惩罚的披露；第三，虽然之前有诸多女学生受到他的性骚扰，但Ong是我们已知的首位公开举报此类行为的人。

面对骚扰时选择沉默，背后的症结在哪里？

可能有人会问，学生和导师如果是一种双向选择关系，为什么那么多学生愿意忍受Searle的骚扰，甚至选择沉默，而不是选择明确拒绝甚至离开这位导师呢？问题的症结在于两方面。

1相互依赖关系下的“双赢”交换

一方面，这并不是单纯的师生关系，而是包含着professor-assistant性质的雇佣关系。导师雇佣学生为研究助理，本该是导师提供学生学术指导和生活支持，学生为导师提供学术研究的帮助，并完成相应的助理工作。但在Searle和Ong的关系中，Searle为Ong提供助理的职位，并相应地发工资、解决生活的基本开支，但与之交换的是Ong需要满足Searle对其性的渴望甚至性骚扰的行为。“当我拒绝他的要求的时候，他就不再给我开任何工资，并且把我解雇了”，那位被性骚扰的学生Ong对于事实的描述其实一针见血地说明了很多学生愿意忍耐Searle性骚扰的原因——这是某种基于学生对教授依赖关系下的“双赢”的交换。通过性骚扰与被骚扰，学生得以保住她的生计来源和学术研究的机会，而导师可以得到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满足。

2不平等的双向选择为绝对权利的滥用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学生和导师的“双向选择”在事实上并不是平等的双向选择，学生仰慕导师的学术水平，导师对于学生的选择似乎也没有明确而量化的标准，其中便有可能包含诸如个人偏好等其他难以定义的主观因素——这就造成某种选择意义上的灰色地带。这种灰色地带甚至能够在选择的过程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而在灰色地带中的“选择”是不平等的，换言之，导师似乎拥有近乎于绝对的权力。加之上述的雇佣性质的关系，更有可能让这种权力极大化，对于学生而言造成保护自我的极大障碍，对于导师而言则带来了滥用这种“权力”的极大空间。

但似乎，这种灰色地带是很难避免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交换。Searle和Ong的交换是基于人性的最根本的需求的——无论是教授性骚扰学生带来的生理快感和心理满足，还是assistant对于教授在基本生活上的依赖关系，都是基于一种无法避免的需求。当我们尽力用外在的标准去试图纠正的时候，却发现总是难以禁绝。这并不是说外在的规则存在很大漏洞或者外在标准不必要——事实上，对于性骚扰的明确禁止是一种必要的保护——而是基于某种更加深层次的原因。即使有再多的外在限制来避免教授对学生的性骚扰，也总是会有这种灰色地带，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在阿克顿的一封信中，他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中后半句常译作“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但根据原文absolutely作为副词修饰动词，此处译成“绝对导致腐败”而不是“导致绝对腐败”）。如果我们在这里将腐败定义成对于权力超越规范的运用，那么Searle的行为无疑也是一种“腐败”。这种“腐败”是某种超越了人为规定的权力运用，是某种诉诸于低层次的欲望的行为，因而从这个角度讲，没有“腐败”也就没有这种“权力”本身。

思维方式是甘愿忍受性骚扰的致命主观原因

这并不是在说这种自然上的欲求是值得肯定的。事实上，Ong的举报行为是极令人称赞的举措。她并未解雇等现实困境就对Searle明显侵犯其人身权益的行为隐忍不发，而是通过可能的途径对自身的权益进行维护。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事实上有很多学生并不是如同Ong这般愿意为自己而战的，她们更多的是选择了隐忍。在人身权益和人格尊严被侵犯的情况下，她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除了上述的依赖关系——事实上这是某种极其现实又极其基础的交换关系——我想还有别的缘故。如果说“权力”、金钱等等交换还是某种客观的现实因素的话，那么她们的思维方式则是甘愿忍受性骚扰的致命的主观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导师的薪水大多人选择了被性骚扰而不是放弃薪水，或许这预设了某种对于自身的定位——自己一定是要依靠Searle的，无论是从维持学术研究的角度讲还是从维持生活开支的角度讲，加之Searle本身是学术界的翘楚，这更加让学生有某种降低自我的思想预设；同时，似乎很多女性把这类接受性骚扰的行为视作一种讨好——正如我们看到的，女学生讨好Searle能够在开支和学术上得到更多的Searle的帮助——这种讨好本身就预设了女性低于男性的前提，而之所以有这种预设，和上述的“权力”也是不无关系的。

从学术界到职场，为何面对性骚扰依然难说no？

由于客观的现实和主观的思维，上文提到的“双向选择”的关系是极其不对等的。而这种并不对等的“双向选择”的“权力”实际上是广泛存在的，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职场的面试。在《商业周刊》对于女性受到性骚扰的专访中发现，即使接受了美国州政府提供的反性骚扰培训课程，但“当她们在面试中被面试官语言挑逗甚至受到更严重的骚扰时，她们大多选择保持微笑、沉默，当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并将面试进行下去。极少有人会立刻站起来打断面试，并控诉面试官的性骚扰行为”（《商业周刊/中文版》2017年第4期，总第376期）。

我们能够看到，其中有两方面很大的症结。

1女性预设的“低于男性一等”的潜意识在作怪

一方面在于女性自身。如果女性自身都不能够意识到自己和男性实际上是平等的——无论是在个人的权益还是能力——而是在潜意识中预设了某种女性低于男性的前提，那么本就属于男性的“权力”会在这个过程中被更加地放大。很多女性甚至并不能够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意识，她们会认为自己只是在通过“性骚扰”而使用属于女性独有的魅力、通过女性独有的方式来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当她们这么想的时候，就已经是低于男性一等的观念在作祟了，因为她认为这些东西——财富、前途、地位等等——是需要从男性那里获取的，是某种交换甚至赏赐。

2不平等的社会大背景现状

另一方面在于社会的现状。现今的社会绝大部分资源和权力被男性掌握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不平等的社会背景之下，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本身受到很大的社会因素的限制，即使有所觉醒，也会面临难以真正实现平等的困境。“人们只会教女人如何保护自己，忘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是去教男人不要作恶。我们应该在罪恶的源头解决问题”（涅槃乐队主唱科特·柯本）。

我很佩服Ong的勇气，但我们不仅仅希望看到个例的反抗，而且希望看到女性群体的自我意识觉醒和对自我权益维护的主动性。我们更加希望的是整个女性群体的不再沉默，对于不公正的沉默，就是站在了压迫的那一边。

这种抗争并不是为了让女性变得更强，而是为了让世界感受到女性的力量。

千千专题-职场性骚扰系列

七月，是毕业季、也是入职季。从学生蜕变为独当一面的职场人士、再到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事业，这个过程，是令人期待的。然而在职场中，还有一些不那么愉快的事情可能会对我们的职业发展和我们的心理产生致命的打击，比如职场性骚扰。

千千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在职场性骚扰领域围绕法律维权诉讼、案例研究、公益宣传等做了大量工作，值此7月毕业季，千千推出职场性骚扰专题，想让大家对职场性骚扰有个更清晰地认识、在职场中保护自己、为事业的打拼打造坚实的后盾。

▽下期预告▽

通过前两期个案介绍以及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的推介，相信大家对职场性骚扰的现状及特点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那么当我们身处职场中，是否能够准确识别出哪些行为是职场性骚扰、以及如何应对呢？下一期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期《性骚扰自我培训测试》，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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