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调解费，我要那件事发生之前的快乐（上）

小编注：

儿童遭遇性侵后，身体上的伤害也许容易恢复，但精神上的创伤若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干预，性侵引发的恐惧、羞耻与无助却有可能影响孩子一生。因此，遭受侵害后，专业的心理支持对受害者十分重要。而很多受害家庭无力承担高昂的心理治疗费用。

我国法律不支持刑事案件受害人获得精神抚慰金，所以受害人假如身体某一部位致残，Ta 可以经过相应的伤残等级鉴定，获得相应的物质赔偿。而一般情形下的性侵害，大多牵涉不到肉体损伤，精神抚慰金又没有立法依据，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善后救济补偿基本为零。

张倩老师独家追踪十余年，结合实际案例，分上下两篇与您一同探讨性侵害儿童的“善后”赔付话题。

2013 年 10 月 23 日，公检法司四部委联发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该《意见》首次将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精神康复费用纳入判赔范围，这在当时被视为最大“亮点”。

然而四年过去了，此间的全国公开案例中，对于精神康复费的支持，始终处于“零判例”状态。

去年11月2日，来自四川的一纸判决，打破了《意见》的“归零”局面；然而四个月后的统计显示，包括钦州小晴性侵案在内的精神康复费诉求，仍然处于不被支持“常态”，此前的“零突破”判决也成为“孤例”。

专家认为，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精神康复费的支持，不能依赖于某个法官的理念，而有待于包括“基准定损赔偿”制度等多层面设计而完成。

 2月4日，广西“钦州性侵案”届满一年。

援助律师将小晴案申诉材料，“越级”提交到广西自治区检察院，控申部门称将尽快转至钦州检察系统。

附卷提交的材料里，有一份来自深圳“春风网”隋双戈博士的相关资质证明。此前，他曾对小晴遭受性侵害之后的应激反应进行跟踪。

在小晴遭受侵害八个月后，隋双戈做出了以下判断：

“初步判断强奸事件对受害人造成较大的心理影响，受害人有明显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且有一定程度的解离、回避等自我防御反应”。

依照隋双戈的专业测评，小晴目前“需要心理辅导至少持续6个月，每周一次，相关费用不同资质专业人士的市场价格不同，总额 19200—48000 元”。

心理专家为小晴所做的心理评估报告，最后未被法庭采信，与此相关的精神康复费诉求，也被法院驳回。

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私下坦言，换做他来审理此案，心理评估报告开出的精神康复费诉求，也不会得到支持。

因为相关的鉴定资质、收费标准等“无解”问题，以及“已发生费用”之证据门槛的条件限定等情况，让他难以“突破”现行法律法规、“逾矩”下判支持。

这种状况的“里程碑”标志事件，当属教师性侵幼女学生案——2005 年，南宁三塘小学老师梁某，因性侵害 13 名幼女学生被执行死刑后，依照现行法律，所有涉及转学费、安家费、心理治疗费的受害人诉求得不到满足。

眼看受害幼女将不得分文赔偿，为此案进行法律援助的张树国律师，震耳欲聋地发出了“处女膜也算物质”的观点，为每个受害幼女争取 20 万元的索赔。

在很多外人将其呼吁视为自我炒作噱头时，身为中华全国律协刑专委委员的张树国，甚为忧虑地表示：

若再不把性侵害未成年人从“一无所获”的救济窘境托出，立法与司法的保护与刑法本意，将统统受到质疑与挑战。

如前所述，对精神康复费的支持始终处于“零判例”状态。缘何？

除了该条款宣传不够、没有配套的实操细则、基层审判人员很少知晓等原因之外，还因为性侵害受害人家庭绝少提起相关赔偿，并且赔款有一个前置性的限制“门槛”——需要前期垫付心理治疗发票，然后再随支出随起诉请求判赔。

小马是宁夏灵武案中的性侵儿童家长代表。

2015 年，在得知包括自己女儿在内的 12 名同学遭受班主任性侵害之后，他和家长们曾带领孩子租车前往省会银川，去心理康复中心进行专业测评和后期干预。

“她（指小马女儿）被送来（心理）疗伤时，选取的都是黑色或深褐色的画笔，然后在画纸上涂成黑黑一团。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她画面上的麻乱黑团，是内心‘黑洞’的一种象征，是伤害带给孩子内心阴影的一种投射。”

宁夏艾伊健康研究中心的陈广丽说，事发之后，她曾给受害儿童做过四五次心理干预，“但慢慢的，她们都不来了”。

陈广丽不知道，这些受害儿童家长选择“放弃”，是因他们既无时间一次次包车前往，也垫付不起一次次的前期治疗费用。

并且，她的这家心理诊所，又很难开出法官所需的正规发票，所以家长们最终放弃 1800 元的法院判赔精神康复费用，集体撤诉接受了政府的每人 5 万元“调解”费。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在宁夏灵武案公益援助过程中，曾尝试拿出一揽子“后期康复治疗费方案”给法院，以期得到法院支持，并为今后此类案件提供判例。

中心执行主任吕孝权称：

“我们特请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博士，在事发半年后，奔赴当地为这 12 名受害儿童做出一系列心理测评。在他提供的《受害儿童心理创伤症状评估表》中，有三名女孩的心理创伤程度达到 5 分的最高分值，平均分数为 4.7 分。”

按照徐凯文博士的预估，每个受害女童的后期心理治疗费用约为人均 18 万元。这其中也包含了心理专家的差旅费用。

一审庭审中，12 名受害儿童的代理人，向法庭提起了这笔心理康复费诉求。

但法庭坦言，依据法律，他们只能支持“已经发生”的费用，而前期心理康复费只有 1800 元（且是非国家正规发票的收据）。

即使合议庭放宽证据门槛，视此收据为发票，判决下来，每个家庭得到的赔偿也不足两千元。而这笔钱，只是依专家测评向法院诉求的百分之一。如果家长接受调解，选择撤诉，则每人可得到 5 万元调解款。

最终， 12 名受害儿童家长，集体签约调解。

突破“零判决”的尝试就此流产。

银川中院的主审法官认为，从儿童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调解无疑可以让受害家庭拿到更多的赔偿，也免去了一次又一次的诉讼追讨带给孩子的不停伤害。

但在众多援助律师看来，调解不能替代判决。

一起典型案例，通过有效判决，会对社会起到更大的警示、教育及防范作用。更何况，这笔钱的用途，本来指向的是受害儿童的精神康复专用，现在以调解的名义一发，大部分成了受害家庭的一笔新增收入。

（未完，待续）

注：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作者

张倩

前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资深记者，长期从事法律和人物新闻报道，并以调查深度报道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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