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三洋 | 这项暗黑发明，让长安沦为“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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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中，西安成为了中国第9座国家中心城市，这令一些怀念“汉唐之风”的人很是振奋，希望古老的西安能乘上“一带一路”的东风，重振声威，网上最乐观的声音，已经在畅想西安落实直辖市，甚至重新成为首都。
其实，长安的辉煌对历代后人来说都有巨大的诱惑，一直有人尝试复兴长安，但这种努力无一成功，古人将这归因于飘缈难寻的“王气”，但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寻找答案，又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西安在唐朝以后的长期衰颓，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唐代开始的过度放羊，导致了大面积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和盐碱化，以至于关中的出产无法支撑一个庞大的首都，以长安为核心的李唐王朝也随之衰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曾经讲过（见 《罗三洋 | 山羊：我就这样吃垮了盛世大唐》）。
不过话说回来，羊固然责任重大，但西北环境恶化经济衰退，这么大的一个锅全让羊来背，也不大公道，让长安沦为废都的，还有一项“暗黑发明”。
西安的问题，在于生命之源——水。
公元582年，刚刚接受北周静帝禅让登基的隋文帝杨坚向大臣抱怨，长安城“制度狭小，又宫内多妖异”，通直散骑常侍庾季才看到皇帝有迁都的意向，连忙补充说：“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对此大臣们一致赞成，可见他们平日也深受长安低劣水质之苦。经讨论，隋文帝拍板：迁都。但也不迁得太远，就在10公里外的龙首原上，就近另造一座新城，杨坚在北周时曾被封为“大兴公”，所以他将这座新都命名为“大兴城”。
隋文帝杨坚
大兴城工程，由高熲等一干重臣挂帅指挥，一线的具体负责人是太子左庶子宇文恺，这位鲜卑族大臣素来以“有巧思”闻名。
龙首原上的“大兴城”，就这样取代了汉朝的长安城，成了“新长安”。以城市面积论，大兴城占地84.1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汉长安城的2.4倍或明清西安城的5倍以上，比明清北京城还大三分之一，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建造过的最大的有城墙的城市，“制度狭小”的问题荡然无存。不过，“水皆咸卤”的问题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摆在了大兴城实际上的总工程师、营新都副监宇文恺面前。
龙首原是个古怪的选址。
中国历代首都均位于平原之上，规划得四四方方，街道横平竖直，呈现“棋盘型”格局，汉长安就是其典型代表。然而龙首原并不在平原之上，而是一片有明显斜度的山坡，“头高二十丈，尾高五丈到六丈”，城市自身有四十多米的海拔落差。结果，隋唐长安城的大部分道路都是上下坡，对居民的交通生活颇为不便，而且因为西北低，东南高的缘故，全城的大部分街区居然都比城北的皇宫海拔高，老百姓可以在家里俯视皇宫，实在太犯各种传统忌讳。
为什么要把帝国首都修在山坡上呢？
《隋唐嘉话》上说，隋文帝梦见长安被洪水淹了，醒了就决定迁到地势较高的龙首原上。但这个解释显然太过于简单了。考虑到迁都会议上被一再提及的汉朝长安城“水皆咸卤”问题，更合理的答案是：龙首原不仅海拔较高，而且有一定的坡度，不仅利于防洪，更便于向外排出盐碱度较高的污水，能够保证城市水质。关中同样海拔的地段，要么缺乏地下水，要么过于平坦，不利于排污。
排污就像城市的排泄系统，一旦出问题，就会迅速危及生命。古代世界各国都发明出各式各样的排污系统，中国这方面做得不错，战国时期就有陶制的排污渠“陶窦”。
事实上，隋唐长安城是有沟渠的。总工程师宇文恺开凿了三条水渠引水入城，城南为永安渠和清明渠，城东为龙首渠，作为引水渠流经城区再流出。同时，在城内主干道两侧造了宽、深各2米多的排污渠。由于地下沟渠是城市里最不易被破坏的部分，所以也是现代考古学家研究得最充分的部分。
但是，由于大兴城内地形起伏较大，排污困难，历史上确实也有许多出现堵塞和倒灌问题的记载。而且，考古学家发现，宇文恺只修了主干道两侧的主排污渠，没修支渠，导致大部分街区居民无法使用下水道。宇文恺倒不是歧视低等人口，连大兴城皇宫内部，也有很多区域没造下水道。这就好比一只动物体内只有主动脉和主静脉，没有毛细血管，大部分器官无法同循环系统相连。
这种偷工减料的设计，不能全怪宇文恺，这位伟大的鲜卑工程师有难言之隐。
隋文帝杨坚是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甲方。他要求施工方建造出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的城市，施工期只有……半年！而且作为新王朝首都的千年大计，它绝不能是豆腐渣工程，施工质量必须绝对优异！
宇文恺的团队于开皇二年（582年）六月开始施工，十二月主体工程完工，经过三个月的后期装修，隋文帝杨坚于次年三月携全体皇室成员喜迁新居。宇文恺团队真的完成了似乎不可能的任务，隋文帝很满意，宇文恺因此晋升为太子左庶子，辅佐太子杨勇。
宇文恺主持兴建的长安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座城市之一，跟东罗马的君士坦丁堡相似，在历史上很长时间都有50-100万人口，而长安城的面积却是君士坦丁堡的7倍，因此长安城的人口密度只有君士坦丁堡的七分之一。充足的土地供给决定了长安贵为帝都，房价却并不太贵，（皇宫周围的黄金地段除外），白居易说“长安居大不易”主要原因是“米贵”，而不是买房租房。另外，白居易的《卖炭翁》诗告诉我们，在唐代长安烧炭做饭取暖也是很贵的。
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宇文恺的建城奇迹，都堪称“多快好省”，而毛病，也就出在这个“省”字上。
前面说了，宇文恺只修了主干道两侧的主排污渠，没修支渠，况且受制于龙首原高低不平的地形影响，排污效果比较差。那长安居民的生活污水往哪排放呢？
宇文恺给出了一个另类的方案——渗井。
我们知道，古代中国有造福人类的“四大发明”。不过，古代中国也不乏祸国殃民的“暗黑发明”。
如果要评选古代中国的“四大暗黑发明”，有一样发明肯定当仁不让，因为它不像刑具或毒药，只能伤害个体，而是会流毒万世，祸害人类子孙和各种生物。
这种“暗黑发明”，就是渗井。
所谓渗井，就是废弃的水井，人们往里面倒垃圾和废水。垃圾渗液和废水通过渗井，逐渐流入地下土壤和岩层，从而达到排污的效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打井技术的地区之一，《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打井时，父亲和弟弟向井里填土，企图害死他。一旦有人畜死在井里，这口井无论是否有水，都会被废弃，成为渗井。
元朝初年学者胡三省在《资治通鉴音注》指出，“(西安)地大人众,加之岁久，奎底垫隘，秽恶聚而不泄，则水多咸苦。”
这里说的就是宋元以来，长安的地下水问题，及其成因。奎底垫隘，指的就是渗井。
在地广人稀的农村和牧区，渗井一般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但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里，长期大规模地使用渗井排污，就如同一个人长期喝慢性毒药。更糟的是，关中地区的地下水系统非常特殊。
关中地区的地下水资源在古代原本非常充沛，因而这里成为中国早期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但是，关中地区地下水系统规模较小且封闭，与华北平原的地下水系统不相连，导致一旦过度开发，地下水枯竭，就难以恢复。
考古研究已经证实，宇文恺在巨大的工期压力下，放弃了在大兴城中修建排污渠系统的方案，转而开凿了大量的渗井，用于居民排污。
起初，宇文恺可能计划凿一批水井，但由于龙首原地势高，关中地下水位低，井总是不出水，只能成为废井。眼看工期临近，宇文恺情急之下，就把它们都改成了渗井，并在城里全面推广。由于龙首原倾斜的地势，加之隋代长安城人口不多，隋炀帝又很快迁都洛阳，在宇文恺生前，渗井似乎没有造成明显的问题，汉朝长安城“水皆咸卤”的现象并未发生；但到了一百多年后的唐朝中叶，随着长安人口大幅增加，龙首原的地下水系统便已经被渗井排出的废水全面污染：一方面地下水持续超采，一方面通过渗井流入的废水越来越多，结果，因厨房垃圾废水和人畜排泄物产生的硝酸盐浓度严重超标，导致“井皆咸苦”，并进而蔓延到龙首原周边地区，与汉朝长安城周围的污染区连成一片，此后日益恶化。
由于关中地下水系统与世隔绝，地下水很容易超采，污染物日积月累，却难以向外部排出，也就是胡三省所说的“秽恶聚而不泄”，汉朝长安城和隋唐长安城及其周边地区在古代就都出现了地下水污染的问题，终于导致唐朝以后整个关中地区的水资源全面恶化，中国的经济中心只得长久地离开了关中地区，西安从此沦为“废都”。直到1990年，黑河引水工程和引汉济渭工程，才让关中地区的水资源迎来五千年来的第一次改善。不过积累的环境问题太严重，西安要想重现历史上的辉煌，还任重而道远。
长安并不是唯一一座因环境问题而衰落的中国古代都市。在中国古代，有许多城市的人口曾经短期达到过100万，但都无法长期维持。第一座人口完全突破“百万限制”的城市，是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南宋中叶以后，直到太平天国，杭州城区人口几乎一直都在100万以上。由于人口太多，导致杭州房价奇高，甚至因为缺乏墓地而流行火葬。杭州的人口之所以能够突破“百万限制”，主要原因并不是北方战乱，而是因为杭州的水资源极其丰富，河流流量大，降水多，滨临大海，地质条件极其适合排污，而且一直建有成熟的城市排污渠系统。因此，与各个北方城市不同，二千多年来，杭州城区的地理位置从未发生过改变，同时还能一直保持旺盛的经济活力。
无数考古研究证实，真正能够杀死一座城市的，从来不是战争和瘟疫，而是生态环境不可逆转的恶化。让我们在21世纪以史为鉴。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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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曲飞 值班编辑 | 小窗 主播 | 夏晴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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