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专栏】刘训华 励 琳丨海洋教育史：概念、体系与战略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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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东海研究院

 刘训华 教授

作者简介

刘训华（1978-），男，江苏滨海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史和教育理论研究；

励 琳（1996-），女，浙江余姚人，硕士，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中心初级中学教师，主要从事语文教育和海洋教育研究。

引用本文

刘训华，励 琳.海洋教育史：概念、体系与战略视野[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25（6）：14-21.

摘要

海洋教育史是指人类开展航海教育、水产教育、海防教育、学校海洋教育、社会海洋教育等教育活动的历史。作为服务教育强国和海洋强国的教育史研究新领域，海洋教育史体现了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海洋科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并为推进海洋教育实践和海洋强国建设提供学术支撑。海洋教育史在内涵上体现了服务教育强国的借鉴中外、面向未来、培养人才、为我所用等特点，在内容上蕴含了服务海洋强国所需的多重领域；在实践上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培养民众海洋国家意识、锻造新型海洋观、建设现代化国家提供强有力的教育史学资源。

关键词

教育强国；教育史；海洋强国；中国式现代化

世界发展史告诉我们，大国必崛起于海上，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海洋事业方面也必须交上优异答卷。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海洋强国战略以来，我国海洋事业发展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海洋教育史作为中外教育史学的特色研究领域，借鉴古今中外人类在海洋教育研究领域的经验与教训，服务于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现实需要。本文拟从构建教育史学科专题视域，提出海洋教育史的基本概念、研究体系、建设原则和战略视野等，求教于方家。

一、海洋教育史的基本概念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建设教育强国，进一步加强科学教育、工程教育，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为解决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人才支撑，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1]。海洋强国和教育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更好服务强国战略，亟需以史为鉴，海洋教育史研究正是筑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海洋强国，必须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2]（Ｐ243）}海洋教育史在领域上将教育史研究视野从学校教育进一步延展到专题教育，关照国家战略。

海洋教育在推进国家海洋战略实施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学校是推进海洋教育的主战场。在北京、上海、山东、浙江、福建、广西、海南等地，海洋教育实践系统推进，海洋研学内容日趋丰富。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海洋战略地位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海洋承载着人类未来发展空间，是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资源。我国既有约960万平方千米的陆地国土，还有面积辽阔的“蓝色国土”^[3]，“蓝色国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和重要战略资源。通过开展海洋教育史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得失，对于推动海洋教育实践提供历史借鉴适当其时。海洋教育是指以人为中心的对海洋内容的传播与接受，涉及到海洋知识、技术、文化、资源、意识等五位一体的内容传播活动^[4]。一般意义上的海洋教育，是指面向全体国民的通识性海洋教育，这也正是当前海洋教育应主张的受众对象。中国海洋大学马勇从“人海关系”的视角提出了海洋教育概念，并从广义和狭义进行了阐释^[5]。

笔者认为，海洋教育史是指人类开展航海教育、水产教育、海防教育、学校海洋教育、社会海洋教育等教育活动的历史。这一概念表明古今中外的海洋教育活动都是其研究对象，既有中国海洋教育史，也有外国海洋教育史，在内容上贯穿中西、横跨时空。外国海洋教育史具有丰富的内容，比如葡萄牙恩里克王子在萨格里什(Sagres)创办航海学校，设立观象台网罗各国地学家、地图绘制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广泛收集地理、气象、信风、海流、造船、航海等文献资料，这些对葡萄牙的航海事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推动了地理大发现。

从学科概念而言，海洋教育史是以古今中外海洋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现象作为研究内容，对其规律性进行专门探寻的教育史专题研究领域。它以总结海洋教育历史经验、探讨客观规律为主要任务，并为当下海洋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其理论发展主要依托于教育学。海洋教育史是特殊的存在，海洋史偏向于人文领域，而教育学属于社会科学，再加上海洋本身的自然科学性，三者融合使得海洋教育史兼具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

海洋教育史概念的提出，不仅契合时代需要，同时也是应对教育史学科“学科危机”进行的积极尝试。教育史学界有着浓厚的学科忧患意识，周洪宇指出，“今天的教育史研究太‘教育学科化’了，太思辨性而缺乏实证性了，太失去自己固有学科属性和特征了”^[6]。教育史研究较少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结合，使得教育史研究常局限在一个较小范围内而无法突破。张斌贤认为，“教育史学科重建的‘出发点’，实际上就是指对学科研究对象及其范围、边界性质的合理认知和科学把握”^[7]。

海洋教育史研究在拓展教育史学新视域的同时，还对“海洋教育学”的学科视域构建具有积极意义，海洋教育史与海洋比较教育研究、中小学海洋教育、高校通识海洋教育、专业海洋教育、社会海洋教育等领域相互关联，形成学术体系中的多维合力。同时，海洋教育史具有丰富的内涵，基于问题导向，聚焦若干关键问题，从跨学科视野，探讨学术创新、方法创新和范式创新的可能路径。

海洋教育史料整理与研究是涉及教育强国和海洋强国的重要领域。首先，对海洋教育史料的整理与汇编将成为趋势，对史料的分类整理可以促进海洋教育史朝着更为系统和精细的方向发展；其次，学校海洋教育与专业海洋教育将迎来快速发展期，需要有国内外历史和现实经验提供借鉴；再次，随着更多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也将走进海洋教育，海洋教育史料整理与研究将朝着更加多元且融合的方向前进。

对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建构“中国话语”的学术表达体系，是海洋教育史在学术领域行稳致远的重要力量。概念提出只是发展中的一步，如何在新领域形成新话语、新体系，需要在研究内容基础上的不断发展。

二、海洋教育史的内容体系

海洋与国家命运牢不可分，海洋教育史不是“向后看”的历史，它需要“向前看”，看世界发展大势，看海洋文明走向，需要了解和分析世界大势。明晰海洋教育史在战略意义上的指向，是为了我们更能够了解中国历史特别是明朝以来的世界海洋时代是如何兴起，以及中国的海洋机遇是如何丧失的，了解清楚自己的历史，以及所面临的形势，避免落入如郑永年所言的“明朝陷阱”^[8](P1-9)。对世界海洋发展史特别是国家发展史和现实国际问题的宏观理解，是深入探讨海洋教育史的重要现实基础。

海洋教育史具有鲜明的跨界性与时空性。在研究内容上，主要包括航海教育史、水产教育史、海防教育史、学校海洋教育史和社会海洋教育史等五大内容体系，其科学性、教育性、战略性的特征也印刻在各个领域中。

航海教育史是人类开展航海教育和培养航海人才的历史。航海教育是培养航海专业人才的主要手段，世界之所以能连接在一起，人类对海洋的认识和探索，都离不开航海教育以及航海技术的进步，航海教育史就是一部人类探索海洋、拓展生存空间的历史。航海教育史在内容上主要包括学校航海教育史和社会航海教育史。在该领域还需加强对外国航海教育史的研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牌海洋强国，在航海教育方面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学界对航海史研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以朝代为维度的断代教育史研究，比如秦汉与宋明相比其他朝代研究内容更为丰富；二是专题研究，如徐福东渡、郑和下西洋是中外瞩目的航海事件。在中国古代的航海教育中，受条件限制，多采用师徒制、口授心传的方式。在近代新式学校出现后，航海教育史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水产教育史是人类开展水产教育活动和培养水产人才的历史。水产教育是培养从事水产生产和管理、教学和科学研究等专业人才的事业^{[9]（Ｐ443）}。中国开发渔业资源历史悠久，“可上溯至7000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从其食用海洋生物的文化遗存，可以看出，讨海已是他们主要生活方式之一”^[10]。历史学者和教育史学者对中国近代水产学校教育的特点进行研究，对20世纪以来水产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沿革进行了梳理^[11]，已形成系列成果，水产教育史研究对人类合理利用海洋资源具有历史借鉴价值，同时“水产事业对于维护国家主权、稳定社会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2]。

海防教育史是培育民众树立国家海防安全意识和培养海军等海防人才的历史。海防教育在国防系列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安全、国家海洋权益、防备外来侵略而进行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和教育方面的建设和斗争^{[13]（Ｐ4）}。中国海防教育与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特点紧密相关。创建于1866年的福建船政学堂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一直办学到1911年，共有制造学堂、驾驶学堂、管轮学堂、练船学堂、绘画学堂、电报学堂、艺徒学堂、匠首学堂等八所学堂^{[14]（Ｐ33）}。历史上各类海军学校的人才培养是海防教育的重要内容，比如民国时期抓住美国为盟国提供战争物资的《租借法案》机遇，促成了美方向中方出让八艘军舰并代为培训接舰官兵的协议，而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还在大后方的大中专院校招考了近2000名留美留英海军学兵，这批留学海军留下了相关教育生活追忆^{[15]（Ｐ1-3）}，成为海防教育史的重要内容。

学校海洋教育史是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一般性海洋教育的历史。它区别于上述水产学校、航海学校、海军学校等，是各级各类学校的海洋教育活动史。学校海洋教育史根据教学内容与层次的不同，可分为中小学海洋教育史与大学海洋教育史。在研究取向上，教育史角度多从学校和人才培养视角，近现代史角度多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视角，研究近代涉海类学校。涉及到学校海洋教育如《中国海防史》《中华海权史论》《海洋强国兴衰史略》《船政与近代中国教育》《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海洋与近代中国》等文献。近年来，国内中小学海洋教育在青岛、大连、厦门、宁波等沿海城市部分学校蓬勃开展。但与海洋强国所需要的教育基础相比而言，还处于区域性、零散性、随机性等特点，对于推进中小学海洋教育的国家战略需求和教育目标而言，尚且一无制度保障，二无规定措施，三无长效机制^{[16]（Ｐ17）}。我国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2004年拟定了《2005—2008年教育施政主轴》，2007年正式公布了具体的海洋教育政策，全方位强化各级学校学生的海洋素养。海洋高等教育“是大学、学院、高职院校和科研院所为实践机构，依托海洋学科和专业发展平台，培养和造就国家、社会需要的海洋领域高素质专业人才的活动”^[17]，并在专业教育和面对全体学生的通识教育中各展所长。社会海洋教育史是指面向社会普通民众的海洋知识传播和意识提升的教育活动史。

社会海洋教育是海洋教育的薄弱环节。我国民众海洋意识薄弱、重陆轻海观念根深蒂固，也和社会教育方面的缺失有关。人类对于海洋资源的探寻、海洋物种的认知、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等是社会海洋教育的有力载体。海洋社会教育是提升民众海洋意识、培育海洋素养、锻造海洋思维、形成新型海洋观的主要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涉海博物馆和海滩、水族馆等海洋体验场所与海洋相关的活动是社会教育的重要途径。在形式上，社会海洋教育常常通过亲身参与，通过游艇出海等“沉浸式”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海洋。

我国海洋战略的推进，需要有海洋教育史上的历史经验和启示，通过收集史料、明确问题、学理体系、方法路径、形成架构、关照现实开展分析，是开展海洋教育史专题研究的重要过程。“中国的大明朝，不同于自发或被迫向航海大国转变的那些大陆国家，明朝在建立后不久便迅速失去了对海洋的兴趣”^{[18]（Ｐ230）}，在“明朝陷阱”这个历史事件中，朝野上下一致性地失去经略海洋的兴趣，其根源在于海洋素养不足、海洋意识薄弱、海洋教育缺失，才导致中国国运在这个时期改向，就历史教训而言，如何强调海洋教育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三、建构海洋教育史的方法原则

海洋教育史是教育史学研究新领域，需要在整体理论与总体史观上着力，形成以新理论、新方法、新史料和新视角为特征的专题史研究。当前研究总体存在体系模糊、史料整理缺失和新观点不足等问题，海防教育史、海疆教育史、航海教育史等领域研究侧重点不一，缺乏战略层面探讨。

问题导向和跨界融合是海洋教育史专题领域构建的重要原则。要明确研究领域的问题导向，从理论、方式到史料的鲜明问题意识，既包括需要提出的学术问题、研究范式，也包括对现实海洋领域诸问题的学术关照；海洋教育史具交叉学科特征，主要包括教育学、历史学、海洋科学等层面，这些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教育学是一门研究教育现象、解释教育规律的学科。教育学本源性特征是始终站在“人”的立场上，研究如何培养人、对生命起着关照的一门科学，“维护和增强个人在其他人和自然面前的尊严、能力和福祉，应是21世纪教育的根本宗旨”^{[19]（Ｐ6）}。海洋教育史依托教育学而立，一方面在架构其理论时应始终站在教育学立场，对其他相关学科进行筛选、吸收和内化，使之区别于其他学科并为教育所用，正如叶澜提到“教育学分支学科与专题研究的深化”^[20]。另一方面，教育学涵盖面广，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级学科都可作为海洋教育史的内容支撑，丰富其研究内涵。

海洋科学等自然学科为海洋教育史提供了丰富的跨学科资源“海洋具有开放性、复杂性、特殊的生态性，以及稳定性与适应性相协调等特征，由此注定了海洋研究的多学科交叉、渗透和综合的特征”^[21]。由于海洋本身复杂的特性，使得建立在海洋研究基础上的海洋教育史也具有跨界跨学科的融合视域。

历史学是在理论和方法上都非常成熟的学科，“历史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要受自然界的自然规律支配；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创造，是不受自然规律所支配的”^[22]。海洋教育史从历史学角度关注人们有关海洋认知的过程，关注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并从史实中寻求相关规律或经验得失。结合微观史和宏观史研究海洋教育中的历史现象、进程及其本质，挖掘其中的经验得失，为国家海洋事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20世纪的历史学发展趋势是建立其与各专门学科的密切联系，形成双向互动的学科渗透”^[23]。在微观史中，可以精准地研究海洋教育进程中的群体、个人或某一事件。

建构海洋教育史的理论体系，提炼、发展现有学术范畴，诠释海洋教育史现象、揭示海洋教育发展规律。比如在近代海洋教育史研究中，将重点在近代水产航海类学校史料整理进行分门别类整理与研究，探究近代水产航海教育的历史经验；在近代海防学校史料、海洋通识教育史料研究中，探究海洋教育方面的经验与缺失。有稳定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著作和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是检验海洋教育史领域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从跨界中汲取适合海洋教育史的研究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人民立场，坚持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通过运用大数据、视频分析等新技术，助推海洋教育史研究方法创新。史学方法及其他一切有利于阐释、分析海洋教育的历史事实，揭示海洋教育发展规律的方式，都可以作为其研究方法，“视情而定”是研究方法的重要特征。

重视海洋教育史的史料建设，丰富和拓展海洋史和教育史的双向学术研究，为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海洋教育史研究提供学术支撑。考虑到近代学校海洋教育史料文献来源的多样性，需要充分利用各类数据库资源，寻找相关学校海洋教育史料；对已有的相关学校教育史料进行甄选，形成学校海洋教育史料；组织人员到近代海洋教育比较集中的地方，如上海、天津、青岛、宁波、福州、厦门等地进行资料调查与收集，一些非正式出版物和历史遗存是重点挖掘整理的内容。

需要对分散于海内外的近代学校海洋教育史料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研究。近代教育史料整理中有关海洋学校的史料，如水产学校、航运学校、船政学堂等相关人才培养、课程建设、教材等材料；一般学校档案材料类，包括各类学校涉及到海洋意识、海洋主权、海洋安全、海洋文化等材料，以及学校主办的刊物，特别是学校开展的海洋专题活动，以及相关涉海学生社团的活动情况；一些文征类史料，包括各类海洋教育相关手稿，如师生日记、信函、回忆录、自传等；各类出版物，如近代出版的各类涉海文集、人物传记、学校周年纪念册、报告册等；期刊方志类，包括《教育杂志》《申报》《大公报》等近代期刊，以及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地方志，从中收集海洋教育活动资料；从相关海洋史料中辑录史料，包括《中国海疆文献初编／续编》(185册)、《中国海疆旧方志》(311册)、《中国航海史基础文献汇编》(17册)等大型文献。还有从相关涉海博物馆中寻找史料，这些都构成了丰富的海洋教育史料库。

海洋教育史研究过程中，需要加强海洋教育专题史研究，对以往研究中的薄弱和短缺之处进行重点探讨。加强对近代水产、航海、海军等涉海类学校的校史、课程、教材、人才培养、成果等的整理，开展对海洋专业教育活动的研究，梳理历史上培养海洋人才的经验得失，是海洋教育史服务战略教育的重要功能。

四、面向国家发展的战略视野

海洋教育史是面向未来的教育史学，其科学性、教育性和战略性，具有未来之学的特征，体现在其用途上具有为国家发展服务的特点。海洋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学术价值，服务于海洋强国战略发展的需要，服务于人们对海洋认知规律总结的需要，服务于海洋教育历史经验总结的需要，服务于教育史跨学科发展的需要。

海洋具有丰富的时空概念，这也是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占据一个世纪海上霸权的重要因素，我们对海洋时空的认知，需要有新的历史量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海洋教育史在实践层面，需要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特别是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方面上形成教育史学的历史借鉴。

海洋教育史是个新概念，但其所涉及的却是老话题，海洋教育史的提出，表明海洋教育以史为鉴进入了新阶段。当前，海洋教育发展呈现四个显著特征：一是在传播载体上，由传统的海洋意识教育向海洋素养教育的转变；二是在研究属性上，由自然科学为主向以教育学科为主转变；三是在海洋权益的关注点上，由传统西方海权论向“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变，即由“海洋霸权”到“共同体”的转变；四是世界范围内对海洋教育的由自发自为的方式逐步向有所作为注重设计的方式转变。

欧美等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强大的海洋事业，离不开实现强大海洋力量的海洋教育基础，关注世界主要国家的海洋教育史，对于现阶段我国推进海洋战略教育资源具有参考意义。在以往的认知里，海洋往往与“海权”联系在一起，欧美海权理论认为“海权的历史，涵盖了某一民族试图在海洋上或者通过海洋来变得强大的所有行为”^[24](P1)，这一行为常常伴随着掠夺和暴力，马汉观点甚至将是否控制海洋提升到了国家兴衰的战略层面，并通过对17世纪中叶欧洲各国发展史的考证，得出通过制海权就能控制世界的结论。

人类对于海洋权益的认识已进入新阶段。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该理念的提出是对传统海洋霸权思想的否定与突破，海洋不是争取霸权的工具，应成为全球共享的财富，“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接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25](P634)。面对人类与海洋关系的历史新定位，需要在海洋认知上有新的理论探索，以“人民”为中心的海洋认知将再出发。

中国在近代的落伍，某种程度上与忽视海洋的发展有关。在总结近代受侵略历史时，有学者指出，沉溺于大国声威四海臣服的清政府，缺乏对外邦交经略海洋的国际视野和国家战略的研究与建设，蓝色国土意识、海权权益和治外法权意识薄弱，海洋强国、强军科技发展严重滞后，军事御敌和统一对外的实战力量薄弱^[26](P2)。之于国家海洋力量的建设，仅仅有海洋专业教育的推动是远远不够的，它更需要全民海洋素养的觉醒。

海洋教育史是从国家层面推进海洋教育的重要学术基础。欧美国家的海洋教育多以科学性作为主要属性，笔者则强调教育性第一属性，海洋教育不仅具有欧美国家所主要论及的自然属性，还有欧美国家在海洋教育中涉猎很少又非常重要的社会属性，从而其具有重要的教育性意义。海洋教育着力培育向海定陆、由海向洋的新型海洋观，“海洋-国家-教书”是深入推进海洋战略教育的关键逻辑，从儿童启蒙出发，讲好中国海洋故事，构建国民海洋图景，从“愿意听”到“听得懂”建构中国立场的海洋话语体系，做好顶层设计形成家校社一体的海洋战略教育推进体系^[27]，国家海洋战略教育的推进，需要海洋教育史的学术支撑。海洋教育史是教育史学的新增长点，能够促进教育史在历史、现实与国家战略之间寻找重要平衡。海洋将世界联系起来，海洋教育是国家经略海洋的重要战略教育资源，“即使我们住在远离海洋、感觉不到和海洋有直接联系的地方，它也仍是我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存在”^{[28]（Ｐ21）}。海洋教育史在实践上将促使人们从教育规律性来探讨海洋强国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在价值上将吸引中外教育史视野，关注人类海洋教育经验得失，为深度推进海洋教育发展服务；在战略上具有面向未来的跨界意义，有利于为大中小学开展海洋教育提供历史启思。

对学校海洋教育史实梳理与经验总结，是海洋教育史的核心研究领域。当前全国有2000多所中小学校开展海洋特色教育，学校教育是海洋教育的主要形式，海洋知识的传播将依托学校为媒介，为我国海洋建设输送更多的人才，为海洋强国战略提供教育的保障。中国自古以来以及国外学校在海洋教育方面的做法，特别是海洋教育比较发达的欧美日等国，需要进行梳理和总结。

对关心海洋和认识海洋的规律总结，是海洋教育史的又一核心研究领域。海洋空间和海洋文明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天然支柱，在世界各国竞相发展海洋的舞台上，为眼前之利益而牺牲长远，值得历史谨记。相传明宪宗曾想派人下西洋，兵部尚书项忠派人索取郑和下西洋水程案卷，结果为车架郎中刘大夏事先藏匿，遂使皇帝放弃了再次下西洋的念头。在台谏时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29]（Ｐ307）}而在十年后达伽马开辟了通向东方的新航路，开启了大航海时代，整个世界格局从此缓慢改变。海洋战略空间既指海洋战略实践的具体场所与基本方面，又指对现有海洋战略发展趋势的预测以及对未来海洋战略的谋篇规划^{[30]（Ｐ3）}，关心海洋和认识海洋的认知规律在哪里？需要从海洋教育史的角度加以总结、梳理。

海洋教育史研究需要为大中小学实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供有力的学术资源。海洋教育在立德树人领域，具有培养青少年的家国情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海洋素养、海洋思维和海洋品质的重要德育价值。向海则兴、背海则衰，提高海洋教育水平，不仅在提高海洋专业教育水平，更需要在普遍意义上强化全民的海洋意识、海洋思维，形成具有陆海统筹的新时代海洋观。

放眼世界、回望古今，经济发达和综合实力强盛的国家主要处于沿海地区，大多位于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海洋因素在国家强盛中起着重要作用。海洋教育史研究为人们更好认识海洋、关心海洋提供必要的教育史学术资源支撑。国家海洋事业的布局不仅需要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的支持，更需要国民的海洋国家意识培育，以及向海定陆、由海向洋的新型海洋观，离不开教育史研究的参与。从已开展的海洋教育活动历史中汲取智慧，服务于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为全民认识海洋提供崭新的教育前景。

参考文献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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