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Q报道 | 危险的高楼：被高空坠物砸毁的人生
2月5日这天，一大早，张立清就等在了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外。3年前，一条大狗从天而降，砸中了他的母亲，现在他终于为高位截瘫的母亲等来了法院的判决。一桩悬案有了结果，但伤痛已无法愈合。
一切都是因为那些建得又密又高的楼。高楼向来是人眼中效率的体现，有便捷的电网、通信、下水管道，相比平房，它更高效率地运用着社会资源与服务成本，然而，那些随时可能从高楼掉下来的东西，却成了道路的定时炸弹。
我们寻访了几个被高空坠物砸中的家庭，他们承受着一瞬间的“意外”带来的持久伤害，近乎徒劳地希望周围人明白，自己遭遇的不是意外。我们也试图讨论高空坠物背后的议题，如何能以更有效的城市管理、更健全的保障体系来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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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落
4月的广州，天气难辨，高温与冷雨频繁切换，雨水在鸦岗村的水泥路上积出坑坑洼洼的地图。这是一个平常的城中村，午饭吃过，无事可做，街口坐着的人昏昏欲睡。星期天的中午，两个女人走过这条阴冷的街道，去诊所看病。捉摸不定的天气让一人怀中的孩子发了高烧。
已经是她们第三次走去这家诊所了，前两次都没开门。诊所前的小黑板显示，午休时间到1：30，但医生还没出现。诊所对面的便利店老板娘告诉她们，这医生总是拖到2点。
第三次，1：51，这间二层厂房下的小门面终于拉开铁闸，两个女人向前走去。离门还有5步，一个不明巨物掉下，砰地一声闷响，像一袋水泥砸到地上。
抱小孩的女人走在前面，回头只见同伴倒在地上，四周却不见肇事物。倒下的人双眼紧闭，脸色转成灰白，女人登时吓得双腿瘫软。
在那一秒之内，只有少数路人看清：空中掉下一条狗。砸中那位走在后面的女人后，狗毫发无损，随后消失不见。
这位不幸的女人叫张萍，48岁，刚刚从湖北南下打工不到一个月。撞击造成了她高位颈椎骨折和脊髓损伤，在病床上躺了近半年后，她被告知，自己余生将在高位截瘫中度过。一切发生得太快，就像一部电影被骤然撕坏的一帧，张萍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
这是近年频发的高空坠物案中，其中一桩普通案件。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16年至2018年，全国法院审结的高空抛物坠物案件共有1200多件，受理的刑事案件为31件，这31件有五成多造成被害人死亡。
东莞观澜碧桂园，24层掉下一只苹果砸瘫楼下女婴
消息令人沮丧，高空坠物可以发生在任何楼宇密集处，且毫无办法预见。往下掉的可能是猫狗，也可能是烟头、铁床、冰箱、菜刀、残羹剩饭、粪便……有女婴被掉下来的苹果砸坏了半边脑袋，有男孩被掉下来的窗户夺去生命。
你永远猜不中人们往下丢东西是为了什么。可能是不小心、是为了泄愤、恶作剧，也可能是一个孩童为了模仿动画片里的哪吒抛乾坤圈。2019年7月，北京警方一个月查处了5起高空抛物案，其中，一起是因为情侣争吵泄愤，一起是因为一租客懒得下楼扔垃圾，两起是因为儿童一时“好奇”。
抛物者往往低估了高空坠物的杀伤力。一个苹果从10楼抛下，可击碎4毫米厚的玻璃，一颗鸡蛋从18楼抛下来，可轻易砸破人的头骨。据张萍的主治医师测算，狗从高处砸到张萍颈椎的冲力，再加上颈部肌肉反射性收缩的力量，可瞬间达到130公斤，张萍能够保命已经是奇迹。
救护车很快将人拉走，张萍的丈夫张生匆匆从工地赶到医院。这个48岁的面色黝黑的泥瓦匠在抢救室外的凳子上坐了一夜，恐惧让他全身发麻。他想不明白，按老乡给他的说法，张萍被绊摔了一跤，可摔跤怎么会摔得这么重？
安顿好医院中的张萍后，张生与刚被他从武汉叫来的儿子张立清回到事发地点，他们想搞清楚一切是怎么发生的。狗是哪里来的？
他们报了案，却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像许多其他高空坠物案一样，他们即将迎来难以看见终点的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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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毛，立耳，宽吻，中等肥瘦，街上最常见的那种土狗，事故发生5天后，张立清看到了诊所前的摄像头监控画面。他决定去找找线索。
张萍被砸中的地点，是一栋二层厂房的楼下，除了那家小诊所，这里驻扎有6家以上的小厂及各类个体户，生产电子元件、门窗、老鼠胶等，人在烟尘飞舞的昏暗车间忙碌，说是厂子，更近似家庭作坊。张立清与张生绕着这个两层的不规则多边形建筑转了几圈，湿漉漉的路面上，一些黄狗跑过，每一只都像，又都不像。
狗的主人是否就在厂房里？在村里巡逻队的带领下，他们登上厂房天台，想寻出蛛丝马迹，随即陷入迷茫。
以天台为视点伸向远处，城中村的边缘是城市的高楼，这条高楼的天际线20年里不断逼近。村里，有人开最新款的汽车，也有人在巷口光着脚杀狗吃肉，新盖起的高层出租屋将古老祠堂握在手心。城中村充满机遇，它是乡村移民向城市进阶的中转站，也是城市的下一个发展点，然而现在，这里什么也没有，天台上干干净净，毫无线索。
距离坠狗地不远处，一只黄狗刚刚被拔了毛
雨后坑洼的天台上，只留下许多竹条扫帚清洁后留下的帚痕。没有任何关于狗的东西。狗坠落的那一面墙边搭着瓜藤架，除了瓜菜琳琅，旁边还叠放着若干铁笼，笼中有鸟、鸡、蛇、一只写着“渝川砂锅菜”的招牌竖起靠在墙上。
派出所查了所有监控，在握手楼式的出租屋组成的迷宫中，狗跑开几百米，钻入一条巷子，再没出现。
一条狗在这样的街上永远地消失，似乎有其合理性，因为这里的人也行踪诡秘。张立清将搜索范围扩大到了方圆几百米外，在那条总是滚动着禁毒与禁止摩托车酒驾标语的街道上，临时的打工者们在短工招聘信息与短租小广告前流连，随时准备好离开。他们均表示，对坠狗的事一无所知。
按照《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无奈之下，张立清与家人将整栋楼的房东和租户，总计11人，告上法庭。
最终，案件开了4次庭，矛盾始终胶着在狗的来源问题上。
厂长们否认养狗，但张立清发现了新的疑点。偶然间，他看见一名记者在更早的时候登上天台拍的视频，画面中，地上赫然一个蓝色的折叠好的笼子。附近许多宠物店主证实，这是他们店里会卖的那种狗笼。
被告席上的厂长直摇头：看不出笼子是装狗的。
电子厂长老郭是被告之一。他说，如果狗真为厂房的人所饲养，其他的租户肯定会向警方坦白，毕竟谁也不愿替养狗者担责。他认为，厂房有三道楼梯都可以直通天台，从未上锁，可能有流浪狗不小心跑上去。
“不会赔，绝对不会赔的。”老郭认为这是尊严的问题。“捐款没问题，但要说我‘赔’，就表示我有错了。”
最开始，张萍方代理律师李霁庭对案件很有信心，然而，随着对细节的深入，他时常感到焦头烂额。
坠狗的厂房里鱼龙混杂，本来是一个只能用于工业生产的工厂，却在厂房内发现了炊具、床等居住用品。此外，该建筑物也没有产权证。按照法律，物业也是对房屋负有安全责任的，但当记者询问物业，却发现厂房挂名“物业”的负责人，实际只负责收租等日常事务。
图中左侧建筑为该二层厂房，右侧为便利店
四次开庭间，法官多次去过现场勘验，一无所获。事情已经过去好几个月，时间太久，天台已改换模样，无痕迹可验。在关键事实缺失后，狗的来源成了一场罗生门。
近3年间，法院一直没有判出结果，治疗费用却持续掏空着这个家庭。期间张立清不断致电催促，法院回复称，由于案情复杂，案子后来移交了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也陷入两难。
为了打官司，张立清辞掉了一份广告公司的工作，在广州滞留了两年，期间只能做快递分拣等零工维持生计。家里债台高筑，高空掉下来的狗让一切成了泡影。
按照《广州市养犬管理条例》，养犬需要持牌登记，并使用牵引绳。张立清不断找寻着新的愤怒的对象，“既然都说城市化了，那为什么在今天的大都市，还有这么多的流浪狗乱跑？”
拖着一个截瘫病人，泥瓦匠活儿做不了了，失意的夫妻回了老家。事情过去近3年后，我在新华村一栋修了一半的三层村屋里见到了他们。12月的湖北，屋内屋外一样寒冷，张萍躺在一张大床上，在花毯子、褥子、被子和棉衣的包裹下，只露出剃着寸头的笑盈盈的上半张脸。她已经这样躺了近3年。
按摩时间到了。张生抬起她的右手，就像抬起一只芭比娃娃的手，手上五指也像娃娃的指头无力地向内蜷缩着，他每天会把这五个指头拉直50遍以上，这过程就像在努力为一个娃娃的肢体赋予生命。
按摩每3小时就要做一次，无论早晚，医嘱是两小时一次，以防止生褥疮。从去年开始，这个长期没有整觉睡的中年男人决定松懈一些。手中的那双脚和五指经历一次又一次揉搓，变得干净、光滑，没有气味，也没有弹性。
该翻身了，张生猛地掀开被子，张萍眉头一皱，下半张被脂肪堆满的脸露了出来，脸以下就是肩膀，长期的卧床夺走了她的脖颈。还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张萍总让张立清举着镜子，让她看看脸，看看身上，张立清记得，从小就听大人说，妈妈长得好看。张萍个子小巧，喜欢画眉，穿衣讲究，“不像别的村妇一样花里胡哨。”现在，她已经很久不提镜子了。
如今再回想那所大城市，高楼大厦没有给她留下记忆，留下的只有不被看见的冷漠。
出院后，为了做伤残鉴定，张萍夫妇在广州逗留了小半年，住酒店是一笔庞大的开销，但他们住不进廉租房。每次一介绍完自家的情况，房东就挂了电话。张立清听说，当地人信风水，病人住过，房子不干净。张生还听过更离奇的版本：一个在广州做服装的天门老乡，一天心肌梗死在出租房里，还没咽气，便被房东下了驱逐令。
在鸦岗村，张生给出租房贴瓷片，张萍打下手、烧饭，闲时出门逛逛，印象深刻的总是脚下来路不明的污水。岭南多雨，路面排水不畅，对此，当地人早就习惯了。
4月15日，像往常一样，雨水在诊所门口积出洼地。抱小孩的女人已经径直踩了过去，而低着头的张萍顿住了，她往右迈了一步，避开水坑。
就在张萍往右迈步的一瞬间，大狗从天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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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坠物与城市的飞速发展息息相关。1998~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从33.4%上升至59.6%，房屋新开工面积从2亿平增至20.9亿平，数量的增长拽出了它的衍生物——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显示，自2013年起，“高空坠物/抛物”相关的判决文书数量激增。
2018年，在广州打工的不到一个月里，张萍夫妇挣到了一万块，是在湖北老家的近一倍。这对近50岁的夫妻感叹，出来晚了。
嫁给新华村的小伙子张生之前，张萍在裁缝底下学了一门好手艺，但很快，工业取代了手工制衣，张萍便在张家帮着种田，过了几年，机械化抢走人工，田里挣不出钞票，张萍便应聘到本地一家门厂，一做十几年。这十几年里，不断有大胆的人走出村庄，年关鼓着钱包回来，修建新房，进而在县城买房。只有这对夫妇俩一直坐在家门口。直到2018年，门厂倒闭，不得不走了。
他们落脚在广州的鸦岗村，一个工业园与物流园的集聚地，重型货车日夜轰鸣于鸦岗路，将劳苦换作逐梦者迈入城市的阶梯。源源不断的新开工地为张生提供了挣钱机会。他们心想，在广州再干个5年，给儿子买房、娶媳妇的钱就攒够了。
对像张萍夫妇一样的乡村移民而言，能真正进入城市住宅区居住、买房的人始终是少数，更多的人只能将汗水所得带回家乡，买一套县城的房子，也算跨进城市。显然，这条跨越的阶梯只能由房子筑成，在张萍的老家天门的城里，许多30多层的住宅楼耸立在空旷的街道上，几乎销售一空，却少有人入住。张生紧锁眉头，告诉我，不说整个村，光他家所在的小组里，70%都买上了城里的房。
城市极力地扩宽它的容量，伸长它的触手，然而那条匆忙搭建的通道并不是那么牢固。2020年12月，我拜访了另一个遭遇高空坠物的家庭，我发现，两个家庭共享着某种相似的生活路径与梦想，也因高空坠物，在上升过程中体会到骤然的失坠。
2017年，距鸦岗140公里之外，莞深交界处，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搬进了碧桂园小区，这个小区干净、体面，又因地段偏远而房租实惠。刚开始，他们租了2楼，感觉光线昏暗，便搬到23层。这下视野骤然开阔，眼望大片绿油油的高尔夫球场，新的可能性也近在咫尺了。
差不多的时间里，这栋楼的24层也迎来了它的新租户。车行老板朱建明卖掉一套房和一辆车，带着妻子与两个女儿搬来这里。卖房和车的钱被他砸进一家大型车行，他准备大干一场。
一年后，23层的第二个孩子呱呱坠地，那是一个活泼漂亮的女婴，起名梦凡。有梦，不平凡。与此同时，夫妇俩也攒好了一笔可以在东莞的郊区买一套房子的钱——这彰显了这对辛勤的打工者自湖北老家南下十多年以来的不凡成绩。孩子快3个月了，母亲阿梅为她预约了百天摄影艺术照，交上2000元定金。将来，这套漂亮的照片会挂在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的墙上。为这次摄影，粉色的、百褶的、带花边的纱裙陆续被准备好，阿梅心中充满期待。
离摄影的日子不到一星期了，3月的午后，阳光温煦，外婆抱着梦凡下楼散步，快要走进单元楼时，她忽然停下来，一个熟人来了。与人寒暄几句，熟人走了，外婆继续往里走，一只圆球飞速砸下。
爆炸般的一声响，惊得连远处马路上走的人都在回头，是一只苹果，砸在趴在外婆右肩的凡凡头上，碎裂后渣子撒了人一身。送到附近医院，照完CT，医生通知她赶紧转去大医院，“半边脑浆都砸没了”。
医院下了结论，凡凡被砸成重度颅脑损伤，右脑软化灶损毁约达80%，遗留左侧身体偏瘫，（可能终身）需大部分护理依赖。
苹果上的DNA指引警察摸排到了罪魁祸首——住在24层的，朱家的大女儿小星。这天，她在阳台上和狗玩，把咬过的苹果丢进狗盆里，砰，苹果弹了出去，从阳台栏杆缝隙中掉下。
法院一审判决24层住户赔偿185万元。天塌了。被恐慌击中的不只是凡凡家人，同样还有24层一家。小星是朱建明妻子与前夫生的孩子，刚得知消息时，他既震惊又愤怒，责骂了孩子，随后妻子与他发生了多次争吵。其间，为将要背负的债务和舆论所恐惧，小星母亲一度要带着女儿跳河自杀。
一切只缘于那一瞬间的意外。家长总是关心孩子的安全教育，却很少有人留意高空坠物的危险。很少有人会提醒孩子，在阳台上抛掷东西，可能会飞出去，砸伤人。
起初，朱建明对赔款态度诚恳，就是在钱的问题上迟疑，在凡凡家多次催促下，他最终只拿出了7万5千块钱的医疗费。朱建明解释，自己所有现钱都投入店铺运营，车房也卖了，手上没有余钱了。
治病花去凡凡一家140多万，至今，还有每个月3万块钱的康复费在继续产生着，借钱也实在借不出来了，凡凡家人曾一度跑到朱家的店铺前拉了横幅讨债，未果。凡凡父母和律师商量，问题似乎也不该只出在肇事者身上。
案发时，苹果刚好贴着防坠落平台砸下来，凡凡母亲阿梅认为，但凡平台出挑再宽10厘米，悲剧都不会发生。他们决定向法院提起上诉，让开发商和物业承担一部分责任。
然而，根据现场测量的结果和住建部门的答复，案发楼栋的防坠落平台出挑宽度符合标准，法院驳回了上诉。
凡凡的代理律师杨敬波表达了她的不满：“碧桂园物业在服务合同中公开承诺，要给广大业主一个‘五星级的家’，这个‘五星级’从何而来？案发的单元门口处，连一个摄像头都没有。”
追责的对象无法被找到，因为一切“合规”。3年来，凡凡外婆一直活在自责中。有时，一股悲愤从心底升起，只能往心底压下去。
3年过去，病床上的婴儿长成了3岁的孩童，躺成了一只被拉宽压扁了的模特娃娃。凡凡至今学不会站立，大多时候，她安静地依靠大人的支撑坐着，卷长的睫毛缓慢地掀动。她说不出话，但会有情绪，经常会没来由地哭闹，没有人知道这个已经半大的、30斤重的孩子心里正在承受着什么。
也有时候，孩子会没来由地绽开笑颜，露出一口小牙，就像她小时候，一切还没发生的时候。
凡凡天生就对音乐反应强烈，才3个月不到，已经会和哥哥一起玩电子琴，把键盘按得噼啪响，这是一个未来的音乐家，大人们想。
现在，孩子3岁了，每当孩子哭闹，在逼仄的出租屋有信号的情况下，外婆就会打开手机放儿歌，哭声戛然而止。外婆说，凡凡不玩玩具，不看动画片，就喜欢音乐。儿歌咿呀作响，一会儿后，孩子的眼睛阖上睡着了。
事发3年后，依然不断有带孩子的家长散步路过事发地
那只掉下来的苹果也砸毁了朱家的幸福。事发后，凡凡一家，以及肇事者小星一家都搬离了那个望得见高尔夫球场的小区。
据小星叔叔朱华所知，朱建明已经带着一家老小去湖南打工。来东莞多年，来自内蒙古的能干的打工者朱建明攒出了开一家小车行的本钱，成为老板。按他的下一步计划，扩张、开大车行，一年就能挣出一千多万。现在，一切回到原点。官司、来自家庭内部的压力以及外来的负面舆论，让朱建明那家刚刚投入运行的车行早早倒闭，半年的店租、装修、设备也一并亏掉。现在，他不仅拖欠受害者家庭的赔款，还欠下几百万外债。
在大众点评，那间已转出的车行主页上，至今还有诸如“家里出了杀人犯”这样的评论。至于“做了错事”的女孩小星，她变得性情自闭，上学成了问题。
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他们都向我提及了房子：“原本攒好的房子钱没了。”从他们所追逐的“房子”所掉下来的东西，砸毁了他们的房子，这大概是故事最让人不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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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近3年后， 坠下大狗的厂房里的租户大多已搬走，除了老郭的电子厂以及一家老鼠胶厂外，目前这里其他的厂子都是新入驻的。据租户透露，出事后，村里环保、消防、卫生、安监经常来查，许多厂子消防都不过关，或者没营业执照，就被清走了。
老鼠胶厂位于离坠狗处稍远的厂房东南侧。昏暗的仓库里，一条生产线缓慢地吐出压好的老鼠胶，两三个工人坐在生产线前，把货封装进箱子里，像这样的货箱层层摞起，堆满了仓库，这都是受疫情影响销路而发不出去的货。
老板娘告诉我，自打发生官司纠纷，厂里的几个工人很快就跑了，说是怕受牵连，新人也招不到，一打听到情况便都不来了。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好像有个无缘无故的东西也砸到了我身上。”
依然还住在这里，并目睹过现场的人，只剩诊所隔壁的便利店老板娘小蔡。她来自湖南，与抱小孩的女人是老乡，同在鸦岗村打工多年，对张萍，小蔡是第一次见，只记得她衣着特别整洁。
事发时，她正在店内做手工，听见一声巨响，出来一看，同行的抱孩子的老乡已经吓得站不起来，央小蔡帮忙。见地上有脏水，小蔡找来块纸皮垫在张萍身下。诊所老医生给张萍掐了掐人中，让张萍短暂转醒。
出事后，抱小孩的女人告诉赶到医院的张生，张萍是在散步时摔倒的，没提陪小孩看病的事。直到张生找到便利店的小蔡，才得知实情。张生对此表示理解，“人都怕被找麻烦。”
几个月后，张生想再联系老乡，电话打过去是空号。抱小孩的女人消失在鸦岗村，便利店老板娘也没再见过她。
诊所也属于厂房的租户，是张萍方起诉的被告之一。开庭前，诊所医生给张生打电话，请张生不要起诉他，“我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张立清婉拒了，大不了判下赔偿款再把钱还给他。
开诊所的老医生是本地人，从广医二院退休后便通过这家诊所补贴一家生活。出事之后，被来检查的有关部门发现其没有营业执照，便关停了。雪上加霜的是，狗坠下后不久，老头的妻子忽然中风瘫痪，住院一年，走了，走后也不能抬回家。当地风俗就是如此，在外死的人都不能进村。
老医生的下落亦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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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楼上掉下来的东西可能砸在老人、小孩，也可能砸在穷人、富人的头上，路人几乎不可能对此产生预见。人们设想种种意外，但很少会想到高空坠物。
同样作为城市中的常见危险，马路上的车辆保险制度已较为普及，但人们很少会为房子可能发生的坠物上保险。我们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关于马路危险的教育，在过马路时提起精神，却很少有人警惕一个没有防坠平台的高楼。当然，这种谨慎也不一定奏效——坠物常常发生在一秒之间。
2019年8月，在海口市的万达骏豪仕家小区，一扇从15楼掉落的窗户砸中了王女士怀中5岁半的女儿。窗户的棱角竖直扎下来，孩子的脑袋在母亲眼前爆开，送到医院时已经咽了气。经查明，这窗户是15楼的业主在阳台上私自加建的，该窗户质量低劣，有天被人一推，就掉下了楼。
王女士和代理律师认为，这该是一起刑事案件。他们发现，案发前，业主就发现了窗户的松动问题，未及时修理。但警方经调查后认为，这是一起意外。最后，法院判决肇事者和物业按7∶3赔钱了事。漫长的官司里，这位精神恍惚的单亲母亲辞掉了工作，躲在家里，惧怕接触他人。她想不明白，到底是谁错了。
在预防高空坠物方面，目前我国还未有足够多的国家干预，主要靠物业自治。王女士的困惑是，一个现代楼盘，为何允许业主自行加盖质量不过关的窗户？对于楼房的窗户安装，相应的监管机制又是什么？当地住建部没有给出回应。
大量的高空坠物案件被定性为意外，但高空坠物真的无法避免吗？
中国已成了世界上第一大建造量的国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新宝在一次访谈中提到，问题是和城市化相伴相生的，也必须随着进一步城市化而解决。“过去住在平房，随手扔东西是某些人的一种习惯，比如从窗户扔一个东西，就能直接扔进院子中专门的垃圾堆里。住进楼房之后，他过去的习惯没有改过来。”
“也就是说，住进楼房后，住高楼层和住平房没有形成一个区隔，住高楼层所需要的安全意识、公德意识和法制意识还没有完全形成。”
其他地方也同样为这些毛病费了不少脑筋。在中国香港，为了提高高空坠物破案率，自1998年起，香港房屋署在全港多个屋村装设了针对坠物的摄像头监察系统，6年后，房屋署又聘用了一支由前警务人员组成的小组，专门侦查公屋大厦高空坠物案件。
2013年，新加坡康埔维乐小区底楼地上常出现烟蒂，找出肇事者后，法院判其1.98万新元（约9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和5小时劳动改造。在中国香港，2003年起实施了屋村管理扣分制，高处抛物者会被扣分，扣到一定分数即被强制退租。据相关数据，自那以后，高空掷物已大幅减少。
在行政法学研究副会长余凌云看来，目前，我国的刑法和民法的惩戒措施仅对高空坠物发生人身侵害的情况有所惩罚，但对那些暂未造成损害后果的乱抛物行为，还没有相应的行政法来对此加以约束，他认为亟待补足。
无可否认，高空坠物案件里有许多的故意抛物者，但也有大量的被告并无恶意。他们认为，自己只是一时的疏于防范，或者只是因找不到肇事者，就被“连坐”了，感觉委屈。因此，被告对赔偿的不服从、反复上诉的情况存在于大量的高空坠物案中。2016年，一个找不到主人的健身铁球将女婴砸死，法官判了全楼赔偿，4年过去了，许多住户至今未赔款，或在准备上诉。
在一次法学研讨会上，法院副庭长丁宇翔也提到了实践中遇到的难题。“高空坠物案件的绝大多数被告既无过错，也没有实施任何行为，却被判决承担责任，于是，很多自觉无辜的被告都非常抵制判决，也不会主动履行判决。”
由于寻找施害者困难以及打官司的时间漫长，有的国家或地区出台了相应的救济措施：在台湾地区，一时无法查明犯罪者时，受到重伤的被害人可以向地方法院检察署申请补偿金，之后再由政府向加害人求偿。在美国，在不同的州，有国家赔偿制度、意外事故基金、房屋保险等应对这种情况。
目前在中国，“连坐”赔偿制度仍然是找不到侵害人的情况下的主要救济办法。
自2019年坠窗砸死男童事件后，深圳又发生了多起高空坠物，广泛的呼声带来了一些改变——现在，深圳许多住宅和酒店的高层窗户旁边都贴了禁止高空抛物的警告牌，有的高层窗户还安装了限位器，只能打开一条缝。有市人大代表讨论，是否可以仿照香港地区，建立一套强制验楼验窗制度，从而使得故障窗户往下掉的情况不再发生。
在高空坠物案里，找不到肇事者的情况之所以非常普遍，这其中既有前期条件的问题——比如事发地没有装向上的监控，也与投入的警力有关——地方公安机关常常把高空坠物作为民事案件立案，而不是刑事。目前，自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特意提及：要求有关机关应当对高空坠物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此外，物业的责任也被重新进一步强调了。
近来，我国一些长期受高空坠物所困的小区物业自费装上了摄像头，但也有物业抱怨，摄像头的购买和维护是一笔很大的费用，且在缺乏其他方面合力的情况下，效果有限。
在张萍方代理律师李霁庭看来，在办那起“办不成”的案子的过程中，他和张立清一家所遭遇的一切困难，只能说明“文明离我们的真实生活还很远”。
“我们的公民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一个社会就是什么样子。”他希望张立清更多地站出来，更多地发声，主张他的合法权益。
“我们应该永不停止地去追问，现在的生活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些围绕我们生活的运行机制，到底是否合理？你是否真正做到了监督和追问？”
“人得有这些意识，之后才会慢慢觉醒，才会慢慢地纠正不正常的东西，没有觉醒的话，人就跟做梦一样，在梦魇中生活，永远都在机器中运转。”李霁庭说。
城市梦
2021年2月5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对张萍案宣布了判决，房东与厂房的二楼电子厂共同赔偿117万，对其他被告承担的责任，法院不予支持。
此前，电子厂长老郭已对我表示，即使有天判他赔偿，他也一定会上诉到底。张萍方代理律师李霁庭则表示，他们对判决赔偿担责认可，数额和承担责任人数不是很满意。家属正在思考是否上诉。
为了照顾妻子，张生有近3年无法外出做工，儿子的收入微薄，夫妻二人靠家门口一小亩菜地度日，身体出了新问题，也无钱再进医院诊治。等待判决的时间里，为了避免判决的结果被影响，他们没有进行社会筹款——这期间，张生唯一坚持的动力，就是“等待一个公正判决”。
缺乏睡眠的脑袋总感觉昏昏沉沉，只有烟能让张生清醒一点。喂张萍吃过晚饭，张生在门口对着夜幕点起一根烟。屋外，大片的麦田对岸，就是天门市城区闪亮的霓虹灯火，乡村这边，则是死寂。
入夜，一些脑袋径直探进卧室里，那是晚饭后串门的人。早年间，村民们下午5点就结束劳动了。那时候，夜晚漫长，吃过晚饭，夜一黑，张萍和张生分别蹿出了门。沿着不同的线路，他们挨个加入三两人的闲谈，直到夜晚将尽。“湾里有人站我站半夜。”回忆过去，张萍一双眼睛漆黑发亮。
门串着串着，夜晚的话题发生改变。有人离开家乡，南下打工，带回金钱与野心的故事。本来，张萍一家并不在意，暴富的故事对他们来说没有吸引力。直到几年前，他们发现村里结婚的彩礼开价越来越高。
儿子将来结婚的问题成为老两口的心病。20多年前，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允许村民在生女胎后再生一个，生了男孩的则不许再生。20年后，男多女少，彩礼应时而升，村里的年轻人结婚已经是50万彩礼起步了。
2018年，市里要修地铁，张萍工作十几年的门厂垮掉了，张萍开始和张生商量出去的行程。张立清劝他们不要去。母亲早年生病，割过一次肾，他觉得母亲的身体熬不住。
“外头哪那么容易赚钱啊？”张立清说。下一次再谈起这个话题时，他发现老两口已经在广州了。
现在，天气好的时候，张生会把张萍抱到轮椅上，推到屋外去晒太阳。
大白天的，乡村跟睡去一样没有声息。来串门的人只剩这些：一个老妇人、一个啃老的年轻男孩与一个有精神疾病的寡妇。除此之外，整个村里没有40岁以下的人了。
几个人嬉笑着聊起乡村的变化，“村里的第6组已经全部被拆掉了，第10组也快没有人了，我们这个组也就剩眼前这几户了。”
这群串门的人与张生一家亲近，他们将这家人视作从城市退回农村的失败者，视作他们的同盟，然而张生并不愿意这样看。
2020年上半年，张萍时常闹着要喝农药。她清楚自己在说什么。村里的老人，做不动了，怕连累年轻人，很多就是这样喝药死掉的。
这些年来，张生心中时常焦灼着，他不想再待下去了。等赔偿款下来，张生要再想办法给老婆治一治，万一有什么新的治疗方法呢？他说，只要能治到老婆生活自理，自己就再出去打工。他愿意再去一次广州。
又是一个夜幕降临。广州鸦岗村，电子厂、窗帘厂的厂长们接连出现在小蔡的便利店，绕着一台电暖炉坐成一团，这是孤单的打工者们每夜固定的据点。
关于狗，我想他们有保密的部分。见第一面时，便利店的老板娘小蔡不愿意多谈，经过对一个又一个厂长漫长的交叉询问，我才撬开了她的口。便利店与它的老顾客们必定共享着某些秘密，这些秘密是他们在悬浮的生活中前行的基础。
出事后，鸦岗村发生了一些改变，流浪狗变少了，不上锁的摩托车也没人偷了。村委会有关干部告诉我，现在，对当地的工业厂房，相关部门每个季度都会进行消防检查、培训，以及环保检查。许多出租屋的阳台上，村民自发加装了隔板，以防止坠物落下。
从这条街一路向东，一条叫鸦岗路的大路将小路收拢，那是鸦岗最繁华的地带，有酒店、桑拿、台球城。酒店门口有个小广场，进入夜晚，富有节奏感的音乐响起，两行中年妇女在广场上聚齐。
有一阵，张萍也经常梦见自己跳舞。跳舞是张生给买的碟子。那时还不兴互联网，人们从电视和碟片认识外界，从外地打工回来的村民带回城市里的新奇活动。夜里，女人们面朝麦田，一字排开，跳广场舞。张萍心中蠢蠢欲动。
那是张萍对城市拥有最美好想象的时候。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张萍、张生、张立清、阿梅、朱建明、小星、朱华、王女士、老郭、小蔡为化名
*本文刊载于《智族GQ》三月刊，略有改动
看完高空坠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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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刘楚楚
编辑：李纯
摄影：吴恙
视觉：张楠
运营编辑：肖呱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