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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Q报道丨徐浩峰:一个作者和他的时代

靳锦 GQ报道 2021-09-06

徐浩峰是中国重要的作者导演之一,也是个多产的导演。即便仍然不断创作,距离他作品最近一次在电影院上映,已经过去了六年。六年,中国电影界天翻地覆。热钱退潮,昔日风光的大公司如门派更迭一样洗牌,疫情重创影院,影院内的爆款也换了天地。变化之剧烈,有点像他电影中的武侠世界。

为学艺,徐浩峰抗争过父辈、教育和时代潮流,他赶上过产业狂飙突进的红利,也在资本与不可抗力的压力下彷徨。“时代”这个词被用得太多,成为俗套,但我们似乎并未经历过“小时代”,重大的变故总在发生,无处可避。

成为作者,既需要在时代中寻找位置,也是建立、完善自我体系的过程。作者与时代,内部与外部,如何在其中取得平衡?一个作者在大时代中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导演的功课,也是一个有所追求的普通人如何自处的故事。



···············


贾宝玉和甄宝玉

凌晨1、2点的时候,徐皓峰起床开始写作。窗外有一棵距离很近的树,树枝能够打到窗户,起风时,像抽象画的线条。他一直写到天亮。

 

进入写作周期,需要远离诱惑。吃一顿饭,肠胃活动很久,影响思考,就尽量少吃。食物主要是面或粥,食而不知其味,一定不能让人喜欢吃这件事。营养不够,补充点维生素C。大量喝茶。

 

最具创造力的时刻就是深夜。40岁之后,身体不能熬夜,写作时就早睡早起,凌晨就写,如此八年。去年疫情,不少工作暂缓,徐皓峰新写了五个短篇小说,重写了过往的三部长篇小说。写作一般要改四遍,初稿面面俱到,然后删掉大量描述性语言,终稿字数减半。他最初以文笔华丽著称,做导演多年,影像训练让他在写作中逐渐倾向“现场感”,信息越少,引起的思想共鸣就越大。

 

“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这么点事儿”,他说。用什么语言、多少句式、怎样的角度去写,那就千差万别,只有追求这个事情的人才知道里边的辛苦。

 

徐皓峰是徐浩峰写作时的笔名,对应着十几本书,包括纪实文学、影评和小说,徐浩峰是本名,名下有五部电影长片,全部改编自自己的小说。他的作品非常好辨认,故事发生在乱世,比如明末、民国,武林人士试图保留行业的规矩和尊严。


过去十年,徐浩峰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2011年执导首部电影《倭寇的踪迹》,2013年以《一代宗师》编剧的身份为大众所知,此后以每两年一部的频率拍片。电影是一门依赖多工种配合的综合艺术,徐浩峰不可思议地兼任了多重身份:原著作者、编剧、导演、武术指导、剪辑等等,即便许多观众不能清晰地总结他作品的特点,也能一眼看出,“这是徐浩峰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从文人到武者,他都是绝对的作者。



徐浩峰精力充沛。“我觉得他就是个超人,就不睡觉的那种”,《师父》的剪辑师何思思说。他们合作期间,徐浩峰上午9点到剪辑室工作,晚上去教课——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何思思经常早上收到徐浩峰夜里两三点发的微信,告诉她昨天剪辑的哪部分需要改动。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徐浩峰说,我昨晚又看了一遍《教父2》,真是精彩。

 

剪辑《师父》期间,徐浩峰居然还能找到时间写书,出版了“可能是影史上首部武术指导的自著”《坐看重围》。他自谦又傲气地写道,“前辈们有访谈无写作,我占了本是作家的便宜。电影百年,还有第一次的事可做。确是小人得志。”

 

《师父》之后,徐浩峰拍了《刀背藏身》《诗眼倦天涯》,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上映。除却2016年上映的旧作《箭士柳白猿》,距离观众上一次在电影院里看到他的作品,已经过去了六年。他很少出现在公共视野。六年,中国电影界天翻地覆。热钱退潮,昔日风光的大公司如门派更迭一样洗牌,疫情重创影院,影院内的爆款也换了天地。变化之剧烈,有点像他电影中的世界。


今年年初,他因疫情被困在昌平。疫情一年,电影业受到诸多冲击,但写书只需要一张书桌。他依然反复耕耘武林题材,书内刀光剑影,书外的世界兵荒马乱,这些全无影响,他每天的生活规律、清净,乃至“你的采访对我来说是一个惊涛骇浪到来了”。

 

每次见面,他摆上数样水果、小食,冬天上茶,夏天冷饮。他端坐着,语调平缓,驶进这惊涛骇浪。

 

重写小说,源于改变了对旧故事的认知。12年前首写《国术馆》,他写一个练就绝世武功的少年在世间历经奇遇,最终顿悟飞天。当时受王小波影响大,喜欢以性和段子表达一个时代,如今想剔除掉这些技巧,就重新写了一遍。

 

这一次,他把近年来重读《红楼梦》的体悟放了进来。“作为一个文艺青年,你肯定会对贾宝玉有非常深的认同感,”他说,一个青少年时并非生活受益者的人,才会去当文艺青年,你对自身携带的人生系统不满意,你觉得生活不止于此,所以你才要搞艺术。

 

《红楼梦》里有一出真假宝玉相见的桥段,见面之后,甄宝玉性情大变,以文章经济和功名仕途为念,做合格的官二代——中年之后,你是做甄宝玉还是贾宝玉?


徐浩峰今年48岁,当然已是中年人。中年不止艺术,还需要在世俗生活中安顿自己。如果青春时反对的东西在心中仍然强大,就安顿不了,“你必须对反对的东西有一个更透彻的了解,在精神上、理解上战胜这种东西,然后才能安顿。”

 

他的声音平静,听不出起伏,“我肯定是战胜了呀。”

 

“人等不了,作品可以等。艺术就是用来等人的。”

——《坐看重围》



享福的孩子,叛逆的孩子

去年夏天,徐浩峰在《十三邀》重逢了自己的初中同学郭豫、张毅。他们走在葱郁的玉渊潭公园里,蝉声如鸣,小时候常在这里练武。张毅拿出一张当年旧照,上面三人清秀消瘦,证明徐浩峰曾经“风度翩翩”,如今头发花白的徐浩峰抱着手,看着大家笑。

 

郭豫跟徐浩峰比划过。初中时,他们在教室里打闹,郭豫快速出了一拳,偷袭徐浩峰,动手打了他的牙。郭豫的手被划伤,反而生了气,到头来还是徐浩峰主动和解,说是我对不起你,我让你付出了血的代价。

 

北京老城外,复兴门往西这一条线上的孩子,都是享福的孩子。徐浩峰父亲是空军,母亲祖上曾做过北京城的督司,收过几个“爱民如子”的匾。至母亲一代,祖上荫蔽反而成为负累,不得不很早参加工作。但依然有家传,徐浩峰小时候住在姥姥家,冬天烧炉子,炉子底下一直垫着一块砖。多年后搬家,家人才告诉他,那是前清赐给家里的金砖。金砖无金,是皇宫大殿铺地的砖,可用来赏赐科举状元或阵亡将领家属,只给一块。

 

徐浩峰在空军大院长大,住苏联式的房子,从小有齐全的福利设施。郭豫也是大院子弟。70年代末,他们度过了一个安稳的青少年时期,胡同是安静的,人们彬彬有礼,心理健康,年少的徐浩峰并未感受到,胡同之外的世界正在经历一个转变。他的父亲是部队的五好战士,虽然母亲家族是“封建官僚破落户”,但父亲的身份对母亲有一种无形的保护。



郭豫常去徐浩峰家做客,对他父亲的书房印象深刻。一整面墙全是书柜,台面上、桌面上也全是书,有两个铺着网格布的沙发,徐浩峰就坐在那里看书。“那面墙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徐浩峰说,双面、实木的苏联式书柜,是组织上分配的,上面除了有市面上能见到的书,还有很多内部发行的书。凯鲁亚克写完《在路上》,北京部队系统的小孩就能看到,“等于说我们和世界是同步的”。大院隔开了两个世界,但“天道不独秘”。

 

父亲作为军人,每年必须要看中短篇小说选。依照当时流行的文学理念,小说是研究社会的资料。徐浩峰当时还不懂,就跟着大人一起看。这种理念最终反过来影响了徐浩峰的创作,他擅长在小说中设置不同阶层的人物,将他们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舞台,故事由此发生。

 

大院子弟中有许多人进入文化界,是80、90年代风靡的京圈文化作品重要的背后力量,比如王朔、叶京。他们很早接触到外来文化的第一手材料,在崇尚文化的80年代,这不仅是文化资本,还是男性地位的象征。有导演曾说,当年城里的小年轻们看一盘《英雄本色》录像带都难,他已经去美国成箱成箱地背美国奥斯卡获奖电影回来了。小年轻们管大院子弟叫大哥,因为他们“啪”往电视机里一放,就是《美国往事》,谁都服得一塌糊涂。

 

徐浩峰比他们小十几岁,成名又晚,与他们相比,像错开了一代人,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也是大院子弟。到了90年代,风潮又变,“文化已经不时髦了,整个社会向经济转型,所以我们这一代大院的人,好多有才干的都进入商界、政界。”京圈文化失去了后备军。


按照父亲的想法,徐浩峰最好进入部队,做个高级参谋。“郭豫是既得利益者,我也是既得利益者,”徐浩峰说。如果不去反抗,那也是很好的生活。不过,徐浩峰很早就喜欢画画,打算考美院附中。父亲并不支持,在他眼中,这属于宣传人员,以后在街头画宣传画。读完美院附中,徐浩峰又想学电影,这是父亲更不理解的前途。但父亲并没有强行干涉他的选择,仍然支付了考学的报名费。

 

徐浩峰从艺之路并不顺利,毕业后拍了几年专题片,就退回书斋看书写字。在电影学院读书时,他曾和黄磊一起演舞台剧,的确风度翩翩。书斋岁月,晨昏颠倒,他烟瘾又大,牙齿变黄,身体也开始发胖。后来再回学校,老师看到他毫无棱角的样子,捶胸顿足:“你是在自己放弃自己啊!”38岁,他才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没有人给他去指一条路,”郭豫说。他自己则选择了一条安稳的路,“我没有特别大的主见,从小被家里人照顾的特别好”。郭豫按照父母的意愿填了大学,后来在一家公司工作了20年。

 

郭豫和我见过的徐浩峰的其他朋友,包括他的弟弟,都有一种温柔、稳定的气质,说话从不急躁,对人生选择有顺其自然的归因。


徐浩峰更叛逆,但他却一直扮演着倾听者、照顾者的角色,无论是在初中,还是在往后困顿的书斋生活阶段,他都是接住别人情绪的人。遇到那些关于青春的、情感的、生活的困扰,郭豫以朋友间的昵称说,徐浩,你过来给我做心理按摩。但徐浩峰并不会倾吐自己的情绪。郭豫现在回想,徐浩峰当年心里也有苦闷,但他自己消化了。

 

2013年,郭豫在新闻上看到,徐浩峰参与编剧的《一代宗师》获得了金马奖的多项提名。他给徐浩峰发了个恭喜的短信,徐浩峰回,我现在就在颁奖室,谢谢你。那一年徐浩峰40岁,开始走入大众视野。


《一代宗师》剧照
 

拍《刀背藏身》时,徐浩峰邀请儿时伙伴郭豫、张毅出演角色。尽管郭豫疑惑,明明说自己是十大高手之一,怎么这么轻易被干掉了?他拍了三周,体会到拍电影的不易,无尽的等待、重复,在酷热中挥拳。但他还是非常高兴,这个初中时偷袭过徐浩峰的男生,后来在他的电影中成了大侠,圆了自己的武侠梦。

 

徐浩峰一直给人情绪稳定的印象,很少向旁人吐露自己的个人感受。他能讲述的喜与悲都和电影有关。最高兴的事是考上了电影学院。那个时候他不知道电影是什么,但认识新的人、新的生活,这是巨大的诱惑。他还记得美院附中最后一门考试是体育,好像预知到人生将发生巨大改变,他抱着操场上的水龙头喝了很长时间的水。他觉得非常渴。


《一代宗师》之后,徐浩峰凭借《师父》再度入围金马奖。父亲在电影院看了他的电影,后来电影上了网,就让徐浩峰的母亲放给他看,电影频道播了好多次,父亲每次都看,津津有味。但他没和儿子交流过观后感。

 

几年前,父亲去世了。徐浩峰一下子想起父亲送自己去大学那天,一直送到公主坟地铁站,那里有个巨大的圆盘,马路非常宽,父亲在马路这边,高高举起手臂,向他挥了挥,显得非常高兴。

 

徐浩峰走到了马路另一边的世界。之后是毕业、迷茫、忙碌,二十几年过去。在父亲的葬礼上,他突然觉得,父亲内心应该很希望自己给他讲讲另一个世界的事儿,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人生,但徐浩峰从来没讲过,无论是美术,还是电影。

 

天啊,我错了。他想,“如果当时能跟他说,他会多好。”



你就别跟他们那么玩

教室里坐满了人,走廊也是满的。来听课的人太多了,学院先是把课挪到了最大的阶梯教室,后来又给前面的桌子上编了学号,以免真正选课的学生没座位。

 

徐浩峰在北京电影学院开设两门课,导演基础和视听语言。未因《一代宗师》成名前,他就是深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的课信息量很大,善于打通不同的艺术领域。比如讲电影《午夜守门人》,他会从演员的骨骼运动形态分析其独特性。2011级的学生张景涵说,一节课听下来,记录得很累,脑子也累。

 

在徐浩峰的学艺经历中,接受的是另一种教育。80年代的艺术院校,深受苏联现实主义艺术观的影响,创作者要了解创作对象的生活。美院附中的许多老师一辈子画习作,不着急表达,要慢慢了解这个世界。在电影学院读书时,徐浩峰去农村采风,观察农民、工厂,一周后老师来了,非常生气,光观察怎么行?你们应该和农民一块下地干活。

 

他自认在美院附中过了三年梵高式的生活,每天除了琢磨画画没有别的事,并全然相信当时的理念——艺术家先把自己的世界创造好,自然会扭转外面的世界。但外面的世界变化速度太快了,西方的产品进来了,潮流也进来了。八十年代末,在一个讲座上,他听到平时尊敬的师长讲,营销更重要,可以把一张画变得更值钱。


徐浩峰早年的画(左右滑动) 图/徐浩峰
“感觉是一个人不用下太多功夫,你只要有一个想法,就可以胜利。所以其实是一种高度的投机取巧,”对十几岁的徐浩峰而言,这颠覆了他原本的信念。

 

他渴望去新的艺术领域,考去了电影学院。老师是江世雄、郑洞天,学的是法国新浪潮。“作者电影”的理论在新浪潮中影响深远,认为导演应当以摄影机做笔,去创作表达明确美学风格和思想意图的作品。

 

成为作者,首先要面对极为残酷的价值体系。无论是学美术还是电影,老师们常讲,一个时代也就出四、五个画家、导演,你一定要争取当这四、五个人之一。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直接被置于历史的评价维度之内。大学毕业两三年后,大部分人就把自己从那四、五个人里排除掉了。先解决生活问题。接着是经济积累,后来有另一半,30多岁时有钱养孩子。那也是很好的生活。

 

徐浩峰拍了几年专题片,同时写了六七个剧本,连续受挫。90年代初,中国电影处于衰败期,工作机会多光顾于仿港产片的类型,强调性和暴力。“电影突然从一个超常的所在,变成媚俗的东西”,徐浩峰受的是作者电影教育,也有作者的脾气,“你在艺术院校里学了那么多年,别人就可以极其放肆地拿一些蠢话把艺术一笔勾销,哇,这是个什么世界啊。”


当他对外部世界无能为力的时候,转向建设内部世界。二十六七岁,徐浩峰辞去工作,退回书斋。郭豫去过他在西单的那间小房子,四四方方,到处堆满了书,东西方哲学、绘画、电影、小说、围棋。阳面一间是书房,徐浩峰就在这里写字、吃饭。也不规律,邻居善做鱼、猪肉粉条,徐浩峰常买来吃,一天只一两顿,吃很多米饭。

 

在郭豫眼里,徐浩峰最困难的时候,也保持从容,是一个“特别讲究的文人”。朋友聚餐,他会抢着把单买了,“其实他那时候饭钱都成问题”。郭豫依然会去找徐浩峰做“心理按摩”,徐浩峰放下书,继续做聆听者。

 

徐浩峰当时并未和朋友讲过,经济的窘迫曾让他深感挫败。对年轻人而言,眼前的时光太重要了,毕业几年后境况的差异,足以形成强烈的刺激。去参加美院同学的聚会,徐浩峰发现,同学已经开上了Polo车。那是二十一世纪初,Polo10多万一辆,“他们一人一辆啊。”

 

只有徐浩峰和另一个同学没车,同学对他说,哎呀,还好你也没有。

 

“他不是个势利的人,”徐浩峰回忆那位同学,就是一种本能反应。可你真的得用很长时间去想,自己是不是落后了?不看眼前,这是一道关卡,你得过了。


在漫长的书斋时光中,徐浩峰想起了自己的二姥爷,形意拳大师李仲轩。形意拳与太极、八卦并列中国三大内家拳。李仲轩生于1915年,34岁自武林隐退,晚年在北京西单一家电器商店看门为生。徐浩峰将李仲轩的口述史整理成书,2006年出版《逝去的武林》。

 

站在后来者的视角,这本书改变了徐浩峰的命运。他逐渐受到关注,开始是武林中人,后来是影视圈。他的写作也全面转向武侠小说。早年前,他还写过青春小说和剧本,但从此他不再依赖生命经验创作,而是找到了“术”,写武林,他可以写任何事情。某些导演用尽经验而导致创作匮乏的危机,他并未遇到——当然,这也是后来者的视角。

 

回到千禧年上下,徐浩峰的生活里只剩下两位老人,一位是二姥爷,一位是他跟随学习的道家老师。他看电影《洛基》,落魄的拳手买了一只乌龟,因为太孤单,他也买了一只乌龟陪着自己。平时他会跟乌龟说话,但发现乌龟完全没有兴趣,“它活它的,我活我的”。就像《重庆森林》里,梁朝伟对拖鞋说话。有个亲戚住在附近,隔一段时间来看看他,然后向他母亲汇报,“告诉说我还活着”。

 

对时间的感受也完全变了,书没看两页天就黑了。他想过去咖啡馆读书写作,像萨特那样,外界的刺激也许能让人提高效率,但算了一下花销,还是放弃。


他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写小说,成为作家,确立一个让投资方信任的身份,“这是世俗方面的一个奋斗目标”。


2013年,我第一次见到徐浩峰。他因参与编剧《一代宗师》备受瞩目,被各种活动邀请。我们的采访只能约在晚上,商铺不断打烊,我们就一直换地方。他礼貌地迁就我,同时也难掩初尝大名的新奇,以及尚未被开采殆尽的倾诉欲。他谈到了《倭寇的踪迹》标新立异的风格,这样才可以让一个新手导演“先声夺人”,也难得透露了一点私人情绪,说自己现在看到街面上推着婴儿车的妇人,总是颇多感慨,别人以为他一朝成名,只有自己知道代价究竟如何。

 

世俗层面,他达成所愿。2011年,他执导首作《倭寇的踪迹》,投资方是他的书粉。王家卫筹备《一代宗师》,也首先通过文字了解到他。

 

那段书斋时光如果不以“成了”的结果来论,是看不到尽头的孤独,当时电影环境又清冷,就像郭豫后来所说,“这选择到底对不对?他能不能走出来?”徐浩峰说,如果在剧组混上十年,也许和现在所达成的结果差不多,但中途所耗,会损伤根本。他选择以创作积累资本,实现目的。

 

寇奕是徐浩峰在美院时的同学,在他看来,修炼内功是他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自2005年搬到密云,寇奕在郊区独自生活了16年。每天画画,油画堆满了房间,后来篆刻、书法,不觉得孤单,也不急于将作品标价。为采访,他单独抽了一天时间,坐2小时公交车赶到市区。


徐浩峰与寇奕的画

不过,80年代末那次宣传艺术营销的讲座,真的影响过徐浩峰某位画画的老师,他在世俗层面也成功了。后来在一个餐厅,徐浩峰偶遇了这位老师,“他的气质,包括说话方式完全感觉和一个画廊的经理没有任何区别”。对方说,徐浩峰,你拍电影多好啊,画什么画啊。

 

“学美术、学画画的人不爱这个东西,而是想借着这个东西改变自己的原有阶层,”徐浩峰说,这样的人对时代潮流没有任何抵抗力。

 

前段时间,一个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同学和他聊天,说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是未能拍上电影,没想到,你熬了十多年,最后能当上导演。他明白老同学的意思,学电影的学生很容易怵了拍电影这回事,三个天问始终敲打他们:才华够不够?能不能混圈子?有没有钱?

 

今年我们的对话从冬天持续到了夏天,在一间有落地窗的房间内,看光影从一头移到另一头。徐浩峰大部分时间都非常平静,声音像稳定有节奏的时钟一样回响。

 

我之前理解,他主动选择回到书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防守姿态。最后一次采访,重复讲到那段时光的时候,他表现出难得的、希望表达感受而非只是陈述事实的情绪起伏:


“我拿我活到48岁的这个经历,我就验证了,最初的、最古老的艺术院校教给学生的东西是对的,绝对可以实现的。我没有任何操作,纯粹是因为有些东西我做到了,现实就转了。有跟我同时代的人,他处事啊操盘能力都比我强,但是永远操持不出来自己。我在这方面的能力那么弱,最后我能成……我用了30年的时间,最后说我青少年时候的反感是对的。你就别跟他们那么玩。”

 

角落里的老旧空调有规律地发出类似叹息的声响,在空调喘息的几秒间隔里,徐浩峰声量略微高了点:“其实不是为了自我保护。我觉得我要是那么大胆的话,对不起我自己。”

 

最初植入徐浩峰心里的教育理念赢了,他证明了改变自己的内心,就可以扭转外在世界。但现在,他不会跟学生讲这些他老师曾经告诉过他的话。刚当老师的头几年也讲过,有学生反映听不懂,“不但不听,后来还到系里的那个教学委员会告状”。徐浩峰不再讲“心法”,他明白自己的课受欢迎是因为信息量大,技法多,“博览群书地给你们讲”。

 

“干货,这是一个干货的时代,”他感慨。



魔幻的时代

穿格子衫的互联网高管坐在中央,左右两排是电影、电视领域的著名从业者,包括导演、编剧、制片人。这是2015年,某互联网平台举办的第一次讨论IP的沙龙。

 

众人并没有顾及主办方的面子,开始声讨流行的IP概念。一位制片人说,什么IP,跟电影没半毛钱关系。一位编剧说,编剧的成长周期长,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一位导演说,互联网主要做产品电影,别开编剧会了,开产品会更合适。

 

高管困惑,我们做网络文学,让一批作家登上富豪榜,做游戏,一年上千亿产值。做影视却时灵时不灵,大导演大卡司也经常扑街。也希望和各位老师探讨,互联网怎样才能帮影视产业做得更好?

 

一位老板耸耸肩,说我公司七十多个编剧,让他们保持手机开机都很难。

 

徐浩峰坐在右排尾侧。主持人介绍他的身份是“影评人”。他仿佛并不置身于这个时代热词搅起的金钱、野心、迎合与对抗的种种焦虑之中,以惯常平静的声音讲了许久自己学画画的经历,最后总结,专业的创作者是不表达,要留下读者解读的空间。

 

他的发言并未出现在后来的通稿里。

 

当时我以调侃的心态旁观了这场每方都在自说自话的沙龙,如今回望,那是某互联网平台在影视业上重要布局的开始,固然嘈杂、无序,但资本在追逐每一个人,似乎到处都是商机。


2015年是上个十年中国电影市场发展的高潮,票房440.69亿元,同比增长达到了48.7%。电影市场烈火烹油,谁也没想到此后五年,油温骤降,仅2017年的票房同比增长数字为两位数。在2015年400多亿票房里,有5000余万属于徐浩峰的《师父》。这也是他目前票房最高的电影。

 

自2011年《倭寇的踪迹》,徐浩峰选择了一条作者风格明确的道路,有一定的观影门槛,但他同时赶上了中国电影狂飙突进的大时代。他以“魔幻”来形容自己的投资方们。第一部资方是书粉,第二部资方要给他一个亿,他说自己只需要300万,后来超支,又追加了300万,共600万,“完全就是匪夷所思,竟然他们还同意”。第三部资方突然而至。第四部资方在自己定了许晴做女主角的情况下,同意让在电影圈名不见经传的张傲月做男主角。

 

“时代好,热钱多,相对没那么冷静。很多人投徐浩峰的片子,资本是影迷和书迷给的。那到现在,整个资本冷静之后趋于专业性,那它就有了更多的诉求,它是需要回报的。”曾任《师父》副导演的任捷说。

 

自《师父》,徐浩峰进入中高成本电影阶段,也经历过资方的干涉。有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开会讨论改动剧本,监制张黎保护了他,说你们把徐浩峰做过的事做一遍,再改他的东西。《师父》成功,此后基本不再有人动徐浩峰的剧本。

 

徐浩峰收获一种相对理想的创作环境,拍电影基于自己的小说,拍武侠题材,有二姥爷的口述史做背书,“你还和我争什么?”他的领域有很高的专业门槛,而他自己是唯一的缔造者,不必陷入辩论。在他并未积极参与讨论的那个沙龙上,他本人或许会被互联网文化也命名为:IP。



今年年初,围棋手江铸久收到徐浩峰重写过的小说《大日坛城》,希望他校对一下书中关于围棋的描写。江铸久回复,文中所述日本棋盘不止三、五公斤,而是13到23公斤之间。然后寄了一个棋盘给他。

 

他们相识于2004年,一起筹备一个关于吴清源的电视剧。电视剧流产,但他们成为莫逆之交,徐浩峰若有围棋上的问题,必定来问。江铸久是围棋九段,见不得影视产品中的常识错误,他曾问一个商业大片的制片人,你们电影里的下棋镜头,为何要把棋子搁在格子里?制片人惊叹一声,那个棋馆我们搭了1.6个亿,怎么就没人提。

 

他只要多问一句就行,江铸久说,高涨的电影制作费花在置景、明星上,事实细节无人在意。浩峰呢,则细推一招一式。

 

专业棋手一般不和业余棋手过招,要下,坚持让两个。江铸久有专业的荣誉感和尊严。但电影所涉领域众多,专业的个人难以独善其身。做《刀背藏身》后期剪辑时,有位大导演来机房探班徐浩峰,向他倒苦水,说自己还要和干宣发一两年的人聊改剧本。“我已经是这种经验的导演”,宣发告诉他去年什么片子成功了,剧本要往那个方向改。


大导演随后给老板打了个电话,说,我承认人人平等,但在专业上面是有尊卑的。

 

徐浩峰总觉得这句话在哪儿听过。他想起来了。《古惑仔》第一集,黑帮辩论的时候说,关老爷面前无大小,但有尊卑。

 

“天啊,这么大的一个导演,最后被气得要用古惑仔的话来保护自己。”


《刀背藏身》曾经的定档海报


2017年4月27日晚,徐浩峰打开博客,写了一篇文章,说《刀背藏身》“面目全非”,“它原本不是这样,别怪它,不是它的错,是我没办法,没保护好它”。他宣布放弃《刀背藏身》的导演署名。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日后痛骂》。

 

很难将激烈的用词和徐浩峰联系在一起。他日常与人微信,语言也古典优雅。这场风波后,徐浩峰还是带着剧组参加了当年的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随后他继续拍了《诗眼倦天涯》,两部电影至今没有上映。2015年《师父》达成他职业生涯的高峰,无人能想到,那居然是一位高产的创作者上个十年中最后一部上映的电影。

 

徐浩峰的朋友们对他有一种保护欲,不愿多聊其中因果。在数次谈话中,每每触及这个话题,徐浩峰巧妙回避,像流水从鹅卵石旁绕过。“有些事是秘则成,其实你们很同情我,”他说。他并不需要同情。“如果是我在玩儿一个你们不知道的游戏呢?”

 

他习惯将世间困难归结于心念,化解的办法也是心念。是不可抗力吗,我问。他最终点点头,“那是我最后一次反抗。”一个学作者电影出身的导演,最大的反抗,是宣布放弃自己的名字。


《刀背藏身》的主投方是个练家子,平时喜欢练日本剑道。当年找到徐浩峰,非常直接,“我要投资你的电影”。今年徐浩峰和他见了一面,他依然每天练习,挥剑五百下。《师父》里,陈识双手挥动八斩刀,说,“十五岁开始,每日挥刀五百下,这个数管住了我不会胡思乱想。”

   

“片子没公映,但我手上有茧了。”这位老板告诉他。

 


“维护大多数人竞争的公平”

陈坤拍《诗眼倦天涯》前,徐浩峰给他布置了武术训练的功课,每天早上4点起来站桩,每天完成2000下固定动作。他准备充分,开机后,却没有一个镜头可以一条过,一拍就是十几二十条。那是天气最热的7、8月,他穿着盔甲每天来回打近百条。

 

同组的宋佳充当了导演和演员之间沟通的桥梁,她对不理解的演员们说,你们相信我,我拍过《师父》,那个电影就是这样拍出来的,“徐导电影讲的是规矩。”

 

2015年,宋佳参演《师父》,和廖凡找徐浩峰去聊剧本,廖凡话少,徐导话也少,那是一次非常安静的谈话。徐浩峰说,他对表演的要求是“法式低调表演”。

 

两人互看了一眼,没说话。宋佳心想,假装知道这个词,在导演面前别跌份儿。她理解这是一种优雅、含蓄、克制的表演方式,并且这么演了。可后来她琢磨,这根本就是徐浩峰的一个谎言,他瞎编了一个词,让演员印在脑子里。“我觉得这个导演是一个很厉害的心理学家,”宋佳说,“他是我合作的导演里面最会跟演员打交道的人。”

 

徐浩峰私下很少与演员来往,演员见他,总有一种紧张感。他懂得多,给的指令却并不具体,“人对自己没有办法完全琢磨透的东西会有一些敬畏,和莫名的服从,”任捷说,有时候工作人员也需要猜他是怎么想的。


在徐浩峰这里,一切有另外的解释。“法式低调表演”虽不是严格的表演理论,但它来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影评。

 

与他相识的人相信,即便无法完全理解,但徐浩峰有一套自洽的体系。在他所创造的故事中,语言、招式、人物和情节,解释权都只属于他。他输出内容,并不与人讨论。

 

徐浩峰的镜头大多是设定好的。《师父》中,宋佳演一场抽烟的戏,机位确定,景别就框住了,导演的指令往往是“左边再来一点”“视线再高一点”。有的演员会不舒服,觉得导演不信任自己的表演。他像“要求一个道具一样”,需要演员去配合机器。宋佳觉得,电影早就在他脑子里完全成型,演员只是把它打印出来,但“你既然选择了他,就一定要信任他。”


拍久了,陈坤琢磨,无数次的重复,削减掉了创作简单的新鲜感。徐浩峰会告诉他击打的原理,为何刀柄轻轻触碰对方膝盖头,你要打他上肩?侠客刀尖舔血的人生,没有飞檐走壁、上天入地,只有深思熟虑后的刀、掌、拳,一言一行都带着礼节和规矩的江湖。后期剪辑时,徐浩峰要求看清楚动作原理,哪怕因此放缓了节奏,“一定要是有道理的打,不是好看的打”,何思思说。

 

徐浩峰的电影里,练习管住了侠客,镜头管住了演员,规矩管住了江湖。人在受限的画框内,最终凝练成高密度的、仪式化的日常。


12年出版的影评集《刀与星辰》里,他写道,武侠片处理的焦虑是“礼崩乐坏”,文明的消亡。此书是他之前影评的合集,之后他做导演,不再写同辈导演的影评。这是他的规矩。

 

徐浩峰以影评人的口吻,称自己前几部作品为“社会结构电影”,故事至少涵盖几个阶层,不同群体在时代舞台上进退角力。习武之人不推崇暴政,他们是社会的仲裁力量,遇事先讲理,且有一个完备的人情体系去支持他们解决问题。一旦要打,功夫不再是单纯的视觉奇观,而是精神、情感和道义的载体。《一代宗师》开头,“功夫两个字,一横,一竖”,这是章法。

 

“那个时候我相信人情世故,人的哲学观是从你社会基本结构里生发出来的,”徐浩峰说,“一个时代的人他的思想有多么的巧妙,他的社会结构一定也相应的巧妙。当人的思考能力都很弱的时候,社会结构一定很粗糙,这是我讲的故事。”

 

一个作者终其一生在讲述一个故事,找到却并不易。看到的事再多,那也不是故事。“故事就是,我完全知道这个时代是怎么回事,”徐浩峰说,故事背后是世界观和哲学,“编不成故事是我这一代人的焦虑。”

 

父辈那一代人可以讲好故事。父亲是部队基层的五好战士,做过机场的飞机维护师、空军报社的记者、编辑,年轻时坚信的理念指导了他的实践,也取得了良好结果。虽然中年以后,父亲一下子看不懂了,但他人生大部分时间是清楚的,有主旨、有判断,所以有故事。那也是很好的生活。



徐浩峰的人生有一个故事的开头。艺术教育让他相信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认为有明确的因果,明确的善恶。可80年代社会变革太快,新鲜的思想进来,还未被充分吸收成为养分,随之而来的物质主义彻底转移了时代重心,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故事失去了逻辑,“人在时代里面其实反应不出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他以写小说锻炼自己讲故事的能力,第一篇小说《流氓家史》写于1995年,大学三年级。故事开始于清末民初,是他姥爷父亲的年代,也是他能接触到的最早的历史节点。徐浩峰以此为时间起点,在小说里一步步写到当代,写姥爷父亲怎么变成姥爷那一代人,姥爷这一代怎么变成母亲这一代,而母亲这一代怎么变成他这一代。他记忆中的童年是小说的语境,在时代交棒的节点上,上一代的好人尚在,道德尚在。


小时候的北京胡同非常安静,人们以礼待人,“小学、初中没听过人说脏话。”夏天天气炎热,公共场合有大电扇,市民也少有去贪便宜的,太姥姥带徐浩峰去电报大楼避暑,很不好意思,还要找补一下自尊,说,这片地方其实是我们曾经的家。二姥爷李仲轩尊师命不收徒,就给徐浩峰讲江湖的故事,武馆的人不在街头打架,只在武馆内部处理纠纷,混混打架要封街,拿大车把胡同口一堵,不让人看见。这都是体面。


“中国真正的市民阶层,起码要在表面上表示自己不是市侩,”徐浩峰说。曾给他造成巨大思想混乱的80年代,之后成为了他作品最深的背景,幻化成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的动荡让社会走向失序。童年时平静度过的时光,让他故事中的人物葆有高贵的底色。

 

规矩是《倭寇的踪迹》里,武林人士不会占弱女子的便宜;《箭士柳白猿》里,仲裁人在职业与私仇中寻找公道的位置;《师父》里,武馆为生意要徒弟踢馆,师父为徒弟报仇可以挑战武馆。徐浩峰说,他电影里的规矩就是 “维护大多数人竞争的公平”。

 

影评人梅雪风写道,徐浩峰电影中的武人,不是被生存本能驱使的人,他们“比中国任何一部电影更贵族”。但他也不乏犀利地批评,徐浩峰把民国武林写成了理想国,“他喜欢的只是秩序本身”。

 

徐浩峰觉得自己大致明白了自己这一代何以至此,“我们这代人出不来有思想性的作品,对年轻人完全没有影响力,帮不上年轻人,就是因为80年代初那次文化洗涤,太肤浅了。”

 

《十三邀》里有一个场景,徐浩峰和主持人许知远坐在车里,路过北京的美术馆大街。他回忆起小时候在这里度过的时光,那时“人们脸上没有急躁的神情,到了90年代就变了”。许知远以他在节目中惯常的批判性逻辑说,现在年轻人的心态多着急,好像到了二十多岁就无处安放。


徐浩峰拍了拍他,“是我们这代把生活搞坏了”“我们制造了紧张,然后我们还埋怨他们。”

 

我已人到中年,过年看望老师,还被提醒“别太相信灵感。要啃下一个时代”。

——《武林琴音》




另一个故事 

前段时间,徐浩峰读到一条新闻,张艺谋导演打算加快拍片频率,且一直要拍到80岁。这给了他很大的激励。经历过高低起伏的十年后,他感受到时间的紧迫。一个导演一生中能拍的电影有限,而一位他非常想再合作的武人,叶问的徒弟梁绍鸿,已经79岁。艺术可以等人,作品和人都等不了了。

 

接下来的作品会有些不一样。他不想一直拍强调逻辑和因果的“社会结构电影”。他的认识近些年发生了改变。一件事情由另一件事情发展而来的思维,是一种对历史现象的概述,在他的生命经验中,很多事情是突然变化的。

 

“我小时候,(中国)非常保守,妇女穿鲜艳的衣服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忽然有一天,中国有一部电影叫《街上流行红裙子》,女的开始穿鲜艳的(衣服),而且这个红裙子不仅是红了,(还)露脖子、露肩膀、露一点前胸……”一夜之间,全北京的女孩开始穿短裤了。巨大的、突然的转变屡次发生,毫无征兆,新的理念替换了旧的,而人们仿佛从未经历过旧的时代。

 

“你必须得放弃掉你的思辨意识,不能相信它。你要超越它。”相比来自头脑的判断,徐浩峰现在更相信心灵。如果说之前积累艺术资本,最终达成所愿是艺术家自身的修炼,他现在也会以心灵来解释一些外在的遭遇。比如《师父》的监制张黎,保护了他的剧本,就是他“心灵的呈现”。


“人生有种种问题,这个世界的混乱,其实都是由给你造成安全的思维能力造成的,”徐浩峰说,如果你对这一套体系产生了怀疑,放弃了它,才能有新的哲学。

 

我不确定自己完全理解了他的哲学,也不确定这是否和他对宗教的研究日深有关。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在他那间有巨大落地窗的工作室聊天,这让我想起《大佛普拉斯》里肚财那间隐秘的小屋,屋外是尘土飞扬的现实,屋内是独属于内心的色彩。


 

一个反抗过家庭传统、教育和时代的电影作者徐浩峰,只是一种叙事方式。在他的头脑中,关于自己的故事,很可能有另一个版本。

 

徐浩峰的朋友们对他的好奇大多关于个人生活。一个人不苦闷吗,他们问。徐浩峰似乎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亲近的人。宋佳去徐浩峰家里聊剧本那次,出于一个演员的敏锐,观察了一下他的房间,发现牙缸是个一次性的纸杯,“这个人真的除了电影没别的。”

 

除了世俗的、日常的和私人的关心,在艺术上,朋友们没什么能够替他分忧的。他建造了自己的世界,并完整地拥有它。寇奕看他的电影,觉得所有主角都有徐浩峰的影子,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徐浩峰的,他也只能通过电影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一次采访结束,徐浩峰送了我两册佛经,依旧是微笑着,语调平缓,祝我有很好的生活。   



完徐浩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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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靳锦

编辑:李纯

摄影:苏里

视觉:张楠

运营编辑:郭璐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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