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这个国家，为何如此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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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l yanny1960
作者 l 王昊轩
视频 l 布拉格之春，苏军压境
18万捷克军队为何不战而降？有两点很重要
2020年9月1日，捷克的九十人代表团访问台湾。
捷克议长甚至在演讲中，喊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我是台湾人”。
这句话，是模仿1963年6月26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柏林墙下演讲中的一句：我是柏林人。
肯尼迪的演讲是用英语发表的，一名翻译现场将它译成德语。
但肯尼迪第二次说出“我是柏林人”时，用的都是德语，现场45万观众的热情一下被点燃，一时间掌声、欢呼声雷动。
所以说，捷克议长是在台湾cosplay肯尼迪。
捷克曾经和中国的关系十分亲密，两国都曾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
但是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改变了捷克这个国家，也吹响了东欧国家反苏的号角。
布拉格之春的主张是：有人性脸孔的社会主义，反对苏联搞一言堂。
主张不要以党代政、党的目标“并不是要使自己成为社会万能的‘管理者’”。强调发扬党内民主，指出如果在党内不“坚决贯彻民主原则”，“社会中的民主就得不到深入发扬”，不要使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等等。
但是苏联老大哥勃列日涅夫很不高兴，用军事入侵让捷克的改革夭折了。
对于苏联入侵，中国也表达了谴责，时任总理周恩来在出席罗马尼亚大使馆举办的国庆日招待会时，在讲话中公开指责苏联方面的侵略行为，引得苏方人员全体退场抗议。
在苏联军事入侵当天，国营电台除了播放国歌外，没有对外作任何广播。各种私人电台，开始了行为艺术般的反抗。
面对强大的苏联，因为1956年发生在匈牙利的悲剧（造成两千七百人死亡），捷克领导人杜布切克并没有组织抵抗，在那次事件中仅有八十个捷克人被苏联军队，与匈牙利事件相比大大减少。
但这依然被看作是苏联的一大暴行。
因为苏联的悍然入侵，许多捷克精英被打压，最终选择流亡。
著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因为反对苏联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所有作品一下子从书店和图书馆消失，还被禁止了发表作品的权利。
1975年，在法国议会主席埃德加·伏奥雷的亲自请求下，捷克政府特准米兰·昆德拉和他的妻子前往法国。
流亡之初，昆德拉成了地地道道的公众人物。他上电视，接受采访，发表谈话，撰写文章，利用各种场合向人们讲述苏联入侵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号召人们反苏。
1978年，米兰·昆德拉和他的妻子定居巴黎，并于1981年加入法国国籍。
1984年，昆德拉发表描绘布拉格之春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1988年，美国导演菲利浦·考夫曼将其改编成电影《布拉格之恋》。
电影表达了捷克一代知识分子的迷茫，也揭露了苏联的残暴。
电影中的苏联入侵者形象。
第二年，昆德拉老家布尔诺的阿特兰蒂斯出版社主动与他联系，表示愿意出版他二十多年来在祖国一直被禁的作品。昆德拉欣然同意，但明确规定，只能出版那些他本人选定并审阅过的“成熟之作”。
1995年秋天，捷克政府决定将国家最高奖授予米兰·昆德拉。他欣然接受。
谈到获奖感受时，昆德拉说：“我很感动，也许可以说，尤为让我感动的是瓦茨拉夫·哈维尔给我的信。特别是信中的这样一句话：他把这次授奖看做是给我与祖国和祖国与我的关系，画了一个句号。”
2019年11月28日，捷克共和国驻法国大使彼得·德鲁拉克在巴黎昆德拉的公寓里拜访米兰·昆德拉，递交他的公民证。昆德拉重新获得来自祖国捷克共和国政府的公民身份。
捷克精英昆德拉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流亡的游子终于归国。
而此时，距离布拉格之春，已经三十一年过去了。
再归来，已不是少年。
布拉格之春，死人很少，但影响很大。被当作冷战中华约内讧的标志性事件，之后很多同类运动，都被冠上了某某之春的称号。
1989年11月，捷克发生了天鹅绒革命。为什么叫天鹅绒革命呢，因为政权的更迭没有暴力流血冲突，像天鹅绒一样丝滑。
但在有些地方，就不那么丝滑了。
比如捷克天鹅绒革命一个月后，执迷不悟的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因为暴力镇压，和老婆一起被倒戈的士兵枪毙了。
和平转型的捷克，现在要比暴力转型的罗马尼亚，人均收入高不少，甚至被当作是不那么发达的发达国家。
捷克人没有大一统的观念。捷克和斯洛伐克，在奥匈帝国灭亡后合并成一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1992年，两国和平分手，没有流血冲突，和南斯拉夫后来的人间惨剧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为历史原因，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都对极左意识形态有极高的警惕和戒备。在政治上更右倾。
每年，捷克人都要纪念布拉格之春，向倒在苏联坦克下的死难者献花，甚至还有同名的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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