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悲哀：坏人日益飞扬跋扈，好人越加谨小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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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 魏剑美
最近几年来，有个非常明显的趋势，那就是，坏人越来越明目张胆，蠢人越来越好为人师。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普通人越来越谨言慎行，至于为人耿直、敢于说话、勇于任事的好人，则会明显感觉到无所不在的巨大压力。
如果一个人说话做事不断收到家人、朋友、同事的提醒，说“千万别惹麻烦啊”，绝对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说了什么造谣生事的话，而很可能是因为他喜欢说真话。
相反，一个人如果放肆宣传“因牟论”，对别人“人肉搜索”，宣讲早就被证明虚假的各种洗脑材料，甚至鼓励对美国日本宣战，绝对不会有任何身边的人觉得他有现实风险。
同样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无论是什么方面的公共人物，都动不动面临不期而至的“爱锅考题”，譬如：你怎么看待“芳芳日记”，你怎么评价纹格，你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吗？这些考题永远只有唯一的答案，如果你不符合标准答案，或者拒绝回答，立马就会迎来暴风骤雨般的大批判。
这样的社会风气其实是由网络世界而进入日常生活当中的。
虽然在网络上，“坏人”和“蠢人”的名称往往被加诸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同一个人的同一种言行，在甲方看来是“坏人”，在乙方看来倒可能是大大的“好人”，反之亦然。
譬如有八十多岁的老人对游行标语有异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某教授上去就给了老人两个耳光。你认为这是违法犯罪、侵犯人权，可有人认为这是爱国行为，不仅无罪，而且还应该大力表扬。如果你再坚持自己的看法，那些人就要围攻你，指斥你是“狗汉奸”，甚至对你进行“人肉搜索”。
在网络世界里，一群人的抱团，就可以挑战公序良俗。而拉大旗作虎皮，顶着“爱郭”的名义，就可以对任何人、任何专业领域扣帽子、打棍子。从这个角度出发，说“红WB”复活并无什么不当。唯一的不同，是将“格命”换成了“爱郭”。之前的“格命小将”化身“爱郭志士”，干的是同样的活：深挖黑材料，实行打咂抢。
回顾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诸多群体性的罪恶都是以神圣的名义进行的，既不由道德出发，也无需法律赋权。譬如拳民，他们对“洋毛子”“二毛子”乃至于“十毛子”的大开杀戒，并不符合现行法律，更有违圣贤教诲。他们唯一的道德底气来自自我赋权：替天行道。
他们当然并无“天”给予的授权书，甚至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行的是什么“道”。所以归根结底，群体性的“坏”是基于骨子里的“蠢”。
最近的案例是关于方方和张文宏的。仅仅因为方方日记“不够光明”，就有人不惜造谣、泼污水，极尽恶语中伤之能事；仅仅因为张文宏的看法不符合他们预设的立场，就有人动脑筋从个人隐私上下功夫。
那么一个人的“蠢”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很多人以为是无知造成的。其实并不对，真正无知的人也许野蛮，但绝对不“坏”。相反，我们见过诸多闭塞地区的人，甚至完全的文盲，他们对待外部世界恰恰是内敛的，绝无进攻性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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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坏”其实是不恰当，甚至带毒素的教育结下的恶果。当然，“教育”不仅仅是指学校教育，更包括社会示范。
在所有的教育中，最坏的就是仇恨教育。人类经历了野蛮的原始社会和刀光剑影的帝国分合时代，各种概念上的国家、民族、地域、信仰、家族，肯定有难以数计的矛盾乃至于恩仇，如果死抱着不放，甚至于刻意渲染，则完全不可能有任何“共同利益”可言。
如果黑人念念不忘白人的入侵，弱国总想着强国的凌辱，女人牢记着男人的欺压，则世界永无宁日，人类断无进步。
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大踏步地前进，根本原因在于逐渐学会了求同存异、扩大共识。“落后就要挨打，领先就该打人”，是典型的中世纪思维。邻居富裕不影响我富裕，我喜欢种花邻居也可以种草，这才是正常的相处之道。
二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全世界公认的两大主题，这个本身就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共同呼声。
所以，那些借着历史旧事，挑动新仇恨的人，才是真正的“别有用心”。譬如，我们揭批纳粹德国犯下的罪行，绝对不是为了反对、仇视、攻击现在的德国。“以史为鉴”的真正意义在于，既防止别国“纳粹复辟”，也警惕本国冒出“军国主义”。
因为，人类真正的敌人不是具体的某国人，而是那些推崇暴力、导致撕裂的理论和主义。
梳理至此，我们就明白了真正的“坏人”是谁。就是那些企图通过鼓吹仇恨来获取现实利益的人。现实利益如何兑现？其实就是通过“蠢人”来实现。放眼当下，那些满嘴爱锅高调的知名人物，哪个不赚得盆满钵满。最讽刺的是，往往这些人最早拿绿卡、办移民。
譬如某个爱国大V，要不是在美国过春节夹头被曝光，人家都以为他一定是在红色延安呢，至少也应该是在朝鲜考察学习。
而另一个热衷策划“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之类畅销书的出版人，全家老少更是因为吃这些书而成了“爱国侨胞”。
那么“蠢人”何以会心甘情愿被割九菜呢？一是因为“因牟论”最容易转移他们对于现实的挫败感。譬如说有人告诉阿Q，说你之所以头上长癞疮疤，都是邻村的孙太爷给害的，本来长期为癞疮疤深为苦恼、自卑不已的阿Q，没想到这羞于见人的癞疮疤居然与整个未庄的兴衰荣辱捆绑在一起，这样的宏大主题怎不令他豪情大增。
二是树立一个现实的“卖郭贼”，有利于他们在进攻中找到制高点和优越感。鲁迅在《阿Q正传》中描写挨了假洋鬼子痛打之后的阿Q，急于找平衡。恰好静修庵的小尼姑走了过来，他于是便要上去欺负一下，但理由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明明自己挨打在先，见小尼姑在后，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找个理由就好。随后阿Q又进一步补充了自己行动的合理性，“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换在当下，受到一系列“爱锅教育家”影响的阿Q，就会有更多的理论武器和现实依据：谁不知道你小尼姑与隔壁村的老和尚眉来眼去！你一个不爱未庄的小尼姑人人得而欺之！这就是你这个小贱人应有的下场！
一个社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观点是再正常不过的。但，如果明显恶劣的言行得到事实上的纵容乃至于鼓励，那就要格外小心了。那既是某种大背景使然，也是每一个“好人”的退缩造成的。
“好人”为什么会看上去节节败退，乃至于溃不成军？譬如各种群里面，一旦开撕，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那个试图摆事实、讲道理的人最先败退。因为他很快就会发现，第一对方和自己讲的不是一个“理”，第二，即便事实已经一清二楚，对方也可以凭借“爱锅无罪”的必杀神器压倒一切。
我已经听无数人说自己多年都不与人理论了。对此，我深表理解。但提出两点主张：
第一，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讲道理。而且越是艰难的环境，越需要坚持“言说常识”。可以不与人争论，不搭理恶意攻击，但却不能放弃言说的权利。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任何观点都需要经得起反省与逆推。无论我们多么反感“坏人”与“蠢人”，都不能否定他们作为人类的一部分必然有自己的诉求，不能因为无法理解他们的诉求就简单以“畜牲”、“傻逼”和“神经病”一语了之。必须承认的是，一些网络上或者群体活动中的“蠢人”“恶人”在现实生活中，很可能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好人”。
第二，坚持影响身边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要摆出扎实的数据和事例，他们还是愿意接受，至少是能够面对的。其实也无需什么高深的道理，只要有人之为人的正常喜怒哀乐，有尊重事实的真诚与勇气，一个人就不会“蠢”到哪里去，也就不会受到“坏”与“恶”的鼓动，成为等待被收割的九菜。
笔者（右）参加阳明山“和文化”节，与台湾学者傅佩荣（左）、作家黄晓阳等共论“和文化”。
回到方方和张文宏这个话题上来说，一个正常人该有的思维和判断其实非常简单：一，无论“芳芳日记”写作水平怎么样，她都有写的权利；二，揭露黑暗还是讴歌光明，这是人家的表现手法问题；三、不喜欢方方是个人的价值选择，喜欢方方也是如此；四、法律范围内的事务自有国家机关在监管，由讨论文章上升到症治攻击和人身构陷，永远是最卑劣的手法；五、张文宏的观点属于专业判断，越是不讨好、不迎合的专业判断，越有价值。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有一定的容错度。没有人是上帝，只要不是成心的欺骗和愚弄，无论是钟南山还是张文宏，都可能出错。真理从来不是笔直而来，而总是曲曲折折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