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尔登｜阴谋论真是太好用了
阴谋论的成长
印度人曾相信，他们的多数不幸都起因于巴基斯坦特务的破坏。马来西亚人相信，亚洲金融危机是西方几个投机家密谋的结果。来自肯尼亚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旺加里·马塔伊女士相信，艾滋病与猴子一点关系也没有，而是西方科学家研究出来的生物武器，至于目的，大概是为了清洗人口。
马塔伊的主张不是她发明的，在非洲，很多人早就这么认为了，并且相信用于防治艾滋病的避孕套是西方国家限制非洲人口的阴谋。当然，后面这个信念恰使艾滋病在非洲难以控制。美国更是这类偏执信念的繁荣之地，独立战争就曾受到“传闻”的推动，而从肯尼迪的死到尼克松的听，从珍珠港到世贸中心，奇异的解释层出不穷。有些大致无害，如外星人传说；有些就不那么无害了，如1919～1920的“红色大恐慌”，如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
在中国，我小的时候就相信周围隐藏着许多（大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五）坏人，一到晚上，这些人就从家里溜出来，毒死牲口，割断电线，引发洪水，制造我们生活里的所有不幸。他们不仅分别地做坏事，彼此间还有秘密的联系，有时用电报机，有时可能用超自然力。我同样相信，在几乎整个外部世界，人们生活的主要兴趣就是颠覆中国。
这些就是阴谋论。阴谋论古已有之，但这个词本身还很年轻，到1997年，牛津辞典才第一次收录“Conspiracy Theory”，承认了阴谋论对大众观念的强大影响。在汉语中，“阴谋论”或“阴谋主义”是译语，到现在也没有进入大众语汇。
在最深的程度上，阴谋论是种历史观，认为人类历史一直有两个进程，一个是我们看到的“三皇五帝到如今”，另一个是暗中进行的，主使者是某种黑暗力量，或撒旦，或外星人，或政治寡头，或犹太人，或美国，或共产国际，或别的什么。在中等的深度上，阴谋论“认为社会中发生的一切坏事，像战争、失业、贫困，都是某些有权势的集团直接设计的结果”（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语）。在较小的范围里，则为特定的事件寻找特定的阴谋论解释，如电影《华氏911》。
关于阴谋论的社会心理基础，有美国罗特格斯大学戈泽尔教授的一段话可抄：“相信阴谋论的倾向，与人的失范、缺乏信任、不安全感有联系……而与失范的密切关联，又显示阴谋论的立场与对主流体系的疏远和不满有关”（《对阴谋论的信奉》）
用证据反驳阴谋论是没有用的，阴谋论照顾的是人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无论科学家怎么说，《档案》迷们也要相信外星人的事，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政府没有揭露一个阴谋，那它就是在掩盖这个阴谋；如果政府揭露了一个阴谋，那它就是在掩盖其他阴谋。”前年闹“非典”的时候，民间学者童增告诉我们，SARS病毒是针对中国的基因武器。中国的科学家反驳了他的说法，但无法阻止这个说法的流行。去年底童增把这个主张写成了一本书，照样卖得很好。
阴谋论者看不起事实。不过，与其说他们缺乏从事实推导出观点的能力，不如说是他们没有这个兴趣。今年，何新先生曾发表他最新的阴谋理论，叫做“美国有个大阴谋”，其目标是消灭世界上80%的人。这一可怕的阴谋发生在旧金山的“费尔蒙特饭店”，出席会议者有布什和撒切尔，还有索罗斯和盖茨这样的人。何新没有受到邀请，但他神秘地知道他们的阴谋。何新应该算是学者，所以我宁愿认为他对事实、证据这套东西没有兴趣，而不是没有能力。
阴谋论能推卸责任，所以它确实让我们舒服。不过，一旦人掌握了这种工具，要想不用在更广的地方，会技痒难耐的。还有许多不这么严重的，但已经成型的阴谋论，还有更多的萌芽。看过东航空难后网络上的各种议论，我觉得在明年，在以后，针对国内事务的阴谋论会越来越多。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有着蔑视事实与逻辑的古老传统，不仅因为我们实际上已经接受了不少阴谋论，不仅因为变革的激荡已制造出足够的社会心理基础，不仅因为公共事务还不够透明，人们得从流言蜚语里收集信息，不仅因为网络的普及提供了畅通的流传渠道，还因为在这几年里，新闻界有人喜欢阴谋论，也有能力让阴谋论从流言升堂入室为消息，来影响人们并不坚强的头脑。
刀尔等：曾用网名“三七”。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玻璃屋顶》、《中国好人》、《七日谈》等口碑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