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丨从大历史看人类未来【3】大国兴衰的三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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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 童大焕
工业革命发生以后，人类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容易。
在长达数千上万年之久的农牧业时代，只有风调雨顺时节民众能够不挨饿，饥荒之年，没有大规模饿死人就已是孟子心中的理想社会。即使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40多年前，绝大多数国人的生活水平仍然是相当低下的。
现代人求得基本温饱，比工业革命前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容易得多。这一切都是源于技术进步带来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而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技术本身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
二是技术催生的大航海时代，极大地提高了全球流通和交易的效率，又反过来促进了生产的专业分工，专业性又进一步提高了效率和质量。
所以，全球贸易的大门一旦打开，将永远关不上。
但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职业与职业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却是迅速拉大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农业时代，上万年基本无变化，人类生存全凭经验和勤劳），应变能力、认知能力、执行能力和创造能力发生了巨大的的差别。极少数具有创新能力的人、企业和国家，成为先行掌握先进生产力的群体，他们迅速提升了全世界的效率，迅速解放了全人类，同时也摘取了效率提升的“顶端优势”。这是市场对创新的最大奖赏。
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别的国家？这是偶然因素还是必然因素？
以前有一个说法，说是因为英国的民主宪政和自由催生了工业革命。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世界上第一部约束王权的宪法——英国大宪章早在1215年就颁布了，但600年后的1820年前后才发生工业革命，以40年平均一代人都早已过去了15代人，人的记忆不会遗传；而民主选举权利则一直控制在拥有财产的贵族手里，向妇女开放更是迟至700年之后。
最近读到牛津大学马丁学院“新经济思维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未来工作学程”主持人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进步的代价：技术变迁、资本力量与权力分布》一文，我认为他的解释比较靠谱，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并非出于必然，而是有某种偶然性：
工业革命除了带来众多革命性的技术，一路上也带来了许多政治上的革命。
一九○○年时，要不是有六百名灯夫天天爬上爬下，纽约市的夜晚将一片漆黑，只能靠月光引路。
但在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这天晚上，曼哈顿街道上的两万五千盏煤气灯绝大多数杳无动静；灯夫们罢工了，因为神秘电力的出现让灯夫的点灯技能不再具备任何价值。
直到一九二七年，电力垄断了纽约市的照明，最后两位灯夫功成身退，替他们的职业与灯夫工会（Lamplighters Union）划下了句点。
看清楚没有？仅仅涉及600名灯夫的职业，在纽约就纠缠了20年之久。此前，灯夫这个职业，从1414年开始，一直持续了500多年。
在十九世纪末以前，抗拒危及劳工技能的技术是常态性的做法，而非特例。劳力替代技术的反抗史，可以回溯至更久更远以前的时代。六九年至七九年在位的罗马皇帝维斯帕先（Vespasian）考量到工人的生计，拒绝利用机械装置将柱子运上卡比托利欧山（Capitoline Hill，注：罗马重要的宗教政治中心，大量宗教建筑耸立于此处）。一五八九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因为担心技术革新将带来失业，拒绝颁发专利给威廉．李（William Lee）所发明的针织袜机。一五五一年，可以节省大量劳力的起绒机在英国被禁。欧洲其他地方的反抗浪潮同样猛烈，十七世纪有许多欧洲城市禁用自动梭织机。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相关机器被采用时，地方上会发生暴动，荷兰的莱顿（Leiden）就是前车之鉴，统治阶级担心愤怒的劳工会像莱顿等地那样，开始反抗政府。不只欧洲担心爆发起义，经济史学家也主张，中国很晚才工业化的原因之一，在于威胁到劳工技能的技术遭到抗拒的情形，一路持续到接近十九世纪那数十年，当时进口的缝纫机皆被中国劳工摧毁破坏。
事实上，还是英国政府首开先例率先支持工业的开拓者，不再站在暴动工人的那一方——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是全球率先工业化的国家。
人类能够踏上富裕之路，最有共识的解释是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逐步持续采用节省劳力的技术。然而，生产力虽然是一般人收入成长的先决条件，生产力却不保证收入一定会跟着成长。此外，如果机器取代了现有职务的劳工，技术进步反而会让部分人士蒙受其害。尽管如此，教科书式的经济学把技术进步当成“帕累托改进”：换句话说，假设机器接手了劳工的工作，每一个人同时也会有机会觅得更高薪的新工作。而历史记录证实，这样的模型对于了解技术进步取代劳力的时期完全无益。相关技术带来了更高的物质水准，却也让劳工流离失所。
多数经济学家承认，技术进步会带来短期的适应问题，但很少有人提及，这里的短期有可能是一辈子。最终，长期取决于短期间所做出的政策选择。光是劳工螳臂当车，可能难以有效地阻挡新技术，但统治菁英千年来减缓了劳工替代进展的速度。在多数情况下，台上掌权的人士对于过程中会破坏稳定的“创造性破坏”不太感兴趣，因为成群的经济输家有可能挑战政治现况。
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的优势，并非无人抵制技术变迁，而在于政府始终强而有力地站在创新的“那一方”……法国抵制技术进步的成功程度似乎胜过英国，这个差异或许替英国率先出现工业革命的原因，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经济学家估算，富国与贫国的所得差异，超过80％可以用技术采用率的不同来解释。
在一九五○年代，日后将于一九八七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索洛（Robert Solow）发现，二十世纪所有的经济发展几乎都源自技术。其他学者也证明，相关的好处让芸芸众生共享其成。经济学家顾志耐（Simon Kuznets）发现美国变得更平等，他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认为，不平等在工业化的路上自动减少。
回顾了工业革命的历史，再来看张维迎文章《美国是不是在衰落，看这个指标》就轻车熟路顺理成章，他说：
古代帝国的崛起靠的是强盗逻辑，美国的崛起靠的是市场逻辑，大英帝国的崛起介于二者之间。
强盗逻辑是指，依靠以为武力代表的破坏力，谁征服的领土多，谁杀的人多，谁就是超级大国。所以历史上的“英雄”，都是杀人最多的人。
市场逻辑靠的是生产力，也就是用更低的成本、更好的产品和更先进的技术，获得更多的客户，吸引更多的人才、更多的资源，背后是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能力。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能力背后，又是制度和文化。
美国能成为世界强国，靠的就是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能力。许多其他国家的优秀人才变成了美国人，是他们自愿选择的结果，不是被征服的结果，这与古代帝国的人口增加完全不同。因此，看美国是不是在衰落，最重要的指标是，创新能力是不是在衰落，企业家精神是不是在衰落。
美国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包括种族冲突、党派政治、民粹主义、阶层固化等，这些问题如果恶化到一定程度，危害到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创新能力，如果美国变得不再是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国家，那一定会走向衰落。
中国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也是市场的逻辑。中国未来的前途也依赖于我们是否继续市场化改革。
换一个角度，我们说，农业时代的帝国兴衰，持的是征伐和掠夺逻辑，像成吉思汗马上打天下，纵横2000多万平方公里欧亚大陆。
那是一种零和博弈逻辑：你死我活，你多我少，你强我弱。
但是进入工业时代和今天的信息服务业时代，开疆拓土的时代就终结了，国土太大，反而未必是好事，甚至拖累管理和治理成本。国家兴衰的逻辑，由强盗逻辑变成了技术创新逻辑、市场合作逻辑。
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的共赢逻辑：在创新和交易中，大家都彼此共进共赢，取长补短，各自发挥比较优势。当然，获得的多少，根据双方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等能力而定。
这种时代，谁——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如果还停留在农业时代的征伐逻辑、强盗逻辑中，那么，他已经在观念上落后了整整一个维度——而不是落后一个时代。
落后一个维度，意味着自我内耗自我衰退，意味着随时可能被别人降维打击。
在中国与世界的竞争与合作格局中，我认为，制造业与国际一流先进水平的差距，至少在30年（国家工信部部长苗圩的观点）。
最尖端的芯片等方面，可能落后100年。
至于作为社会基础的“民情”即朝野上下的国民观念层面，可能落后一个维度。
旅美学者、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资深科学家、人口学家易富贤先生有一个惊世骇俗的判断，“中国经济永远超不过美国！”
他依据的理由在于人口：
中国是日本式短跑，就像韩国和台湾一样，而美国是长跑。短跑速度暂时超过长跑的不奇怪，但短跑要一直保持高速是不可能的。何况中国人口结构急剧老化，劳动力在2013、14年就开始减少，而美国劳动力到2050年都不会减少。
中国崛起是靠人口。79年改革开放，80年的人口中位年龄只有22岁，美国当时是30岁，中国经济只要稍微顺应规律就可以取得很好的成就，事实也是如此。那时候是一个青年的中国对一个迈入中年的美国，两国经济差距不断缩小是必然的【大焕注：中国经济腾飞的核心原因更主要的还有市场化、城市化、科技化补课的原因，标志是1998年城市住房商品化和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
但是，中国的劳动力2014年左右开始下降，中位年龄2018年之前已经超过美国，现在是42岁，而美国是38岁。如果中国稳定住1.2的生育率(每位育龄妇女一生平均生育1.2个孩子)，到2035年，中国的中位年龄为49岁，而美国是42岁；2050年中国将达到56岁以上，美国是44岁。这里可以看到，美中两国各自的可持续性究竟谁占优势。
要实现经济总体量2028年超越美国，意味着未来几年中国年经济增长率要超过7%。事实上，中国最多在2021年由于疫情后复苏反弹，可能超过7%，其他没有一年能够超过这个数。
“我在2000年代说过，2012年将是中国人口的拐点，也是经济的拐点，就是经济增长将开始减缓。当时没有人相信。果然，2012年，中国经济从2011年的9.6%开始回落，一直滑到2019年的6.1%。这方面，投资界只看一两年的数据，我会看十多年的。中国目前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六分之一，没有可能攀升到美国的一半甚至更高。”
日本1995年的人均GDP曾经是美国的1.5倍，现在2020年已经降到61%，今后很有可能低于美国的40%。
韩国和台湾，以前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但是2011年后，台湾人均GDP定格在美国的42%不动了；韩国2011年左右到美国的50%左右，也徘徊不前了。
这些地方的人均收入水平可能会继续降到低于美国的30%。欧盟2008年是美国的76%，现在是53%；德国是欧洲的翘楚，人均在2008年曾是美国的94%，但是，2020年降到71%；意大利2008年是美国的84%，2019年降到51%；还有葡萄牙、希腊都是同样的问题。这仅仅是几个例子。
记者：这些国家或实体都落入类似的模型中，就是从追赶美国到丧失马力，再与美国拉开距离，为什么有这样的雷同现象呢？中国是否也会跌入这个模型？
易：老龄化是最大问题。欧洲、日本等世界各国，都是因为这个问题与美国的差距才开始越来越大。这些国家曾经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但由于落入老龄化陷阱，又重新回到中等收入陷阱。我一直打比方说，没有医生诊断病人死于年老，而是说死于各种病症，像心脏，癌症，肥胖等等；德国、日本被看出一个有癌症一个得了中风，其实根本原因还是老龄化。
中国生育率1991年已经低于美国，2000年比日本、德国、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还低，今后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这些国家还严重。所以，人均GDP不可能达到美国的50%。
灰犀牛是漫长的，不可能逃过的。现在美国遭遇黑天鹅，很多亲中派大呼中国制度优越，但其实只是中国暂时获得短跑优势。人口老化，消费力下降，经济下降，创新力下降，劳动力减少，制造业衰落，这是中国的大方向。
易富贤先生是否危言耸听，我们不妨且走且看。当然，世界一直在变化，我们的很多变量也在变化。
但是，上述三大指标——观念指标、创新指标、人口指标，或许可以成为影响大国兴衰的三大核心指标。
这三大指标，是彼此互相关联互相作用的：
观念指标直接决定对待自由市场经济、对待企业家的态度和方式、对待国际关系的态度和方式，并直接影响创新能力与国际关系；人口指标直接影响老龄化指数和创新指数。
而这一切的核心，都指向内部——解决好自身的内部问题，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内因会反过来影响外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