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们总对庸常之恶，视而不见？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l 微信公众号“毛有话说”

ID l mao-talk

作者 l 释老毛

在《八问探疑案》发表的同时，官方第四份公告终于出炉，由于“塔西佗”陷阱，很多网民还在质疑，我选择相信，大体上与我推断的差不多。

杨某侠身份需要DNA验证；

桑某某就是当年卖她的人贩子；

董某某是犯罪，不止非法拘禁罪，还有强奸罪；

整个事件的逻辑基本能说圆，本质上是历史遗留的古老罪恶，当年的妇女拐卖案20多年后借助互联网曝光，虽然尚有一些细节留待弥补，期待第五份、第六份公告，例如网民关心的女子年龄问题、户口和结婚证造假问题、相关村干部和公务人员不作为和瞒报的责任问题……

显然，四份公告是挤牙膏式的层层递进，在官方与公众的合力之下不断接近真相，后面否定前面，当以最新的通报为准。至于第一份，明显是敷衍地编故事，破绽百出，像钓鱼贴，竟然还能钓到洗地的人？网友的第一条回复很中肯！

这种古老的犯罪，最大最难最棘手之处，还是全体村民的“共谋”之恶，“收留”媳妇大都是特殊的“窝案”，面临法不责众的尴尬。如上篇文中所说：

“这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底层社会见怪不怪的恶风陋习，已沿袭成非正式制度，是系统性溃烂。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凭空多出来个身份不明的妇女，生了一堆娃，二十多年来竟然无人质疑，无人过问？成年女人不是小孩，让她跑不掉，需要全村村民的“共谋”，基层政权的“沉默”，办户口办结婚证一条龙服务，构筑一个令女性只能发疯也无法脱身的“合法”牢笼。暗无天日，令人发指！”

此处涉及到一个哲学伦理学常用的概念，“庸常之恶”，或者叫“平庸之恶”，恰好前不久，正义凛然的胡主编，还怒怼过这个词。

老胡奋起的背景是，西方媒体把抗疫活动中基层工作者的某些不良作风，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狐假虎威，层层加码，造成孕妇流产等民怨，定义为普通人的“平庸之恶”。把我们的最美逆行者，与当年的纳粹公务员相提并论，这显然是西方白左的有色眼镜，上纲上线，恶毒攻击，胡主编迅速作出了有力回击，大快人心。

但这种普通人不以为恶的“恶”，在中国社会存在不存在呢？

当然存在，这是应当正视的问题。“平庸之恶”英文为“The Banality of Evil”，恶的庸常性，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普通人作为一种系统化犯罪的“共犯”，普遍实施的无思想、无责任的作恶，甚至犯罪。

本来每个人都是一个道德主体，头脑有理性，内心有良知，能独立判断是非，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极端状态下，个体消除了自己的独立思想，放弃了自己的道德责任，只对外在的体制、习俗、命令无条件服从，而不顾将会造成何种反人类反人性的严重后果。这种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的放弃，即构成罪恶庸常性的源头。

无独有偶，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劳女士，同时也写过一篇文字，似乎从这个角度与胡主编叫板。

庸常之恶，一是平庸，二是日常。这种恶，每个普通人都可能参与，普遍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大家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庸常之恶，最早是犹太女性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的命题。阿伦特也是个牛人，据说在她之前西方思想界主流从来不承认有女哲学家，而阿伦特以其对二战极权主义的反思确立了学术地位。代表作《极权主义的起源》虽然在我看来受左翼阶级分析的宏大叙事影响太深，而对古典自由主义缺乏深刻理解，但也不得不承认阿伦特提出“庸常之恶”是极富洞察力的。阿伦特啊、安兰德啊、劳东燕啊，谷爱凌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把她们捆绑起来，可以塑造成为性奴隶；一旦解放出来，她们可以迸发出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完全不输男性，谁说女子不如男？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阿伦特对法西斯的看法由于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事件而改变，由此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庸常邪恶的报道》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庸常之恶”。

艾希曼是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课的课长，曾通过自己在铁路运输方面的专长把上百万犹太人送进了集中营。战争快结束时，火车车皮不够用，艾希曼便让被捕者自己步行走向死亡营地。当时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在耶路撒冷旁听了对艾希曼的审判。让她震惊的是，这个“杀人魔王”看上去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表现得毕恭毕敬，甚至像一位绅士，他在种族屠杀中犯下弥天大罪，而他的动机却是平常的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在艾希曼身上，阿伦特看到了“恐怖的、难以表述的、难以想象的恶的庸常性（The Banality of Evil）”。

大屠杀、种族灭绝是一种激进的恶，激进的恶是极端的恶、原创的恶。但没有普通大众的参与和配合，这种激进的恶是不可能实现的。艾希曼这些人，他们不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这样的元凶巨恶，而是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阿伦特对艾希曼的分析，重点在于他的官僚心态，他只是一个巨大机器上的小齿轮。他所体现的庸常之恶在于无思想、无动机地照章办事，随波逐流，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

在庸常之恶的笼罩下，人们丧失了判断是非对错的思想能力，对于罪恶已经麻木不仁，大家都以日常生活中的平常心去接受它、适应它、执行它，甚至享用它……

我们的社会中隐藏着多少个“庸常的恶人”？

例如，50多年前，风云变幻，中国社会突然掀起一场暴风骤雨，席卷神州大地。平日温良恭俭让的学生们，转眼绵羊变猛虎，兽性大发，砸校园，打老师，暴力恶行随处可见。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卞老师，育人无数，春风化雨，桃李满天下。在1966年8月5日这个炸裂的日子，被她亲手教育的小战狼活活打死。这些战狼当时都是中学生、未成年人，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迄今尚无一人站出来忏悔昔日罪行，承担道德责任。他们是否一直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当初少不经事，听从号召，只是“革命群众”中的一员？

再如，今日网络似乎在重演昔日之恶，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暴力横行，动辄网暴，网暴运动员、网暴刘学州、网暴雨衣爸爸……每一个参与者都不以自己行为为恶，甚至打着“爱国”“正义”的旗帜，给受害人雪上加霜，造成人间悲剧。

网民只有七秒钟记忆，还记得半年前的那个爸爸吗？人家突遇无妄之灾，丧女之痛，继而遭受网暴，后来证明完全真实，围攻一个沉浸在痛苦中的父亲，这尼玛还有人性吗？

当时带节奏发动网暴的头目，还能算个人？中央都调查问责，发布公告，承认既是天灾，也有人祸，当地瞒报，铁证如山，事后这些大V道歉了吗？

《作为一个新闻人，老胡值了！》，胡主编虽然洗地，但不杀人，跟这些“爱国”大V相比，至少有底线，有分寸。作为正局级退休干部，人家不会做伤天害理之事，不会挑战人伦天理，老胡不是“庸常之恶”，他知道巧妙地“枪口抬三寸”。反观这些货色，无法用语言形容，已经彻底脱离了“人”的范畴，骂它们是禽兽，是侮辱了禽兽，禽兽也是群居动物，知道相互帮助，相互守望，它们并没有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温度。

最后回到徐州这个案件，20多年视若无睹，你若追究全村村民和基层干部的责任，多数人也根本算不上什么大奸大恶，他们只是千百万底层社会的一员，过得也是普通人的家常日子，甚至日常生活还显示出农民朴实、善良的一面。

可是，在这种温情脉脉的田园牧歌之中，在见怪不怪的日常生活之下，掩藏着多少黑暗的角落？底层社会有一张无形之网，被拐女性的产、供、销、运输、收买、办证、禁锢、转卖、阻拦解救、瞒报粉饰，人口贩卖不是孤例，而是一条产业链。在这条人口产业链上，女性沦为商品，变成农村无偶老男人的泄欲工具和生育机器。共同体中的每个村民都是共犯，只要有一名义士挺身而出，“狗镇”就不会存在。古老的罪恶，之所以古老，它是庸常的罪恶。

从极左岁月，到网络暴力，再到徐州事件，这庸常之恶，离我们并不遥远，细细想来，竟令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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