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曾有过一场关于“沉默权”、“犬儒主义”的激烈争论。徐贲老师作为该争论的中心人物，持续发表观点，探讨知识分子的生存、责任。如今，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因为“失语”、“犬儒”等问题，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徐贲老师当年的这篇文章，更显清醒、珍贵。有一篇文章认为，知识分子“没有义务为遭受不公者说话”。不应该批评他们对社会不公的冷淡，主要理由是“公&民行为，法无禁止，即为许可”。文章解释道，“作为一种政治自由的言论自由……是任何人的权利，而不是义务。如果法治条件正常，你可以在正常良法范围内任意使用处理这项自由，没有任何人有权干涉你是否使用它，包括你彻底抛弃这项自由的权利”。该文显然是从知识分子的“个人权利”来看问题的，认为他们有“沉默的权利”，而批评这些知识分子的人，则是从其公共责任来看问题的。意见不同的双方所辩论的，其实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在一个知识分子还多少能够起到一点批判作用的社会里，他们对公共事务保持沉默，并不证明他们是在行使自己的正当公&民权利，而是显示他们未尽自己的社会道德责任。尽管不尽责并不违法，但却仍然是一种失德行为。这就像日常生活中普通人见死不救、袖手旁观一样。虽然法律并不禁止，但却并不被普遍接受为道德上应该许可之事。把沉默说成是不作声的权利和自由选择，就像把袖手旁观说成是不动手的权利和自由选择一样，是在曲解自由和权利，也是一种伪善。知识分子的社会道德责任，也被视为他们的“义务”或“良心”。康德把人的义务分成两种：“完全义务”（perfect duties）和“不完全义务”（imperfect duties）。完全义务，主要就是“遵纪守法”。例如，所有人有不偷盗、不杀人的完全义务，因为“鼓励偷盗、杀人”的规则，不能成为普遍法则施行于群体之中。如果所有人做一件事，会在逻辑上或实行中引发冲突，那么这件事就不能去做。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恪守这些完全义务，还不能真正算是有良心的人。如果一个人做一件事，奉行的是一个他希望能普遍化的道德原则（虽然他不强迫别人也这么做，但他希望有尽量多的人也这么做），那么他所尽的便是不完全义务。不完全义务，主要是个人道德。例如，虽然别人不助人，他却可以助人；虽然别人明哲保身，他却可以见义勇为。一个人的道德高下，主要就是从“能否尽不完全义务”“尽哪些不完全义务”中比较和区别出来的。作为一个人，不完全义务感越强，就越应该有所道德担当。知识分子尤其如此。身为一个知识分子，通常比普通人更清醒地知道，实事求是、揭示真实、公正待人应该是普遍善行的原则。当你看到别人被罗织罪名，被不公正第对待，你就会为他们鸣不平。你能够站出来为他们喊冤，以行动证明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即使你生活在一个大多数人对含冤者漠不关心，甚至落井下石的社会里，你也可以把说公道话当作你的义务。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义务，这个义务对大多数人没有约束力，所以是不完全义务。这个义务对你产生的约束力，是良心的作用。你的良心是你个人的，但也是你在一个小范围里联系他人的方式，其他有良心的人会赞同你、尊重你、爱护你。正义和良心行为经常招致祸端，大多数人不能坚持良心，选择了沉默。正因为如此，环境也就变得更加险恶。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知识分子的沉默问题——逃避道德责任，游离于公共事务和社会正义之外（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作为一个人，无论是什么身份，首先应该具备的是“人之为人的义务”。批判知识分子的道德冷漠，并不是在干涉他们的“个人权利”，或是强迫他们去承担自己无须担当的义务。为知识分子的道德沉默辩护，就像为公&民的政治冷漠辩护一样，不能以个人权力来泛泛而谈。因为不同情况下的“沉默”和“冷漠”看似为相同的行为，实质上是有不同内涵的。就拿公&民冷漠来说，它指的是没有或缺乏公&民参与行为——冷漠的公&民不关心公共事务，也不关心普遍权利。然而，这只是表象。有的公&民本来就只关心自家的事、眼前的事，将公共的事情全然抛到脑后。这是一种公德缺失导致的公&民冷漠。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倡导“公德”的社会启蒙，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就是这种冷漠。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制度结构性的公&民冷漠，许多人本来是有公共参与意愿的，但却被强制地剥夺了参与权利。这种剥夺可以是显性的制度（例如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不对人们开放），也可以是隐性的（例如机会的开放完全沦为摆设）。公德缺失的冷漠，比制度结构的冷漠更容易导致犬儒主义。有些人明明是因为自私自利不关心也不参与公共事务，但却善于找出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用制度结构的限制来为自己的不参与制造借口。他们不但自己不参与，而且还自视优越，觉得在见识上高人一等，看不起积极参与的人。他们嘲笑参与者天真幼稚，预言任何公&民参与必定只能是徒劳无功的愚蠢行为。这样的犬儒主义对公&民社会是一种极大的毒害。与公&民冷漠一样， 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和重大事件保持沉默，同样也包含了不同的情况， 也可能隐藏着自视优越的犬儒主义。知识分子沉默，有的是因为从来就不关心别人的事情，早已养成了一种利己主义的处世方式。有的是想发声但被噤声。还有的则是想发声但惧怕发声带来的麻烦和惩罚，因此不得不闭上嘴巴，明哲保身。后面两种是制度性的沉默。知识分子的利己主义沉默，也很容易变成犬儒主义，它经常会把自己打扮成迫不得已的制度性沉默。更经常的是把自己标榜为“独善其身”的生活哲学，自命清高，孤芳自赏，明明不敢发声，但却偏偏还装作高人一等，不屑多管闲事的样子。而那些敢于发声或竭力发声的人们，反倒像是“不入清流”的庸俗之辈。把知识分子的沉默简单归结为纯粹个人性质的“说话或不说话”的选择权利，其先在的假设是，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能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并且他们是可以为自己的选择充分负责的自由主体。某一个知识分子责任和知识分子沉默的讨论，不仅涉及个人，也涉及知识分子的普遍生存状况。这在当今中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对文化人个体的评价，不应该局限于对某一个人的褒贬。讨论沉默，而不是对沉默保持沉默，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意识的觉醒、公&民觉悟的进步，而不是像有些指责者所说的“逼迫别人说话”或“道德绑架”。美国社会学家泽鲁巴维尔在《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一书里把对公共事务的沉默称为“政治性沉默”，这是一种与社交礼仪中寡言少语不同的沉默。政治沉默中有世故与禁忌之别，但这二者间的界限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泾渭分明。这样的沉默中经常包含着对沉默的沉默，形成一种“超级沉默”（meta-silence）。对超级沉默保持警惕，并有意识地打破这种沉默，这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社会责任。就像区分发声与沉默一样， 区分知识分子在一个社会是否负责任，也是从两个极端来说的。美国已故的思想家托尼·朱特认为，知识分子为暴力统治曲意辩护，就是“不负责任”，而坚持抵抗和独立批判才是“负责任”。但在现实社会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其实都处于中间地带。在这一大片模糊的中间地带里，存在着不同程度上容忍现状的“沉默的大多数”。当前讨论的某文化名人，是否也在这个大多数里呢？沉默者的沉默是统治的结果，不是他们的权利。看清这一点，与这一个案或是对某一个人的褒贬，并没有必然或直接的关系。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如此，如何才能不沉默？朱特在《思虑20世纪》一书中展示了一些案例，其中一个叫“假戏真做”——知识分子以为或假装可以和权力认真地对话，可以严肃地讨论“法律至少不该是虚伪的”……于是，权力使这些话题变成了一种“操作性”语言。因此，今天我们讨论“权利”“勇气”“良心”“犬儒主义”“拒绝沉默”“知识分子责任”等问题，其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对某一知识分子的评价。这个人是否真的有勇气？是否运用了什么巧妙、高雅的方式来表现勇气？这些针对具体人猜测和想象，远不如讨论“沉默”重要。1894年，法国一名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遭革职并处终身流放。左拉写了为此写下《我控诉》，引发了法国知识分子中“反德雷福斯派”和“挺德雷福斯派”的争论。但是，也有像巴雷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案件本身并不太感兴趣，关注的却是背后公共文化的意义。在大众传媒的时代，人们的兴趣和评论聚焦在为时越来越短的微博、短评上。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只是一个媒体事件，很快会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知识分子道德选择、良心勇气的问题，还会一直被持续下去。（全文完）在当代华语界的作家学者中，徐贲教授算是一个“异类”。 1950年，徐贲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之家。尽管生于革命年代，成长于动荡的岁月，他的文字却如绅士一般渊博、克制，既厚重，又与时俱进。他关注的问题，既有公共性，却又关乎每个人；他的思考，既有国际视野，又有中国独特的问题意识；既有人文关怀，又没有脱离这个正在巨变的时代…… 刻骨铭心的文化记忆、海量的中外经典阅读，镌刻出徐贲的眼界和思考，也奠定了他后来的写作命题——人文、思想和启蒙。徐贲老师的《经典阅读》《经典之外的阅读》回应我们如何求知思考；《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关注我们如何说理、参与公共生活；而《与时俱进的启蒙》《人文的互联网》直面的则是启蒙缺失下的种种问题……过去几十年，社会层面的人文启蒙刚有起色，但现代公共训练的中断，不仅在吞噬着改革开放四十年艰难形成的些许共识，而且早晚会波及现实中的你我他。因此，徐贲老师这套“人文思想启蒙”六书就显得更加重要。 无论是洞悉我们正在遭遇的危机，还是关乎每个人的重要问题，都不可不读徐贲。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作品在中文界极难出版。我们有幸为书友争取到“迄今最全的徐贲老师作品集”——这套作品正是他几十年写作的集萃。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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