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为何更容易成为“威权型人格”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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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l qiyushi2016

文 l 先知书店

人们往往因害怕自由被剥夺，而厌恶强制。然而在现实中，更常见的却是，人们因为对自由的恐惧，而“心甘情愿”被权力控制。

这并非逻辑悖论，而是真实的人性。

因为人一旦陷入这种不自知，就可能出现像赵越胜老师所描述的那样——人甘愿供人驱使，好像不是丧失了自由，而是赢得了奴役。

中国政法大学的丛日云老师曾开设过一门“西方文明通论”的课程，在课上讲解西方文明的演进与特征。

然而结果确是——有学生“受启发”，觉得“耳目一新”；有学生“毁三观”，“常识被颠覆”；有学生“脆弱的民族感情受了伤害”……

而这其中隐藏着的正是威权型人格。

孕育威权型人格的两个深层原因

“威权型人格”的问题，国外已经有政治学者研究多年，但国内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丛日云老师主编的《当代西方政治文化复兴》正是少数涉及这一话题的中文著作。

什么是威权型人格？

人性深处都有对权力的渴望，但碍于现实的重重限制，无法成为真正的掌权者，于是选择跟随、崇拜一个强权者来实现权力欲的满足。这种心理扭曲到一定程度，就是威权型人格。

书中提到了现代社会孕育威权型人格的两个深层原因：

◎陌生人社会的压倒性力量，让“年轻人”无所适从

年轻人最容易成为威权型人格的俘虏。

当年轻人脱离家庭，走进庞大的现代陌生人社会时，正处于意识到自我，却又未找到自我的意识朦胧期。

尽管他们渴望摆脱父母的束缚走向自由，但突然面对社会的压倒性力量时——选择太多，以致无法选择，让年轻人更容易焦虑，不安，无所适从。

最终在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和无方向感的夹逼之中，期望被人从自由中“解救”出来。

这时候的他们，急需向外借一股振奋心灵的力量，于是对权威的崇拜，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

而且更多时候，“年轻人”并不单指人在生物意义上的阶段，更可以是一个国家“国民性格”的未成年。

20世纪初，一战战败，当整个国家面临国际环境、赔款、动乱等等压倒性力量时，德国民众不服，他们怨气无处发泄，但又迫切想掰回一局，德国民众就普遍具有了威权型人格的倾向。

于是他们开始呼唤，一个可以用强权和苛政，为孱弱国家注入一针强心剂的极权主义领导人。

当希特勒开始屠杀犹太人时，德国民众拍手称好——他们消灭了搞破坏的“老鼠屎” ；当希特勒开始屠杀不同意见者时，德国民众拍手称好——当制造麻烦的人通通闭嘴，我们的国家会运转的更好。

民众对希特勒威权的“寄生”，为纳粹提供源源不断的社会认同能量，德国于是深陷纳粹深渊无法自拔。正如理查德·J. 埃文斯 “第三帝国三部曲”中所说：“一战过去了二十一年，欧洲的伤口愈合了，西方世界却要毁灭了”。

然而，他们忘了，忘了自己引以为傲的理性和智识传统，忘了他们曾经好不容易才享有的自由与民主，忘了他们所渴望的正是当初招致灾难的源泉。

当二战结束，在耶路撒冷的审判庭上，哲学家阿伦特敏锐地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平庸之恶”。

最初，有人将“平庸之恶”归因于“病了的人格”，然而随着阿多诺、勒庞、弗洛姆等人的接力研究，“威权型人格”对“平庸之恶”的解释逐渐形成了强大的解释力。

在《当代西方政治文化复兴》一书中写道：“法西斯主义信仰并非精神病人的专利，而是许多‘正常人’共享的心理状态，这些人在所有的发达工业社会都可能存在”。

所以，并非希特勒选择了德国民众，而是身陷威权型人格的德国民众选择了希特勒。

◎对不同意见的恐惧，让人渴望权威

多元，是现代社会的底色。这种多元，从正面理解，是“参差多态，本是幸福之源”；但从反面看，也容易导致价值观更加剧烈的冲突，甚至恐惧。

冲突相持不下，恐惧无法平复，就很容易诉诸权威。

由于威权型人格往往还和狭隘、固执相伴，权威会被不断神化，层层加码，被用来打压一切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最终我们可以发现整个社会充满了“踩单车的人”——对上点头哈腰，对下又蹬又踩。

而最后的结果，要么是社会撕裂，要么是纳粹式的激进政治……

美国大选以来，人们惊讶于，有着两百多年民主共和、经验的美国人，会在政治参与中表现出如此匮乏的政治积累、如此单薄的判断能力。

暂且抛开因为技术进步带来“信息茧房”不说，我们仍能从各种报道中感受到：多元文化冲击下形成的威权型人格，如果不加以反思和改变，最终损害的一定是现代文明的根本。

世界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化、频繁出现的经济危机，极容易让人产生对现状与未来的不安。

这时候，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显现出对权威的崇拜与渴望，迫切希望有掌握着权力和资源的人，能够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威权型人格就会在普通人身上生根发芽，并最终威胁到整个现代文明的观念地基。

跳出框架思考问题

必须借助外部的思想资源

人的认知一旦形成，就会影响人的一辈子。

威权型人格也是同样，它就像人类心灵上的疥疮，往往每隔几十年就会发作一次。

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种种灾难，短期看往往是政治家的问题，但其源头一定是人性的问题 。然而，迄今为止，只有极少数思想家、政治学家关注到“威权型人格”的危险，并勇敢地提出批评。

但长久以来，在国内聊政治思想、政治文化与二者孕育的“政治人格”，多数人援引的思想资源，却常常距离问题很远。

徐贲老师生于1950年中国苏州，在那个年代懂事成人。他在最重要的人生经历中，开始关注恶和抗恶，并成为《经典之外的阅读》的聚焦问题。借由对恶的思考，衍生出其他认识：

为何恶的动机是普通人都会有的七情六欲？

为何人对恶的本能反应是厌恶和恐惧，却很容易去作恶？

为何关于恶的欺骗与不实宣传可以在社会中如鱼得水、畅行无阻？

徐贲老师是当代华语界学者的“异类”，他不讲一堆空泛理论，也不用精英口吻空谈未来。而是一边回到历史纵深，一边紧扣时代问题，重新思考我们当下遭遇的种种危机。

难能可贵的是，徐贲老师既是冷静的现实批判者，又是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作品不是晦涩深奥的学术专著，也不是宣泄情绪的时评杂文，而是“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清醒剂”。

由于种种原因，徐贲作品在中文界极难出版。有幸独家推出徐贲老师的《经典之外的阅读》，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一并选购徐贲老师其他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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