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他的文字，无法被超越，包括他自己

有人说，“国家走了一段弯路，对你我就是一生”——这句话并不适用于阿城。他是个把一手烂牌打成赌王的俗世奇人。

礼失求诸野：野蛮年代的精致教育

1949年，阿城生于北京，彼时父母刚好随解放军进北平城，遂取名“钟阿城”。好名字没有给他带来好运气。

八岁那年，父亲因为言论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下放到渤海边扫厕所。一家人被赶出机关宿舍，住进了大杂院。母亲一个人养活五个孩子，还供着姥姥和上大学的舅舅。穿衣都成问题，耐磨的灯芯绒裤子，在兄弟间传递，实在不能穿了，姥姥就糊成布渣做鞋。

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但家里穷得难得吃顿肉。吃肉的时候切成小块，用绳串了，五个孩子一人一串。他每次吃完自己的，就开始盯着妹妹的，他总觉得一个女孩儿，肯定吃不了那块肉，应该能给他留点。

初中时去练游泳。教练说：“家里供不起每天二两牛肉的，以后就不要来了。”他就没有再去，自己跑到玉渊潭去游野湖了。

作为黑五类子女，阿城很不受主流社会待见。

当时外国领导人经常来京访问，学校挑选学生欢迎。老师每次都会念完三十几个名字，然后就说：“没有念到名字的回家吧！”有一次阿城忍不住问：“您就念我们几个人，就说这几个念到名字的回家就完了，为什么要念那么多名字？”老师冷冷回道：“念到的，是有尊严的。”

边缘化的境遇造就了阿城豁达的人生态度：“我习惯没有尊严，你被边缘化，反而使你有了时间。”他随着自己广泛的兴趣，真正学到了真本事。

阿城喜爱看书，说他永远感谢旧书店，小时候见到的新中国淘汰的书真是多，古今中外都有，虽然便宜，但还是一本也买不起，就站着看。店里的伙计都很好，从不管他，要是有的书搁得高了，还会帮他够下来。

很多书常常读到一半，便被店员卖了出去。之后阿城也学聪明了，读得起劲的书，就被他放到了书架里侧，下次接着读。靠着这样的方法，阿城读了不少书。

除了读书，他还常到琉璃厂闲逛，流连于各种画店、旧书摊、古玩铺。一个颇为不顺的童年，却被阿城过得悠然自得。

“青砖墁地，扫得非常干净。从窗户看得见后院，日斑散缀，花木清疏。冬天，店里的炉子上永远用铁壶热着开水，呼出一种不间断的微弱啸音。”

后来他与人聊天，才逐渐意识到自己与同龄人的文化构成，已经不一样了。琉璃厂是阿城的文化构成里非常重要的部分，他后来总不喜欢工农兵文艺，也与琉璃厂有关。

他的青春没有热血，唯有生存

1968年，19岁的阿城没资格留在北京，只得下乡开始了漫长的知青生涯。

身为政治贱民，又干不了重活，阿城很难以“劳动表现”融入下乡的生活。他辗转山西、内蒙再到云南，终于稳住了脚跟——在农场子弟小学教书，语数外体美劳，啥都教，一教就是十年。

1978年，北京来的知青，都陆续回了城，而阿城却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走不成。

回不了家，那么扎根于此呢？喜爱画画的阿城，满怀希望地报考昆明美术办公室，但还是因为父亲的牵连，考上也不予录取。

进退两难的阿城，真正感受到了人生的绝望。“倒霉一直一步步在跟着，使他一直无法挣脱冥冥中一种力量的钳制。”

1978年底，阿城参加了“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竭力抗争。1979年，父亲被平反，阿城终于被准许回家，此时他已年近30。

好友朱伟说：三十之前的阿城，可谓命途多舛，宛如一颗皮球，在厄运间被踢来踢去。

刚回北京，他站在街头，看着路上奔驰而过的自行车，久久不敢过街。看到警察，更是觉得新鲜，坦言道：“警察才是城市的标志啊！”

此后几年，阿城碌碌谋生，关注的依然是一个俗不可耐的问题——吃饭。

阿城开始写小说，一是想试试，二来也是为了挣稿费补贴家用。有一次，他带着儿子去吃冰棍，三根冰棍，几分钟就下肚了，然后眼巴巴望着他：“还要！”

身为人父，当然希望儿子把世界吃光，可是手头实在拿不到那么多钱。阿城想：“等我写多了，用稿费搞一个冰棍基金会，让孩子们在伏天都能吃一点凉东西。”

1984年，《棋王》横空出世，轰动文坛。阿城趁热打铁，接连发表了《树王》《孩子王》，一时之间风头无两。在彼时伤痕、反思文学的狂潮中，《棋王》独树一帜，海内外流传，成为人人争相一读的作品。阿城的文字功夫，更是让一辈作者读者大开眼界。我第一次读《棋王》，是上中学的时候，后来读过很多遍，那种汉语的精妙、韵律、美感和画面，让人觉得“中文小说这一篇就够了”。

他用猛烈的进食描写饥饿，用难得的拥有描写赤贫，用下乡云南时的窃喜描写国家中心的凶险，就连恐怖的武斗，在他笔下也与日常生活纠合在一起：

“武斗的枪炮声中听得见附近一扇窗被风吹得一开一合，自得其乐。几个人躲在二楼互相聊初恋，叮的一声，流弹打在窗子的铁杆上，折下来钻进朋友的脑袋里。因为太突然，脑含着子弹的朋友又说了一两句话才死掉。”

因此，阿城的小说适合任何时期的读者阅读，没经历过的人会立刻明白。

对于细碎、平庸的人生，阿城从来就不抱鄙夷的态度。《棋王》《孩子王》要改编电影，滕文骥、谢晋拉着他去写剧本，他觉得写小说挣钱太难，立马去了。

阿城说：“我本身就是个写字的手艺人，写字的目的就是换钱贴补家用，我有嘴我老婆有嘴我小孩也有嘴。衣食是绝顶大的问题，先吃饱再谈其他。”

才气、俗气、烟火气

对于写小说，阿城并不痴迷，他调侃自己是“文学失足青年”。阿城认为文学没什么了不起的，小说就是讲故事，人人都能掌握，只是讲得好不好的问题。所以，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过作家，也从来没想靠小说扬名立万。

但他却不只是对写作精通。可能只有阿城才配得上兴趣广泛这个词。摄影、绘画、音乐、装帧艺术，以及各种吃喝玩乐的技艺，他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精。“人还是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这是《棋王》的主人公王一生在小说结尾悟出的一句话。小说是这么写的，而阿城也是这么做的。

八十年代，返京的阿城便显露了一身才全艺精的杂家功夫：他到机场画壁画，给报刊作插图，更和画家范曾等人合作发起了名噪一时的“星星画展”；转战电影，他交出了《芙蓉镇》《刺客聂隐娘》等佳作，还给《卧虎藏龙》当起了指导……

作品红遍大江南北之际，阿城选择远赴美国。原因也很简单——写作挣不了钱，而在美国，“不需要关系，完全不是人情社会，你不需要认识人，就能找到活儿，比北京好活。”第二次再去美国，阿城就留下了。

他倒腾过仿古家具，也教过一阵钢琴，都没赚到多少钱，于是一拍脑袋，翻新汽车，一边玩儿一边赚钱。

怎么个玩儿法呢？先到汽车坟场找一辆破烂不堪的古董车。30年代的，不用多好，大众车就可以。

几十块钱或一两百块买下来，拉回家，然后订购一本旧型号大众车的汽车手册，根据手册的内容，先把零件全套买下来，回去拆开、换新。汽车其他的部分，什么气缸、刹车、底盘系统、变速器……全都是他自己摸索着改换成新的。那时，阿城家里到处都是零配件，各种各样的修车工具比车行还齐全。

最后，花钱喷漆，最多3000美元成本，一转手，至少卖到20000以上，玩儿也玩儿了，还赚了一票钱。

王朔亲眼看见阿城组装的全过程，最后阿城坐着出去兜风，那可真拉风，端着一烟斗，整个人跟大仙儿似的。登时就把王朔给佩服得五体投地。

其中有一部红色的敞篷车，超有范儿。据说有个黑人盯那辆车盯了好久，每隔一段时间就找阿城问卖不卖，最后一直叫价叫到了将近二十万美元，求着让阿城卖给他，阿城就是不卖。

有一次，阿城旅游归来，一开门，全部家当竟然被偷光，只剩下一个床垫，上百张珍藏了数十年的经典CD不翼而飞。

结果他自己破了案：他转遍了街区的所有音像店，专门去翻那些二手CD架，最终找到盖有自己印章的CD，随即报警。没过多少日子，所有CD就都回来了。

天下第一聊天高手

聊天本是一个平常的生活小事，在阿城这里，却聊成一绝。

下乡年间，他白天干活，晚上便在茅草屋给其他知青说书。一盏煤油灯，一屋子人，烟头一亮一亮，《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等名著，在阿城嘴里进出。每谈到关键处，他便住了口，吊起了一屋子人的胃口，急得旁人给他点烟续茶，忙问道：“后来怎么样了？”

在文化圈子里，大家尊称他为“天下第一聊天高手”。王朔住洛杉矶时，常去阿城那聚会玩，大家坐在一起，全听阿城一个人神侃。风土人情，旁门左道，他无所不通，诙谐得一塌糊涂，偶尔抖一个机灵，当场就能说得把人笑岔气了去。

王朔问聚会中的一人——“听了十年，没一夜听过重样的。”每次聊完，人说“跟您聊天特有意思。”阿城特傲娇：“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关于生活，阿城自己也打过一个比方：“前院，老王正在弹古琴呢，突然家里人跑来说后院的炉子灭了，那就得马上拿出办法给炉子点燃。”

阿城说，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古琴可以弹得特别雅，转过身，你又得能回去通炉子。

弹得古琴，通得炉子，是一种“通天入地”的本事。通天，是能去追逐高于生活的情韵，不天天拘于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中；入地，是身上须带着一丝烟火气，人说白了，还是要吃饱了肚子，能够从容地应对琐碎的日常生活。

天才中的全才，认真地游戏人生

阿城活得很世俗，笔下眼下都是吃喝拉撒；同时又似个大隐于市的奇人，游戏人间。

阿城是通才，是杂家。他的种种经历，常人都无法相比。丰富经历下淬炼出的通与杂，更是对同辈的时代级碾压。摄影、绘画、音乐、装帧艺术，从意大利歌剧，到京韵大鼓，从藏泥塑、烧陶、傩戏面具，到新绛剪纸、贵州苗民的绣衣……以及各种吃喝玩乐的技艺，阿城无所不通无所不精。 

阿城能成为饱学的“杂家”，完全得益于好奇心驱使下的兴趣，他也因此自言是“观察型人格”。早年在琉璃厂，看到好玩儿的器物，会想尽办法一探究竟，把它弄懂。后来在云南当知青，村寨里的仪式，别人都不多问，他却格外留意，成为日后追问巫术与艺术起源的感性经验。

在知青急于返城的时候，焦虑的人很容易对周围环境丧失兴趣，阿城就不一样，村里有赶马的把式，如何指挥方向，马惊了怎么应对，他都一一留意，再讲给别人听。

尽管当初震动了文坛，他根本没把出名当回事儿。后来十余年的光景里，他也写，像做一门手艺一样每天写几个小时。写到得意处，就给自己炒两个菜，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躺床上。作品不急着发表，等时间沉淀。

除了写作，阿城还是天南地北地跑，一类是受邀出游，赚取一点生活费，一类是手头有了余钱，就去想去的地方，中东、北非、南非，每去一个地方，总能得出知识上融会贯通的东西。

1992年，阿城去了趟威尼斯，受邀旅居、闲逛。之前一个意大利人翻译了《棋王》，看疯了一群意大利人。意大利每年都会从世界范围内选一名作家在威尼斯住三个月，然后交一部作品，先出意大利文，再出本国文字。

阿城之前的上一个受邀者是诺贝尔奖得主、流亡美国的俄国诗人布罗茨基。阿城后来交的，就是《威尼斯日记》。 

通常人的刻板印象里，读书人通常都是“眼高手低”、“四体不勤”，但这绝不是阿城。

当初，刘小东画了三峡，要办展，请阿城帮忙写一点。阿城说试试吧。没过多久，拿出近10万字的文章，刘小东揉着胸口感激道：“吓死我了。他把整个三峡的历史全部交待了。”

后来，刘小东请阿城吃饭，请的馆子太好了，阿城不高兴，挂脸说：“你们太腐败了。”刘小东想，那好，请你来家吃，你不是喜欢吃红烧肉嘛。结果阿城去了，挑剔地说：“吃肉，盘子要热的。”学问，可以做到尽心的融通，生活，也来不得半点的马虎。

当年，侯孝贤拍《海上花》，年代里用的煤油灯，道具做不出来，只能由阿城从旧货市场淘来。有一回，他正一个人坐着读书，侯导说：“你赶紧到现场来！”原来棚里在拍一个下雪的场景，大把大把人造的纸片往下撒。侯说：“不知道为什么，这雪太假。”

阿城看了一会儿，转身就跑到洒雪的棚顶上，对道具说：“把纸都先使劲拽一拽，拽松了再撕，纸的密度就变化了。”道具按照他说的把纸拽了拽，再往下扔，飘落速度果然慢了。侯导在监视器后面：“成了！”

还有一场戏，透过窗玻璃拍室内，煤油灯只做道具，现场打的电灯光。侯孝贤就觉得拍出来的光不对，没办法，又只好找到阿城。

阿城看了看，说：“去拎桶水来。”然后就在玻璃上刷了一层水，再回监视器看，透过那一层水，光就变柔了，感觉油乎乎的，侯孝贤连连点头，“这下对了！”

住在回龙观的时候，他曾打算进一台织布机回家织布，还曾想在东边弄一亩地，盖一个大棚，一半做工作室，用来做石版画，另一半种东西，把从世界各地找来的稀罕种子种下去。

在很多人的眼中，阿城是个“文艺复兴人”。他能画画、拍照、写小说、编剧本，还会烹调、打一整套的结婚家具。2003年，台湾方面介绍阿城时说：“与其说阿城是一个小说家、文体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坐拥俗世却清明谦冲的智人。”

阿城的生活就像他的文字，鲜活、通透。与“无用之艺”为伴，去摸索情致，用“匠人之心”生活，去点亮炉火，这样澄明的心境，诸君亦可得之啊！

难怪谁也不服的王朔能服阿城，他说：“我以为北京这地方每几十年就要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养成精的就是阿城。这个人，我是极其仰慕，若是下令，全国每个人都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他讲常识，句句都是断根儿的道理。”

桀骜不驯的罗永浩也对阿城的作品推崇备至：“我们时代最好的中文作家，强烈推荐。如果阿城的作品真的不能征服现在的年轻人，那唯一的可能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怎么读书了。”

阿城的作品，写世俗，却能透入人的骨髓，真的把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写得明明白白，不拽文，不造作，让人一看就感觉“是这么回事”，细想又能咂摸出更多的味道。

正如窦文涛所说：“从古到今，我相信真正像钻石一样的东西，永远在极少数人中传承。阿城的作品特别耐琢磨，言有尽而意无穷，喜欢锤炼文字的人，从里面可以得到文字，喜欢得到一些思想的人，可以从中得到与众不同的思想和认识，甚至是喜欢听书的人，你可以听到故事。”梁文道也感叹：你听过阿城讲故事吗？没听过？哎呀，那可是终身抱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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