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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l 我是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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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保守主义思想家、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柏克曾有一个著名“定律”：任何打着“自由、平等、博爱”旗号，却以暴力建立、凝聚的政权，如果不接续上本国、本民族的自由传统，回到良序的轨道上来，便不可能繁殖养育，长久延续。这个定律不仅适用于当今绝大多数现代民族国家，更是对发生于233年前那场“改天换地”的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德国诗人海涅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播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6月27日上午，17岁的北非裔（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男子Nahel在巴黎郊区楠泰尔，因涉嫌违反交通规则被警方拦下，随后未遵守警方停车命令，最终被枪击身亡。由此拉开法国此次大骚乱的序幕。“黄背心”运动——那场被称为“法国50年来最大骚乱”，刚刚过去5年，法国又再次发生严重骚乱，只是和五年前的骚乱不同的是，“黄背心运动”是因为法国政府加增燃油税，而这次骚乱和美国的“黑命贵运动”更加接近，事关种族问题。这不禁让我想起了2005年，巴黎东北郊的两名北非裔移民少年，在躲避警察盘查的过程中死亡，最终引发了持续数周的全法大骚乱。由于当时的总统萨科齐应对失当，政府被迫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骚乱还波及了德国和比利时。对比2005年的骚乱和现在的骚乱，我们会发现两者何其相似：同样因为种族问题，同样因为对警察的执法强烈不满，当事双方同样都是法国警察和北非裔青少年，其破坏力同样已经波及比利时......没错，法国频繁上演的骚乱，以及席卷整个欧美社会的“黑命贵运动”，表面上看，都是移民群体和当事国主流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实际上折射的却是欧美国家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病灶。作为“白左大本营”，法国一直是全世界左翼人士的旗帜和圣地。要说玩街头政治的熟练程度，法国人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把示威游行升级为暴力冲突，在欧美国家并不鲜见，但这么爱上街表达人民激烈的反抗意识，法国人那是独占鳌头。这个反抗的意识和传统，其实在法国历史上一直就有所显现，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近代大事件——法国大革命。经此一战，法国从此成为了全世界白左当之无愧的祖国。人类的心智模式比较容易犯的错误在于，总是把历史事件自动演绎成“大人物+事件+时间”的叙事结构。比如法国大革命，无非就是几个启蒙思想家教化人民，几个革命领袖带领人民起来革命的历史事件。实际上，与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相较，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革命者的素质极为低劣。这些掌握生杀大权的政治人物，相当多来自于社会边缘阶层，这些原本被排斥在政治体系外的边缘人物，在革命进程中越来越多地涌入权力中心。就如同英国思想家 柏克 所说，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由“下等的、无知无识的、机器般的、纯属各个行业的驯服工具的那些成员们”所组成 ，再加上毫无政治经验的巴黎下层文人。点击阅读：没有哪个国家，能逃脱掉“柏克定律”
当一群缺乏基本人文思考和政治经验的社会底层人物，掌握了巨大的权力时，人性中无底线的恶，就展现的淋漓尽致。暴力、恐怖和屠杀席卷整个法国，从国王、王后、教士、贵族，到雅各宾党人，纷纷被押上断头台。在雅各宾派专政期间，雅各宾派鼓动法国人民开始大规模的纠察“反革命”运动，大量被认为有反革命情节的人遭到了迫害。雅各宾派颁布的“嫌疑人法令”规定，任何有反革命嫌疑，但没有实际证据的被告，可以根据“意识里有罪”而判刑。最高时期法国嫌疑犯总数达到了30万人，不少人一觉醒来，就变成了“人民公敌”。同时，在审判环节只保留“无罪”和“死刑”两种判决，嫌疑人无处申诉，非死即活。据统计，在雅各宾派专政的四年里，至少有7万人被砍去了脑袋。然而，极具讽刺的是，在所有死亡的人里，只有5%属于封建旧贵族，真正受难的还是普通法国百姓。这种大规模的屠杀行为，不但让法国人人自危，甚至让当时整个欧洲都感到颤栗和恐怖。是什么让一群声称要通过反抗来获得光明与理想的革命者，转瞬之间就变得如此无情和残忍？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勋爵把法国大革命生动描绘为“壮丽的事业和恐怖的记忆”。在阿克顿勋爵看来，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是因为人民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而奋起反抗，而是由一些新奇的观念所孕育，再被1787年美国（独立）革命的成功榜样所催生。让人民看到有改善其处境的希望，却又未能满足他们这种期望时，民众情感最易激发，革命运动最易形成。在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奠定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一系列抽象原则的激励下，革命者们打破一切旧制度的激情高涨，但是让人遗憾的是，他们却并没有建设新秩序的蓝图。法国名画《自由引导人民》
宗教、政治、司法、军队......所有旧制度被打破后，却没有民众习惯和具备操作性的新制度及时补上。革命给人民带来重大生活不便的同时，也释放了人性之恶。而这种人性之恶随着旧制度的不复存在，而失去了所有阻挡。托克维尔在反思法国国运时，他痛心疾首到，才华横溢如伏尔泰和卢梭之辈，在法兰西近代民族国家熔铸成型之时，却没有足够的审慎清醒，反而开启了“知识变权力”的文人政治的先河，其结果必然是情绪戕害政治。列奥·施特劳斯认为，哲学思想是需要癫狂的，而公共言说却需要温良。而究其原因是，哲学只能来认识世界，而不能用来改造世界。政治真正要面对的是一个现实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癫狂的世界。点击阅读：正确地关心政治，是每个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
审慎而节制的原则，才能防止政治因为哲学的癫狂而走火入魔。因为大多数人所欲求的，并非是哲学家所谓的“自由王国”，而不过是稳定的生活状态和可以预期的秩序。如果人类用哲学来改造世界，把人当成了神来膜拜，结果却是把人降到了动物的地位。法国革命者推倒了所谓束缚人理性的旧宗教，关闭了一切教堂后，却创建了“理性宗教”，拥立了一位女演员为自由女神。视其为理性女神，被革命议员们和革命群众们顶礼膜拜。革命者本来试图搭建“理性的天堂”，把人的理性推崇到了极端，结果却直接摧毁了文明，堕落成了血流成河的丛林社会和人间地狱。“自由、平等、博爱”学说，创造出的各种神圣词汇，被政治斗争中的派阀所利用，营造为新的偶像并以之煽动人心，最终走向了民粹主义的泥沼。认为人的理性能够无所不能，人的理性能够建构出完美的世界，人无所不能，这就是“法国病”。保加利亚青年在向法国前辈致敬，再现《自由引导人民》而对于法国人来说，把一切旧的、老的经验和制度摧毁掉，换上一套新的，这是进步的，这是理性的，也是现代的。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人的立宪努力完全失败，从政治体制的几个最重要的方面看，革命者始终没有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可以自我维续、并能保障启蒙哲学所向往之个人自由的新制度。法国的政体在君主独裁政体、共和政体、大众民主政体之间不断游移，在革命后的86年间，法国制订了14部宪法，平均每六七年就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对比美国和英国数百年稳定的政治框架，法国人应该感到汗颜。法国人的“反抗意识”没有建起新世界。相反，在激情退却后，人性的脆弱和邪恶，却因为新旧秩序的长期无法顺利交替，而释放出了无穷的破坏力。英国的制度，照亮了整个文明世界
法国这个国家在中国是个符号，是浪漫的代名词，至少在刚刚打开眼界的近代中国人和现代中国人眼里，这是确凿无疑的。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也总爱拿法国说事，这符合我对我们这个民族的一贯认知：我们骨子里也是 浪漫的。浪漫的人有个特点，那就是特别爱抒情，爱喊出一些让人激情澎湃的口号。比如法国大革命中，怀着浪漫革命情怀的的法国人，就提了很多口号，比如“自由、平等、博爱”；而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浪漫的中国文人也提出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必须要承认，在浪漫方面，我们中国人理解起来很容易，自然也不遑多让。就比如，法国人对平等、人权、公正这些观念的浪漫追求，就有着魔怔特性。没有法国人普遍对所谓“弱势群体”的浪漫情怀，就不会成为现实。然而，要维持这么高的福利，就必须有高税收配合，劫富济贫则是必然选择。但副作用显而易见：政府债务的高企，经济活力的低迷，以及日益庞大的移民群体带来的安全隐患。点击阅读：回归常识，才可能远离贫
如果说“法国病”的本质在于把人神化了，那么天真浪漫可能就是这个本质的衍生品。实际上，天天想着拯救别人的人，常常干的其实是慷他人之慨，拖他人下水的勾当。更要命的是，法国白左自己并不觉得，北非移民也不觉得，他们一边躺平享受政府提供的高福利，一边上街打砸抢，还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在这个死循环中，法治的基础正在瓦解，人民对法治的信念正在丧失，警察执法因为这些政治压力也左右为难，最终带给法国人民的，就是“享誉世界”的抢劫偷盗，和一点就着的种族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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