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人类良心的一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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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l cicero2020

文 l 海边的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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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爱弥尔·左拉

没有一个人比左拉更加热爱人的同情心，他是人类良心的一刹那。

-----法朗士

01

1894年9月的一天，当法国军官德雷福斯 奉命去接受训话时，他并不知道，自己马上就会被逮捕，并成为一场撕裂整个法国大争吵的焦点。

时间倒回几天之前，法国安插在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位间谍女佣，在废纸篓中发现了一张纸条。这张纸条吓出了法国人一身冷汗，因为它上面写满了法军一系列核心军事机密，包括部队调配、秘密武器的研发、最新训练操点、甚至无烟火药的配方等等……

种种迹象表明，法国陆军参谋部里出了内鬼，居然向与法国有血海深仇的德意志帝国，泄露了如此核心的机密，这是一个足以招致全法愤恨的惊天丑闻。

可是，这个内鬼到底是谁呢？

陆军情报处副处长亨利，很快就怀疑上了当时任职于总参谋部的年轻上尉德雷福斯。理由也很简单，这个德雷福斯出身犹太富商家庭，其父是阿尔萨斯当地的纺织业巨头。

阿尔萨斯，中学学过法国作家都德爱国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朋友，应该对这个地名有印象。

其实阿尔萨斯非常特殊，它位于法德边境的两国争议区，境内主要民众说的是德语（都德的《最后一课》没有告诉你的一面）。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后，这里被割让给了德国。

而犹太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特殊，他们不属于法德两国的主体民族。对这两个民族国家都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民族感情。

所以作为被割让的阿尔萨斯地区的犹太富户，德雷福斯家族的地位其实特别尴尬，理论上说，他们似乎应立刻更换德国的身份，继续在当地做生意就是了——毕竟犹太人没有祖国么，龙胜帮龙，虎胜帮虎，是当时大多数欧洲人对他们的普遍观感。

而年轻的德雷福斯却从了法军，且在军校中一直成绩优异、屡获嘉奖，毕业后很快被提拔进了总参谋部任职。

可是有情报工作职业病的亨利副处长觉得，这小伙子的身份很可疑——你一个家乡已经被割让给德国的犹太人，放着万贯家财不继承，跑来干什么？法国用得着你来爱吗？

查！这里面一定有鬼！

于是他很快下令逮捕的了德雷福斯，当时情报部门可不讲什么文明审讯，德雷福斯一开始还嘴硬，一通好打之后，很快就屈打成招了。

为了把德雷福斯的棺材板钉死，亨利还在审判中以其军官的荣誉发誓说“有一位名誉无可指摘的人物说德雷福斯就是叛徒！”但他又拒绝透露这个大人物的姓名。

这招其实让人挺眼熟。

于是这起法国的“潜伏”、“无间道”，很快就成了铁案。

在公众一片“处死这个法奸、犹太人！”的声浪中。法国军事法庭宣布，德雷福斯因泄漏军事机密给敌国，而犯有叛国罪。

该说不说，毕竟是诞生了孟德斯鸠的国度，法国当时的司法独立还是有一些的，没有顺从民间过度激愤的情绪将德雷福斯处死，而是开除其军籍并判处终身流放魔鬼岛。

为了平息民愤，巴黎的荣誉军人院，还举行了非常“盛大”的，对德雷福斯的军衔褫夺仪式。在众目睽睽之下，德雷福斯上尉的肩章被撕下，他的佩剑被折断，执行官痛骂他是国家的败类，辱没了身为法国军人的荣誉。

可很快，法国军方又发现，这个案子好像办错了。

参谋部的那个内鬼，似乎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另有其人。

最初，是因为德雷福斯的笔迹与那张泄密信上的对不上。法军反间谍处处长皮卡尔，认为自己同事亨利的调查过于武断。于是决定自力持续追踪调查。调查后他发现，泄密信上的笔记真的不是德雷福斯的。而与当时任职总参谋部的另一位军官埃斯特拉齐少校一模一样。

再经查访后，皮卡尔终于确定了埃斯特拉齐，其实才是那个潜藏在总参谋部的内鬼。

可是当皮卡尔将他的调查结果附上证据向上峰反映时，他得到的却是“此案已结，不可继续追查”的答复，且很快，皮卡尔就被踢出总参谋部 前往突尼斯前线去“作战”（送死）。

很明显，法军总参谋部在德雷福斯案中已经势成骑虎，不敢将这个已经被证明是冤案的案件再反过来了。

但，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个案子变得“铁案难翻”呢？

过去，很多浮光掠影的分析，往往将之归咎于法军高层的腐败颟顸。

但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当时法军乃至法兰西共和国的高层，并没有那么愚蠢，他们对德雷福斯事件的沉默与息事宁人，站在他们的角度上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这确实是个致命的火药桶。

02

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大革命，为什么会一再重演》一文当中，我曾经向您讲述过 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社会的现状，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话说，当时的法国社会“阶层与阶层之间是互不理解、彼此仇视的，唯有王权是生机勃勃的。”

到了19世纪末，一百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好很多。

如托克维尔所指出，革命其实并不能根本性的改变什么——虽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法国大革命，公民们无数次立起街垒，宣誓要改天换地。但百年后法国的整体社会现状，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各阶层之间依然互不了解，并互相仇视。毋宁说，这一百年中频繁发生的革命、起义、人们筑起街垒、嘶声竭力的嘶吼，反而扩大了法国各人群之间的意见分歧。不仅阶层之间彼此观念悬殊，甚至同阶层里也会有派别分野——宗教保守主义者、民主派、共和派、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君主立宪派、保皇党人……无数种社会思潮都彼此不容。甚至就连保皇党中，也要分一个波旁派和奥尔良派。

托克维尔说的那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其实愈演愈烈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试图协调过这种矛盾。

比如拿破仑的那位非著名侄子，被革命导师马克思好生调侃过的路易·波拿巴，他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就试图和一下稀泥。

这位拿破仑三世说：各位先生不要争论了好不好？咱对内发展科学、工业、过好日子，对外扩张，出去抢殖民地。这吃香喝辣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好日子，他不香吗？

实话实说，这位“拿破仑三世”这一手，一度是搞成了的。

在路易·波拿巴的手腕下，法国各阶层、各派别之间 止息了争论，社会呈现出一片高速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

可问题就在于，这位拿破仑的大侄子搞经济却有一套，打仗却离他二大爷差的太远了。

1870年，在普法战争中，不可一世的法军在色当大败亏输，普鲁士人长驱直入占领巴黎，并在凡尔赛镜厅举办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开国大典。

被宿敌德国狠狠羞辱了的法国人，这一下子算是彻底郁闷了，那个心情跟看了一场国足比赛的中国球迷是一样一样的——原来拿破仑帝国的荣光没有恢复啊！原来法国已经不是欧罗巴村里说一不二的首强了啊！你看被德国欺负的那个熊样！

对得起我们吗？

xxx，退钱！

我们说，本来法国各个阶层、群体之间的共识就非常脆弱，普法战争这一战败，路易·波拿巴向全体法国人许诺的那种虚幻的大国荣光，也就烟消云散了。

于是全体法国人就陷入了一种 有火儿无处撒的全体性萎靡、狂乱、戾气横行之中。

不理解法国人当时那个郁闷、憋屈、懊丧感觉的人，可以看看莫泊桑的小说《羊脂球》，感受一下。

这个问题可就大了。

按照美国学者本尼迪克·安德森的定义：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也就是说，国民们必须基于一种共识才能够维系住国家的凝聚力，没有的话，这个摊子可能就要散了。

可是在当时的法国——按照大文豪雨果的说法——在沙龙里，人们可以因为任何一个话题，发生任何意想不到的激烈争论。所有人在聊所有天的时候，都聊不到一块去，从绘画到音乐、从文学到哲学，从外交到内政，十个人都能给你说出十八种不同观点来……

那请问，当时的法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该怎样维系呢？

其实，雨果说错了。当时的大多数法国人，至少在两个公众话题上，观点是可以达成空前一致的。

第一，就是对德复仇问题。

这个就不用说了，冤有头债有主。就是你小子当年羞辱了我们，逮着机会我们法国人不弄死你！

第二，就是仇视犹太人。

你可能会感觉奇怪，犹太人招谁惹谁了？普法战争又不是法国跟犹太人打的，法国人为什么会在战后，有那么浓重的仇犹情绪？

但你细想一下，就会发现，当时的法国，产生这种情绪是很正常的。因为犹太人对当时法国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来说，都是异类：

宗教徒们当然不喜欢犹太人，因为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认为犹太人是异教徒。

民族主义者也不喜欢犹太人，因在构建法国的单一民族叙事过程中，犹太人总是在高声宣布“我们不一样，犹太人没有祖国！”。

法国政府和大资本家们不喜欢犹太人，因为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大量欧洲顶级活动家，都是犹太人。上层精英时刻担心犹太人是不是在搞什么颠覆阴谋。

而工人阶级和法国底层大众也讨厌犹太人，巨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阴谋论，在那个时候已经在法国家喻户晓。即便你不喜欢听这种街头巷议，但看看社会上那些放高利贷、发了财的犹太富豪，你能不生气么？

此外，法国历史上还有非常浓厚的排犹传统。历代法国国王为了赖犹太商人的账，动不动就向普罗大众宣传说：犹太人是魔鬼，死了活该。

所以，比同期德国更甚，反犹这个事儿，在当时的法国是没有动员成本的——来一个外省老农，大字不识一个，你跟他说什么自由民主博爱，他不懂，但你说“犹太人该死”，他肯定跟你一起义愤填膺——对，教堂里的牧师、家里的老辈，都这么说么！

更不用说，到了十九世纪末，一种真实存在的“犹太威胁”论，确实在欧洲蔓延，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

1897年，正当德雷福斯案在法国吵得最凶的年月，第一届犹太复国大会在瑞士召开了。

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在这个会上提出口号：“犹太人没有祖国，犹太人要为自己建立一个祖国”。

这就让欧洲各列强都如芒在背——你看看世界版图都让哥几个瓜分完毕了，哪还有空地给你啊？你想建国，我还想建国呢！

当时法国社会上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就是法国境内的犹太人，已经跟德国结了盟，打算在下一场战争中，用背后捅刀的方式陷害法国，然后换取自己建国的机会。

而法国的政府和军方，也乐于看到这样的流言传播。因为面对实力急速增长的德国，官方确实需要民间存在这种至少是同情自己的声音——民众爱国，这总是个好事么。

于是反犹、仇犹情绪，在当时的法国，就成为了一个大众“寻求共识”、寻找彼此共同点的情绪箭靶。

基本两个人一碰面，你还摸不准对方的政见，不知道跟对方聊什么，但只要确定对方不是犹太人，你跟他聊反犹 就对了，一聊八成就能聊一个准。双方会在这种对犹太人的共同仇恨当中，缔结看似非常坚固的友谊。

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大革命，为什么会一再重演》一文中我曾经说，法国大革命建立的是一个寻求“公倍数”式共识的国家。这个公倍数可以是对一种共同理念的爱（比如三色旗代表的“自由、平等、博爱”），但也可以是一种共同的恨。

而德雷福斯所属的犹太人，很不幸，就成为了法国当时各个阶层、各个派别间的，这种仇恨的“公倍数”之一。

03

了解了这些，你也就明白了，德雷福斯案为什么能在当时的法国，掀起如此的轩然大波——这个故事真的太符合法国那种狂热民间情绪的想象了：

一个来自德战区的犹太人，处心积虑打入了我们法国军队核心机要部门，长期为德国窃取我们的机密情报。我们好不容易拉上了沙俄准备干一下子（1892年，法俄协约形成），你居然在这种时候为德国佬卖命？！

德雷福斯，你这个十恶不赦的法奸！

毫无疑问，当时的大多数法国公众，就是这么想问题的。所以这个故事的“模因”，在法国舆论界传播起来，是无阻力、零成本的，很快就完成了病毒式的扩散。

于是德雷福斯案很快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最受欢迎的谈资。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当年法兰西微博热搜的霸榜话题。

而特别巧的是，德雷福斯案发生的19世纪末，还正赶上了当时法国在进行报业革命——原本报纸这种东西，在法国也是上层阶级才买得起的高端读物。但到了19世纪末，随着化学革命的进行，印刷、纸张技术的进步。“小报”（Le Petit Journal）的概念就出现了。

当时的巴黎街头，最受欢迎的是一种“一个苏的报纸”，“苏”是法郎的一种辅币。所以，“一个苏的报纸”其实也就是“一分钱报纸”，专门供那些买不起传统大报的社会中下层阅读。而这些报纸上刊载的新闻，大多数也都是一些什么名流丑闻啊、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啊、软情色故事啊、外国（尤其是德国）的惊天密谋啊之类的。劳苦大众们也不求小报们说的真，就图看个爽。舒缓一下工作压力么。

巴尔扎克就曾经非常无奈于这些低俗的“故事会”文章抢了自己的读者，他愤愤不平的讽刺说：“请问，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中，你能否找得到一篇文章，在才华上足以和这条小报消息媲美：‘昨天下午四时，一少妇从艺术桥高处投身塞纳河自杀。’面对这种巴黎式的简洁文体，所有的悲剧、小说都要黯然失色啦！”

平素就以信口开河、迎合大众想象为务的“小报”们，碰上了德雷福斯案这样对胃口的大新闻，那当然就会扑上去大做一番文章。

当时法国发行量最大的一张小报，名字就叫《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它在对德雷福斯案的报道中，凭借痛斥德雷福斯的间谍行径、绘声绘色的“补完”了， 德雷福斯家族怎样跟德国勾结，一下子就成了流量爆款……

凭借着这些：或捕风捉影、或干脆造谣生事的报道，和站在民族大义上的嘶吼，《小日报》销量一度飙到了惊人的300万份每天。全巴黎的人民天天都在追着看，犹太人怎样跟德国一起合谋，祸害自己的祖国，并为之义愤填膺。

此时，“德雷福斯案”这个“模因”，经过历次基因突变，已成为了一场席卷整个法国的流行病。它成了法国人的一个箭靶，上面插满了那个时代所有阶层人们的，无从发泄的情绪之箭。而这个“模因”也已经与真相离得越来越远，甚至完全脱钩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皮卡尔的那份澄清真相的调查报告，却被送到了法军高层的案头。

这就给做决策的人出了一个大难题——就算真相确实如此，那这个案子还能翻么？

但凡务实一点的人，都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此时的德雷福斯案，已经不是一起单纯的“无间道”式的间谍案了。它的“公众想象”已经达成了，相关叙事有了自己的生命力，舆论势能变得势不可挡。

这个时候你突然告诉公众 这个案子判错了？那个犹太人是无辜的？要把这个烂疮从公众的共识肌体上挖去？

那请问，法国会发生什么？

舆论一定是会疼的大叫，社会的共识会顷刻间撕裂。甚至要做这个翻案文章的政府，都有可能遭遇公众愤怒情绪的反噬，遭遇极大的信任危机。极端主义者会质问：你们是不是也是这场“阴谋”的合谋者，法国政府是不是也被渗透了？成了犹太人和德国人的帮凶？

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已经被点燃的时刻，德雷福斯案就是个炸雷，谁敢翻，谁就得死。

于是，势成骑虎的法国军部和担心支持率的法国政府，都聪明的选择了“顺势疗法”。低调处理了真正的间谍，而对德雷福斯的冤屈不闻不问。

但这个时候，一个不怕死的“愣头青”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左拉。

04

爱弥尔·左拉，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和理论家，作为巴尔扎克的崇拜者和继承者，他的主业是写小说。但他一生事迹中最为人铭记的，却是他在得雷福斯案中的发声。

1897年法国的《费加罗报》率先刊载了，德雷福斯的哥哥和律师一起，写给陆军部部长的申诉信。那封信引用皮卡尔查到的证据，以详实的举证推翻了之前对德雷福斯的一切错误指控。

整个法国顿时舆论哗然。

随后一大批律师、记者和作家迅速的集结起来，开始质疑之前的判决是否出现了严重错误，呼吁彻查并澄清真相。而这其中的尖兵就是左拉。

1898年1月13日，左拉发表长文《我控诉：致共和国总统的信》，全文刊载在《震旦报》（或翻译为《曙光报》）上。

文中，左拉严厉谴责了军方高层和军事法庭基于反犹偏见、以“爱国”、“荣誉”为名，掩盖自身的丑闻，并捏造事实诬陷德雷福斯、放生真凶埃斯特哈齐。

在那篇长篇控诉当中，左拉以不怕得罪任何群体的觉悟，几乎骂尽了在德雷福斯案中一切怀有私心，导致无辜者承受不白之冤的人，并深刻的揭露了法国当时社会所存在的心理弊病。

左拉说：

“误导、操弄公众意见、并使之走上狂热是一项罪行；

毒害谦逊的平民的心灵、鼓吹反动与狭隘的狂热，自己却躲在反犹主义的堡垒背后，也是一种罪行。

以爱国为借口，扭曲事实，增加仇恨是一项罪行；

当科学为真理及正义而努力时，将刀剑作为神祇来崇拜，更是一项罪行。”

左拉大声疾呼：“醒来吧，法兰西，想想你的荣誉！”

但左拉这种旗帜鲜明的呼吁，这种一针见血的批判，很快就遭遇了山呼海啸的辱骂和指责。

大量的法国人觉得：你左拉居然敢给德雷福斯翻案？这案子有的翻么？全巴黎的小报都在说他有罪啊！

大多数法国人，此时使用了一种“吸血鬼逻辑”：犹太人德雷福斯跟德国人勾结，出卖国家情报，所以他是德国人的走狗！你左拉居然敢为德雷福斯翻案，所以你是犹太人的狗、也就是德国人的狗！

于是《小日报》等媒体的风口又来了，《小日报》以《左拉事件》为题，对左拉进行连篇累牍的人身攻击和泼污，号召法国人一起“驱逐反爱国主义丑闻的主角——爱弥儿·左拉”。

有人号召，自然也就有人真干。

自从《我控诉》一文发表后，左拉家的院墙上，就总有人往上扔屎。极端者还频繁给他发信，进行人身威胁。而在左拉发文后的第二个月，他被法国军部以“诽谤罪”进行了指控。随后左拉被判一年徒刑，罚款3000法郎。

当然，这纸主要是为了平息仇犹者议论的判令，其实并未真正完全执行。因为判决公布后没多久，左拉就在朋友的屡次建议下，离开了“人人都在恨我”的巴黎，前往伦敦避祸，直到一年后才回国。

当然，左拉这个祸，可能最终也没避的了，在仅仅几年后，他就死于了一场可疑的煤气中毒。

但左拉点燃的火炬，却熊熊燃烧了起来。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法国知识分子们站了出来，或发表文章，或大声疾呼，反对那种非理性的、无线扩大仇恨的蔓延。

1897年，在左拉被攻击和起诉的同一年，案件真凶埃斯特拉齐少校，主动宣布认罪，承认自己才是那名间谍。

但已经把话说死了的反犹派坚持不认账，认定这就是“犹太和德国同情者”的一场阴谋。

于是，在法国的城市、乡村，所有人之间，都开始变为泾渭分明的两派，人们恨不得见面就问“您是否支持对德雷福斯案进行重审？”

亲朋之间因争论反目；有的夫妇因此而离婚；即便是家人亲友团聚，只要谈及此案，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扭打起来，闹得不可开交；整个法国陷入了一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为该案争执，而发生的群体性械斗事件。

在旁边看戏的德国，此时估计在偷着乐——这间谍搞的可真是一本万利嘿！咱还啥都没做，法国人自己就先乱了！

直到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出任法国总理。面对几乎快要打起内战来的两派。这位总理被迫和稀泥，提了一项折中办法：在维持原判的前提下，让总统宣布赦免德雷福斯。

同年9月，德雷福斯获得了自由。

但德雷福斯案余波并没有就此平息。以对该案的争论为发端，法国的公众开始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

反德雷福斯的报纸、党派、公众逐渐抱团，组建了他们的“法兰西爱国联盟”。他们提出“一切为了法兰西祖国”的口号，主张在类似德雷福斯这样的事件中，宁可错抓，不能放过。此外，该联盟还带有非常浓厚的反犹、排外、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色彩，要求法国在外交上，以强硬对抗德国的“欺压”，并主动寻求与德国的开战机会。

而相反，当初主张为德雷福斯平反伸冤的法国知识阶层、报纸、社团，则相应的组成了“人权联盟”。他们强调说，个人权益的保障，与社会公平的实现，既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前提，也是其最终的目的。如果为了一个空洞的“国家”名词，就轻易践踏个体的权益，那么这种强大即便达成了，也将变得毫无意义。

这两个派别，后来成为法国一战以前，政治擂台上针锋相对的对手。

法国人此时才发现，原本熟悉的人与人，原来有那么大的差别——大家虽然都说的是法语，都是法国人，但我们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05

那么，这场撕裂法国的大争论，最终谁得胜了呢？

说一个细节，你就明白了。当年力挺左拉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我控诉》一文的那位《震旦报》副主编，名叫乔治·克里蒙梭。

是的，中学历史如果你还没有忘光的话，你会记得，正是这位克里蒙梭，在法国一战中最艰难的时刻，力主坚持打下去，并出山组阁，并且最终带领法国人赢的了战争的胜利。

而颇为讽刺的是，这位一战中抗德最坚决的主战派、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极力主张“肢解德国”的“老虎”克里蒙梭，在当年的“德雷福斯案”大辩论中，却是天天被“爱国联盟”追着骂的。说他是“德国人的走狗”“犹太人的代言人”，跟左拉一样，是个“法奸”。

但幸运的是，由德雷福斯案引起的，法国第三共和国时代的最大意见分裂，最终以左拉的继承者们、“人权联盟”的获胜而告终。

而这个结果，不得不说是，与法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社会环境、尤其是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关。

在论战中，包括左拉在内的法国当时的“社会良心”们，一再提醒法国公众：我们的共和国，是尊重民权，尊重理性的。我们是诞生了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共和思想的民族。我们不能被某种宏大的仇恨叙事，屏蔽了自己的双眼，枉顾事实的真相，无限的扩大仇恨。我们更不能将自己的社会共识、国家共识，建立在这种对他国或他民族的彻骨仇恨之上。法兰西共和国的共识要建立在对爱的信仰上，而不是恨，这样的基石才是牢固的。

在这些社会良心的提醒和引导下，法兰西谨慎的绕开了那个狂乱的巨坑，而几十年后，类似境遇的德国，则一头栽了下去。

是的，对比一战前的法国和二战前的德国，你会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困境与思潮，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同样是在前一场战争中被敌国重重的伤害、羞辱。

同样是在剧变中，社会共识碎了一地，各个阶层之间除了 互不了解和彼此仇恨，似乎就不剩下什么。

同样是人们开始试图用更大的一种仇恨，去弥合彼此之间的分歧。甚至希特勒早年间一再宣扬的“犹太卖国贼背后捅刀”的理论，就直接 借鉴了“德雷福斯案”中“爱国联盟”的相关说法（犹太人两面都被说“背后捅刀”，这锅背的一层又一层）……

但很可惜，德国不是法国，德国没有左拉，德国没有《我控诉》、没有《致德意志》，德国没有人振臂一呼，提醒公众“醒来吧，德意志，想想你的名誉”……

于是德意志沉沦了，被那些过度的仇恨迷住了双眼，并最终铸成了二战的悲剧。

1897年，在发表《我控诉》的那一天，左拉与他志同道合的法兰西良心们，敢冒着得罪整个社会的风险，献祭了他们自己的前途、名誉乃至生命，为自己的祖国和全人类的良知与公义，换取了一个未来。

1908年，在逝世仅六年后，爱弥儿·左拉的骨灰，被移入了象征法兰西骄傲与荣誉的“先贤祠”。

客观的说，左拉的小说，并没有同列先贤祠的雨果、大仲马、巴尔扎克精彩；他的思想，更比不上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深邃。

但左拉的伟大，在于他的勇气。当整个社会的众人都被一种情绪所催眠，并陷入狂热的迷乱时，他敢大声疾呼：醒来吧，法兰西，想想你的名誉。

正是从左拉开始，“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名字，开始被世界所熟悉。

什么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其实就是自己社会的“诤友”，那个戳破皇帝新装虚幻的孩子。他们能够在公众情绪陷入狂乱时，勇敢的提醒一句：“醒来吧，法兰西，想想你的荣誉。”

“沉默，对他而言，不只是痛苦，更是耻辱。如果不说出真相，他就再也不敢坐在亲人的身旁。同老朋友握手时，也会羞得脸红。”左拉的女儿德尼斯，曾这样评价她的父亲。

每当看到这句话时，我总想起一句相反的名言——那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留下的。在环境的重压下，康德曾经说：“哲学家也没有义务说出所有的真相。”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度苛责康德，以及继承他性格的，整体都偏向在公众领域沉默的，德国知识分子群体。毕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德国知识分子越到后来，就越喜欢走向沉默，与其民族、国家之后的整体命运走向，是无法分开的。

只是，我总想起康德一辈子待的那个故乡——柯尼斯堡。

那是普鲁士的龙兴之地，有深厚德国历史的地方。但现在，那个地方，叫“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的飞地。

我总觉得，左拉与康德，他们所代表的 不同的法德知识分子气质，在冥冥之中，决定了这两个民族的命运。

柯尼斯堡赢得过无数凯旋，却最终消逝。巴黎总被占领，却屹立至今。

这一切命运的转折点，就在百年前，那场撕裂法国的争吵，和那位叫醒自己祖国的左拉。

法兰西，真的需要感谢左拉，感谢那一代又一代肯在舆论陷于狂乱与盲目时，不从流俗、敢犯众怒，愿意叫醒自己祖国的”臭公知“们。

他们，是永远的逆行者，也是撑起法兰西的孤勇者。

《我控诉》An Officer and a Spy / J'accuse (2019) - Trailer (English S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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