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把人变得连狗都不如，道德、伦理和尊严从何谈起？我生于1970年，我的老家湖北省云梦县是鱼米之乡。早年虽然家中贫寒，也有向亲戚家借粮的时候，但基本没有挨饿。但是，在我父母和其他长辈的记忆中，饥饿刻下的烙印伴随了终身。父母、长辈关于饥饿的惨痛记忆，在我后来接触到的一些图书中获得了印证。如果说，杨继绳的著作偏于宏观记录，张向持的《圣殿》偏于对信阳大饥荒整个事件做出文学性描述，那么，老鬼的小说《血与铁》则真实而传神：父母发有高干购货本，可以买一些鸡蛋、黄豆、肉等。父亲屋里有一个电炉子，每天早晨他都自己煮牛奶、鸡蛋吃。望着我垂涎欲滴的神情，父亲曾说：“你别不知足，我吃是因为我有这个待遇。你每星期回家吃饭，总比一般老百姓家吃得好一些。你们吃的豆制品、猪杂碎什么的都是单位照顾我的，别老不知足。”凭良心说，我们家里吃得是比普通市民好，可我仍觉得肚子空空的，总想多吃点儿。父亲在饭桌上常常若有所思地说：“吃饭七成饱就行了，吃太饱活不长。”但人挨饿时最渴望的是吃饭，根本无暇考虑寿命问题。只要能吃饱，活不长我也认了。因为老挨打，我从小就非常害怕父亲，再饿也不敢向他要吃的。每月学校退我六斤粮票，我要给家里四斤，剩下的两斤，我就上饭馆吃了。记得学校旁边有个小饭馆，门面上漆着绿漆，我常到那儿吃烫饭，连水带饭，又有点儿菜，很解馋。这饭馆里还有一两粮票、五分钱的糖火烧（其实是糖精做的），也相当好吃。我刚开始很不好意思上饭馆，觉得这有点儿资产阶级腐化，董存瑞绝不可能老下饭馆。可我肚皮饿得打鼓，小饭馆门口飘来的饭香味儿，太有磁力，引诱得我一有粮票就下饭馆腐化。在小饭馆里，我常看见有穿得很破很脏、蓬头垢面的人，专门舔人家吃完了的盘子或碗。尽管人们吃得都很干净，也总会剩下一粒米、一口汤或是一点儿剩菜汁。待这人刚离开座位，舔盘子的就扑过去，拿起碗，用舌头一下一下地舔干净，还把桌子上撒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来的嚼不动的肉皮，全都捡起来吃掉了。▲1932-1933年发声的乌克兰大饥荒，夺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路边随处可见饿死的人点击蓝字即可阅读：罪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已经对罪恶习以为常
老鬼生活在北京，他的父亲马建民，母亲杨沫都是高干。即便如此，老鬼仍忍饥挨饿，对此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不难想见，其他的北京平民，就更加艰难。我在老家时，村里一个叔叔曾经讲过，大饥荒的时候，农村在吃食堂，我父亲比他年长，有一次刚刚分到饭，我父亲就一把从他手里将饭抢了过去，三口两口吃下去，让他饿了一顿。几十年之后，我父亲喝下了几杯酒，对着他寄予厚望的孙子（我儿子）讲到了自己的辛酸往事：大饥荒时，父亲只有十多岁，有一次实在饿狠了，找母亲要吃的没要到，他操起斧头，追着小脚母亲绕着房子跑了三个圈。然后，他扔掉斧头，母子俩抱头痛哭。如今，父亲已经去世了两年多。在他生前，从未对我提到过这些心酸的往事。我是从儿子的转述中才知道这些。这时，我突然理解，他晚年为什么只吃肉鱼，很少吃蔬菜和米饭——正因于此，一次心肌梗塞夺走了他的生命。除了父亲，我的大姑妈也和我讲起过她大饥荒时候的经历。那时，大姑妈十几岁，经常给自己的奶奶洗衣服，倒马桶。奶奶见她饿得可怜，有时就给她一些吃的。这惹怒了她的一个叔叔，认为她侵蚀了属于自己的口粮，竟然一把提起她，把她摁到村子后面的池塘里，让她喝了很多水，差点被淹死。晚年，大姑妈对我讲起这件往事时声音平淡，但仍然不能释怀。大饥荒时，母亲在武汉青山红钢城。除了工资以外，能干的外公还到武汉周边的郊区挖藕、捉鱼，维持一家人的生存。外公给母亲过早（早餐）的钱，她总是一点一点存起来，到月底时再交给外公补贴家用。我的舅舅比她年长几岁，却从未如此。但是，外公在大饥荒基本好转之后，决定全家从武汉回到云梦乡下老家，十二岁的母亲坚决反对，哭着在地上打滚也没有用。于是，母亲从武汉市户口变成了云梦县的农村户口。2020年年初因为新冠肺炎困在云梦县城的时候，母亲告诉我，我的曾祖父（父亲的爷爷）和一个爷爷，在大饥荒中被活活饿死。1845年至1850年发生的爱尔兰大饥荒让100多万人死亡
点击蓝字即可阅读：一个强盛大国，对弱小邻国的道歉
父辈关于饥饿的直观记忆，让我庆幸自己晚生了十几年。但是，在中国历史上，饥饿一直困扰着底层民众。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如此，被称为“盛世”的康雍乾朝代，也同样如此。在所谓“康雍乾盛世”之前，有所谓的“文景之治”和“开元盛世”。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一书显示，“康雍乾盛世”远超从前：“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之前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毫不为过。乾隆时代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今天的版图。张宏杰的观点尚未成为史学家们的共识。但他这段话中，“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应当是一处笔误——在帝制中国，皇权是依靠武力强行向民众征税以维持统治，本质上是民众养活了统治者。此外，清代人口数量剧增，固然和康雍乾三朝没有特别大的战乱有关，但也和美洲作物如番薯、玉米的引进有关，这些作物让以前不适宜种植水稻、小麦等作物的土地得到利用，使得可开垦土地大量增加，生产出的粮食也可以养活更多人。即便如此，底层民众的生活仍十分贫困，并且一直面临饥饿的威胁。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的初始名目是给乾隆庆祝生日。乾隆知道后很高兴，嘱咐各地官员好好招待。马戛尔尼使团到天津靠岸，当地官员马上送来大量补给，包括很多活牛、活猪，活鸡，活鸭。这些都是从天津各县征集，经过长途跋涉和碰撞，往船上运的时候有几只猪和几只鸡死了，英国人就扔到海里。这时他们发现，围着看热闹的好几十个中国人不顾生死，游到船边来抢这些死猪死鸡。英国人马上明白，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很低，生活在饥饿当中。此外，清王朝雇佣了许多老百姓到英使团的船上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是1793年。英国人观察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欧洲。《饥饿的爱尔兰1800-1850》显示，19世纪上半叶的技术变革，导致西欧空前的经济增长和资本形成。然而，爱尔兰几乎没有参与这一进程，经济大大落后于英国。爱尔兰人均年收入为9-10.5英镑，而英国估值为24.4英镑。当北大西洋经济繁荣之时，1845年至1850年的爱尔兰大饥荒了造成150万人死亡，数十万人逃离爱尔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一个陷入严重饥饿状况的人，在生命难以维系的情况下，显然难以顾及尊严——这时，一味用道德伦理来要求他显然过于严苛。1972年10月13日，一架载有45人的客机从乌拉圭飞往智利，因为遇上风暴坠毁在3900多米高的安第斯山脉上。机上45名乘客中，包括乌拉圭的橄榄球手及其家属，21人当场丧生，其余24名幸存者中，8人在逃生中被雪崩夺去生命；最终有16人于同年12月22日之前陆续走出雪域而生还，被称为“安第斯奇迹”。在空难的发生后的第10天，幸存者为了在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中存活，被迫手拉手立下了一个“恐怖协议”——“如果我死了，你可以吃掉我。”幸存者最终靠遇难者的人肉果腹才活了下来。1974年，《活着：安第斯空难幸存者的故事》一书问世，书中讲述了幸存者在安第斯山72天的生存经历。幸存者卡内萨在书中说：“靠吃人肉活下来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我问自己这样做是否值得，答案是值得。这样做是为了活着的人继续生存，如果当时地上是我的尸体，我也希望你做同样的事情。”按照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的研究，饥饿总是和贫困密切相关，促成饥饿的因果关系总是包含粮食供给之外的重要因素。即便因为粮食供给减少导致了饥饿，但总有人脑满肥肠。森认为，一个人支配获得粮食的能力或他希望获得任何一种东西的能力，都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利关系。森提出，权利方法把饥饿看做是经济灾难，而不只是粮食危机。显然，权利与政治、法律、经济等领域相关，这涉及的实际是政治学的本质——政治是关于重大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森提出，必须区分粮食供给与对粮食的直接支配权利，前者关注的是一个经济体中拥有多少粮食，后者涉及一个粮食生产者能够消费多少他生产的粮食。当一个农民完全依靠自己生产的粮食维持生存，出售的东西不多，也不购买粮食，他遭受饥饿的原因是直接权利失败，而非市场上的粮食减少。在其后出版的《饥饿与公共行为》一书中，森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在这本书中，森对政府干预、市场机制和公众活动，在普遍遭遇世界饥荒问题分别可能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评价。森认为，大饥饿的本质原因是公共行为的失误，具体而言，即是统治体制以及该体制下民众权利的丧失。在森看来， 公共行为不仅包括国家的活动，而且包括民众采取的社会行为——不仅有“合作”的（通过公民合作），还有“对抗”的（通过社会批评和政治对抗）。前者显示，国家行动的性质和效力在缺乏公众警惕和活动的情况下，非常容易恶化；后者显示，公民权利的丧失，导致饥饿普遍蔓延，并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森的观点，与乔尔·莫克尔《饥饿的爱尔兰1800-1850》一书的观点颇为类似。人们普遍认为，爱尔兰的贫困可以用人口过剩、邪恶的土地制度或英国人的恶意剥削来解释，乔尔·莫克尔驳斥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劳动生产率低下和物质资本形成不足——这是爱尔兰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房东和租户之间持续冲突，以及爱尔兰经济体制僵化的结果。如果说，饥饿的普遍爆发和蔓延，是公共行为的失误所导致。那么，当饥饿在遥远的地方发生时，其他地方的富裕者是否应该施以援手？上世纪80年代，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陷入内战和饥荒，难民因为饥饿成批死亡。为此，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纳尔·里奇写出了《四海一心》，1985年1月28日，美国46位巨星一起录制了单曲唱片，几周之内就卖出700万张，筹集到了6300多万美元善款。过气的英国歌手鲍勃·吉尔道夫和女友，在电视上看到了埃塞俄比亚惨绝人寰的一幕。他立即行动起来，不久，他决定举办一场慈善义演。1985年7月13日，世界上最知名的一百多位摇滚明星和乐队聚在一起，为拯救濒于死亡的非洲灾民，在伦敦温布利体育场和费城约翰·肯尼迪体育场分别举行了盛大的义演活动——Live Aid。这场演出，被称为“地球上最伟大的一场演出”“二十世纪最后的神迹”。《地球上最伟大的一场演出》详细讲述了这次赈灾义演的全部经过，而本书的版税也将全部捐献给吉尔道夫创立的Live Aid基金会，继续帮助非洲。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纳尔·里奇、鲍勃·吉尔道夫都以自己的作为，救济那些陷入饥饿中的人们。这与《饥饿、富裕与道德》一书作者彼得·辛格的观点颇为契合。在彼得·辛格看来：如果一个人能够救出掉在池塘里的孩子，而代价仅仅只是弄脏自己的衣服，这个人不是应该义无反顾地救出这个孩子吗？同样，生活充裕的人们，不是应该把自己本欲购买一些新衣服或奢侈品的钱捐献出来，以挽救别人的生命吗？辛格言行合一，他和妻子一直将自己收入的10%捐献给慈善机构——这一做法令人肃然起敬。但是，让民众获得权利，避免政府决策失误导致大量的饥饿和死亡，这才是根本性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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