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的他，曾有过两次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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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l niupimingming

文 l 诗人牛皮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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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高尔基有一本书叫《不合时宜的思想》，讲述了不合时宜的一群人。越有思想的人，往往越有罪。在每个需要颂圣的时代，执拗不肯附和的知识分子，总是会被归为异类，甚至极端时候也会被当成定点清除的障碍。

在中国的解放之际，沈从文无疑就是那个异类。今天很多人把沈从文理解为一个很抒情、很小清新的作家，流传最广的金句是“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美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好年龄的人”。但忽略了他更为重要的另一面，那对社会不断发出叩问、思考的另一面。

我们今天看到的沈从文，几乎都截止在1948年。1948年是距离“1984”最近的一年。这一年，沈从文被郭沫若定性为“桃红色作家”、“反动文人”，在那样一个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被扣上这样的帽子，几乎就是毁灭性的打击。

第二年的年初，北平解放了，但沈从文却决定去死。他采取的手段是直接把手指插进电线插头，想将自己电死。但结果是被长子发现，一脚踹开没死成。

知识分子自杀，是易代之际的典型现象。1949年之后，毒药、安眠药被禁止发售，楼顶、江边都有解放军站岗防守，知识分子自杀方式多是：触电、吊颈、卧轨。可沈从文不知道的是，当时即便没有他儿子的阻拦，他电死自己的方式也多半行不通。

17年后，考古学家俞伟超采用了他同样的方式自杀，而且更为惨烈。俞伟超先生将两股电线剥掉绝缘层，密密缠绕在双手食指上，直到不见指头，接通电源，被电流瞬间击昏，双手食指如刀切般断掉，但性命无碍，还是以自杀失败告终。

按理说，人在求死不成后往往会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思考死亡以外的另一条路，可沈从文显然死意已决，在不久后3月28日这天，他趁家人不在，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采取他自以为更保险的自杀方式：用剃刀割喉、切腕，再饮下大盏煤油。但这次自杀，因被妻子张兆和及时发现，再次失败了。

人的命往往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即便死亡也是如此，就像老话说的“该井里淹死的河里死不了”。两次自杀都死不成，也是沈从文的命数如此。如果第一次自杀只是失望，那第二次自杀则来自更大的绝望。

1949年，对于沈从文来说，是没有春天的。 

沈从文与张兆和

02

这一年5月30日的夜晚，一切都静下来。沈从文听着雨后孩子们入眠的鼾声，坐在书桌前窸窸窣窣地写道：

我依然守在书桌边，可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和一切幸福隔绝，而又不悉悲哀为何事，只茫然和世界相对。

极度敏感的沈从文，显然预感到了某种不祥的气息。就像蚂蚁在洞穴中已然感知到地震前的地壳变动。从这之后，沈从文几乎再没有提起手中的笔，像戒除毒瘾一样戒掉了写了二十五年的小说。此后三十年间，他虽然也被钦点上过一次井冈山，住了几个月尝试写一些主旋律文章，但最终弃笔，写的草稿也全部毁掉。

以1949为分界，之前提笔的沈从文是一个人，之后弃笔的则是另一个人。他最热衷写的湘西，有赶尸的民俗，不能再提笔的沈从文，其实哀莫大于心死，活着也就跟赶尸差不多了。

后来他学生辈的作家林斤澜见他太过冷落，拉他去参加一个文学会议。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从文谈谈小说，沈从文摇摇头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懂小说。”

沈从文不再提笔的后半生，转而去研究古代文物，在那些纹饰、色彩、质地、触感里，寻找另一种艺术的性格与特征。他靠自学成才成为文物鉴定专家，闭眼用手指去摸文物底足边缘的曲度，就可以判断出它的年代。

他终于对自己这高超的文物鉴定能力露出了一丝久违的得意，将其文学性地比喻为：“恰恰如一个老浪子来自各种女人关系上所得的知识一般。”只有在那一瞬间，他才又像还是那个“桃红色作家”沈从文。

我总感觉，沈从文就像过去被放逐在新旧之间的苏东坡、难容牛李之间的李义山，被权力狠狠摁下去，却转而去研究东坡肉、山水画，在摁自己那只手的指缝里，升腾出自己的志趣。他也让我联想起1949年的周作人，国民党政府塌台后，被足足关了三年后被放出来，只淡淡写了二十八个字的一首诗，“一千一百五十日，且做浮屠学闭关，今日出门桥上望，菰蒲零落满溪间。”

即便六七十年代，沈从文在被下放到养猪场养猪的时候，他仍然在撰写《中国服饰研究》。在研究古代服饰时，他发现元代朝廷规定“下等人”只能穿褐衣，工匠却悄悄把褐色分出许多层次，褐还是褐，却生出多种变化，让平民的个性从那颜色的束缚中跳脱出来。这微小的抗衡，令他久久动容。

其实他自己，不也是那个永不放弃抗衡的工匠吗？！

沈从文晚年

03

1949年至1976年之间，沈从文是处于“消失”的状态。

这27年里，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的人数惊人。我们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档案检索而统计出完整人数，各中劫难也几近说不出清楚。每每触及，我只是庆幸没有生在那样一个腥风血雨的年代。

我也只能通过所熟知的自杀文人，窥得那个大年代的一鳞半爪：老舍、卢作孚、周瘦鹃、熊十力、周予同等等。自杀者中，还有不少是夫妻携手自杀，傅雷夫妇、如翦伯赞夫妇、吴晗夫妇等等。这样的名单可以拉得很长。

因为旧的时代已经颠覆，新的时代一切价值重估。对许多不合时宜的知识分子来说，那是一个绝望的年代，甚至你连沉默都没办法沉默，除了自杀没有别的路可走。生命是这些文人最后的筹码，只能拿自杀去赌，赌最后的气节和尊严。

沈从文是那批文人里少数自杀失败的例子，但也正是如此，命运给了他涅槃的机会。直到80年代，最惊心动魄的运动过去了，沈从文终于慢慢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里，文坛里有人想起来，中国还曾有过这样一个写出《边城》的天才作家。

1985年，一位女记者拜访沈从文，得知他在文革中干的是打扫女厕所的活时，忍不住拥住他的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83岁的沈从文突然紧紧抱那拥着自己的胳膊，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般大哭，什么话都不说，只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

我无法洞察一个老人的眼泪，那眼泪里抑郁的情绪太压迫人，缠绕纠结着半生复杂难解的情结。

只是三十岁之后，我突然读懂了沈从文。我觉得写民国百姓生活最惊心动魄的一个画面，是沈从文在三十岁时写的湘西的回忆，那时他参加湘西的军队，目睹了清军、军阀部队一次又一次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一次他在屠杀场的附近，遇见过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少年。

那个少年挑着担子，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穿过青石板的街道。沈从文好奇地看了一眼他担子里挑的是什么，看到后心忽悠一沉，原来那少年挑的是他父母的头颅。 

那个画面，后来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一种不动声色的悲郁，从画面里一层层往外渗。我猜想在那时，沈从文已经看到了矇昧社会里最黑暗、最惨烈的生活。但他用了整个后半生才明白，有时候知道太多的人是有罪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罪。

据我所知，经历过文革的大文人都经过自己精心的删选，才敢出自己的全集，因为他们都在文革期间发表了一些节操全无的文字。

沈从文是为数不多的例外。“哀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

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陈徒手这位“盗火者”，几十年如一日在档案中挖掘真相，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他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陈徒手老师亲笔签名作品：《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是两部深入解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运用了海量的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

其实，陈徒手老师根据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所写出来的著作还有好几本，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能出版的就这两本。《故国人民有所思》的出版还颇多波折，属于“漏网之鱼”，最终能与读者见面，实属不易。

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故国人民有所思》有邵燕祥所写的序言，内容是对中国当代历史的深刻剖析，警示性很强，有几分敏G。编辑问我是否要做技术处理，我认为燕祥先生对作品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故一字未动。

王蒙：十分好读，读着读着“于无声处”听到了惊雷。

陈徒手老师亲笔签名作品，口碑极佳，数量不多，感兴趣的书友不妨提早收藏。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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