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地名志的编写
江西地名研究
文 / 李治修 戚庆贺
《地方志》是依照一定体例综合记载地方自然，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科学著述。其基本特征包含地方性、 广泛性、资料性、连续性与真实性五个方面。其中资料性更是志书类的本 质特征。丰富翔实的资料是编撰的保障和基础。编撰《地方志》目的是实现存史、资治、教化三大功能。
《地名志》是一个地域内（一般为县级行政区域单位）以地名普查资料为基础征集出版的地名资料书。不仅具有法定的性质，更是加强地方地名管理和使用标准地名的重要依据。 不仅要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参考，也要为后世留下值得保存、提供借鉴的史料。
从《地名志》中的“志”与《地方志》中的“志”来看两者并无二致。 就字面而论“志”就是对地名的“记载”“标志”。从《辞海》中取其相关要义有三点值得注意：①志，记事 的书或文章。如地方志、墓志；标志、标记；②纪传体史书的组成部分。自班固《汉书》改《史记》八书为十志， 专记天文地理，阴阳五行，以及政治经济制度，文艺经籍等以来，为历代传纪体史书沿用；并有所变化。③地理方域志类史书书名，如《一统志》《通志》（省志）、府志、县志，以及都邑志、山水志等。
但是《地名志》的撰写既与《地方志》有关，更同从一个行政区划内脱胎而出的《地名录》有关，因此在思考、探索《地名志》的编写中，《地名录》与《地名志》的联系与区别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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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名志》与《地名录》中 的“志”与“录”两个字容易解释，但操作起来写“志”与编“录”往往 容易出现失体、夹缠、撞车。这类问题有时让人无所适从，有时让人把握不定。
这些问题的出现，有的是“志”、“录”概念似是而非，虽知道文字说明，在具体实践中又会举棋不定。有的是收集到资料介乎“志”与“录” 之间，究竟该作“志”的处理或“录” 的处理，感到模楞两可；有的资料在“志”与“录”中均应采用，但在文字表述上难以把握分寸；有的在文字表述上，既要突出“志”的特点， 又要防止“文胜于质”，对此颇感犹豫彷徨……特别是《辞海》中对撰写 “地理方域类史书”，提出“并有所变化”一说，在撰写中应该如何把握好“度”，体现出撰写的主动性、原则性与灵活性。既不能一以贯之地墨守成规，又要做到有所创新，把《地名志》的撰写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这些都牵涉到方方面面，因此也大有 必要进行认真探索。
但我们始终要明确，地方志是历史智慧的结晶，是维系中华民族血脉亲情的重要力量。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当代《地名志》存史、育人、资治中，功能日益彰显。 所以在编写过程中，应当自觉地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参考，更要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的记述。要在撰写中体现出地方特色。
写出《地名志》的地方特色必须作到：
1.在编撰《地名录》搜集的资料基础上，从撰写“地名志”的角度，对这些资料加以考察，进行整理、加工、改造；
2. 要在撰写《地名志》中，有重点地进行调查访问，特别要注意 考察本地的民风、民俗，人文历史中的民间传说、故事，以发掘现实中的意义和传统美德上的影响，在忠实于本源的基础上加以记叙，提高史实价值和对后世的留存、传存价值；
3.对写“志”的资料利用，在不影响基本事实的基础上，要以“直笔著信史，彰善引风气”为出发点，处理好“精华 与糟粕”的扬弃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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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编写一部好的《地名志》其首要条件是，要弄清《地名录》与《地名志》二者间的关联。
无论是《地名志》还是《地名录》， 就其文体而论，都属于应用文范畴。 同时它们以地名为依据，互相存在于一个共同的统一体中。既然都是应用文，首屈一指的是其实践性。因而都建立在以地名为基础的立足点上，这就是《地名志》与《地名录》的关联之处。
但是按二者文体的客观要求而论，在编写上又有所区别。
《地名录》的编撰是针对客观存在的地名资料加以收录。必须是忠实的录入、有条理的归纳，同时要做到取舍适度，详略得当。观之清晰、简明、晓畅，有准确的指导性与实用性。 而《地名志》的编写不仅讲求文字的 庄重、朴美、简洁，同时也要求在文风上适度地融入议论、抒情、评介等表达方式。
目前在《地名志》与《地名录》的编写中，还存在着一些偏颇认识。有一种较普遍的观点是：编好《地名志》只不过是在《地名录》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内容材料而已；只要《地名录》一经完成，《地名志》的编写也就水到渠成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
固然《地名录》完成之后，会给编写《地名志》带来一定的方便。比如《地名录》对地名资料的整理、编纂完成之后，就能为编写《地名志》 提供了原始资料，提供对地理、人文、历史的重要参照。但编纂《地名录》编写《地名志》二者更是各尽其责，各司其职。
应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编撰《地名录》的工作复杂繁冗，需要做大量的调查、录入工作。编写《地名志》 则需要有眼光、有识见，有高屋建瓴 的文笔。因此在编写《地名志》时， 要力求突出特色，才能保证《地名志》 的编制质量。
但得强调一点：《地名志》与《地名录》虽有相互关联之处，但由于二者体例不同，编写要求亦有所不同。因而在编写中，应对相近的“志”与“录”要作出准确的把握，避免出现失体、过界、撞车等通病。
同时在明确认识《地名志》与《地名录》体例要求的基础上，在写作的实践中，还得留意容易混淆掣肘的捩点 ：什么是“录”，什么叫“志”必 须在概念上搞清楚。尽管前面已经提及，鉴于存在着一些操作的疑难，再度作一些必要的阐释和举证：
在编写《地名录》和《地名志》中，对掌握的资料，应当首先思考：哪些是 “志”“录”都得收录、撰写的；哪些只入“录”，不必作“志”的记述；哪些“志”与“录”并用。对“志”与“录” 需要同时采用的资料，在“志”中，在 “录”中应当从体例出发，既不能越俎代庖，更不能“志、录”不分。
试以成都市金牛区管辖范围内一名胜《永陵》为例：
《永陵》在成都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叫《王建墓》。多年成都都将这处小土包误为司马相如的“抚琴台”， 发掘后才发现此为前蜀王建的陵寝（后改称《永陵》）。前蜀亡后，后蜀孟昶（孟知祥）称帝。孟昶爱好文学， 知音律，喜填词，亦算得风雅小皇帝。孟昶妃子花蕊夫人更是才女，善于宫词，可以说是才貌双全。由于孟昶有文学、音律的雅号，故在孟昶与花蕊夫人的倡导下，也推动了绯艳文学的兴起，期间更在文学史上形成了“花间词派”。
以上一段历史掌故，涵盖了几个层面的信息：抚琴台与司马相如、王建与抚琴台、前蜀王建与后蜀孟昶、 孟昶与花蕊夫人、孟昶、花蕊夫人与 “花间词派”……由地理名胜到陵墓开发到一段文学史……
这样的名胜古籍，在《地名志》、《地名录》中都必须采写。但“志”与“录”不同的是，在《地名录》中用只须简略收录这一处名胜古籍，只需记述从民间误传到发掘后的发现就成；但作为《地名志》则须从这一发现，重点地记述、简约、精准地写出发现《永陵》后历史文物、历时评价， 特别是孟昶与花蕊夫人在文学史上对 “花间词派”产生的影响等等，就有记述、评价的必要（其中也当控制文字长短，作到惜墨如金）。为此在同一资料中，就必须体现出“录”与“志”之分：
（一）若是写《地名录》，这份原始材料，只须从《地名录》文体的录入需要，对“永陵”（王建墓）这 一名胜古迹作一客观的简述则可。不需要对王建、孟昶及花蕊夫人事迹进 一步引申。
（二）纳入《地名志》时，则要求对王建墓（永陵）的前后由来，从百姓口中流传的“抚琴台”说起，说 到花蕊夫人与孟昶的故事，有必要对 《花间词》派的形成作一简单的概述 及文学上的概括评价。当然在文字上 要作到详略得当，言简意赅，体现出 “志”的特色。切不要在收录、撰写 中出现“志”“录”不分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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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迹、典录真实基础上，注重文辞，适当增加感情色彩，向名家手笔学习，突破“录”的束缚，努力发挥“志”的特长，这是编写“志”的一个努力方向。
《辞海》中对“志”一类辞书、 典籍，有一句容易被忽视漏掉的话：“自班固《汉书》改《史记》八书为 十志，专记天文地理，阴阳五行，以及政治经济制度，文艺经籍等以来，为历代传纪体史书沿用；并自班固《汉书》改《史记》八书为十志，专记天文地理，阴阳五行，以及政治经济制度，文艺经籍等以来，为历代传纪体史书沿用；并有所变化”。其中“有所变化”四个字应该当作“文眼”来看待。这也是在目前人们对编“志” 还存在着保守偏见的态势下，为我们写好《地名志》留下的一把启开心灵的金钥匙。
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是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始的，也是班固对后世的重大贡献。同时这也是编写中的重大突破。
在类似“有所变化”中，后世的变革也使《地名志》的写作从形式到 内容都有了大胆的创造和革新。如从 “志”发展分蘖出来的文体的碑、铭、 诔、赋等等。有的由人而形成，有的由事件而记载，有的由人文而传扬， 有的由史实而感慨，有的由地理而派生，有的由自然而感悟。但大凡这类文体，追根溯源都出于纪念、追忆、 标记、赞美、讴歌、留存出发。也都 可囊括在广泛的“志”内；若是从生根立足考虑，也就是广义的《地名志》。 而且往往因其言辞、情感上的出色，大都转化为以“志”出现的文学。在 我们篇什浩繁的文章中，像这样“文”与“志”高度融合的《地名志》在我国文学史上也可谓是汗牛充栋。
如竖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由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题辞，周恩来总理撰写。全文不过123字。文中以“三年、三十年、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的三个时间段，用三个“永垂不朽”高度概括了中国人民的英雄们，“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牺牲的 人民英雄们”进行了感情深厚，凝重、庄严的讴歌和祈颂。其简洁，精练的 文字做到了无法添减的程度！
同样是铭文，在《柳子厚墓志铭》中，作者韩愈作为柳子厚（柳宗元）的知交，综合概括了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政绩 和文学成就，称颂他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同情他长期迁谪的坎 坷遭遇。充分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写得可谓是酣畅淋漓，顿挫沉郁。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人格的颂赞。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 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略的笔墨。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其限制方为上乘。因此， 清代文学评论家沈德潜对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赞叹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
对名胜地或风景区地名的撰写，同样可以写出精美的文字。如脍炙人口的柳宗元《永州八记》。《旧唐书·柳宗元传》说，柳宗元“下笔构思”， “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八篇游记，整体构思，一气贯通。通过对西山周围山水景致的描绘，袁家渴附近山水小景的刻画，最后向苍天发出“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的质问。
八篇游记每篇多以不同方式与上篇相关联，前后呼应，环环紧扣，一气呵成，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放在永州的《地名志》内，无疑也是“地名” 上的精彩“志体”文字。但从文学的角度看，同样是充满游记韵味的佳作。可见“志”与“文”不仅可以相通，而且相辅相成。如果能把《地名志》的写作上升到这样一个水平上，那就有更高的流传价值。同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提示撰写《地名志》的一个方向。
再如入选《古文观止》中唐李华 的《吊战场文》。作为一篇骈赋体铭文，文字流畅，情景交融，主题鲜明， 寄意深切，议评得当，不愧为古今传诵的名篇。
此外，文辞、情感具有感染、号召力的这类文体，同样也可归入“志” 的文体。
又如骆宾王的《讨武氏檄》本该 属于“文告”，但千古流传之后，也具有了标志、记载文字的特点。再如刘禹锡的《陋室铭》、杜牧的《阿房宫赋》不仅是盛传不衰的稀古之文， 同时也可视为隶属于《地名志》一类 志书的范畴。更如明末的《徐霞客游记》记录观察到的各种现象、人文、 地理、动植物等状况等等，都可当作广义的《地方志》来看待。
由此可见：
（一）在《地名志》的文字中，并不排斥文学。有的《地名志》其实 就是“志体”与文学的高度融合与统一。在我们的历史留存中，有好些“志” 其实就是文学，有好些文章其实就是 “志”。需强调的是，有的文学作品可以视为“志”，但写“志”是实用， 文学是审美，二者不能取代。
（二）在《地名志》中选取写志 的对象，应该更加宽泛，不能拘泥于 《地名录》所提供的有限范围。在撰写《地名录》与《地名志》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写成了《地名录》 写《地名志》时，就省事多了，似乎事半功倍。
我们不得不承认：编写《地名录》 同时也为编写《地名志》创造了从中重点选择、思考整理资料的基础和条件。但《地名录》与《地名志》的出发点不同，表述、记载的对象不同， 为当代及后世起到的作用不同，需要 宣传、褒扬、记载的对象不同，在《地名录》所提供的资料之外，还有许多应当深入思考表达的对象。有的事件、 人物，史实、山川、人文等等，应当用现代的眼光烛照。一经转换角度， 深入思考之后，在志中的记叙、抒写、 评价也就有所不同。
特别值得着重强调的是，尽管 《地名志》的写作不能像《地名录》 那样，只要求文字上的干净、简洁、 准确。在《地名志》中文字表达可更为活泛，更有文采。但“志”毕竟是从事实出发的文本，并非童话，同时也不容虚构，而且在文字上也要有所节制，要把握“志体”与“文学”的 “度”，所谓“添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是也！
我们知道，《地名志》与《地名录》虽只差一字，其实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但在撰写“录”与“志” 中，重点是“录”，难点是“志”。 因为有了《地名录》，就有了写《地名志》的依据和方向。但要写好《地名志》就得有较高的写“志”的全面、综合修养。因为“志”的文体本身有其文体自身的规定性。这不防再次强调：如何写好地方志，必须明确一个重要观念：《地名录》是客观地记载、罗列：《地名志》是主客观统一下的文风、文气、文脉的追求。
编写《地名志》其文字不排除对 表达内容适当采取评价、议论、抒情 等基本文学元素。但在表述中应该作到有节制、有向度、有分寸，不能单向地追求文采，要防止“文胜于质” 的华而不实倾向。总的说来要把握三个方面：
1.不宜攀比，从本地出发，以小见大；
2.不能割断历史，由此及彼地乱发挥；
3.不作无根之萍，凭主观意愿作渲染。
总而言之，《地名志》的收录与撰写都是作为子孙后代的我们的一份责任。上溯要对祖宗尽职尽责，不仅要知道祖宗血脉，下承到子孙后代，要让他们了解这片热土上出现过的英 雄人物，水土山川，历史人文以及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通过《地名志》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融入乡土，化作一种人文精神，让子孙后代热爱这片土地，并以此继承、发扬传统，形成一种民族的高尚品格。
文章来源：《中国地名》2018年第5期
文章作者：李治修 戚庆贺
本期编辑：白琳蔓
文章转化：白琳蔓
终校：李露萍
审订：常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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