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名志编写的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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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夫平
一、要继承也要发展。
我国古方志皆以记叙现实为主，其中包括自然地理方面的一些情况。以《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中的《莘县志》为例，共十卷，卷一的目录为:“建制沿革、邑名、分野、形胜、风俗、山川、疆域、城池、坊乡。”共九类。除建制沿革、邑名涉及历史外，其余皆以当时情形为主。莘县志的内容是很全面的，分类也详细。连县内多少种野草和家禽也具体地载入志中。其卷六为《人物志》，就分了十二类，“孝子、顺孙”还分作两类写。其余各卷可想而知。
我国编写方志是有悠久历史的，有自己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独特的完整体系。“详而覈，贞而不忒”，（《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武定府志·叙》）是可以作为古方志传统的概括的。这种优良传统我们应当继承。
但是只继承不够，还应发展。拿地名来说，古方志多在疆域或政区沿革中提及。《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的《莘县志》中单列“邑名”一项，但记叙很简略：“莘县北八里有莘亭，后周因名（曰）莘亭县。隋改莘州，寻改县，皆以此也。”仅地名来历而已。而今天地名己发展成为专门独立的志书了。过去“地名”是无注音的，现在增加了汉语拼音，这很好。因为汉字不少有异读音，地名的异读更不鲜见。拿“莘县” 的“莘”字来说，如不注上shen的读音，异乡人很可能读作xin山。其它方面当然也应如此。
二 、要研究地名志的特殊作用。
地名志的编写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进行的。地名普查中地名标准化处理是主要内容之一 。而地名标准化处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地名的混乱给国家和人民在邮电和交通运输方面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毫无问题，地名志的编写就是用志的形式把这一成果固定下来。另外，我们祖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邻邦较多。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旧中国时帝国主义的侵略、霸占、蚕食）一些地段的边界至今尚未划定，因而不时引起争端。随着地名科学的建立与发展，边疆地区的地名研究也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为祖国领土的归属提供了有力的根据。这方面的成果，亳无问题也一定要写入地名志中。综观这些情况，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地名志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作用，这就是它能够迅速而直接地为现实服务。这种作用与地方志和地名录相比就更为突出。地名志的内容比较广泛，涉及的问题也比较多，篇章也自然浩瀚。地名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具有这种作用的，但由于它的内容过于简略，与地名志相较就大为逊色了。
三 、内容应增加些。
地名的汉语拼音、来历、含义和演变，地名所代表的地理实体的疆域和政区沿革，这是大家公认的地名志应有的内容，这是正确的。地名志应以地名为主，我国古方志有关地名方面的记载，多为疆域或政区沿革部分。二者之间形成了 “名”与“实”的关系，不可分割。但仅是这些内容还不够，还应增加些。我们的地名志不应是古方志中有关地部分的移植，我们应当根据地名志直接为现实服务的特点，从四化建设和人民的需求出发增加一定的内容。当然这些内容也一定与地名有关。
（一）根据当地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求，地名志应写进与生产生活有关的内容。拿惠民地区来说，是个农业地区。土产、特产、土壤、气候、水利以至农机、化肥等情况就应入志。这样做的好处是：外地人看就知道是个农业地区，稍一浏览就能了解这个地区的土特产和农业发展情况，当地群众看了就可以知道生产提高的原因，找出经验教训。农民生活提高了，孩子到外地上学，要去远处看病，要出外探亲，从哪里上车，从哪里下车，路怎么走，哪里有旅馆饭店。这些与群众生活密切有关的文化、教育、交通、卫生等方面的情况，也应写入志中。从地名这个角度出发，这些内容有的本身就是一条地名，有的在起着地名的作用，有的与地名紧紧连在一起。在写志时应当重视。
（二）从抢救祖国的文物出发，努力寻求当地名胜古迹和历史文物，整好材料载入志中。我们祖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名胜古迹遍及全国各个角落，历史文物收藏于群众手中的也为数不少。这是我们民族自豪感的来源之一，也是培养爱国思想的良好教材。但是有些由于重视不够而逐渐湮没，更多的是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再不抢救就有失传的危险。这里举惠民地区两个例子来说一下。
邹平县有范文正公读书处， 地处风景美丽的山区，在本地区是有不小影响的。可是现在这些古代建筑仅是残迹遗痕了。范仲淹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家，又是有名的卫国将领。他在长山(现属邹平)有一段不短的历史，（按范仲淹为吴县人， 生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米氏，既长，乃感激辞母去）据说他的读书处是一古寺，如果把它修复起来，再把有关范仲淹这段历史轶事传闻搜集起来整成材料，岂不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另外还有《天仙配》的故事也很有意思。据说，董永是博兴人，他的墓还在那里。董永佣工的地方叫富家桥，现在还有此村。原来的故事情节是富财主的闺女与顾工董永私奔，唱戏的便以此编作剧本到处演唱。 富财主深以为耻， 叫唱戏的改为天仙下凡与董永相配。东汉时有无唱戏的当然是个问题。原来的故事对《天仙配》来说，也有点大煞风景。但查《中国名人大辞典》，董永是后汉千乘人。而博兴在当时是属千乘的。再查《山东通志》古迹部分，董永墓在淄川县西北三十里阿里庄。并说:“东北又博兴、鱼台皆有永墓。”与人名大辞典的说法是一致的。可见董永的故事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如果我们现在能找到董永的墓或他的故居，不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吗？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象《打渔杀家》的故事出于沾化县的下洼(村)；唐赛儿的原籍是蒲台（现属滨县）等等，或有据可查，或民间传说。其次如各县的“八景”之类，也应加以考查。至于历史文物，象各县的县志，氏族的族谱，特别是一些出土的器皿等等，更应十分重视，积极搜集。
四、严格的科学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这里也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广饶县原名乐安，传说旧时民杀县官，应屠县，后赦免，所以更名为广饶。这次地名普查时才查出更名的真正原因，证明流传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根据《东方杂志》第九号、第十号《中国大事记》和《内政时报》记载，民国三年一月三十日呈请大总统批准的《内务部改定各省重复县名及存废理由清单》中，当时全国重名需改的县名共九十四个。改名的原则是保留定名在先的，更改定名在后的。山东的广饶县当时叫乐安县，与江西的乐安县重名。江西的乐安县系宋绍兴十八年析置，一直没改，山东的乐安县是金时定名，晚于江西乐安。故存江西乐安，更山东乐安。山东乐安汉时为广饶县，所以定名广饶。又查广饶县知事王文城被杀事，是发生在民国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时在改县名以后，所以与更名无关——这是广饶县地名办公室的同志东奔西跑倍受辛苦查出的资料。他们的论证是有力的，结论是正确的，根据是确凿的，态度是科学的。桓台县有个村名叫胳肢离，含义是四肢分解。来源是孙膑、庞涓相斗，庞涓被俘，肢解分尸，此处因埋其四肢而得名——这是一种当地流传的说法。有的同志认为是无稽之谈而加以否定。按当时的齐魏之战地点在马陵。据《中国地名大辞典》注解，孙庞之战的马陵一说在直隶大名，一说在山东濮县。大名属魏，濮县属齐，战争的具体地点到底在哪里，还有待专家探讨。但当时的桓台地属齐国，这个村名是否可以作为孙庞相斗的一点佐证呢？这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
五、条分缕析、讲求语言。
分类细，便于查阅。什么内容，属于什么类，在什么地方，一翻即得。古方志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宝贵的经验。开头讲过，《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中的《莘县志》，查阅起来确实方便。现在见到几种地名志，觉得分类不够细，多是一篇文章洋洋数千言，有的甚至万言，包罗万象，应有尽有。查起来很不方便，读起来又费时间，大大影响了地名志的特殊作用的发挥，应当改进才好。
地名志的语言应当精确。少而美是精，真而当是确。少而美，读者喜欢读、省时间，真而当，才令人信，不生歧义。“x x村位于县西南十五里的地方。”罗嗦又不准确。“x x县所产茧绸，在历史上享有很大声誉。”时间、地域都不明确，口气也太大。志的语言是记载客观实际的，含混夸张都不要当。志的语言是书面语言，应力戒重复罗嗦。志书所记事物多具大、小、多、少、高、低、宽、长等特征，这些方面用数量词表达最好。
文章来源：《地名知识》1983年第6期，第13-15页
感谢宋世钞老师的宝贵意见！
本期主编：白琳蔓
文章转化：张雨欣 白琳蔓
校对：伍晨嫣 李露萍
审订：伍晨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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