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殷地名情——记著名地名学者褚亚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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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殷地名情

——记著名地名学者褚亚平教授

文/刘仲孝

     “地名”还有“学”?有。而且学问还不浅，只不过一般不接触的人不太熟悉罢了。首都师范大学地理系褚亚平先生就是在我国地名学海中默默耕耘的一位学者。先生为我国地名学的发展呕尽了心血。

（一）

    1980年4月，在第二次全国地名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褚亚平先生以《着眼于“用”， 就足于“实”》为题做了发言，发言中涉及到了地名学理论的探讨和人才的培养问题。会后，著名地名学老专家曾世英先生以及地名界知名人士王际桐先生、杜详明先生等多次提出，请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地理系开辟一个地名学讲座，由在京地名界人士承担一两个有关地名学概论性质的讲题。当时， 先生任地理系主任，主持系务工作。他想，大家对地名事业这样关心重视，这种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如若能开办讲座，对地理系的教学工作也是促进，对学生的学业也大有益处，于是自己心里先首肯。后经系里研究,同意对毕业班学生开设“地名学概论”选修课。

    1981年秋季， “地名学概论”进入地理系课堂，开了地名学我国高等院校的先河。曾世英先生首讲了《地名学导言》；王际桐先生讲了《地名标准化》、《地名工作的主要内容与我国地名工作的成就》;杜详明先生讲了《地名与地图》、《我国西部地区的外来地名》;孙竹先生讲了《几个重要山水名称的考订》；先生讲的是《地名与地理》、《地理教学中的地名问题》。此外，周有光、刘伉、史为乐，黄颢、陈仲雍、吴钟灵等多位先生也应邀讲了课。选修课讲座共进行十六周，计六十四个课时。先生在讲座中为了了解讲课和学习的实际情况，几乎每次都是在课前走进教室，与学生坐在一起认真听课，摘要记笔记，以达到博采众家之长、了解和探究名家的地名学思想和主张之目的。这个别开生面的讲座使学生们耳目一新，听者踊跃，课后获普遍好评。

    意想不到的效果使先生这个讲座主持人欣喜异常。一年后，先生从讲座的学术价值和开拓意义方面考虑，认为有必要将其整理成书。于是，在王新诚同志协助下，除对全部讲稿加以梳理校订外，还增加了林超先生的《珠穆朗玛的发现与名称》，李如龙先生的《地名的词语特征》，葛方文先生的《中国名称溯源》，镜味完二先生(日本学者)写的《地名研究的历史》，以及先生写的《日本地名研究的梗概》等篇内容可取的地名学文章。这样内容更充实些了，定名为《地名学论稿》。1986年11月，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个中国第一本地名学基础理论著作。现在，该书已成为我同广大地名工作者、爱好者的重要参考，对于我国地名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带动作用。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7月，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地理系曾正雄教授、石庆得教授托到大陆访问的友人专门寻找《地名学论稿》一书， 先生从促进海峡两岸的友谊及学界的学术交流起见，特意将保存下来的两册新书相赠，请他们指教。

 （二）

    褚亚平先生自1948年在北平师范大学地理学系毕业后，一直在教学战线辛勤耕耘了40余年，可谓桃李满天下。比如刘绍棠、米桂山都是先生教过的学生。我国首批获地名学硕士学位的两名研究生就是在先生的指导下完成论文和通过论文答辩的。先生指导地名学研究生纯属偶然。那还是在1984年， 河北师范大学地理系许辑五教授招收了两名研究生一孙冬虎和刘岩(女)。入学不到一年，不幸许先生身患不治之症，于1985年暑期去世。许先生去世前，对所带的两名研究生有安排，计划让他们转到外地院校继续攻读，但后来在费用问题上遇到了麻烦而未果。河北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来北京找到了先生。请先生帮忙将这两名学生带出来。褚先生当时工作很重，但想到这是关系到国家地名事业的人才培养问题，欣然答应代培，条件是到北京来。这样先生成了孙冬虎和刘岩的论文指导教师。

    孙刘二生平时在校自修，每隔一段时间来北京向先生请教。

     褚亚平先生第一次见到这两位学生是1985年11月。先生为他们安排了住处，又请他俩谈了对地名专业的想法和各自论文研究的方向。然后先生谈了我国现代地名学的研究起步较晚，80年代才兴起。我们一定要强调为社会实践服务，接受新思想和研究方法，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语言学、历史学、地理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十分重要。写论文要注意扣住中心主题，切忌把写地名学论文变成地理学论文。地埋知识、历史知识不等同于地名学知识。当然可以利用历史、地理方面的材料来为地名学服务。

     在先生的指导下，孙冬虎确定的论文题目是《华北平原城镇地名群的发展及其地理分布特征》；刘岩的题目是《河北省植物聚落地名群研究》。孙冬虎带着这个题目奔走于各地搜集资料和考察，为写论文做准备，历时数月。天津、郑州、洛阳、开封留下了他的足迹，连淮河流域的徐州、淮阴、淮安等地也留下他的踪影。回来之后，他写下了长达3万多字的论文。先生拿到论文后，耐心仔细地阅读,逐字逐句地斟酌、删改，最后提出了总的修改意见。当孙冬虎接到先生精心修正的文章后，心中十分感动，他说:“我的稿子写得潦草，真想不到先生是如何修改的。”先生嘱咐两人在写论文指导教师时应将许辑五先生写在前边，不能忘记许先生对你们学业所付出的心血，文前冠以“谨以此文纪念许先生”字样。此事亦足见先生尊重同行劳动的精神美德。

    后来，孙冬虎和刘岩的论文都顺利通过了答辩，取得了硕土学位。这两篇倾注了先生诸多心血的论文被答辩教师一致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图文并茂，数据充分，开拓了我国区域地名群理论的新领域。孙冬虎的论文中的一部分1990年9月在学术刊物《地理研究》上公开发表，1993年在中国地名学研究会首届地名学优秀论著获优秀论文一等奖。刘岩的论文也以《程序系统在地名群研究中的应用》为题发表于《地名知识》杂志1988年第3期。

    刘岩毕业后留校任教。孙冬虎则被吸收到国家测绘研究所地名研究室工作，90年代曾任地名研究所副所长。

（三）

    先生在地名学研究中一贯主张，地名学在有理论指导的同时一定要为社会实践服务，注重调查研究。自1984年开始，由先生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北京市》卷(1991年出版)就是先生与几十名编辑同志在一起共同奋斗近7年的劳动成果。他们采用的是分头编写，共同讨论，集体审稿改稿，边审边改的方法完成的。最后，先生自已还要从头至尾再检修一遍。

    有谁会想得到，这部史无前例的囊括北京地名结构、分布概貌和特征的地名学工程著作付出的代价?大家走遍北京城乡各个角落。早已年过花甲的先生和同志们一道，在平谷县城外新拓展的街道上拉着皮尺亲自测量街宽长度，拿到了最新最准确的数据。在编纂过程中，有几位同志发现，通县牛堡屯乡的一小片地名群中，有名为“大北关”、“小北关” 相邻和“前南关”、“后南关”相邻的村庄，它们的位置呈南北对应，颇有城关格局。经实地调查，这几个村庄之间地势略高，地面坦阔，随处可见古代建筑物的残砖碎瓦，但甚少村落。那些古代的瓦片砖块，经确定，为辽金遗物。由此以及其他有关史料初步论断，史籍中见到的郭阴县城的遗址完全有可能就是此处。据此论断对“现在郭县乡人民政府驻地(村)就是辽金时期的郭阴县城所在地”的说法提出了补正性的意见。先生大为高兴，颇同意同志们的看法，并且说:“我们搞地名研究不仅具有社会实用价值，而且具有明显的科学意义。”可想而知，《北京市》卷内3000多条词目来之不易。

    此后，先生又应邀参与评审了《广东省今古地名词典》，该词典1991年出版发行。《北京市》卷出版后，确实给人民群众学习、生活带来极大方便。然而由于首次搞这样的地名工程，也出现了一些纰漏和错误。北京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所的姜纬堂先生读了《北京市》卷后，写了一篇“举误一百条”的文章。褚亚平先生看到姜先生的批评文章后，认为提出的问题大多数是有补益的，对将来修改《北京市》卷很有帮助。当时先生曾对人说:“我们十分欢迎这样的文章，还应感谢写这样文章的友人。建议在《北京市》卷再版修订时邀请姜先生参加。”

    褚亚平先生常对人这样讲:“我的第一专业是地理教育学，地名学是我的第二专业。”长期在教坛上，先生深知学科间互补性很大，地名和地名教学法与地理、地理教学法即有互通之处。搞好地名教学是提高地理教学质量的关键之一。多年来，先生先后在北京市二中、三十六中、十二中、外地的上海师大二附中、广州执信中学、成都锦江中学，第七中学、洪雅县止弋乡中学等数十所中学做过大量的中学地理情况的调查。他发现中学地理教师教学质量不高，与地名教学不得法有很大关系。怎样让教师和学生更好地熟悉、掌握地名的语源和语意?这个问题一直在先生的脑中萦绕。

    先生决定编一本《常用世界地名语意手册》。这是先生用积累了20多年的资料、花费大量精力编写成的供中学地理教学用的教学工具书。这本手册印装成印成小笔记本般大小，可装在衣兜里，内中收有550个常用地名词目。《手册》能使你对一个地名不仅知道它的中文的正确写法，还知道这个地名的英文写法。对外国地名附注了中文译名、语源语意，对中国地名则点出了它的来历。1988年10月出版后，在国内16个地点试用，受到广大中学地理教师的喜爱。

    先生告诉我，《手册》手稿迟发了三个月，只为一个“上沃尔特”词条。原来“上沃尔特”是非洲的一个国家，1960年定名为上沃尔特共和国，1984年8月4日改名为布基纳法索共和国。由于“上沃尔特”变成了“布基纳法索”，得需要重新查考语源和语意。先生手头一时无资料可循，费尽周折，方从外交部搞来所需的信息资料，填补了“布基纳法索”语源语意的空白。从一个条目的变动，我们可以看出先生治学严谨的态度了。

    我发现， 在首都师大，同他年龄相近的老教授中，他是少有的还在教学第一线工作的人了。他现在任中国地名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国家教委聘任的首届高等学校地理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和中小学地理教材审定委员会学科审查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地理教学研究会学术顾问。这么多的社会工作，然而他还是挤出时间来写出了不少地名学文章。眼下先生正和孙东虎、北京社科院尹钧科先生合作搞一个项目——地名学基础教程研究。这个科研成果将为培训高校地名学师资和全国地名工作干部提供系统的地名学基础理论教材。它从地理、历史、语言诸方面对地名学进行全方位研究，书中将会提出一些新的论说。这部学术著作已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

    褚先生时刻注视着铁路事业发展的动态，他深知地名和铁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近几年京九、南昆、北京西站等铁路工程的建设，国内新添一批铁路地名。地名与旅游、铁路与旅游关系极为密切。褚先生说:  “铁路为旅游提供了廉价的交通，乘火车旅游可以享受安全舒适扩大视野的效果。铁路沿线的风景点与史迹点将铁路与旅游密切地联系了起来。”基于这一点，先生总想运用地名知识理论为铁路干点儿实事，促进铁路事业与旅游业的兴旺。“以北京为中心，以国内各条铁路线为线索，研究地名景点”，是他已非一日的设想方案。现在他已将北京至烟台、青岛、上海、广州、大连等各条铁路旅游热线上的地名景点资料进行了一些初步整理。他打算以一条铁路为一个材料，印成配套系列出版物，以便于旅客购买、携带，一二元钱即可得到一份。在火车上和车站内把本铁路线上的旅游景点简介卖给旅客，既增添旅客阅览情趣和旅游文化享受， 又体现出铁路旅途服务的特点，还能带来经济效益。

文章作者：刘仲孝

文章来源：摘自《青云志》，2002 年

文章转化：耿曈

本版主编：耿曈

校对：李露萍

审订：洪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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