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地图学伟业 开地名学先河

江西地名研究

关注

创地图学伟业 开地名学先河

——现代地图制图学家、地名学家曾世英

      曾世英先生作为我国现代地图学和地名学的开拓者，对我国地图编绘事业和地名学的创立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赢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赞誉。他在回顾一生的得失时，谦逊地说：“我惭愧，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参加了‘《申报》地图’的设计和编纂工作，一是在地名译写规范化上做了一些工作。”

      1899年6月，曾世英先生出生在江苏常熟。1915年考入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科，毕业后到天津顺直水利委员会工作，不久便被破格升为副技师，主持一个绘图室。1929年，当天津顺直水利委员会改组为华北水利委员会时，他又被任命为绘图室主任，从此便跨进了测量绘图的行列。

      但就在这一年8月，曾世英做了人生的第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了室主任的职位和高达275元的月薪，转到了地质调查所。曾世英生前回忆此事时曾说过：“水利委员会只不过是为洋人的天津租界安全服务，并不顾及顺天府和直隶省整个地区的利益，这使我很为不满，加上当时年轻气盛，虽不敢有‘豆蔻年华，流光溢彩’的奢望，但总希望有一个用自己的学识和辛勤的劳动为民众做番事业的机会。水利委员会使我大失所望，由此便萌生了离开的想法。”

      当时任地质调查所的丁文江应铁道部之约，要到四川、贵州去勘测“川广铁路”，但缺少一个既会工程测量，又会天文测量定经纬度的人相助。曾世英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前去接洽，尽管月薪只有200元，且仅充当一名当时被人视为“卖苦力”的测量员，但也义无反顾而欣然前往了。正是这次机缘，使曾世英后来有机会参与“《申报》地图”的编绘工作。

      当时中国社会上流行的地图，仍是依据清乾隆《内府一统舆图》为蓝本修编成的，资料旧，精度低。1930年，为纪念《申报》于1932年创刊60周年，由地质学家丁文江倡议，《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资助，曾世英开始具体负责编纂出版《中华民国新地图》及其缩编本《中国分省新图》，两图俗称“《申报》地图”。1930年冬，曾世英带领一班人在北京地质调查所开始进行编制工作。曾世英对地质所内的各省测量局和水利机关绘制的7700多幅实测地图，以及出自俄、英、日、德等国的1500多幅中国各地实测地图进行了对比研究。这些地图来源各异，精粗不一，体例混杂，更因缺少实测经纬度和三角网控制，彼此难以拼接。曾世英对这些原始图本逐个分析鉴定，用最新成果消除各图本的错误，再由合作者把它们缩成同一比例，进行套合对比，作为编制44幅普通地图的依据。为求得正确的距离与方向，他上溯清初旧书，博考近时游记，征引地质调查所和印度测量局等尚未出版的新材料，获得了1000多个天文测定的经纬点，在详细考证之后，用以纠正旧图的方位差错，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地理方位纠正。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以清康熙、乾隆年间测绘成果为基础编绘的《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地图》以及《中外舆地全图》相比，“《申报》地图”里地理位置的准确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申报》地图”的主要成就之一。此外，根据《中华民国新地图》底图，经过认真细致的量算，得出了当时全国和各省准确而权威的面积统计数字，纠正了以往各种地图对全国和各省面积统计数字的混乱问题。曾世英认为：“如果说‘《申报》地图’在我国地理上或在地学上有所贡献的话，方位的订正应是最重要的一环。而所以能够达到那样的程度，则是借助当时地质所的广藏资料。”

      “《申报》地图”划时代的意义还体现在体例的创新和表现手法上。“《申报》地图”创立了地图集总体结构的新体例，地文与人文分版，最大限度地增加了信息量。此外，增加了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总图，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等，构成了国家地图集的基础和雏形。再则，还在图后编附了地名索引，开创了国内地图编附索引的先例，特别是用不同字体表示经纬度数值的粗精和度，更为世界范围内制图界之首创。“《申报》地图”采用等高线分层设色法表示地势高低，淘汰了用笔架式、毛毛虫式等符号示意性画法表示山脉走向、地势高低的陈旧方法，开始在地学界形成了我国地形划分为三大台阶的概念，否定了五大山系发源于葱岭的臆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地势起伏特征，提高了读者对中国地形的正确认识。

      “《申报》地图”自1930年冬开始编绘，1933年3月完成，其速度之快也是惊人的。不到10人的编绘队伍，在3年的编绘期间，平均每天工作12小时，一天到晚埋首工作，无暇旁鹜，这种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正是该图集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申报》地图”的出版，受到了国内外地学界和教育界的赞赏，被称之为：“中国地图学界一部空前未有的巨著”、“国内地图革新之第一声”、“震动了我国整个沉寂的地学界”、“成为绝大贡献，可与世界最进步之地图并列而无愧色”。当前学术界也已公认“《申报》地图”“是我国第一部根据实测资料、按等高线、运用分层设色法绘制的现代化地图集”。缩编本《中国分省新图》先后初重版5次，销行20万册，10倍于当时一般图书的印行数量。国内外有40多种版本的中国地图以“《申报》地图”为蓝本或受其影响。

      1936年4月，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飞赴延安会见周恩来副主席商谈在西北联合抗日问题时，曾将《中华民国新地图》作为珍贵的礼物赠送给周恩来，并语重心长地向周恩来表示“共同保卫中国”。西柏坡革命纪念馆内毛主席办公室的墙上就挂有在“《申报》地图”基础上编制出版的《中华民国地形挂图》，南京梅园新村革命纪念馆周恩来同志办公桌上也陈放着《中国分省新图》。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处理周边国界谈判时也多次用“《申报》地图”来作为蓝本。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出版的全国地图都注明：“国界线根据解放前‘《申报》地图’绘制，国内行政区划按新资料订正”字样。由此可见“《申报》地图”的学术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曾世英在地图出版社任副总编，继续从事他所钟爱的地图事业，主编和主持了多项重大地图集的编制工作。1956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主编之一和总设计；1959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普通地图集》的总设计，对新中国地图出版作出了突出贡献。

      曾世英在数十年地图编绘工作中，发现我国已出版的地图中，地名问题很大。地名是地图的重要要素，特别是小比例尺地图集，读者面十分广泛。一些地图中不仅汉语地名写错，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常出现一名多译和同词异译等现象，给读者带来许多不便，同时也有损国家的尊严。地图的质量好坏，地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曾世英开始转向地名研究。1959年，他受命于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科学研究所筹建我国第一个地名研究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在我国少数民族语地名及外国地名的汉字译写、地名正名、地名罗马化、地名学基础理论研究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越的建树。他倾注数十年心血，对采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我国地名，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和具体实践，从多方面论证了以此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化的国际标准是历史的必然，为联合国最终通过我国自己的地名罗马化方案，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他出于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对残留在我国西部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图上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外来地名进行了清理，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他对地名学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极大地推进了这门学科的健康发展。

      曾世英先后当选为第二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曾任该会名誉理事、中国测绘学会名誉理事、中国地名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地名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国家大地图集总编委员会和普通地图集分编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总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曾世英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的地图事业，并以他孜孜不倦、兢兢业业的奉献精神，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影响了不止一代从事地图制图和地名研究的人们。

文章来源：《地图》2004年06期

文章转化：黄卿

本期编辑：黄卿

终校：耿曈

审订：伍晨嫣

往期精彩推送

微信扫码加入

中国地名研究交流群

QQ扫码加入

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

欢迎点击“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