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视域下的青海蒙古语地名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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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视域下的青海蒙古语地名演变
文/吉乎林
作者介绍
吉乎林，男，蒙古族，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青海蒙古语地名发展史是青海蒙古族历史、社会发展变化的真实写照。青海蒙古语地名及地名文化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3世纪，甚至可以更早。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地名表现出极其复杂的特征，有些地名正在消失，有地名逐渐被固化，也有新地名形成，这与青海蒙古族社会变化是密不可分的。
关键词：青海；蒙古语地名；变迁
地名虽具有稳定性特征，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决定与变更常受‘使用者’和‘命名者’的影响和控制。”如，“东汉王莽篡权夺位做了皇帝，为了达到‘名正言顺’和摆脱政治危机的目的，便以《周礼》为据，进行托古改制，其中之一就是大规模地更改地名，将西汉的82个郡名更改了62个之多，其中许多郡名还被冠以‘平’、‘顺’、‘归’、‘新’这类字眼”。这种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显而易见，这是一次社会变迁致使地名发生了变化。变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根据社会变迁的时间、空间及特质等特点可分为“社会渐变期”和“社会剧变期”。社会变迁是地名发生变化的最重要前提和条件，故此，笔者将青海蒙古语地名置于青海蒙古族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视域下，将其分为“渐变期”和“剧变期”两个时期。
一
社会渐变与青海蒙古语地名演变
“‘社会渐变期’指的是社会在较长的时间里所产生的‘变量’。就‘时间长度’而言，迄今绝大多数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长河主要是在渐变过程中流淌过来的。作此判断的一个操作化依据是社会整体特质处于相对稳定期，在全部历史进程中所占时间比重。”就“时间长度”而言，从蒙元时期至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为止，属于青海蒙古族社会渐变期。此间，蒙古族各部落以不同的目的和方式陆续涉足青藏高原，以柴达木和青海湖为核心区，从而辐射青海全境，青海地区基本都在蒙古族的势力范围之内，蒙古族扮演着统治者和强势群体的身份，社会特质相对稳定，社会内外部没有大的动荡和变更能够影响青海蒙古族社会发生质的变化。尤其固始汗率和硕特部迁入青藏高原，建立和硕特地方政权后，更加巩固了蒙古族势力，蒙古族以任官、驻军和游牧等方式广泛分布于青海、西藏、甘肃、四川各地，这对青藏高原各地蒙古语地名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笔者根据蒙古族在青藏高原的历史演变，将青海蒙古语地名的形成与变迁分为三个时期。
（一）初形期
由于青海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优势，长期以来就是各游牧民族迁徙的重要通道和理想的定居之地。元代以前，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分布着以藏族为主的西北诸多少数民族。元代青藏高原重新统一于中原王朝，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等民族纷纷以任官、驻军、屯田、经商等形式进入青藏高原，改变了青藏高原地区原有的民族构成和地名分布格局。这也为明清时期大量蒙古各部的涌入和迁徙拉开了序幕。从青海蒙古语地名的形成与发展来看，作用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据《元史》记载：《青海》称之为“颗颗脑儿”。《元史·地理志》载:“河源附录引用了朱思本见到的一本梵字(藏文) 图书，其中说 :‘〔河〕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日火敦脑尔。’其中有火敦脑尔、鄂端诺尔、阿刺脑尔等地名。鄂端脑尔为戈敦脑尔的变声异写，意为星宿湖。‘阿刺脑尔’意为花纹湖或花斑海。”
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卷六说：岁次丙寅（1206）蒙古军“会于柴达木疆域”。南宋宝祐元年、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年），蒙古灭金后在河州（今甘肃临夏）设置吐蕃宣慰使都元帅府，置贵德州宣慰司，这是青海很多地名首次记入官方文献中。蒙古人在占领西宁一带后，建立了管理驿站事务的站赤制度，称为“扎木赤”，而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县濒临黄河的一片地方就叫扎木赤，今天仍叫扎木赤村。据《蒙古源流》记载“元顺帝时(1333-1368)封蒙古贵族卜烟帖木儿为宁王，率蒙古兵士镇守柴达木地方”。元代覆亡后，宁一卜烟帖儿于明洪武七年(1374)降明，次年被封为安定王，仍驻守原地（即青海柴达木地区）。“《元史·宪宗本纪》载：‘三年癸丑秋，次忒拉地，分兵三道以进’。忒拉即塔拉，指今甘肃省甘南州拉布楞以南地区。”元朝灭亡，元顺帝率残部退往漠北，明朝初年，大将邓愈至河州（今甘肃临夏），派人赵扶蒙古军，元吐蕃宣慰使锁南普、镇西武靖王卜纳刺同时出降。为安抚河州一代的蒙古戍军，明朝赐锁南普姓何，封为河州指挥同知。于是，何锁南在这里建立起土司统治，并时代相传。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锁南坝之名即来自锁南或锁南普。又据《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载：“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名火敦脑儿。”“火敦”是蒙古语，即“星”“星宿”的意思，“脑儿”为“湖泊”之意。北元末代皇帝“林丹汗兵败西行，不幸，于1635年出逗病死于‘西拉他拉’大草滩（即黄城滩、皇城滩、大草滩，位于甘肃永昌和青海门源之间）”，“西拉他拉”是蒙古语，意为“黄草原、金草滩”。
据《明太祖洪武实录》记载：“有一位蒙古贵族朵儿只班曾抗拒不降，据守于西宁以西息利思沟（今乌兰县希里沟）。洪武五年十一月，明指挥使徐景，协同朵儿只失结袭破其营。获岐王金印一，司徒银印一，及军士马匹等。”今河南县宁木特乡有一地名称“鲁沙尔戈壁”，即“有骡子的戈壁滩”之意，公元1253年蒙古大军攻入此地大胜南宋军队，并在此建立驿站，放养大批的战马和战骡，补寄前线将士，故得此名。目前还有学者认为：元朝时期，蒙古人入驻并长期经营青海的主要有三个区域，一是湟水流域，主要以西宁为中心，驻节的有宁君王、淮阳王、西宁王等，上述各王宫所率部众，当然也应居住于此。其二是河曲地区，镇西武靖王、西平王等驻节于此，而且多次向该地区的吐蕃征收民兵，自然一部分兵力会居住在此地。其三是柴达木盆地。宁王卜烟帖木儿镇守今柴达木盆地和噶斯草原。在诺木洪出土的元代纸币，蒙古武将干尸，都证明了元代蒙古人经营青海的历史。元朝时期还曾派专人对包括青海在内的黄河源头进行过考察和记录。蒙元时期虽属青海蒙古语地名的生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但相比于明清时期青海蒙古语地名尚属开启阶段，不论数量还是规模远不及明清时期。因此，可以说蒙元时期是青海蒙古语地名的初步形成时期。
（二）发展期
从明崇德初年开始，大批东蒙古部落纷纷来到青海湖周围游牧，明朝称其为“海部”“海寇”“海虏”等。后有土默特部俺答汗的西征青海，还有喀尔喀蒙古却图汗来到青海，其部众广泛游牧于青海各地。随着蒙古各部大规模的涌入，青海地区族群和地名分布格局发生了 大变迁。首先，蒙古各部的大规模迁移从根本上改变了青海地区的民族种类和民族人口比重。此外，蒙古各部大规模的迁入使青海地区族群及其相关地名在地理空间分布格局上发生了变化。明代蒙古各部主要居住在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青海湖以北和以南的广阔地区和战略地位较高、交通较为便利的柴达木地区。因此，明代青海蒙古语地名也集中分布在上述地理空间内。据《安多政教史》记载：“明万历五年俺答汗第四子丙兔在青海湖南岸的察卜齐雅勒建成一座寺庙，明神宗赐给‘仰华寺’，第二年，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和俺答汗在此会晤，结成同盟。”察卜齐雅勒（今恰卜恰镇）属蒙古语地名。离察卜齐雅勒不远的“江西沟”属蒙古语地名的汉语音译，意为“顶戴花翎”之意。据说，索南嘉措和俺答汗成功会晤后为随行官员加官进爵、赏赐顶戴花翎，为了纪念该事件，赐地名“江西沟”。在柴达木盆地有不同时期的烽火台遗址分布，蒙古语统称为“泉吉”，乌兰县希里沟有一烽火台遗址，据民间流传是喀尔喀却图汗时期所造，却图汗进入青海后其部众驻扎于今柴达木乌兰县希里沟一带，为防止其他部落的进攻在驻扎地周围构筑了七座烽火台。据当地人介绍直到解放前夕这里还有五座，现在只剩一座了。据《青海史》记载：“固始汗在青海湖西北方向的乌兰和硕地方以一万军队击败却图汗的四万军马，并擒杀却图汗，战争十分惨烈血流成河使此地染成红色故称此地为‘乌兰和硕’，意为红色山嘴。”东蒙古土默特及喀尔喀等蒙古部落迁入青海， 游牧青海，属于青海蒙古语地名由少至多，趋于丰富、 发展时期。
（三）稳定期
四卫拉特和硕特蒙古人入驻青海，建立和硕特汗廷，势力触及到整个西藏、喀木和青海，这一时期，蒙古族势力在青藏高原得到进一步拓展，无论在分布范围 还是人口数量方面超过了以前的任何时期。随着蒙古族势力的拓展与扩大，不仅在青海，在西藏也出现了很多以蒙古语命名或与蒙古族相联系的地名。如日喀则地名的由来，固始汗为了纪念战胜第悉藏巴的战争，下令把桑珠孜改名为日喀则，以消除它曾作为第悉藏巴的全藏首府的影响，这就是今天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的名称的来历。还有，著名的布达拉宫，据藏文史籍记载，最初是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在此兴建了宫堡，后来在吐蕃王朝末期被毁坏，只剩下个别的建筑和洞窟，是固始汗策划和命令在此兴建城堡——布达拉宫，将今布达拉宫所处的玛布日山改名为布达拉（即观世音菩萨居住的南海“普陀山”的藏语音译）。今天西藏阿里地区的首府称之为噶尔县，噶尔即蒙古语“蒙古包”之意，“噶尔本”即住蒙古包的官员之意，这是历史上对甘丹次旺出任阿里总管后的称号。此外，西藏阿里有噶尔亚沙（夏天下蒙古包的地方）、噶尔根沙（冬天下蒙古包的地方），这些就是因甘丹次旺和他的蒙古兵流传下来的。西藏山南加查县境内的曲科杰寺，曾是格鲁派在藏东南的中心寺院，著名的拉莫拉措神湖即在该寺附近，蒙古人称此地为齐奇克塔拉，意为“花的平坝”。
《蒙古游牧记》卷十二有如下记载：“固始汗据有青海，分部众为左右两翼，子十人领之。左翼：东自西宁边外东科尔庙，西至嘉峪关边外洮赉河界八百余里；南自西宁边外博罗充克克北岸，北至凉州边外西拉塔拉界四百余里；东南自西宁边外拉喇山，西北至甘州边外额济纳河岸二千余里；东北自永昌边外，西南至嘉峪关布隆吉尔河岸二千余里。右翼：东自栋科尔庙，西至噶斯池界；南至松潘边外漳腊岭，北至博罗充克克南岸千五百里；东南自洮州边外达尔济岭，西北至嘉峪关塞尔腾西尔噶拉金界二千余里；东北自西宁边外克多，腾库特尔，西南至穆鲁乌苏河千五百余里。”
据记载“自1644年伊始和硕特蒙古为主的青海蒙古各部向青海各地急速扩张，分为左右两翼，左右翼分界线从西宁边外起，经东科尔，沿博罗充可可河（湟水上游），青海湖北部布哈河到布隆吉尔，以北为左翼，以南为右翼。”“固始汗长子达延台吉率军追杀却图汗的残兵，赶到哈尔盖的冰滩上予以全歼。并在今沙柳河地方一个旱獭洞里将却图汗捕获，不久之后杀之。”
《清史一统志》卷三五“托里岭”条载，“在洮州卫边外，临洮河发源处，即西倾山之脊”。对此，《安多政教史》载：固始汗子孙当初一直在黄河沿岸的托里地区定居，被称为卫拉特的巴伦噶尔（右翼）。清代蒙古文史籍《成吉思汗之青史》也有相同的记载：“固始汗长子（孙）达赖汗及其子拉藏汗为图白忒汗，其他儿子住牧在黄河岸的托里地方……以巴伦噶尔厄鲁特蒙古著称。”“当明末清初和硕特蒙古征服青海之初，他们游牧在托里地区，托里即青海湖南侧，黄河沿岸的托里达巴罕、托里布拉克以及洮河发源处领近西侧山一带。”“其中亦有阿勒坦郭勒、阿勒坦噶达素齐老等地。阿勒坦郭勒，意为金河，因其水色黄，始名黄河。阿勒坦噶达素齐老，意为金北极星。”后边的巴汉拜彦，显然是指洋果拉山的巴卡巴彦哈拉山脉。……巴彦哈拉（《西藏志》），不消说是巴彦喀拉，一克白彦哈拉（《西宁志》）也指同一条山脉。另外，《西宁志》乌河那峡条和一克白彦哈拉条，有说“多洛奴兔番子住牧”。多洛奴图，是多仑奴托克族，据说这个蒙古名字是受青海和硕特管辖时取的，诸族名称原是藏名，本属于怎样的部族系统就不清楚了。
上述文献记载中的，塞尔腾西尔噶拉金（在今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腾库特尔（蒙古语“垭口”之意）、穆鲁乌苏河（蒙古语“大江/大河”之意）、克克河（蒙古语意为“青色的河流”）、布哈河（蒙古语意为“能够冲走公牦牛之河”）、布隆吉尔河（蒙古语意为“浑浊的河水”）、哈尔盖（蒙古语“有沙柳的地方”）、托里（蒙古语“镜子般平坦的地带”）、阿勒坦郭勒（蒙古语“金沙河”）、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蒙古语“金桩子石头”）等地名均属蒙古语地名。和硕特汗廷时期蒙古族势力在青藏高原的进一步渗透和延伸，开启了青藏高原新的历史时期，不仅对青藏高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青藏高原地名及地名文化的发展和分布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上述和硕特汗廷时期新增蒙古语地名代表着青藏高原新的民族分布格局的诞生。这一时期在青藏高原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的蒙古语地名群，大量收录于官方文献，成为官方和民间频繁交往的重要空间符号，且很多地名被保留和沿用至今。所以说，该时期是青海蒙古语地名趋于繁荣、稳定的重要时期。
二
社会剧变与青海蒙古语地名演变
社会的剧变是指社会根本意义上的变化，即质的变化。由于这种变迁对社会的冲击大，将对社会各个层面产生影响，例如对族群的分布、民族的信仰、社会结构、社会生产方式、人们的思维、语言文字等会产生连带反应。
（一）衰退期
德国社会学家R·达伦多夫和美国社会学家L·A·科瑟尔等人认为：“社会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它内部的各个部分是被联结在一起的，且是被矛盾地联结。在社会体系运作的过程中最主要的状态是因社会个体争夺优越地位和权力引发的冲突，而不是维持均衡状态。”
纵观青海蒙古族历史可以发现，罗卜藏丹津事件是青海蒙古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罗卜藏丹津事件发生 在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至雍正二年四月间，其目的是恢复和维持和硕特蒙古贵族在西藏及青海地区的统治权，事件的结果以罗卜藏丹津的失败告终，虽然属于一次社会动荡，但对青海蒙古族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叛乱的结果彻底结束了和硕特蒙古在青藏高原的统辖权和话语权，从而清政府对青海蒙古推行盟旗制度，实施“分而治之”和“扶番仰蒙”等加强管控和抑制蒙古政策。从此，青海蒙古族急速走向衰败和边缘，经济萧条、人口锐减、土地草场大量流失。而且后期的王公贵族腐败无能，使部众流离失所，大片的原属蒙古部落的草场变得空旷无人，许多其它部落陆续以租赁、购买、强占等方式迁入和占据青海蒙古族属地。由于原本属于青海蒙古各部属地的“承载者”的角色转变，使很多蒙古语地名发生了变化。如，青海湖南曾是绰罗斯南右首旗等蒙古旗的游牧地。1850 年前后, 藏传佛教红教 (宁玛派) 喇嘛贡藏桑杰尖措率教徒从西康来到青海湖南的瓦里关山传教。蒙古贝勒王爷因子女夭折, 祈请喇嘛庇佑, 喇嘛应允,但要求划给一小部分草地为祈祷念经的报酬, 从此 , 在蒙古族的领地上开始有了藏族居民。贡藏桑杰尖措随即在瓦里关山修建红教寺院 , 成了当家寺的第一世活佛。随着红教徒逐年增多,寺周也形成藏族部落, 从此, 当家活佛的势力日益扩大, 他们不断侵占蒙古草原, 蒙古族逐渐迁到汉土亥、哈汉土亥及香卡一带, 继而完全迁出共和, 到海晏定居。郭密族占据这片土地后, 将大部分蒙古语地名改换成了藏语地名。虽然，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青海地处中国西北腹地，交通、信息闭塞，距离中国政治斗争风浪中心较远，这里的封建割据比较严重，新 的社会因素萌芽艰难，社会变化也非常缓慢，基本没有发生动摇和解体的迹象”。此外，上世纪三十年代居住在新疆哈密、巴里坤等地区的哈萨克族分批进入今甘肃、青海境内，在地方军阀的有意唆使、挑拨下引起民族矛盾与仇杀。使蒙、哈两族付出了惨痛代价，因战乱部分蒙古族逃难而迁往外地，这对原本非常脆弱的青海蒙古族社会更是雪上加霜，加速了青海蒙古族社会衰退的趋势。
社会变迁是双向性的，向前发展不是社会变迁的唯一趋势，可以是进步的，也可以是倒退的，罗卜藏丹津事件直至新中国成立青海全境解放前，可以说青海蒙古族社会发展是属于停滞不前的，甚至是倒退的。这一历史现象在地名中也可找到答案。如，历史上今西藏当雄县称之为“达木”，和硕特汗廷时期是蒙古军队重要的驻地，曾有达木蒙古八旗。境内的“纳木错湖”历史上称之为“腾格里诺尔”。据《卫藏通志》卷 3《山川》载：腾格里池“在拉撒西北，日喀则城东北，其东北隔山即潞源之布喀池，其北隔山则流沙也。池广六百余里，周千里，东西长，南北狭，蒙古呼天为腾格尔，即天池也”。因和硕特蒙古势力退出西藏，该地名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罗卜藏丹津事件后，从青海蒙古语地名的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也属于是衰退和下滑期，尽管期间清王朝曾有过试图挽救或制衡的举措，均是杯水车薪，下滑的趋势未能有所改变。仅以青海蒙古和硕特西前旗（青海王旗）为例，据《青海王旗志》记载：该旗历史上草原界限可包括今海北州海晏县、刚察县，西宁市及其所属湟源县、大通县、湟中县以及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共和县等广大地区。如东翻湟源县与共和县交接的日月山，湟源县丹噶尔河、乌尔根达乌、伊克陶里岱布森、蒙古尔、台文达乌、可布其乌森、乃仁高勒、温德尔块特勒、巴音素木、都木德达乌、伊克曲洛高勒、赛尔达乌、毛登 杂布斯尔、巴茸达楞、图尔根克布其、夏乌尔嘎努、扎藏寺等地区均属该旗。该旗首次公布的户数为1200户，人口为6000余人；1938年，民国青海省政府在察汗乌苏成立时，该旗共200户，总人口1200人，牧地也缩减至今乌兰县铜普乡境内。上述大部分蒙古语地名现今也已被改变、无从考证。
（二）复苏与发展期
新中国成立及之后的青海解放，使封闭落后的青海社会发生了巨大的革新，彻底地改变了青海蒙古族全面衰败的社会态势，青海蒙古族走向了复兴与繁荣。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和推进了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等相关制度、政策，使濒临崩溃边缘的青海蒙古族社会获得了难得的重生和发展的机遇，青海蒙古族社会、文化、语言、文字等都有了新的景象和新的发展。蒙古语地名也同样进入了全新的复苏和发展时期。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指引下不仅原有的大量蒙古语地名被恢复和认可，还涌现了许多赋予时代意义的新蒙古语新地名。如：象征红色革命和新生政权的“乌兰县”，“乌兰”意为“红色”。德令哈市原宗务隆乡相继有了“红星”（村名）、“革命”（村名）等蒙古族牧业村；还涌现了一批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新地名，如德令哈“金色的原野”、格尔木“多条河流汇集之地”、柯柯镇（原柯柯贝子旗）、可鲁克镇（原可鲁克旗）、宗加镇（原宗加旗）、巴隆乡（原巴隆旗）等等。
文章来源：《青海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文章作者：吉乎林
本期编辑：程亮
文章转化：程亮
终校：常宏宇
审订：代停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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