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援《武溪深行》“武溪”地名考辨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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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援《武溪深行》“武溪”地名考辨             

作者简介:

白雪筱(1994一),女,陕西省榆林市人,广西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摘要:

马援《武溪深行》是东汉初年一首重要的诗歌，历代诗歌选都有收录，但关于诗中地名“武溪”存在“武溪”“五溪”两种说法。经考证认为用“五溪”更加符合文义，诗歌题目应为《五溪深行》。“五溪”在东汉荆州沅陵郡壶头山附近。

关键词:

马援;五溪;武溪;壶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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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援《武溪深行》是东汉初年的一首乐府诗歌，这首诗最早被收入《古今注》,《古今注》对此诗的记载为:“《武溪深》，马援南征之所作，援门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度兽不能临，嗟哉武溪兮多毒淫。’” 此时最初的诗名为《武溪深》。此后，这首诗同样被《乐府诗集》收录，诗名变为《武溪深行》，但在正文又称:“一曰:《武陵深行》。”之后的诗歌选集如《古乐府》《古乐苑》与《乐府诗集》记载一致，《古诗镜》《古诗纪》《古诗源》与《古今注》的记载一致，关于诗歌内容,上述书籍均记载一致。从篇名的异文“武溪”“武陵”可以看出,此诗的命名是依据地名而来。之后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篇名为《武溪深》,内容介绍则是综合《古诗纪》和《乐府诗集》的两种记载，“《武溪深》,《乐府》作《武溪深行》,《诗纪》同。《乐府》云:‘一作武陵深行’”。但在诗歌正文中，两处“武溪”均写作“五溪”，虽没有出校勘记, 但接连两次的修改可知这并非作者笔误，故推测当时逯钦立必看到了异文的存在，因此有必要探讨为何“武溪”被改写为“五溪”。

今人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有黄志辉《马援〈武溪深行〉地望考》一文 ，认为《武溪深行》一诗的地望应当在今广东韶关。作者作出判断的分析过程是:发现诗文本有“武溪”和“五溪”两种书写情况，接着根据欧阳修《集古录》卷三《后汉桂阳周府君碑》中所载“武溪”，即今从湖南临武县流坪石、乐昌到韶关市的武江。又《集古录》的成书时间早于《乐府诗集》，故马援《武溪深行》中“武溪”的地望在今广东韶关。最后作者又罗列旁证，光绪元年《韶州府志》《广东考古辑要》和《历代名人入粵诗选》中均收入此诗，故确定武溪在广东韶州。黄志辉分析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武溪深行》一诗的创作背景都记录在《后汉书》史籍中，应当首先研究史籍中的记载；其次，作者也发现有“武溪”和 “五溪”两种称谓，却仅根据《集古录》一书就认定“武溪”为正，要知道《东观汉记》《后汉书》《华阳国志》《水经注》这些书中对“武溪”“五溪”的记载早于《集古录》，研究的价值显然更高；最后，作者只知《韶州府志》收录此诗，殊不知光绪十一年刻本《胡南通志》也收录此诗《武溪深》，马援南征之所作也。 援门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 名曰《武溪深》” ，这又该作何理解？所以，深入研究相近时代的典籍中对马援征讨蛮夷事件的记载，仔细辨别“武溪”“五溪”的差异和原因，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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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援征讨蛮夷最直接的记载就是《后汉书》，而《后汉书》中不同传记对马援的征讨地点记录并不统一，“五溪”与“武溪”均有。认为马援征讨地点在“五溪”的记载源自《后汉书•马援列传》:“(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遂遣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将十二郡募士及驰刑四万人征五溪。……明年春，军至临乡，遇贼攻县，援迎击，破之，斩获二千余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其中李贤注引郦道元《水经注》云:“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描溪、西溪、嫵溪、辰溪，悉是蛮夷居所，故谓五溪蛮。”后又云:“在今辰州界。”关于“临乡”，李贤引《东观记》曰:“二月到武陵临乡也。”查证《水经注》，确有此话，故知马援征讨的对象为“五溪蛮”，征讨的地点为“五溪”，且“五溪蛮”的命名方式来源于征讨地点“五溪”。但是，这里的“五溪”，是否就是马援创作《武溪深行》的地点?

追随“五溪”的观点有《后汉书•皇后纪》和《后汉书•郡国志》。除此外，《华阳国志》和《东观汉记》中也出现过关于“五溪”的记录，如《东观汉记•马援传》:“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将军刘禹击武陵五谿蛮夷，深入，军没。《东观汉记•马廖传》:“(马廖)少习易经，清约沈静。援击五谿无功，卒于师，廖不得嗣爵……”《华阳国志•刘先主志》中也记录过三国时期关于武陵蛮夷的活动， “左右领军南郡冯习、陈留吴班自建平攻破异等，军次秭归。武陵五谿蛮夷遣使请兵。”又云:“请侍中马良经恨山安慰五谿蛮夷。”综上，相近时代的典籍中，记载为“五溪”的史料较多。

另一方面，认为是“武溪”的观点，同样最早出自《后汉书》，见于《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宫还，迁城门校尉复转左中郎将，击武谿贼至江陵，降之。”注云:“武谿，水名，在今辰州卢谿县。”《后汉书•五行志》同之。但是还有除“五溪”“武溪”外的其他情况，见《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马成传》，其文云:“(建武)二十四年，(马成)南击武谿蛮贼，无功，上太守印绶。”李贤注云:“武溪水在今辰州泸溪县西。”而在同一卷的《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马武传》中，征讨对象的名称变为“武陵蛮夷”，曰“二十五年，武以中郎将将兵击武陵蛮夷，还，上印绶。”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泝沅水入武击之。”这进一步证实，马援征讨对象的命名是依据征讨的地点而来。无论是“五溪”还是“武溪”都属于武陵郡的管辖范围，且“五溪蛮”和“武溪蛮”名称均来自于它们出现的地名，称之为“武陵蛮”只是所属区域更加宽泛，是一种概括性的称呼。同样用“武陵蛮夷”或“武陵蛮”来称呼的有《后汉书•光武帝纪》《后汉书•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宋均传》和《后汉书•张法腾冯度杨列传》等。

《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了此次的征讨路线:“初，军次下雋，有两道可入，从壶头则路近而水崄，从充则途夷而军远。“三月，进营壶头。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贼每升险鼓譟，援辄曳足以观之，左右哀其壮意，莫不为之涕流。”这段文字所描写的当时军士的情形正好与《武溪深行》中所体现的忧虑、恐惧的心境匹配，非常符合此诗的创作环境。因此推断，此处地点正为马援创作《武溪深行》的地点。李贤对下雋的注释为:“下雋，县名，属长沙国，故今辰州沅陵县。”对壶头的注释为:“壶头，山名也，在今辰州沅陵东。”“充，县名，属武陵郡。”又引《斌陵记》云:“壶头山边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据此可知，李贤认为马援征讨地在唐代辰州沅陵县东。

此外《水经注》中的相关记载，也为马援南征之地的考证提供了线索。《水经注•卷三十七》在介绍沅水时提到:“马良出五溪，绥抚蛮夷，良率诸所筑也。”又云:“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描溪、西溪、嫵溪、辰溪，悉是蛮左居所，故谓此蛮五溪蛮也”“酉水又东径沅陵县北，又东南径潘承明垒西，承明讨五溪蛮，营军所筑也。”第一句引文为李贤所引，用以注释《后汉书•马援列传》中的 “五溪”，李贤在《后汉书•马援列传》中系“五溪”为唐代辰州界内。《水经注•卷三十七》的后半段文字对沅水继续进行描写:“沅水又东，夷水入焉。水南出夷山，北流注沅。夷山东接壶头山，山高一百里，广阔三百里。山下水际，有新息侯马援征武溪蛮，停军处壶头径曲多险，其中纡折千滩，援就壶头，希效早成，道遇瘴毒，终没于此。忠公获谤，信可悲矣。刘澄之曰:‘沅水自壶头枝分，跨三十三渡，迳交趾龙编县东北入于海，脉水寻梁，乃非关究，但古人许以传疑，聊书所闻耳。’”虽然这段文字中称其为“武溪蛮”，但是此段文字完整记叙了“五溪蛮”名称的由来，甚至刘澄之所说“沅水在壶头枝分”，这也是对“五溪”的一种佐证。在此段文字中，郦道元同时指出了马援征讨蛮夷的另一相关地点，即壶头山，并且从《后汉书•马援列传》得知，壶头山正是马援所率军队被困之处，军队染上时疫，马援病困写诗之时，故壶头山所在之地点，就是马援写诗之地点，也是马援所征讨蛮夷之地点。据《水经注》所载壶头山，位于沅水的东段，夷山的南面，又《马援列传》中李贤对壶头山的注解为:“壶头，山名也，在今辰州沅陵东。且《后汉书•郡国志》云:“沅陵先有壶头山。”注云:“马援军度处。有松梁山，山有石，开处数十丈，其上名曰天门。”这两条记载互相印证，故认为马援征讨蛮夷地点和创作诗歌均在壶头山附近，即东汉武陵郡沅陵县壶头山附近，唐代辰州沅陵郡东。

从《水经注》中的文献记载来看，有关“武溪”的记载，与“五溪”相比，模糊许多《水经注•卷三十七》记录沅水时云:“沅陵县西有武溪，源出武山，与酉阳分山。”此外，《水经注•卷三十八》也提及了“武溪”，“武溪水出临武县西北，桐柏山，东南流，右合溱水，乱流东南，经临武县西谓之武溪县，侧临溪东，因曰:‘临武县，王莽更名大武也。’溪又东南流，左汇黄芩溪水，水出彬县黄岑山，西南流，右合武溪水，武溪水又南入重山，山名蓝豪，广园五百里，悉曲江县界，崖峻险阻……”。查证《后汉书•郡国志》，临武县同属荆州，但属桂阳郡，故这条“武溪”在桂阳郡。显然与《水经注•卷三十七》中所云“武溪”非同一河流，若《武溪深行》所言“武溪”成立，则必是沅水支流，位于沅陵县西。而壶头山在沅陵县东，二处地点必不能重合，结合《后汉书•马援列传》中描写马援创作《武溪深行》的场景，确定在壶头山附近，且《水经注》又有“沅水在壶头枝分”一说，与“五溪”的众多河流之意相吻合，故应当选择马援驻军处沅陵县东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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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出现“五溪”“武溪”两种不同说法的原因之一当出自《水经注》和《后汉书•郡国志》中记载的不统一。首先是《水经注》中同时提到了“武溪”和“五溪”，其次是《后汉书•郡国志》中分别系“五溪”与马援度军处为两地。上文中《后汉书•郡国志》系马援度军处于沅陵县东，但《后汉书•郡国志》的梁刘昭注同时又系“五溪蛮”于临沅县，其对临沅县的注释为:《荆州记》曰:‘县南临沅水，水源出牂牁且兰县，至郡界分为五谿，故云五谿蛮。’”

笔者认为，《郡国志》中两处地名相互冲突，其中关于马援度军处的地点，壶头山、沅陵县的介绍为正文，由晋司马彪编撰;而记录临沅有“五溪蛮”则是注文，准确性或许有所下降，另外，五溪蛮的活动范围会因时因事而变，并不固定，而壶头山则属于固定不变的事物，故选取壶头山为马援当年作诗地点的参考物最为合适。

现多种说法的原因之二，当是《后汉书》的成书非出自一人，故出现众多相互抵牾的情况，如《后汉书》中“帝纪”“传记”的部分是晋范晔撰、唐李贤注，而“志”的部分由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由于不是同一人撰写，故会出现“传记”中的记载与“志”的记载不相吻合的地方。再追溯诟汉书》的材料来源，其主要所据之书《东观汉记》也非出自一人，而是由历代在兰台工作的史官和文士所编写，最终汇集而成。这本书出自众手，很可能因为历代编纂者的不同，产生对相同材料的记载偏差。如上文所引《后汉书•马援列传》中介绍马廖时引用《东观汉记》的记载为“武谿”，而查证今所见《东观汉记•马廖传》的原文，则作“五溪”。这其中的差异来源尚不清楚，或许是版本差异，或许是讹误，至少可见，在历代史籍编纂的过程中，就已经对“五溪”与“武溪”混淆不清了。更有《水经注》用“武谿蛮”来称呼发生在“五溪”附近的蛮夷活动，更加混淆了“五溪”与“武溪”。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最早收入《武溪深行》一诗的崔豹《古今注》的错误记载，或许是口头文本转变为书写文本时出现的错误，或是撰者收录时出现的错误，又或是其他原因，现已无从考证。因为《古今注》的成书早于《后汉书》，而且又是目前可见最早的文献，加之《后汉书》并未有收录原诗，只记载了本事，使得历代的读者不易发现其中的不符之处，讹误也随着《古今注》不断流传，直至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才得到更正。

  综上所述，根据现存的史料，认为马援《武溪深行》中诗文两处“武溪”应当为“五溪”，这样更加符合马援写诗的创作环境和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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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平顶山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文章作者：白雪筱

文章转化：洪珊

本期编辑：洪珊

终校：周辰

审订：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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