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山北麓人口迁移形成的地名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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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阚耀平
摘要：清代以来，新疆天山北麓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外来人口逐渐占据了当地人口的主体。迁入人口对当地大多数县以下的地名进行了重新命名，使新的地名孕育了移民者本身的文化内涵，具体表现在地名命名方式的差异上，汉语地名多以姓氏、宗教信仰等文化因素命名，蒙古语、哈萨克语地名多重视地理环境因素。在语言上，新地名分别属于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其中，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汉语地名主要分布在天山北麓东段地区和平原绿洲地带，以游牧业为主的蒙古语、哈萨克语等地名主要分布在天山北麓的西部及适宜于游牧的山区地带。
关键词：天山北麓 人口迁移 地名景观
地名是文化的载体，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通过对地名的判读，可以透视出地名所代表的原始居民的生产、生活习惯、社会活动等诸多因素。地名也是研究人口迁移与定居过程的重要手段，移民的迁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迁入地地名的发展和变化；地名是一种人为活动的产物，是区域文化在地名中的保留与凝结，移民与地名的产生相辅相成。清朝统一新疆以后，整个天山北麓的北疆地区“千里空虚，渺无人烟”，募民移边屯垦，充实新疆成为清朝管理新疆的基本政策之一。为吸引民众来疆屯田，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陕甘总督文绶奏陈“屯田五事”说明：“指名新疆地名、道里、情形、晓谕民众，以期乐从”。在地名的命名上给内地来新疆屯田的移民以优惠。
﹏﹏﹏﹏01 迁移人口群体对地名命名的影响从乾隆年间开始，清政府对新疆实施的“移民实边”政策，使整个天山北麓地区迁入了大量的人口。人口迁移的高峰在乾隆年间和同治年间，人口迁移的目的地主要分布在天山北麓东段的乌鲁木齐、巴里坤一带和伊犁河谷两个地区。迁入天山北麓东段的人口主要是来自甘肃、陕西的贫困农户，他们的任务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其迁移的人口规模较大，仅乾隆年间迁入的人口就达 16．4 万人。移民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其地名规律多打上汉文化的烙印。西部伊犁地区，迁移的人口主要来自东、西、南三个方面，迁移人口从事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农业的维吾尔族，牧业的哈萨克族、土尔扈特蒙古族，农牧兼有以及带有军事防卫性质的锡伯族、察哈尔蒙古族，还有汉族和满族。这些迁移人口由于自身的特点和生活习性，对地名的命名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2.1 原籍地名
清代以原籍命名的地名主要分布在天山北麓的东半部，即今天的乌鲁木齐、昌吉回族自治州、 巴里坤等地，移民的原籍以甘肃省为主，其次有西北地区的青海、宁夏、陕西等地以及国内东南地区。以原籍命名的移民主要是以农垦为主，将自己的原 籍名称直接附加在新开垦的土地上，如“兰州湾子 村”、“河州工村”、“广东地”和“西宁大庄子”等地名。有些来自国内东南地区的移民虽然没有留下地名，却在天山北麓地区大量从事农业生产。林则徐在前往伊犁的途中，看到玛纳斯塔西河一带的情景为：“此地民居甚盛，闽中漳、泉人在此耕种者数百家，皆遣犯子嗣，近来闽、粤发遣之人亦多分配于此。”
在乌鲁木齐头屯河垦区，有一个称为“安南工” 的地方，因越南人在此屯垦而得名。“安南”是今越南的旧称，18世纪前半叶，农民起义余部22户在黄文缵的带领下 “请求内附”。清政府将其一百余人先安插在云南边境，后移入内地。乾隆三十六年 (1771年)清政府将其分为二部，一部安插到黑龙江， 一部安插到乌鲁木齐头屯河垦区，使这里出现了以国名命名的现象。
2.2 姓氏地名
以姓氏命名的地名是移民中最常见的现象，并广泛分布在以农业为主的移民之中。移民进入的初期，天山北麓地广人稀，移民多以单户或者宗亲家族来到一个地方开垦种植，并用自己的姓氏命名这个新开的处女地。姓氏地名多集中分布在巴里坤、 乌鲁木齐以及今昌吉回族自治州境内。如巴里坤县石人子乡地形条件优越，土壤肥沃，适宜于移民屯垦。清初开始，陆续有移民迁入，据《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地名图志》统计，在石人子乡的18个村庄中，就有11个村庄是以初来的移民姓氏命名的， 占村庄总数的61％。其命名的方法是以姓氏后缀“家庄”得名，如“曹家庄”就是因名叫曹永的汉民迁入屯垦而命名的，其他如“胡家庄”、“马家庄”、“郭家庄”、“高家庄”等都是遵循这个规律命名的。巴里坤县的吴家庄子，是因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从湖北武昌府马迹岭一带的吴姓大族中，遣徙7户于此屯田得名。在吉木萨尔县，这种姓氏的命名除了考虑姓氏如“杨家庄”、“张家庄”等类型的地名以外，还结合当地的地理要素，用姓氏和地形、湖泊等相结合而命名的。如“尚家梁”、“冉家湖”、“叶家湖”等地名。沈家湖是因为清光绪年间，有一个沈姓人家随军来此开荒种地，四周多泉水溢出成小湖而得名。
在以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中，也有以姓氏命名的现象。乾隆三十年（1765年），张家口的察哈尔蒙古戍边至温泉县一带，有一个叫“哈日木阿”的人， 为开垦种地，率众挖渠命名为“哈日布呼”（“布呼”为蒙古语“渠”之意），后该地便命名为“哈日布呼”。也有以移民的名字直接命名的现象，如昌吉市的 “毛聚才村”，因清光绪年间，有一个名叫毛聚才的人来此屯垦而得名。
2.3 地理特征地名
清代在天山北麓平原绿洲地带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因所处之地靠近河流、湖泊或者泉水外溢的地方，与移民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移民便用这种自然景观直接命名当地的地名。如巴里坤海子沿乡因位处巴里坤湖的旁边而得名，三个泉庄是因为清宣统年间在此屯垦时，发现此地周围有三个泉水外溢而得名。
西部以游牧为主的蒙古族和哈萨克族，因为生活流动性大，对周围地理环境依赖性强，他们在迁移的过程中，对一个新地方的命名方法多以周围地理环境的特征直接命名，当地的地形、地貌景观、 河流、泉水、地表草本植被、灌木、动物等周围环境要素都是命名的参照物。有时以单种要素直接命名，有时则利用几种要素综合命名，有时还将人文要素与自然要素相结合来命名。以地形、地貌命名的地名如“龙汉希里”是蒙古语“瓶形的山梁”之意。与水有关的地名如“冬都金”是蒙古语“中间的河”之意，因土尔扈特部落的一部迁居天山深处的河流旁边而得名；与植被有关的地名如“查干屯格”，蒙古语意为“白色的芨芨草”，因此地盛长白芨芨草而得名；几种要素综合使用的地名如 “阿达木拖然格能阔拉”，为哈萨克语“人、畜住过的胡杨林”之意；“马热勒拖海”是哈萨克语“有母鹿的河湾地”之意；“艾皮云吐别克”是哈萨克语“种植鸦片的河湾地”之 意，因为清末有人在此种植鸦片而得名。
2.4 方位地名
用所处的方位来命名的现象，多以“上”、“下”、 “东”、“西”、“南”、“北”等反映方位概念的词放在原地名的前面，和原有的地名相对应，形成前缀性的新地名。
巴里坤县的上涝坝村、下涝坝村，因为处于河流上下游的关系而得名。清康熙年间，有500名屯田兵在河流的下游蓄水屯田，命名为下涝坝；宣统年间，有人在此河的上游一带屯垦，命名为上涝坝。伊吾县的“上大石头村”和“下大石头村”也是这种方位地名的具体表现形式。
2.5 功能地名
这种地名的命名规律是利用当地所具备的某种功能来命名的，如巴里坤的“接官厅子”，因新疆建省以前巴里坤地处关内与新疆交通的要塞，在当地修有送迎来往官员的厅子而得名。也有移民从事商业活动留下的地名，如巴里坤的商户村是因为商人招集内地的百姓来此屯垦，出现了商民“认垦接踵而至”的状况而得名。阜康市的上户沟村，是清末商户屯垦之地，称之为“商户沟”，因“商”与“上” 同音，后俗称为上户沟。
2.6 军事地名
2.6.1
军队屯田命名近代以来，因大量军队入疆，并直接从事农田屯垦，便出现了相应的以屯田编号为主的军队屯垦地名。乌鲁木齐的头工、二工、三工等地名因清乾隆年间，驻军屯田，编号为中营 一、二、三工的屯区而得名，吉木萨尔县的“二工乡”也是同样的道理。据《三州辑略》记载，在清乾隆中期至嘉庆年间，清军在吉尔玛泰（木垒）到特纳格尔（阜康）一带，大量屯垦，头工、二工 等地名随处可见。
2.6.2
交通驿站地名交通驿站地名也是近代新疆地名命名的一个特色，清军在天山南北麓的交通沿线设立了许多的军事驿站，作为维护交通畅通的手段，这些具有军事性质的驿站逐步发展演化成地名。据林则徐的记载，在天山北麓东从哈密、巴里坤西到伊犁的道路上，距离3130里，驿站数量为43个，今天还遗留有二台、三台、五台、七台等驿站地名。
2.6.3
军事功能地名以军事功能结合地理环境而命名现象，主要集中在游牧民族身上。如蒙古族的岗哨地名等，表1反映了具有代表性的游牧民族军事地名。
2.7 宗教地名
清代从内地迁移到天山北麓的移民，将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带到了新的移民区，汉族传统宗教信仰如关帝、娘娘等图腾在其中表现甚多，地名中多含有“庙”字，而“庙儿沟”的地名在天山北麓分布广泛，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巴里坤等市县都有“庙儿沟”的地名遗留。以伊斯兰教为信仰的回族，也是这个时期的内地移民的主力之一，反映在地名上的情况有：奇台县的“回回梁村”，因清同治年间， 此地为回族的聚集区，村南山梁是回族的墓葬区得名；阜康市的“清真寺村”，因清时移民在村中建有清真寺而得名。
2.8 屯田地名
大量的军队、移民在从事屯垦时，需要修建许多水利设施，随之出现了以水利设施命名的现象。如奇台县的“五工地”是因为乾隆四十一年的时候， 移民屯田，开挖五道渠，按渠道划分和浇水的顺序得名。也有因参加屯田的人数、耕地面积等要素命名的现象，在今昌吉回族自治州各县市，在近代以迁入地人口的户数或者耕地面积命名的地名很多，诸如“六户地村”、“七户村”、“八户村”、“九户地村”、“十二户村”、“十三户村”、“十四户村”、“十八户村”、“二十四户村”“四十户村”、“三十户村”、 “六十户村”等地名，其中，以“六户”和“八户”命名 的地名占其中的多数。例如昌吉的“八家地” 是因为清咸丰末年，有八户回民在此定居耕种得名；吉木萨尔的十家庄，是因为清乾隆末年，有十户人家在此定居得名。
近代天山北麓的移民地名主要沿天山北麓的山前溢出带分布，其分布状况见图1。
（1）天山北麓由山区、绿洲和荒漠等组成的自然景观，属于新疆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名文化景观为新疆草原文化与草原城镇增添了新的内涵。近代天山北麓新命名的地名分别属于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两大语言体系，阿尔泰语系是由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满族语组成，西迁的察哈尔蒙古、东归的土尔扈特部落以及内迁的哈萨克族以及维吾尔族、满族等在命名的系统上都属于阿尔泰语系；汉族的命名体系则属于汉藏语系。
（2）以汉藏语系命名的地名多分布在天山北麓的农业区，即今昌吉回族自治州、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在地形上讲，汉语地名也多分布在平原绿洲地带，移民的生产方式为农业生产。以阿尔泰语系命名的地名则分布在精河以西的天山北麓西部地区，多为蒙古语地名、锡伯语地名和哈萨克语地名，在地形上主要分布在适宜于放牧的山区地带，移民的生产方式的游牧为主。
（3）从时间上讲，清代是天山北麓地名命名的高峰期，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地名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命名的，在有些农业区，几乎90％以上的地名都在这个时期奠定了基础。
（4）近代天山北麓的地名属于典型的移民地名，从地名上不但可以解析出移民的来源地、种类、 移民的性质、甚至可以看出移民本身所从事的生产方式，移民文化的诸要素也被充分的根植于新地名之中。各种地名群体之间没有明显的间隔，而是相互穿插，互相分布，游牧地名和农业地名在天山北麓东西部都有分布，但是各种地名群体之间有相对独立的集中性，所以，从地名的分布情况看，就可以知道移民的地理分布情况。
（5）汉语地名多借用其文化内涵如姓氏渊源、 宗教信仰等要素命名，而以自然地理因素命名的地名比例较少，只有沿河、湖边的地名体现了自然因素。而蒙古语、哈萨克语等地名则以视角触及的自然因素来命名，其因子多为山、水及地理景观要素。
文章来源：《干旱区地理》2005年第6期
选稿：常宏宇
转化编辑：陈汶灵
校对：代婷婷
审订：郝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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