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名解读天津地域文化
文/谭汝为
摘 要 :地名是地域文化的典型体现 , 本文从水文化、城厢文化、寺庙文化、移民文化 、军旅文化、漕运文化、商埠文化 、码头文化、租界文化、慈善公益文化等 10个方面 , 对天津城市文化的形成及多元 化 、兼容性的特点, 进行剖析 。另外 , 从地名与市俗文化、地名与典雅文化等角度 , 对天津城市文化的品 位进行阐释与评价。
关键词 :天津地名;地域文化;多元化;兼容性;市俗 ;典雅
地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 是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 也是地域文化的典型体现。地名不是纯粹的地理现 象 , 而是典型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英国语言学家帕尔默说 :“地名的考察实在是令人神往的语言学研 究工作之一 , 因为地名本身就是词汇的组成部分, 并且地名往往能提供重要的证据来补充并证实历史学家 和考古学家的论点。”地名本身就是地域文化的典型体现 , 是民俗心态的形象反映 。地名是地名学研究 的对象 , 也是词汇学和社会语言学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
老地名是宝贵的历史资料 , 其重要价值是 :有助于聚落起源及其演变的研究。地名是时代的产物, 具 有相对稳定性, 许多历史信息就是通过地名这个镜像绵亘存留至今的 。地名研究往往可以说明许多历史问 题 , 对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 、军事 、文化等的研究颇有助益。地名是历史产物, 是特殊的文化现象, 是 人类文化活化石 , 也是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方面。天津地名文化资源十分丰富 , 其中蕴藏着大量的资源信 息 , 有待于开发探研 。
◆◆二 、天津地名文化剖析◆◆天津市共有各类地名约4万个, 其中城市街巷名约占40%。在形容城市建筑风貌时, 人们喜欢用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来加以概括;在研究天津古今地名发展嬗变的沿革时 , 笔者概括一句话 :“街名是城市凝固的自传 。”因为从天津街名的历史演变中, 可以使人们领略中国近代史的风雨烟云, 引发沧桑 感 , 激发爱国情。
天津是多元融合的城市文化, 雅文化与俗文化 , 市民文化与精英文化 , 本地文化与外埠文化, 传统文 化与西方文化等在这里交融。本文拟从水文化、城厢文化、寺庙文化、移民文化、军旅文化、漕运文化、商埠文化、码头文化、租界文化、慈善公益文化等10个方面, 对天津多源的地名文化, 分别加以阐释与剖析。
01地名与水文化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观察分析 , 自然环境 、人的素质 、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是制约地域文化的四个要素 。天津的自然环境 , 是长期由河流淤积而形成的沿海平原 , 水是这座城市生成和发展的原动力。贯穿天津的海河, 将北运河 、南运河 、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与渤海沟通起来 , 直接影响着天津的城市风貌和 风土人情, 因而人们把海河视为天津的母亲河。
天津地理与人文交融, 就是以水文化为滥觞而产生的所谓运河文化、码头文化和商埠文化 。“水”是 天津地域文化的第一要义。水文化的流动性催生了天津都市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天津从村落开始, 就借助与水密切相关的鱼盐之利而发展 ;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之后, 天津又和黄河、长江水系相连, 南粮北运以及盐业的发展 , 使天津成为河海交织的航运码头 , 从而促进了漕运 、商业、贸易的发展。
天津早期的名称是直沽寨、海津镇和天津卫。不管地名怎样演变 , “沽”“海”“津 ”三字都是“水 ” 偏旁。全市18个区县里, 有10个区县名中有带“水 ”偏旁的字。这些水气迷漫的地名反映了天津地势低洼、潮湿多水的特点。天津全市共有包括月牙河、西减河、东减河、洪泥河、卫津河等人工河渠在内的大小河流300余条, 坑、塘、洼、淀星罗棋布。这种独特的地形地貌特点在天津地名中有典型反映。
天津带“沽”字的地名很多, 有七十二沽之说。凡是带“沽”字的村镇地名 , 几乎都坐落在海河水 系地区 , 如塘沽 、大沽、汉沽、葛沽、西沽、后沽、大直沽、小直沽、咸水沽、丁字沽、 东泥沽、 三叉沽 等 。另外, 天津别称 ——津沽、沽上 ;海河又称沽水, 是天津市的风景轴线。沽水流霞已成为令人陶醉的 都市景观了。
除了“沽”之外, 以港、泊、洼、淀、沟、塘、 湾、滩等为通名的地名亦为多见, 如:大港、双港、官港;杨家泊、团泊洼、青泊洼;贾口洼、唐家洼、卫南洼 ;南淀、北淮淀、三角淀;陈家沟、九道沟、南清沟;北塘、西双塘、白塘口 ;赵家湾、 唐家湾、 西大湾子;柳滩、大滩等。如此之多的带“水 ”偏 旁字的地名,不正是天津低洼多水的地理特点的生动写照吗?
02地名与城厢文化天津城始建于明永乐二年(1404), 设卫筑城, 修建门楼,挖护城河 , 蔚为壮观。初为土城, 弘治初年改建为砖城。城中十字街向外延伸可通四向大道,十字街交叉处建鼓楼。清道光年间《津门保甲图说》载 :“镇、道、府、县及长芦运使皆驻城内, 余文武大小公所十有四, 庙三十有一, 大街四, 小街四, 街巷一百有六。” 当时北城多为官府衙门, 南城为人口稠密的平民居住区。
1901年 , 由八国联军组成的天津都统衙门下令拆除天津城墙, 在原址建成东南西北四条马路。老城分四个居住区, 即东北角、东南角、西北角和西南角, 建筑风格和道路形成各有不同, 富贵人家择地建宅集中在东门和北门一带, 因而东北角和东南角多为商贾富户, 建筑宏伟, 院深宅大。而西南城区, 地势低 洼 , 是贫苦百姓的居住地 。因此素有 “北门富 , 东门贵 , 南门贱 , 西门贫 ”之说。
在老城里北部, 以明清官署派生的街名很多, 如道署东箭道 (总督河道都察院公署 )、府署街 (天津 府衙门 )、县署后街 (天津县衙门)、镇署大墙胡同 (天津镇总兵官公署)、运署西街 (长芦盐运使公署 ) 等。城厢西北角一带, 有右营前(右营守备署 )、城守营后(城守营都司署)等街名。城厢东北角一带, 有河营前胡同等系列街巷, 所谓“河营”, 就是天津河营守备公署的简称。
户部街因明代户部分司衙署设于此而得名。经司胡同因明代经司衙门所在地而命名, 所谓“经司 ”是天津府经历司公署的简称, 明永乐年间设, 主要管理内河漕运事项。明清两代先后在老城里设置了大小衙署近50个, 这些衙门公署早已泯没, 但仍有一部分以其命名的街巷却保存了下来 。
03地名与寺庙文化旧时, 天津民间信仰多种神灵, 反映出天津地域文化兼容并包、异彩纷呈的特色。大批移民聚居津门,孤独求助的祈福心理、畏惧灾祸的避祸心理, 加之各地移民带来形形色色的神偶及其民间宗教传说, 就形成了天津民间的多神崇拜。据《津门纪略》载 , 清朝时,天津的庙、观、庵、祠等达180多处, 皆香火旺盛,可谓五花八门 。
从市区以寺庙为名的近百条街巷地名中, 就反映出天津多神崇拜之盛!仅以红桥区为例——龙王庙西 街、大王庙后街、药王庙前街、慈惠寺大街、先登寺胡同、西玉皇庙胡同、普渡庵胡同、三官庙胡同、募安寺前街、如来庵胡同、火神庙西街、土地庙大街、古皇庵大街、如意庵后街、青龙庙胡同、海会寺西 街、永明寺大街、千福寺前胡同、韦驮庙西街、育德庵东街、毗卢室大街、黄姑庵横街、双忠庙大街、白寺西胡同、红寺后、黑寺胡同等。
狮子林大街,得名于狮子林,而狮子林村名却源于狮子林庙。随着文明普及和社会进步,人们对诸 神的信仰早已淡漠;但以寺庙为名的街巷 , 作为历史文化的见证 , 却仍活跃在人们的口头上和记忆中。
04地名与移民文化明代实行军屯制度, 外地大量移民以军事组织的形式来天津一带屯垦官田,从而出现了许多冠以姓氏 的“官屯”地名。如静海唐官屯、陈官屯、高官屯、王官屯、吕官屯、赵官屯、只官屯、靳官屯、梁官屯等。某家堡、某家营、某官庄等村名, 也多与明代军屯制度有关。这些军屯有固定的戍所, 官兵可带家室, 且军籍世代相传。村名中称“官”的是该军屯的军事长官, 由于这种军职是世袭的, 所以聚落命名冠以长官的姓氏,后变成村名。反映外地移民情况的地名也不少见,如冠以姓氏的“某家铺 ”的地名,都是明朝以来,外地来津的某姓人家在此搭设窝棚定居,后渐成村落而得名的,如尹家铺、何家铺、柴家铺、王家铺、左家铺、赵家铺等。
《天津卫志》载:“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 杂以闽、广、吴、楚、齐、梁 之民。”这是说, 天津筑城设卫之后,商贩船家云集, 戍守军旅常驻,流动人口激增。通过来往于三岔河口的无数船舶,天津城接纳了漕运船民、移居商贾、垦戍军士、破产农户和外省务工人员, 形成“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1845年编写的《津门保甲图说》显示, 城内和北部、东部沿河一带属于城区范围的居民中, 土著居民为740户,仅占全城区总户数的2.28%。这表明在天津城市人口中移民占了绝大比重。另外, 河北、山东、山西一带的农民,成为天津移民的另一主流。
另外, 一些居住在天津的外省籍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 以乡谊为纽带结成了民间组织——会馆 , 如山西会馆、闽粤会馆、山东会馆、云贵会馆 、安徽会馆、 广东会馆等。在天津工商界广帮、潮州帮、山西帮、宁波帮、河北冀州帮等都很有实力和影响。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外省文化, 特别是南方商业文化对天津都市文化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
05地名与军旅文化15世纪初年, 明成祖朱棣在迁都北京时认为:临近京畿的海滨无防,犹如庭户无门,遂调来淮军前来镇守,并赐名天津,扩寨增防, 按军事建制设立天津卫。天津地名中带有“营”“哨 ”“堡”字的, 都和当年部队驻守有关。如老城厢中营前街, 原称神机库, 是明代军队神机营驻地, 也是当时部队的武器库。1905年, 在军营的原址改建成中营小学。小站地区有前营 、 后营、 中营、 正营、南副营、东右营、西右营、传字营、盛字营、老左营、小营盘等地名 , 这些“营”都是清朝末年北洋新军驻地的营房。
海光寺西炮台庄,是明崇祯十二年 (1639年 )为防清兵在城周建造的7座炮台遗址之一。其他6座炮台分设在今天的马家口、三岔口北岸、窑洼南岸、西沽、邵公庄东和双庙街。壮观的炮台和城里的鼓 楼、西北城角的铃铛阁(读gǎo)并称为“天津卫三宗宝”。河北鸿顺里附近有操场下坡, 就是清朝天津驻军训练士兵的操场的遗址。红桥芥园大堤到青年路一段, 有教军场大街 , 这是明清两代操练军队的遗址。
在明清两代,军人及家属在天津是高度集中的群体。军旅性格中坚忍不拔的硬性, 与移民性格中燕赵慷慨的豪情相结合, 就形成天津人的性格主调——豪爽直率、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见义勇为、扶弱济贫。在天津历来的慈善和公益事业上,就体现出侠肝义胆和古道热肠。
06地名与漕运文化天津在历史上是中国北方的漕运重地、物流中心、交通枢纽。沿海河和南北运河多处建有囤粮的仓廒, 在天津地名中有典型体现, 例如北仓、南仓、上仓、下仓、仓廒街、仓门口、军粮城等。
天津供奉妈祖始于元代海漕兴起,称妈祖为天妃、天后、灵惠夫人、娘娘和海神, 并于公元1290年 和1326年先后在大、小直沽修建妈祖庙。小直沽妈祖庙 (又称天后宫或西庙 )为世界三大妈祖庙之一。天津妈祖文化是漕运文化和俗文化的典型代表。
天津聚落是伴随漕运而逐渐形成的, 具有明显的带状分布特征。运河与海河沿岸附近的聚落密度和规模都较大。南运河沿岸的静海、独流、唐官屯、王官屯、双塘是明代漕运的码头, 人口较多,经济发达。北运河沿岸聚落的老米店为元代漕运屯米处;粜粮务是糟粮交易场;木厂是漕运存放木材的地方;南口哨是保护漕运的哨所。
由于漕运和商贸的发展, 天津的城市文化在形成过程中,也兼容和吸纳了临近的京都正统文化、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 , 以及河海漕运融入的江浙文化和闽粤文化。
07地名与商埠文化由于漕运带来的商机和盐业的兴盛, 使天津“因商而兴 ”, 一跃而为华北地区最大的商业都会。清初 以来有“八大家 ”之说, 清末《天津地理买卖杂字 》云 :“天津卫,有富家,估衣街上好繁华。财势大, 数卞家,东韩西穆也数他 。振德黄, 益德王, 益照临家长源杨。高台阶,华家门, 冰窖胡同李善人。”其实这里列举 9家。来新夏主编的 《天津近代史 》 云 :“被天津社会相沿传称的`八大家' ,他们是`天成 号韩家'(粮 、船商)、`益照临张家' (盐商 )、`益德裕高家' (盐商 )、`杨柳青石家 ' (粮商兼大地主 )、`土城刘家 ' (粮商)、 `长源杨家' (盐商 )、 `正兴德穆家 ' (粮商 )、 `振德黄家' (盐商 )。”粮商与盐商各占4家。
南运河畔三岔河口地区, 在历史上是南北物资交流的枢纽, 形成商贸集散地。估衣街、锅店街、针市街、粮店街、曲店街、缸店街、肉市口大街、斗店胡同、竹竿胡同等历史地名, 就昭示出商埠的繁华。归 贾 (读 gǔ)胡同一带 , 饭店、 戏院 、 茶馆、 澡堂、 各种娱乐场所聚集 , 成为当时供外地商贾餐饮、 娱乐、 居住的归宿之地。
当年星罗棋布于城区寻常巷陌的夫妻店、 小作坊, 往往成为新地名命名的理据基础, 仅以粮行为例, 就有——粮店胡同、米铺胡同、麸房胡同、晒米厂胡同、碾房胡同、三津磨房北胡同、面粉房胡同、机器磨房胡同、面铺胡同、粉房胡同等。
商埠文化创造了社会的繁荣, 经商讲求“和气生财 ”“买卖不成仁义在”, 这对于造就天津人热情好客、乐善好施、乐观幽默的风习, 颇有影响。
08地名与码头文化清代以来, 天津周边地区水旱灾害连绵频仍, 关内河北、山东、山西的大量难民挈妇将雏涌入天津。他们面前无非两条主要出路:一是喝破烂, 回收废品糊口;二是干脚行, 扛包装卸养家。将他们各自的地方文化也带到了码头, 带到了天津, 这就是码头文化的来源。码头文化的流动性, 赋予天津人更多的开放 性和兼容性 ;码头文化的竞争性, 赋予天津人更多的危机意识和较强的求生意志;码头文化的多元特征, 则赋予天津人更多的自由精神和适应能力。
以码头为特色的市俗文化表现在民间艺术上是曲艺, 因而天津成为北方曲艺的大码头。天津特色食品: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大饼卷酱牛肉、煎饼果子等 ——就餐时不用碗筷, 也不必正 襟危坐, 用荷叶一包或用纸一托, 卷起来就咬, 可边走边吃, 既方便省时, 又价廉实惠, 吃起来瓷实, 还 不耽误上跳干活——这就是码头文化在天津民间饮食上的典型体现。
脚行胡同, 在天津至少有两处, 一在河北大街, 一在中山路。1982 年, 前者更名为新胜利胡同, 后者更名为自强胡同。原脚行胡同最初的居民, 就是被封建把头剥削的搬运工人 。天津早期脚行主要集中在 三岔口、针市街、海河码头和盐坨地区等。脚行把头们勾结官府, 分界把持, 形成封建割据的把头制度, 大把头多为恶霸, 残酷盘剥搬运工人, 欺压百姓。
当走向现代的机遇来临之时, 码头文化较之传统的封建文化转换起来要容易得多。天津近代能够成为中国现代都市的排头兵, 和城市历史文化积淀 (包括码头文化)不无关系。
09地名与租界文化天津沦为半殖民地的标志, 就是被迫开辟的九国租界。租界占地 23350.5亩, 相当于当时城区的8倍。租界沿海河两岸瓜分, 海河西岸北起闸口街, 南至小刘庄, 依次为日、法、英、美、德租界;海河东岸北起狮子林大街, 南至小孙庄, 依次为奥、意、俄、比租界。
九国租界建街铺路, 各行其是, 结果同一条路被分割为几段, 致使同一条街却同时存有两三个, 甚至四五个街名。如大沽路始建于清乾隆四年 (1739年), 由官商捐资用海河堤岸培叠余土筑路, 初名海河叠道, 简称海叠道, 俗称海大道;成为当时天津卫的一条通衢大道。1860年,大沽路的北段沦为法租界和英租界, 因通紫竹林庙, 改称紫竹林大街。1895年, 其南段沦为德国租界地, 名为第19号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中国政府宣布将德租界接收, 1919年将该路复名海大道。1945年因路通大沽口 , 更名大沽路。1952年以徐州道为界, 分称大沽北路和大沽南路。从海河叠道到海大道, 从紫竹林大街、第19号路 , 又恢复为海大道, 最后定名大沽路, 历经200多年。大清帝国盛世的繁华和末世的衰颓, 以及 20世 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风云变幻, 在“大沽路”这条寻常街道的街名嬗变中, 留下了清晰的踪迹。
英租界有街道70多条, 主要以人名或地名命名。以英国女皇维多利亚命名中街 (今解放北路, 营口道至开封道 ), 今保定道时称巴克斯道——巴克斯曾任英国驻华公使, 是侵华英军的决策人物;今湖北路 (由唐山道至南京路段 )时称戈登道——戈登曾任英国侵华军工兵上尉, 参与进攻北京掠焚圆明园, 后被苏丹人民击毙;今山西路(营口道至南京路段)时称利斯克目道——利斯克目是美军上校,侵略天津时被义和团击毙。中国政府在收回租界之后, 对租界原有地名宣布一律废止, 同时更以中国名称, 以洗雪国耻。
租界内的教堂、洋行、商家、现代的城市管理、西方的生活方式, 直接影响着近代天津的文化走向。西方文化思潮一方面和固有的中华传统文化发生撞击;另一方面在华洋杂处、中西交流之中, 二者又有交融。在近代中国北方, 天津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 , 得领世界风气之先。由于中西文化在天津的 撞击与融合, 使得具有开放思维和现代意识的广大市民阶层得以涌现, 为天津现代都市文化奠定了根基。天津市民那种竞争意识生活理念和价值追求、较为规范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 , 都直接推进了都市文化水 平的提升。
010地名与慈善文化移民文化、军旅文化、码头文化造就了天津人具有正义感, 讲义气, 扶弱济贫, 打抱不平的豪爽性格。正如《续天津县志》所言, 天津人“无论贫富 , 见义必为, 饶有古遗风”。另外,天津豪商富贾多热心地方慈善救济事业, 因而天津民间自发形成的救火会、慈善所、育婴堂等数量众多。
“水会”就是天津民间自发组成的义务消防组织, 出现于清初, 也称水局、会所。至光绪初年 , 天津 水会发展到 45个大局、35个分局, 共 80处, 遍布全市各个居住区。如河北区于厂大街的天安会所胡同, 红桥区如意庵大街的庚济胡同、吕祖堂北侧场院街的同议会所胡同、复兴路南段西侧的沼济会所胡同等, 皆由民间救火组织天安会所、庚济会所、同议会所、沼济会所而派生。河北大街附近有挠钩会所大街, 所谓“挠钩”, 就是一种长柄的救火工具。
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天津发生大瘟疫, 丧亡者因家境贫寒无力装殓。绅商萧少棠创立了公善施材总社(专门施舍棺木的民间慈善团体)。在西老公所办公, 除向穷人施舍棺材之外, 兼及抬埋、恤嫠(抚恤救助遗孀)、种痘、施药等事宜。嗣后, 对阵亡者、饿殍、杖法者也在施材抬埋之列。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公善施材总社在市内有分社23处, 每年施材四五千具。经费概由董事会向开明绅商募集。
天津街巷名称中的广仁堂、育黎堂、育婴堂, 以及栖流所、济生社等, 都是旧时的慈善机构或慈善组织。西关掩骨会, 负责葬埋无人收敛的尸体。今西营门大街掩骨会胡同, 就是其旧址。河北大街附近有抬 埋会大街、抬埋会前胡同和后胡同。所谓抬埋会, 就是专为鳏寡孤独者和贫困无靠的人家料理丧事的义务 组织。
◆◆三、天津地名的文化品位◆◆01地名与市俗文化以码头为代表的天津市俗文化, 表现在村镇街巷命名上很为随意, 尤其是外地人迁入聚居的新里巷, 我辈数人, 定则定矣, 只要突出了新聚落特征, 不与临近聚落重名, 叫着顺口就行, 并不考虑它的文明雅致与否。胡同对着桥, 就叫桥口胡同;巷口有棵电线杆子, 就叫电线杆子胡同;胡同里有制售锅巴的, 就叫锅巴胡同 ;巷内有个猪圈, 就叫养猪胡同等等。这种口头命名, 不用审批, 不必备案, 只起一个区别性的作用, 体现出城镇地名命名还处于无序的自然主义状态。因而粗俗的老地名数量众多。
里巷聚落形成之前所处的特殊环境, 也成为命名的着眼点, 如河东区的么家坟地胡同, 河北区的黄家坟大街, 南开区的徐家坟地胡同、于家大坟等都标明了当年这里曾是郊野的坟茔墓地。标示里巷附近环境的地名, 如臭坑沿(南开)、臭坑沿胡同(红桥)、臭沟胡同、臭坑胡同 (河北)等。直接以“粪场”为名的里巷, 在南开区旧地名中就有粪场胡同、黄家粪场、夏家粪场等多处, 再加上茅房胡同、猪圈胡同、羊圈胡同、牛圈街等地名, 当年处在城市边缘地区恶劣的生活环境, 可以想见。
02地名与典雅文化以水西庄为代表的典雅文化, 表现在私家园林台榭殿阁的命名上,兹不赘列。清朝末年, 河北新区的 地名命名就是现代意识与典雅文化的融合, 开创了天津城区统一规范系列命名之先河:南北向辟出与大经路(今中山路)平行的二经路、三经路、四经路、五经路、六经路, 东西向则按照《千字文》排序, 以“纬”字为名:天纬路、地纬路、宇纬路、宙纬路、日纬路、月纬路、辰纬路、宿纬路、律纬路、吕纬路、调纬路、昆纬路、冈纬路、金纬路、翔纬路等。这种系列命名, 至今在全国颇具影响。其里巷多摘取《诗经》《论语》《孟子 》《管子》《汉书》中儒家经典的箴言名句命名。文意典雅, 具有较高的文化内涵。
南市地区的街巷地名,呈现出系列化和典雅化的特点。其街道一律以“大街 ”命名, 其中东西向的街名——荣吉、慎益、清和、华安、福安、荣安、治安、陞安、保安;南北向的街名——庆善、荣业、东兴、广善、平安、建物、禄安等, 已形成系列。这表明当年在南市城建布局和街道命名方面, 已经有了总体规划部署。
进入20世纪, 随着民居建筑的发展, 天津市区新建的小街小巷, 不再以“胡同 ”命名, 而改用“里”“巷”为通名了。从命名的语义上分析, 胡同的命名比较随意、粗俗、口语色彩浓, 注重显示地域外在的形象特点;而“里巷”的命名则比较庄重、文雅, 书面语色彩浓厚, 注重突出内在的社会理想道德的追求。
03如何衡量地名的文化品位近年, 笔者在港澳台地区出席语言修辞国际学术会议时, 学界的一些朋友曾分别向我提出“如何解 释你们天津狗不理、猫不闻、猴不吃之类店名品牌的语源语义?”其实, 外地学者误以为天津就是以“狗不理”为代表的市民商业文化, 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
天津城市文化具有多源性、兼容性的特点。地名亦如此, 土得掉渣的俗名与典丽精致的雅名并行共存,文野杂糅, 雅俗共赏。从总体上看, 天津地名既涵盖历史文化积淀, 又显示中西文化包容, 还体现南北文化的交融。平心而论 ,“猪不拱”“鸡不刨 ”“鸭不睬 ”之类, 根本就不是天津主流文化的代表。天津有许多高品位的店名、地名, 例如市中心地区的街道 , 南北向为“路”, 东西向为“道 ”, 大多采用国内的省名、市名作为专名, 并大体上按照省市的实际地理位置顺序排列。这在国内都市路名中, 别具一 格。另外, 在局部地区还有用千字文、三民主义、经纬度、序数、名山大川等作地名专名的, 自成序列, 令人瞩目。在近年命名的新地名中, 高品位的文化意蕴已成为共同的追求目标。例如华苑居住区10个小区 , 分别命名为安华里、居华里、莹华里、碧华里、绮华里、天华里、地华里、日华里、久华里、长华里。首字连在一起, 成为两句五言诗——“安居莹碧绮, 天地日久长”——充溢着文心雅趣。天津位于九河下梢、渤海之滨, 特定的地理环境, 使之成为多元文化的交汇点。在外来与本土文化的碰撞和交融过程中, 逐渐形成由码头文化、市井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有机构成的历史文化底蕴 , 并塑造出淳朴、豪爽、开放、兼收并蓄的民风, 这些均是当代城市精神风貌建设的重要基础。
文化高品位的系列地名体现在:宏观统筹设计与具体操作相结合;浓郁的民族特色与鲜明的个性相结合。而这些高品位的城市文化、地名文化, 我们开发、宣传得很不够;因此笔者撰写了《天津地名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 , 2005年2月出版 ), 其初衷就是——在纪念天津建城 600周年之际, 宣传天津地名文化,弘扬地名文化的内涵,提高人们保护地名文化的意识, 利用天津地名文化资源,大力发展天津地域文化。
来源:《辽东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作者:谭汝为
选稿：常宏宇
编辑:陈汶灵
终校:周辰
审订:洪姗
中国地名汉字书写及读音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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