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西南夷”行政地名考略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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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西南夷”行政地名考略
文/张卉
作者简介：张卉(1976-)，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8级博士生，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
摘要: 两汉是西南夷由分散部族区域走向归中央直属郡县的重要时期，其间西南夷行政地名的命名和沿革，折射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从不同角度昭示着王朝的兴衰，反映出当地自然人文特征、行政区划特点、民族统治政策，为以后历朝政府经略边疆提供了经验教训，为研究西南夷民族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地名作为指代个体地域地理方位的语言文字符号，其内涵极为丰富,被人们称为历史的“活化石”。在中国庞大的历史地名家族中，行政地名又是大宗，其昭示着王朝的兴衰,是政治的晴雨表。两汉是西南夷由分散部族区域走向归中央直属郡县的重要时期，本文拟考察此期间西南夷行政地名的命名特点和沿革变迁，挖掘其中所透露出的历史文化信息，窥见汉政府在此的统治政策，以期对认识地名学的某些规律及西南地区相关问题有所裨益。
文献中首次系统记载西南夷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此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后汉书·西南夷传》又有所扩充。“西南夷” 大体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民族概念，即“巴蜀西南外蛮夷”，包括夜郎、滇、邛、嵩、昆明、徙、笮、冉駹、白马、哀牢等众多民族部落;二是地域概念，即两汉王朝在“巴蜀西南外”新设郡县的少数民族地区，包括今天云南、贵州大部分地区，四川西北部和西南部，四川和甘肃相接处、广西与云南贵州交接地带。这一地区魏晋称为“南中”，南朝为“宁州”，唐为“云南安抚司”，沿至元代为“云南行省”，历代疆域虽有出入，但大体相同，四川是我国一个重要的行政区域。现以《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莽新职方考》 为基础，并结合诸多前辈考释成果，将两汉西南夷行政地名列表如下:
上述表格向我们展示了两汉西南夷行政地名概貌，笔者拟从地名命名和地名沿革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以期对其中相关的历史现象和规律有所窥见。
行政地名是指国家为实行分级行政管理而划分的区域名称，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前者反映了某地的自然或人文特征，后者体现着国家的行政管理区划系统。
1.专名。地名中专名是不同居住群体对所在区域理解和认识的直接标志，笔者综合前人对地名渊源的考释成果，把其分为以下几类:
①以山水名。如博南县，《水经注》：“博南，山名也，县以氏之。”再如叶榆县，《汉书·西南夷列传》颜师古注曰:“叶榆， 泽名，因以立号，后为县，属益州郡。”此类地名还有汶山、蚕陵、江阳、漏江、卑水、汶江、河池、滇池等。
②以地形名。如益州郡，《释名》卷二:“益州， 益，阨也，所在之地险陌也。”
③以物产名。如收靡，《华阳国志》: “山出好升麻。” 靡音麻，升麻是种中药，县以此名。此类地名还有栋梇、旄牛、管都等。
④以部族名。如僰道，《汉书·地理志》曰:“故僰侯国也。” 此类地名还有故且兰、漏卧、同并、夜郎、句町、邛都、湔氐道、甸氏道、刚氐道、羌道等。
⑤以人名。如谷昌县，华阳国志:“汉武帝将军郭昌讨夷平之， 因名郭昌以威夷，孝章时改为谷昌也。”又不韦县，《三国志·蜀志·吕凯传》注引孙盛《蜀世谱》说:“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名曰不韦县。”此地名不仅体现了汉廷扬普惩恶的政治倾向，还反映了武帝募民实边的政策。
⑥嘉名。如云南县，明谢肇淛《滇略》卷曰:“双元狩间，彩云见于南中，遣使跡之，云南之名始此也。”又卷七“有彩云见于白崖，遣使跡之，乃置云南县。”彩云出现本为自然现象，统治者视为瑞祥之兆，故为县名。广汉、武都、平夷、南安、南广、汉安、遂久、平乐道、汉嘉都属于这类地名，新莽改革，这类地名尤多。
由此可见地名是该民族地区众多历史信息的载体，其中又以山水名、部落名和嘉名所占比重最大，这是由两汉时期西南夷的自然人文特征决定的:一是地理特征， 历史长河中，人类对自己生存环境的认识最为直接深刻，西南地区山水交错纵横，生活于此地的人们也多用这类自然地理实体名地;二是民族特征，西南地区自古就是民族荟萃之地。氏羌、百越、百濮、九黎、三苗等各部族在此交错杂居，因此族名成为此地地名的又一主要来源；三是政治特征，两汉是西南夷由分散部族区城走向归中央直属郡县的重要时期，汉代统治者在此开疆拓土，通过地名来宣扬民族政策和封建道德，寄托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望。
2.通名。行政地名中的通名一般放在专名的后面，体现了国家行政管理区划系统，两汉西南夷地区的行政通名主要有以下几种:
(1)郡、县。汉袭秦制，分天下为郡县。从上表可知，西汉先后在西南夷设立七郡，九十余县(道)，直到东汉末，国家行政区划均为郡县两级制度。但西南夷地区的郡县制度又有别于内地，这些那县多是在原来部族区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就是木芹先生所指出的:“两汉王朝在西南夷所设都县以同一族系群居范園和经济区域为基础，设立郡县后，即任命太守、令、长掌治，又对土长为王、侯、邑长。”这种“即其部落列郡县”的特点,体现了汉政府的“羁縻”政策。
(2)道。道是和县同一级别的行政区划名称，《汉书·百官公卿表》: “有蛮夷曰道。” 表中显示，西南夷地区的道多分布在犍为郡南部、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越海郡、广汉郡北部等地区，而益州郡和群河郡很少。这是因为汉代西南夷地区少数民族部落众多，其生产发展极不平衡，益州和群河两郡多是有耕田、有聚邑，以农业为主的定居民族，因而在此完全实行郡县制，而其它郡内的民族，多定居程度不高，农业不发达，或“随畜迁徙，毋常处" ,或“散在溪谷，绝城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通中国”，因此汉廷根据各个部族的实际情况，在这些地区设置道，“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
(3)属国。东汉安帝时，在西南夷设置犍为、蜀郡、广汉三个属国，属国成为和郡等级的行政区划名称。《后汉书·百官志》: “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时， 稍有分县，置民比郡。”又曰:“属国， 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鄂差小，置本郡名。” 可知属国和郡的级别相当,其辖地小于都，常设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犍为属国境内的土著居民主要有僰、曳、昆明族;广汉属国境内有参狼种羌、白马羌;蜀郡属国境内多是羌人的聚居地。由于这里民族情况复杂，因此也要“各依本国之俗而属汉”。长吏不用文职的太守，而用武职的都尉统兵镇驻，其下的左骑、候等官吏也是军事性职务，并且左骑千人官、百长这些官吏往往就是少数民族的部落王。道和属国是汉廷促使少数民族由部落组织向郡县制过渡的特殊管理形式，也是羁縻统治政策的重要内容。
(4)州。东汉末，州成为郡之上的又一级行政区划机构。西汉武帝就将全国划分为13个州部，“置刺史十三人”西南夷各郡县(道)属于益州刺史部，但此时的州只是作为监察区而存在，不是地方行政机构，不能作为行政地名。东汉时刺史权力逐渐扩大，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黄中起义爆发，刘焉谓四方多事，原因在刺史权轻，遂改部分刺史为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郡、县两级制度发展为州、郡、县三级制，这两种政区制度成为我国以后封建王朝行政区划的基本模式。
两汉王朝立足于西南夷各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设置了州、郡、属国、县(道)不同层次的行政区划系统，体现了西汉王朝“因俗而治”的羁縻政策，缓和了民族矛盾，促进了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加强了民族融合，为以后历代封建中央王朝经略边疆提供了经验。
地名是一个历史概念，两汉四百余年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央政权的变更、民族部落的迁徒，西南夷行政地名既有因袭继承，又有分合增省。这些地名沿革同样折射出丰富的历史内涵。
1
西汉因革
封建王朝对“西南夷”的经营可追溯到泰代，秦统一六国后派常頦在蜀郡南开“五尺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可见秦朝已将郡县制推及西南夷部分地区。但秦短祚而亡，其对此地经营不可能深入，所设行政地名也难以确考。逮至汉初，百废待兴，汉廷无暇顾及西南诸地，“虽有巴蜀， 南中不宾也”，放弃了对西南夷地区的经营。至武帝时，国力日盛，始重新开拓西南夷。从唐蒙出使，到益州郡建立，共历三十余年，汉廷先后在此设立七郡，九十余县(道)，《史记·西南夷列传》司马贞赞日:“及置郡县，万代推功!”从表格可知，西汉时期西南夷地名基本稳定，但是也有局部的变动:
(1)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省沈黎郡，并入蜀郡，设两个蜀郡西部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
(2)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省汶山郡，并蜀”，设蜀那北部都尉。
被省并的沈黎、汶山二郡均为少数民族聚居地，沈黎郡内“外夷”、“汉人” 杂居，汶山郡内“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而且“夷人以立郡赋重”多次反抗，正是在民族关系复杂，乃至恶化的情况下，汉廷把其并人蜀郡，设置都尉。《汉书·百官公卿表》) 应劭注:“ 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为称。”可知都尉是武官之职，作用是负责当地防御，安抚境内民族。
2
莽新臆改
西汉末年，社会危机严重，王莽篡权，建立新朝。在推行“新政” 时，王莽对地名进行大规模改革，意在“绝汉美新”。据上表统计，在西南夷地区共改易地名19个，可以分为下几种类型:
(1)用国号改地名。如把益州郡改为就新，把汉阳县改为新通。
(2)应和符命。《汉书·王莽传中》曰:“郡县以亭为名者三百六十,以应符命文也。”如把牂牁郡改为同亭，夜郎改为同亭，河池改为平亭。
(3)粉饰太平。以安、宁、平、顺、昌、治、化等字更改地名。如犍为郡改为西顺，武都郡改为乐平，蚕陵县改为步昌，下辨道改为杨德，符改为符信，句町改为从化，僰道改为僰治，严道改为严治等。
(4)反其意而为之。如毋敛改为有敛，毋棳改为有棳。
(5)对少数民族歧视性地名。如把武都改为循虏，把胜休改为胜僰，阴平道改为摧虏。
谭其骧在《新莽职方考》中说:“莽之改易汉郡县名， 其取义于当地之历史、山川、风土者仅极少数，大半皆着意于字面之音训。”再加上这次改名“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复还其故”，以至于“吏民不能纪，每下语书，辄系其故名”,王莽地名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事实证明，这种代表帝王或者王朝个别人意志的地名，其生命力是虚弱的，它们抹杀了地名原来所反映的地理历史特征，伤害了民族感情，影响了民族团結，一旦改朝换代，这样的地名就会被更改或废弃。
3
东汉增并
莽新政权被颠覆之后，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刘秀灭掉割据在西南夷的公孙述，郡县地名复如汉旧，但也有省增改易，《后汉书·郡国志一》:“凡前《志》有县名，今所不载者，皆世祖所省并也。前无今有者，后所置也。”从上表可知，东汉行政地名省并有8,增置有8,改易有4, 东汉时期这些地名的增并改动和汉廷政局变动及其对西南夷地区进一步开发密切相关。
东汉初年，由于战乱，人口锐减，后汉书郡国志五载世祖命合并都县，“省郡、 国十，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西南夷一些地名亦在此背景之下被省并，且所省并的地名，多在少数民族聚居处，如犍为属国的堂琅、
总之，除了西汉末年王莽大规模改易之外，两汉期间的西南夷地名基本趋于稳定。随着历史的发展，旧地名或沿或革，新地名不断出现，这些地名的命名和变化不以统治者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要立足于民族地区经济政治的实际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适合当地的行政区划体系，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多元多向融合，推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
作者:张卉
选稿：常宏宇
编辑:洪珊
终校:刘优华
审订: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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