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诗地名泛用的四个阶段及其文学意义

陈卫才李德辉江西地名研究 2022-03-18

关键词：地名；泛用；阶段；意义

摘要：地名泛用缘于诗文律化，经历了从先秦到盛唐四个阶段。其泛用是出于抒情造境的需要，为此而根据诗文对仗原则，让地名脱离原义，采用虚拟象征手法别写一意。诗人写作之时，让思想内容服从语言形式，注意声韵谐和，语义搭配，写足题意，情境宛然，有美感效应。因而出现了广泛而持久的地名泛用。地名泛用固化了作品情境，成就了名篇佳作，增强了作品的概括性和反映生活的面，具有多重文学意义。

前人诗文每每喜欢泛用地名，而不顾其实际含义，至唐代已相沿成习，风气甚浓。地名的泛用，一则广泛分布于诗文中多个题材，二来使用频率高，用得多的，一首诗中甚至有十多个地名，相距万里而不以为非。这一做法从古至今都招非议，考据派尤其反感，其中首先发难的便是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云：“文章地理，必须惬当。梁简文《雁门太守行》乃云：‘鹅军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萧子晖《陇头水》云：‘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此亦明珠之颣，美玉之瑕，宜慎之。”颜氏认为所写与实不符，属于败笔。发展到清代，这种批评已臻极致，其批评以四库馆臣所著《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另一派意见则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以为地名泛用并无不可；二人都认为，作诗和绘画都贵在神似，写意为主，不必拘泥生活细节。今日看来，颜之推以下的反对派，其误在于以生活真实来要求艺术真实，以文史考据来衡量文学创作，以学者眼光去看待诗人想象，只重视事实表象的细节的形似，而忽视了文学艺术的精神相通，自然是错的。但地名泛用的要害已不在于对错，而在于作为一种诗文中常见的文学现象，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学术投入不够。陈寅恪先生早在1940年代即指出：“吾国史乘，不止胡姓须考，胡名亦急待研讨。”从陈氏的这一倡议出发，则文学研究可做之事尚多，别的不说，汉唐诗中的文学地名研究，迄今就是荒芜状态。地名学的研究成果虽有不少，但文学地名论文却极少见，至于本文所说的古诗地名泛用就更没有人谈到过了。从表面上看，地名泛用是一种习气，实则是六朝隋唐文人遣词造句的一个规律，牵涉到文学创作中的人地关系，作家对创作的态度，诗人反映生活的方式，涉及几个诗歌创作原理，理当将其提升到古典诗学高度，去追溯其起源发展演变之迹，指出其文学意义，为今后的研究奠定基础。而且地名泛用还不是孤立的，在六朝隋唐诗中，常和人名、事名、数字、典故的泛用结合，从而形成一个中古文人概括生活、提炼词汇的基本套路。若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致力于探索语言表象背后的创作规律，就将更有意义了。本着以上的考虑，撰成此文，以为引玉之砖。

一

地名泛用的四个阶段

古诗文的地名泛用乃是一个渐进过程，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先秦两汉胚胎期。《穆天子传》《山海经》等早期文献，就提到了很多的少数民族区域地名，这些地名带有神怪荒诞意味和地理异闻性质，不无地理空间想象特征。《庄子》和《楚辞》中也有大量的地理想象，境界广远，天上地下。它们有的是神话地名，有的是历史地名，且多数不是写实事，而是记传闻，抒情志。两汉赋家如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的京都、游猎赋中，更有不少的地名罗列。这些地名一般按照方位排列，以夸说都城之宏伟，苑囿之广大。这些作品中的地名虽然多数还只是一个地理范围，或表示空间位置的方位名词，与六朝隋唐诗中的地名泛用有差别，但在使用地名，不顾原义上是相通的，这就为后人仿效埋下了伏笔，孕育了地名泛用的根芽。其特征大体为：使用范围较广，主要不在诗歌领域，而在经史子书；虽有想象成分但不是抒情写志，性质跟后世的象征写意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阶段，魏晋初始期，代表人物是张衡、曹植、陆机。受楚辞影响，张衡也是从辞赋和言志诗着手的。《髑髅赋》：“张平子将游目于九野，观化乎八方。星回日运，凤举龙骧。南游赤野，北涉幽乡。西经昧谷，东极扶桑。”《四愁诗》：“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坂长……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两段引文连用十二个地名，没有一个是实指的，全是泛用的地理想象。《四愁诗》前有自序：“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依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为报，贻于时君。”自序揭示了创作背景、手法和旨意。据《文选》李善注、五臣注，这些地名都有寓意，如泰山以喻时君，梁父以喻小人，湘水、桂林以托思明君。他的做法影响到傅玄、张载等魏晋诗人。傅、张二人都有《拟四愁诗》，写法也是东南西北各取一地作为代表，言其道路遥远，环境险恶，令人畏惧，用的也是象征手法，这是承前的一种做法。启后的一种做法则从文士述怀转为人神恋爱。曹植《洛神赋》：“尔乃众灵杂沓，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阮籍《咏怀诗》：“二妃游江滨，逍遥从风翔。交甫怀环佩，婉娩有芬芳。绮靡情欢爱，千岁不相忘。”二诗将南湘与汉滨对举，以二妃从舜帝南游潇湘，郑交甫遇神女于汉滨并提，显然是受了宋玉《高唐赋》《神女赋》及《列仙传》郑交甫逢江妃二女传说的影响。尽管作者和用例局限在有限范围，在让地名服从文学创作需要这一点上跟先秦并无不同，并且集中于诗歌领域，可历史地名已经变成了一个诗歌意象，想象联想和象征写意的特征更鲜明，从而标志着真正的地名泛用的开始。不过，多数魏晋作品的地名运用还是跟史书的如实直书差不多，虽然有一二名家泛用，但是并不普遍，不构成一种时代习气，所以仍是初始期。

第三阶段：南北朝发展期。代表人物是何承天、沈约、萧纲和庾信。文章方面，最先是在刘宋文臣奏疏中露出端倪。《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风卷河冀，电扫嵩恒。燕弧折却，代马摧足，秦首斩其右臂，吴蹄绝其左肩。铭功于燕然之阿，飨徒于金微之曲。”卷七《袁淑传》：“高阙再勒，燕然复铭。”《谢庄传》：“且汉文和亲，岂止彭阳之寇。武帝修约，不废马邑之谋。”引文提到十四个地名，并不在一处，但却不妨碍作者表达杀敌立功志愿及为国家安边定远出谋划策。由于只是泛指，属于借用，不是写实，且是连用，和对偶及用典结合，出现在整齐排比的骈偶句中，这就跟以往有了区别，而与此后的诗中地名泛用相同。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乃有六郡雄才，五陵高选。新回马邑之兵，始罢龙城之战。”写罢战休兵，苑囿之乐，语气夸张，也是驱遣名词，借古喻今的六朝习气。诗歌的用例则集中在边塞诗中，通过不同的方位地名来组建辽阔空漠的情境。萧纲《陇西行》：“出塞岂成歌，经川未遑汲。乌孙途更阻，康居路犹涩。月晕抱龙城，星眉照马邑。”沈约《饮马长城窟行》：“介马渡龙堆，途萦马屡回。前访昌海驿，杂种寇轮台。”范云《效古诗》：“风断阴山树，雾失交河城。朝驱左贤阵，夜薄休屠营。”张正见《从军诗》：“胡兵屯蓟北，汉将起山西。故人轻百战，聊欲定三齐。风前喷画角，云上舞飞梯。雁塞秋声远，龙沙云路迷。燕然自可勒，函谷讵须泥。”四位诗人都通过巨大的空间转换来表现征战的艰辛与塞外的苍凉，并不在意是否用错地名。以上所举还仅限于边塞诗，此外还有行旅诗，如《拟行行重行行》《拟明月何皎皎》；写景诗如《朗月行》《捣衣》《秋夜》；叙事诗如《东门行》《日出东南隅行》；古乐府如《蜀国弦》《行路难》；闺情诗如《妾薄命》《楚妃叹》，都是泛咏古事。大概到齐梁时，风气就转盛，古诗中的主流题材都有尝试，而以边塞居多。都是集中连片使用，对举成文。题材和体式集中于古乐府，而不是非乐府题的诗作。一般的做法就是承用前代乐府，就其题意和本事展开想象。作品用的都是第三人称口气，以今人来叙古事，作者的个人生活、感情跟作品人物的生活、感情并不对应，属于两种不同的时空。就其本质而言，这是叙事的古典化和情感的客体化。与之相伴的是写作的套路化和诗意、诗境的重复，相似的词汇和境界，反复出现。所有这些都与前代不同，从而标志着一种大转变。尽管如此，跟唐代比，它仍是处在一种不上不下的阶段，整体上看仍是一种创作尝试，显得事象缤纷，语意零乱。地名虽多，但较之唐诗显得手法笨拙，声调不够谐和，意境不能浑融，无论题材体式还是意境意象都处在探索发展阶段，有提升的空间。

第四阶段：初盛唐高峰期，代表是虞世南、初唐四杰、李白、王昌龄。作为高峰的标志，首先是作者的增多，风会的普及。其次是体式的丰富和题材的扩展。部分题目从传统拟乐府扩展到非乐府，歌行、古体、绝句都有；写到的人事也不限于征夫思妇，而是遍及古诗的多个题材，反映面更广。第三是意象的提炼，意境的浑融，意脉的贯通，地名与人物、事件的结合更好，艺术质量有提高。虽然主流仍是用的古乐府，但能借古题写新意，将古老题材灌注以时代内涵，使之能和时代精神合拍，具有现实品格，不至于过度脱离现实。尽管所叙事件也是虚构，但概括性更强，细节更充实，形象更丰满。地名泛用由于有大量名家的参与，诗歌质量因之有较大的提升。地名泛用发展至此，已臻其极。从发展轨迹看，地名泛用则与唐诗、唐骈的律化同步，是诗文律化的产物。其结果就是大量地名从经史典籍而转入文学作品，从原来的一个有实在内涵的历史地名化为文人笔下某种情意的代表，一个情感客体化的载体，不再具有实义。由史到文的津梁是六朝隋唐类书总集，通过这些手段来集合古地名，使之文学化，让它脱离原来的语境，只作为一个类名而存在，主要用于艺术构思，表达不同情境。边塞诗如虞世南《出塞》：“扬桴上陇坂，勒骑下平原。誓将绝沙漠，悠然去玉门。”四句提到四个地名，合起来看，就是一条出征西北边塞的从军路线。这是老套的写法，比较单一，题意也只限于边塞。另一派则将闺思融入边情，写更多的人事，抒情特征更鲜明。如贺朝《从军行》：“衔珠浴铁向桑干，衅旗膏剑指乌丸。鸣鸡已报关山晓，来雁遥传沙塞寒。直为甘心从苦节，陇头流水鸣呜咽。边树萧萧不觉春，天山漠漠长飞雪。鱼丽阵接塞云平，雁翼营通海月明。始看晋幕飞鹅入，旋闻齐垒啼乌声。自从一戍燕支山，春光几度晋阳关。金河未转青丝骑，玉筯应啼红粉颜。”八联使用十多个地名，全是虚拟情事，象征写意。四句一韵，层次分明，写景抒情转换自如，属于写作成功的歌行体咏古诗。又卢照邻《关山月》：“塞垣通碣石，虏障抵祁连。相思在万里，明月正孤悬。影移金岫北，光断玉门前。寄言闺中妇，时看鸿雁天。”意境更辽阔，对比更鲜明，诗意更精炼，篇体更精约。此外又有游侠诗，如虞世南《结客少年场行》：“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云起龙沙暗，木落雁门秋。轻生殉知已，非是为身谋。”闺情诗，如武平一《妾薄命》：“有女妖且丽，裴回湘水湄。水湄兰杜芳，采之将寄谁……洛川昔云遇，高唐今尚违。幽阁禽雀噪，闲阶草露滋。”寄赠诗，如王昌龄《寄穆侍御出幽州》：“一从恩谴度潇湘，塞北江南万里长。莫道蓟门书信少，雁飞犹得到衡阳。”诗中地名都是象征某个地方，用于抒发情兴，地名与人事对应，情景关系鲜明。整个看，从初唐到盛唐，地名泛用逐渐呈现非乐府化和兼具写实性这样两个新特点。经过多位作家的示范，很多地名都脱离原意，在不同题材中产生新意，摆脱了从前单调重复的格局。虽然仍有六朝诗的浮艳，但多数气象开阔，格调遒健，适用面更广，声调更谐和，抒情更婉曲，更像是一个带有特定情感的文学意象，而不是随意驱遣的古地名。其来源则是经史类书。经史固然是地名源头，六朝隋唐类书更便使用，且是成对出现，词语和典故结合，成为文人所喜爱的具有特定含义及文学美感的“字面”，故类书尤为直接的源头。今《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孔六帖》中列有大量地名，就都是用于吟诗作文的。其资料编排分为“事”和“文”两部分，事即典故，文即例句。二者结合，可以满足不同题材的需要，用于写作律诗、骈文、律赋。律体诗和骈体文都讲究对仗，对仗又以实词对偶为主，名词的使用频率尤高。其中边塞、游侠、闺情等题材的诗都带有强烈的抒情性，重虚拟。这些诗往往想象优美，语气夸张，情境宛然，但所写地理与实际生活有很大的距离。无论所写为何，作者的抒情写志都是以与主题相适应的特定境界为基础的，诗中人物也被规定为具体的地理环境。因此这几类诗歌对地名的使用较多，对地理环境的依赖较大。文士为了做好诗赋，必须多读类书、总集，熟悉古代的常用地名。一个阅历有限的文士，只要熟读经典，照样能写成好的作品。这一过程，大约在初盛唐之交完成，此后的泛用尽管还是不时可见，但并无实质性的大进展。所以我们在李白文集中仍可见到很多的地名泛用，而到杜甫和大历十才子及韩愈、白居易、刘禹锡的诗中，却反而不多见了。可见泛用的进程到杜甫以后就大体终止，不再有大的新变。

二

地名泛用的背景、成因、特点

地名泛用并非平地突起，而是自有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六朝隋唐诗文的律化。六朝隋唐诗文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特别重视形式的美感，为此而建立了对仗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思想内容必须遵从形式规范，诗文句式必须语意对称，平仄相反。对于写实却无特别的要求，通常只从语义和字声的整齐、对称两个方面考虑，而不必在乎所写是否合实。也许现实中没有这样一种情境，生活中也没有这样一个人，但可以有这样一个地方、一类人，它表达的是一类人的情感，一种大范围的生活，一个大地方的情景。

古诗地名运用之所以形成这个特点，与中国文学的两个特性有关。

首先是中国文学偏于抒情，略于叙事，抒情诗占主流，叙事诗不发达。叙事诗重细节，重再现，要求所写与实相符；抒情诗则要让生活服从创作，强调要对生活现象改造，提高，去服务于抒情，不能如实照搬。只是情感对境界也有相应的要求：要抒特定之情，必有特定之境。因此诗人必然会想方设法去为情造境，展开合理的艺术想象。大量的地名泛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涌现的。在这类作品中，情景关系特别紧密，互相生发，情因境生，境以情显，看上去荒凉，遥远，古老，神秘，是生活之外另一重境界，可称古典艺境。

其次是在创作方法上，中国文学不重写实而重写意，强调意足神完，形神兼备。古诗中游历山川、咏怀古迹、表达爱情、送别朋友、官员迁谪、戍卒征行等题材类型，本来都是偏于写实的，可以处理成叙述性或描绘性作品。但古诗中多数被写成象征性、写意型作品。诗人大量运用比兴手法抒写情意，对于赋法直描不大喜欢，以为并无余味，不够含蓄。为了抒发特定生活中的特定情感，他们必然设置一个与题材主题相匹配的情境。这时候，地名泛用就派上用场了，古地名借助着文人的艺术构思及语言创造力，在多个不同题材中获得了艺术生命力。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古诗地名泛用形成了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题材、地域上的偏向性和用法的单一化，这主要集中在边塞诗和想定情境的写景诗两类题材。送别、迁谪等诗中也有，但用得不多不普遍，不像边塞诗那样随处可见；只能看到一二地名与实不符，分布不均匀。诗人对地域的偏好性较强，不在西北边地就是南方远国。总之人迹罕至，荒凉冷落；士人多未亲至，但能凭借知识和想象去领略，不能得其详情。所写之地具有显著的地理特征和少数民族文化特点，跟中原迥异，对读者较有吸引力。其用法主要是对偶和连用，且很少单独出现。边塞诗尤为大端，这类诗本来就以概括生活为主，不重写实，而重写意。这是文士笔端杀敌的精神产品，不仅容许而且提倡泛咏人事。边塞诗所写都在北疆，这里本来就地域辽阔，荒凉寒冷，而古来征战也不止一地，这就为文士泛咏提供了事实基础。作者只要从对仗原则出发，选出几个大家所熟知的北疆地名，让它作为边荒的通称，用来概述军旅征战即可，而不必在意是否与实相符。至于想定情境的写景诗，多数是拟古想象写成，是不拘泥于实地，不受生活限制的。

二是概括描述某一类人的生活，将诗文处理成象征写意型作品。这类作品，不写生活中的一个人，而写一类人；或不写生活实事，而写曾经有或可以有的事；或不写具体地点，而写大的地域。为了象征写意，诗人可以无视写实原则，将重点放在概括性叙事和虚拟性描绘上，这样就可以成功地避开细节描写对真实性和准确性的苛刻要求，不必受生活的限制。一个文士即使身在书斋，也可以凭借知识的力量，来虚拟某类人的生活和情感。为了增强叙事和写景的概括性，同时也是为了避开作者无实际生活经验的不足，他们故意不写某个地方的真实景象，只写某类题材的常见场景；不重视细节的真实，而重总体的概括。这样就易于感受，能够激起更多更普遍的情感共鸣和审美体悟。

地名泛用之所以在题材上有偏向性，是因为地域和题材之间还有一个匹配度问题。不同题材客观上要求有相对应的地域，而同一地域也并不是普遍适用于各类题材，其所对应的题材最为适合的都只有一到数种。这就决定了地名泛用也不是无条件的，对题材和地域是有要求的。最起码，地名必须能与历史和传统对接，不能脱离历史实际，背离地域文化传统而另写一意。举例来说，边塞诗必须写西北边境，游侠诗必须写古游侠出没之地（比如韩魏幽并等地），行旅诗必须写阳关陇阪，道路遥远，把情境设定为旅途艰辛的山岭或沙漠……细部的想象可以不受限制，但不能背离常识。另外，地域、人事指向性明确的作品如送别、迁谪、怀古、爱情及悼亡等诗歌作品，不能大面积泛用，只能偶尔为之。因为这类诗歌具体对人对事，要求真情实景，不允许泛咏习气。把这几类针对性强的作品都排除掉，剩下的就是对地理要求不高的作品了。边塞、游侠和咏史，都不要求写具体地点，只需要确定大的地理范围，不违史地常识，即能满足题材和主题的表达需要。所谓地名泛用在题材上的偏向性，就是这么形成的。

三

地名泛用的文学意义

地名泛用之作因为其是象征型的，概括的是一到数个大地方的人事，反映的是一类人的生活，无疑会增大作品的概括性。这是其首要的文学意义。这类作品主要借助虚构和想象成篇，即使写到了人名和地名，也是写意的、象征性的，并无实际生活含义，只有精神文化内涵；也并不要求对现实作如实的反映，但重在根据主观意愿，拆散现实表象，打破其固有形态，重新加以组合。这样就强化了抒情效果，增强了作品容量，拓宽了反映生活的面。特别是那种涵盖面广的题材，如边塞、闺情、游侠，都涉及广阔境域、多个人群的复杂生活，照实书写，注重细节显然不行，作者也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和感触，只能避实就虚，取其生活面相，做综合的概括和笼统的描绘。这样一来，势必就要写到不同的地名，取其象征意义，让它作为一个地域的通称存在，来象征性地描述某类人群的生活及其所激发的情感。这其中，地名就起到了连缀时空、组成片段与熔铸意境的作用，是抒情的凭借和造境的关键。边塞军旅之作如褚翔《雁门太守行》：“三月柳花合，四月麦秋初。幽州寒食罢，郑国采桑疏。便闻雁门戍，结束事戎车。去岁无霜雪，今年有闰余。月如弦上弩，星类水中鱼。戎车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寄语闺中妾，勿怨寒床虚。”梁元帝《燕歌行》：“燕赵佳人本自多，辽东少妇学春歌。黄龙戍北花如锦，玄菟城中月似娥。如何此时别夫婿，金羁翠眊往交河。”二诗都是运用对比手法，写征夫思妇两地相思；人虽然不在一处，但情感相通。此时，地名在其中起着组合时空、沟通情感的作用；地名非零散破碎，而是整体浑融的。

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

文章作者：陈卫才李德辉

选稿：常宏宇

编辑：郝志坚

终校：朱小平

审订：耿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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