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淮河流域自然人文环境对地名历史文化资源的影响
摘要:文章主要从地理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四个方面，论述了安徽淮河流域自然人文环境对地名历史文化资源形成、变迁、传承和内涵的影响，并着重论述了自然人文环境对各种类型地名的语言和实体内涵的影响。作者认为自然人文环境对地名历史文化资源的影响带有普遍意义，因此在全国地名普查、规划、管理和保护等工作中，应该高度重视自然人文环境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安徽;淮河流域;自然人文环境;地名
安徽淮河流域处于淮河中游地带，涉及淮北地区和淮南部分地区，包括今天的阜阳、蚌埠、亳州、宿州、淮北、淮南、六安七市和合肥、滁州两市部分地区。关于该区域地名历史文化资源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专门性的研究成果所见甚少。本文将着力点放在安徽淮河流域自然人文环境对地名历史文化资源的影响上，主要从地理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四个方面加以论述，力图在内容和方法上对淮河文化研究有所补益，错谬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这里所说的地理环境主要指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地貌、气候、土壤、植被、生态等内容，自然地理环境尤其是地貌环境，对地名的影响较为显著。
（一）水环境对地名的影响
淮河的“淮”字，甲骨文作“隹”，《说文解字》:“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专家认为“淮”作为地名，与上古族群淮夷有关，淮夷是东方鸟图腾少昊氏的后裔，祖居泗水上游的古奄国，即春秋时以曲阜为中心的鲁国所在地。后来一部分鸟夷土著北迁潍水流域，一部分南迁淮水流域，还有一些鸟夷土著迁往其他地方。也有专家认为淮水鸟夷由潍水流域迁来，潍与淮古字相通，均来源于“隹”。《尚书·禹贡》云:“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这是最早记载淮河水系的文献资料。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了淮水及重要支流名称，如汝水、颍水、涡水、夏肥水、濉水、泗水、决水、灌水、沘水等，但比较零散，不够系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对淮河水系的记载较为具体系统，除了注录《汉书·地理志》淮河干支流名称并加以注释外，还较为详细记载了不少其他支流情况，其中与安徽有关的淮河中游水系有涣水、洨水、相水、沙水、谷水、蕲水、获水、潼水、润水、穷水、史水、濠水、泄水、洛水、施水、溪水等。
一些淮河水系名称常常成为安徽历史政区命名的重要元素，如淮南国、淮南郡、淮南道、淮南路、淮西路、淮西道、淮泗道、临淮郡、临淮府、临淮县、汝阴郡、汝阴县、颍州府、颍州、颍阳县、涡阳郡、涡阳县、临涣郡、临涣县、洨县、谷阳县、蕲县、泗水郡、泗州、淠(沘)水县、临濠郡、临濠府、濠州、临濠县等。这种影响今天仍然存在，现有市县区名中，有淮南市、淮北市、颍上县、濉溪县、临泉县、泗县、五河县，蚌埠市淮上区，阜阳市颍州区、颍泉区、颍东区等。乡镇名中，有阜阳市颍西镇、颍南镇，颍上县润河镇、建颍乡、颍河乡，界首市泉阳镇，阜南县洪河桥镇;蚌埠市长淮卫镇，怀远县淝河乡、淝南乡，固镇县濠城镇;宿州市蕲县镇，灵璧县浍沟镇，泗县泗城镇，五河县沱湖乡;亳州市淝河镇，涡阳县涡南镇;淮南市洛河镇;六安市双河镇、淠东乡，霍邱县临淮岗乡;濉溪县临涣镇;凤阳县临淮关镇等。
此外还有大量与水相关的地名，包含河、水、湖、沟、陂、塘、泉、溪、滩、湾、泽、汭、洲、浅、池、渎、溜、渚、洼、涧、港、浦、汀、潭、井等通名。如乾隆《颍州府志》记载的与水相关的地名仍有很多，如颍水、沙水、淮水、淝水等;清河、七里河、舒阳河等;西湖、镜湖等;洄窝溜、坎王溜等;黑龙潭、龙井、白蟹泉;崇湾、老堰湾等;黄邱港、白鱼港等;白龙沟、七里沟等;椒陂塘、安舟塘、双陂、盆陂等。今存的地名中，仍有部分有水环境地貌存在，有些水环境地貌已不复存在，还有些地名虽然水环境地貌仍然存在，但与历史上的水环境地貌已经大不相同。
（二）山地丘陵地貌对地名的影响
安徽淮河流域虽然以河湖、平原地貌为主，但也散布着一些山地丘陵，尤其是淮河南岸的大别山区，更是山岗林立，因此反映山地丘陵地貌的地名也不少。这些地名包含山、冈、岗、岭、岳、丘、陵、墩、坪、峪、阜、岩、崖、冲、台、石、洞、埂、堆等通名。如同治《六安州志》记载的与山地丘陵相关的地名:有番山、武陟山等;鸡鸣岭、虎儿岭、轩皇岭等;嵩寮岩、雪峰岩、八仙岩等;凤凰台、乳香台等;万岁冈、铁炉冈、土桥冈等;黄花墩、元武墩、青墩等;龙盘石、龙爪石、纱帽石等;李家坪、上茅坪等;磨剑冲、槐花冲等;仙人洞、雷鸣洞等。一些历史政区名称，也与山地丘陵地貌有关，仅以古代县名为例，就有山桑、夏丘、阴陵、淮陵、甾丘、葛山、灌丘、岳安、晋陵、雍丘、砀山、清丘、涂山、荆山、霍邱、霍山、沈丘、灵璧、凤台、嘉山等。
(三)动植物环境对地名的影响
安徽淮河流域动植物环境对地名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如古蓼国，相传为皋陶后裔封地，汉置蓼县，治地在今河南固始县蓼成冈，靠近安徽霍邱县境，所以霍邱也有“蓼国”、“蓼城”的说法。关于蓼国得名，据说源于当地的一种植物蓼，“蓼是草本植物，分蓝蓼、英蓼、水蓼。今霍邱古称之为‘蓼国’便由此植物而得名。”再如蚌埠，“因境内淮河段盛产河蚌而得名，史籍记载蚌埠‘乃古采珠之地’，故又誉称‘珠城’。”再如符离，“《尔雅》曰:莞，苻离也。以地多此草，故名。”符与苻古字相通。宿州地方史志专家认为，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早期代表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即写于他少年时代的栖息地符离。还有许多诸如竹邑、梧县、山桑、梅山、良梨、枣林、藕塘、菱角、桃岭、麻埠、檀山、柳巷、梧岗、榴园、桑营、茶庵、枫庙、桂滩、槐寨、柳沟、柏山、松店、蒲林、棉场、桑涧、鸭湖、鸽笼、椿树岗、柿树岗、水竹坪、斑竹园、白莲坡、枸杞园、槐树湾、黄桑峪、芙蓉山、韭山洞、白龟泉、白蟹泉、燕子河等大大小小地名，也大都与物产景观等生态环境有关。
对安徽淮河流域地名历史文化资源产生影响的政治环境，主要包括先秦古国、秦汉郡县、建置沿革、政治制度、政治事件等方面。
(一)先秦古国对地名的影响
夏商西周时期“淮夷”、“南淮夷”、“徐夷”、“舒夷”等夷族势力，在淮河流域建立了不少偃姓或赢姓古国。与安徽有关的，夏朝主要有涂山氏建立的涂山国，皋陶后裔建立的六国和英国，皖中的南巢国和淮夷关系密切。商朝时，六、英、巢国继续存在，来源于涂山氏的徐国实力强大，还有人、林、孟、攸、虎、甾、危、芒、筑、霍等方国或城邑，大都与淮夷有关。西周时，六、英、巢国继续存在，徐国依然强大，舒庸、舒鸠、舒蓼等群舒方国，在淮河南岸的皖中地区建立城邑。“徐偃之族及其别部涂山氏，群舒等族众，是长淮南北和江淮间较早的开拓者。他们的历史活动遗迹，至今还较广泛地保存在本省的各级和各类地名中。”西周以后，宋国在安徽淮河流域也较有影响，宋共公曾一度由商丘迁都相城，大约宋昭公、宋悼公时再次迁都相城。萧国曾是宋国附庸国，在血缘和地理上都与宋国关系密切。蔡国后期为楚国所迫，曾迁都寿春附近的州来，史称下蔡，历5侯40余年。陈国和沈国在安徽淮河流域也有影响。还有胡、銍、焦、夷、穷、蓼、向、寘、钟离、夷虎、州来等方国或城邑，在史籍中留下印迹。春秋战国时期，存留下来的先秦古国基本上被楚、吴、越等南方大国灭掉，最后控制淮河流域的楚国又被秦国灭掉。秦代以后，安徽淮河流域先秦古国作为政治实体已经不复存在，但大多作为政区地名元素被保留下来。
安徽至今仍有一些小地名与先秦古国有关。如淮南市蔡家岗，因蔡侯墓的挖掘而得名，“1957年在赵家古堆发现蔡侯墓，为古下蔡地，故以‘蔡家’名岗。”安徽淮河流域不少地名中含有“郢”字，与楚国政治文化的深远影响密切相关。郢本来表示楚国国都，最初建郢都于湖北江陵，在秦军逼迫下，郢都步步东迁，先迁淮阳，再迁钜阳，最后定于寿春。公元前223年，秦军攻破寿春，楚国灭亡。寿春城里楚国贵族和百姓纷纷出逃，不少人流亡到江淮各地散居下来，为了纪念故国，这些楚国遗民将居住的村落称为“郢”或“郢孜(子)”。
(二)秦汉郡县对地名的影响
秦朝在地方实行郡县制，安徽淮河流域分属四川(亦称泗水)、砀、九江、淮阳四郡，下辖近30县，四川郡:相(郡治)、符离、取虑、銍、虹、平阿、下蔡、山桑、蕲、菑丘、郚、城父、竹邑、萧、僮;砀郡:砀(郡治)、下邑、谯;九江郡:寿春(郡治)、曲阳、灊、舒、阴陵、东城、钟离、六;淮阳郡:女阴、慎、新阳、新郪。汉初郡县制与封国制并行，汉武帝时，在郡国之上增设州制。安徽淮河流域分属豫、徐、扬三州，含汝南、沛、九江、庐江、临淮五郡和六安、楚、梁三个封国，辖县及侯国增至50，汝南郡:汝阴、富波、慎、寝、鲖阳、细阳、新郪、新阳;沛郡:相(郡治)、竹、符离、蕲、銍、龙亢、向、义成、平阿、谷阳、洨、虹、夏丘、谯、城父、扶阳、萧、山桑、郸、下蔡;九江郡:寿春(郡治)、浚遒、成德、合肥、钟离、阴陵、东城、当涂、曲阳、博乡;庐江郡:龙舒、潜;临淮郡:淮陵、僮、取虑;六安国:六、安风、阳泉;楚国:甾丘、梧;梁国:杼秋、下邑等。东汉时期，安徽淮河流域的政区设置情况与西汉大体相当。
秦汉一些置县及名称来源于先秦时期的方国和城邑，如六县源于古六国;当涂县源于古涂山国;舒县、龙舒县源于群舒古国;下蔡县源于古州来国，春秋蔡国都邑;寝县源于古寝邑，春秋沈国都邑;萧县源于古萧国，春秋宋邑;汝阴县源于春秋胡国;钟离县源于春秋钟离国;向县源于春秋向国;慎县源于春秋寘邑;谯县源于春秋陈国焦邑;城父县源于春秋陈国夷邑;潜县源于春秋楚国灊邑;相县源于春秋相邑，战国宋国都邑;寿春县源于战国楚国寿春都邑;新郪县源于战国魏国郪丘邑等。秦汉以后，县级地方基层政区单位基本未变，安徽淮河流域秦汉县名也大多被保留下来。
(三)建置沿革对地名的影响
受朝代更替等政治因素影响，行政区划设置和隶属关系始终是动态的，政区名称也多有变化。如淮北市，春秋时为宋国国都相城，秦置相县，为泗水郡治，汉高祖改为沛郡，东汉初年置沛国。魏废沛国，相县改属谯郡，后又改属汝阴郡。北齐废相县，其地并入萧县和符离县。隋属彭城郡，唐元和以后至明清，属宿州和徐州。1950年析置濉溪县，1960年设濉溪市，1971年改为淮北市。再如寿县，夏商时属六国，春秋时为楚、吴、蔡等国占据。战国时为楚国郢都。秦置寿春县，属九江郡。西汉初置淮南国，以寿春为都城。东汉末为扬州刺史治地。三国魏设淮南郡。西晋为淮南郡寿春县。东晋改名寿阳县。南朝宋武帝曾以寿春为都城。梁、陈为豫州治所。北齐为扬州治所。隋在淮南郡设寿春总管府，后改设寿州。五代后周移寿州州治于下蔡县。北宋政和年间置寿春府，辖寿春、下蔡、安丰县。南宋改寿春府为安丰军，治所从下蔡迁回寿春。元代为安丰路总管府寿春县。明初复建寿春府，后又改为寿州，属南京凤阳府。清代沿袭明代凤阳府寿州建置。民国元年改寿州为寿县。
东晋南朝侨置州郡县对地名变迁也有影响。如谯郡，东汉建安中，曹操析沛、汝南郡置，治谯县。魏文帝以谯为帝乡所在，建为五都之一。魏末领谯、城父、宋、苦、酂、萧、相、竹邑、符离、銍、蕲、洨、虹、龙亢、山桑15县，除苦、酂两县，均在今安徽淮北地区。东晋南朝时谯郡侨置有多处:其一，东晋侨置南谯郡，治地浣川在今安徽当涂县境，省废于北齐北周时，时郡侨地在今安徽巢湖市东南。其二，南齐侨置北谯郡，治地在今合肥市长丰县境，领谯、蕲、宁陵三侨县。其三，梁侨置北谯郡，治地于今滁州市全椒县境。其四，梁侨置南谯州，治地在今滁州市境。其五，宋置豫州谯郡，领蒙、蕲、宁陵、魏、襄邑、长垣六县，其中蒙、魏、长垣三县为侨县。蒙县原治今河南商丘市东北，侨治今安徽蒙城县西北，魏县亦侨治在今蒙城县境，长垣县侨治在今亳州市。宋明帝年间丧失淮北后，谯郡侨置北徐州马头郡境内，治地在今蚌埠市。其他如豫州、汝阴郡、沛郡、梁郡、淮南郡等，在安徽境内的侨置情况都比较复杂，虚实相杂，分合不定，兴废频繁，名称多变。正如《宋书》所言:“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
(四)政治制度对地名的影响
历史上地方行政制度名称和层级屡有变化，秦代实行郡县制，汉代增设州制，唐代增设道府制，宋代将道制转化为路制，元代增设省制。省、路、道、府、州、郡、县等，均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亦为地方一级政区通名。对安徽淮河流域来说，省，设置最晚，层级很高，相关政区名很少，如元代河南行省，清代江南省、安徽省。道、路，设置较晚，层级较高，相关政区名不多，如唐代河南道、淮南道，清代安庐滁和道、凤颍六泗道，民国安庆道、淮泗道。宋代京东西路、京西北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元代济宁路、庐州路、安丰路、淮安路等。府，设置较晚，层级较高，相关政区名也不多，如宋代顺昌府、寿春府，元代汝宁府、归德府，明代凤阳府、庐州府，清代凤阳府、庐州府、颍州府、徐州府等。州，设置很早，层级变化较大，相关政区名较多，尤其是南北朝时期。如两汉西晋豫州、扬州、徐州，南北朝颍州、谯州、豫州、徐州、合州、霍州、扬州、仁州、睢州、潼州、陈州、汴州、楚州、西楚州、南兖州、西徐州、北徐州等，唐代颍州、亳州、宿州、徐州、宋州、寿州、庐州、濠州，明代寿州、颍州、亳州、宿州、泗州、徐州、六安州等。郡，设置很早，层级变化较大，相关政区名较多，尤其是南北朝时期，不再一一列举。县，设置很早，层级一直较低，相关政区名较多，很多县名存在时间很长。
县级以下基层政治组织，对地名亦有影响。秦汉时期实行乡里制，主要有里、亭、乡等名目，如《史记》记载老子故里“楚苦县厉乡曲仁里”，陈胜举义处“蕲县大泽乡”，刘邦曾任“泗水亭长”。北魏孝文帝时，废除宗主督护制，改行三长制，三长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北齐和北周对三长制的名目有所增益，在邻、里、党外，设保、闾、族等组织。唐代实行里坊制，在城区、郊区、乡村采取不同建制，如城区设坊，郊区设厢。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曾推行保甲制。明代配合黄册制度，开始推行里甲制，以里和甲为基本单位。清代末年，“安徽各州、县以下设市、镇、乡(旌德县设区)，乡(区)以下分别设里、保、都、图、集、村、耆、坊、铺、社、甲等组织，名目及层次均不划一。”
历代军事制度对地名也有影响，带有营、卫、军、戍、所、哨、堡、寨、屯、关、汛等字眼的通名地名，常常和兵事有关。而曹魏西晋的军屯制，宋代的军建制，明代的卫所制，均对地名产生了影响。镇亦起源于军事制度，《魏书·官氏志》:“旧制，缘边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与刺史同。”宋以后镇的军事色彩逐渐淡化，多为县以下的工商业市镇，但明清时期镇仍作为军队编制单位。圩本来是指低洼地区防水护田的土堤，与农业生产相关，沿江和江淮地区大量含圩的地名多与圩田有关。但清代以后淮河流域修筑的圩，常与堡、寨等相类似，比较典型的有合肥西乡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周围的淮军将领四大圩:张老圩、刘老圩、周老圩、唐老圩。这些圩“大多依山傍水而建，围有内外壕沟，建有碉堡哨楼，是江淮之间典型的聚族而居兼有军事防御性质的民居。”
(五)政治事件对地名的影响
政治事件尤其是重大政治事件，能提高事件发生地的知名度，可以使本来默默无闻的小地名名垂青史，也可以为有些影响的大地名增添光彩。先秦时期，“禹娶涂山”、“禹合诸侯于涂山”，“汤放桀于南巢”、“桀奔南巢之山而死”，这是夏朝首尾两王禹和桀的大事，都与安徽淮河流域有关。“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这是夏朝前期夷夏之争的大事，穷石，一说即《左传》昭公二十七年楚救潜，“与吴师遇于穷”的“穷”。吕思勉认为:“穷、潜地近英、六，盖偃姓聚居之所。以此为羿之故国，揆以事理，殊为近之。”“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这是描写周幽王帅臣皇父征伐淮夷建都淮上的大事。蒙文通认为:“皇父作向，周公营洛，其事同也。”并且认为“向”，即《左传》襄公十四年“会吴于向”的“向”，“今为凤阳府怀远县东北四十五里。”
秦王朝暴政，陈胜首举义旗，起兵蕲县大泽乡，小小的大泽乡一举载入史册。楚汉争天下，“决胜垓下”，项羽兵败，霸王别姬，阴陵迷道，东城末路，乌江自刎，这一悲壮事件，使一连串安徽地名千古传扬。东晋淝水之战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使淝水、洛涧、八公山声名大显。梁武帝萧衍为抗击魏军，强筑浮山堰，酿成十余万民众葬身淮河洪水的巨祸，浮山堰因此背上千古骂名。南宋名将刘锜在顺昌府大败金兵，取得了南宋抗金以来的少有胜利，“顺昌大捷”无疑增加了阜阳的知名度。朱元璋在凤阳兴建中都皇城，规模宏大的中都城，为帝乡增添了许多光彩。捻军各旗首领在雉河集会盟，捻军由分散走向统一，雉河集作为捻军大本营闻名遐迩。李鸿章在合肥组建淮军，后来成为晚清重臣和近代化先驱，合肥因为李鸿章及一批淮军将领增加了知名度。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曹蕴真等人率先创建中共寿县小甸集特支，这是安徽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小甸集因此成为安徽著名的红色纪念地。临涣文昌宫和祁集小李庄，是淮海战役总前委驻地，双堆集战役是淮海战役重要组成部分，文昌宫、小李庄、双堆集均成为淮海战役重要纪念地。凤阳大包干尤其是梨园公社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拉开了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序幕，对新时期中国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小岗村成为凤阳的一张新名片。
经济环境对地名历史文化资源的影响
对安徽淮河流域地名历史文化资源产生影响的经济环境，主要包括水利建设、交通运输、经贸活动、手工业生产等内容。
（一）水利建设对地名的影响
不少含有坝、堰、渠、陂、堤、圩、沟、闸、门等字眼的通名地名，常常和水利工程有关，而一些含有水、河、湖、塘等字眼的通名地名，也可能和水利工程有关。安徽淮河流域历史上比较出名的水利工程有芍陂、富陂、鲖阳渠、葛陂、七门堰、焦陂、汴渠、临涣三沟等。芍陂，又称安丰塘，相传由楚国令尹孙叔敖兴修，是中国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对楚国经营淮上定都寿春有较大贡献。鉴于芍陂的经济地位十分重要，历代地方官员都相当重视芍陂的整修和改造，芍陂的发展变迁史，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淮南地区农业经济的起伏盛衰，芍陂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富陂，又称富波，《汉书·地理志》:汝南郡辖富波县。《风俗通义》:“陂皆以溉灌，今汝南富陂县是也。”《十三州志》:“多陂塘以溉稻，故曰富陂县也。”县名与陂名融为一体，反映水利建设对富陂置县的重要性。鮦阳渠，在汉汝南郡鮦阳县境内，《后汉书》记载:汝南郡守何敞“修理鮦阳旧渠，百姓赖其利，垦田增三万余顷。”《后汉书·郡国志》:“鮦阳县境有葛陂乡。”鮦阳渠离葛陂不远，而且相互贯通，形成了较为便利的灌溉系统。七门堰，位于舒城县西南乡七门山下，相传为西汉羹颉侯刘信兴修，三国魏扬州刺史刘馥重修，明正德年间舒城县令刘显又主持疏浚。当地建有“三刘祠”，纪念刘信、刘馥、刘显兴修水利造福百姓的功绩。焦陂，又称椒陂，《新唐书·地理志》:汝阴县“南三十五里有椒陂塘”。欧阳修知颍州，除了深爱颍州城郊的西湖，亦深爱颍州城南的焦陂，写下了不少吟诵西湖和焦陂的诗篇。汴渠，又称通济渠，隋炀帝时开挖，唐宋时期成为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漕运要道。唐宋汴渠流经安徽淮北市濉溪县柳孜镇、百善镇和宿州市埇桥区、灵璧县、泗县等地，对安徽淮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埇桥因为护漕的战略地位，唐代首次在其地设立宿州。临涣三沟，《宋史》:蒋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者，如扬州之天长三十六陂、宿之临涣横斜三沟，尤其大也，用工至百万，溉田九千顷，活民十一万四千。”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根治淮河，在皖西陆续修建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磨子潭、龙河口五大水库和淠史杭灌区，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磨子潭、龙河口这些普通地名，因为大型水利工程而闻名遐迩。另外，淮北大堤、蚌埠圈堤、城西湖、城东湖、瓦埠湖、唐垛湖、新汴河、茨淮新河、怀洪新河、漴潼新河、蒙洼、王家坝、临淮岗、蚌埠闸、横排头、润河集、红石嘴等，也因为治淮工程为人们所熟知。
(二)交通运输对地名的影响
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实行驿传制度，在交通要道上设驿站和铺所，所以带有驿、铺、亭、站等字眼的通名地名，常常与驿传制度有关，其中以驿和铺最为普遍。如清代凤阳府，凤阳县有濠梁驿等3驿;定远县有池河驿等4驿;寿州有正阳关驿等4驿;凤台县有丁家集驿;宿州有睢阳驿等4驿，灵璧县有固镇驿。其他各府如颍州府有8驿;庐州府有8驿;泗州有4驿等。再如清代寿州有总铺、二十里店铺、姚皋店铺等33铺。
一些数字地名也和驿传制度有关，如清代阜阳县七里铺、十里铺、十五里铺、十八里铺、三十里铺、四十里铺、五十里铺、六十里铺。清代六安州东乡十里铺、二十里铺、三十里铺、四十里铺、五十里铺，东南乡二十里铺、三十里铺、四十里铺、五十里铺、六十里铺，北乡十里铺、二十里铺、三十里铺、四十里铺。这些数字指的是铺所地点距离县城或州城的大致里程。
还有一些带有桥、渡、津、埠(步)、口、关、港、浦等字眼的通名地名，常常和水陆交通有关，也大多和商业贸易有关，如埇桥、炉桥、顾桥、下符桥、长淮渡、黑石渡、安丰津、逍遥津、蚌埠、苏家埠、麻埠、丁家埠、涡口、颍口、峡石口、濉溪口、五河口、正阳关、临淮关、寿唐关等。因为地理位置重要，其中一些交通地名与军事政治也有关系，常常是兵家必争之地。
安徽淮河流域城市发展史上，道路交通建设是一项重要内容，安徽城市道路命名起于何时无法确考，明清方志中记载了不少以街、道、巷、胡同等为通名的城市道路地名。如《光绪亳州志》记载亳州城内有十字大街、东门大街、西门大街、南门大街、北门大街、署前街、玉皇庙街、三皇庙街、老子庙街、灵官庙街、雷祖庙街、任家庵街、火神庙街、二郎庙街、礼拜寺街、皮厂殿街、半截楼街、砚池湾街、四眼井街、学前街、卫后街、夹庙街、文昌街、礼贤街、察院巷、卫里巷、神路巷、仓巷、大寺巷、清风巷、夏家巷、高家巷、曹家巷、白家巷、李家巷、王家巷、崔家巷、薛家巷、陈家胡同、方家胡同、丁家胡同等。
(三)经贸活动对地名的影响
古代含有市、集、店、埠、墟、行、栈、肆等字眼的通名地名，常常与经贸活动有关。市主要指官市，即官府指定的交易市场，有时也指草市或墟市，即自发形成的交易市场。如清代亳州有牛市、羊市、猪市、驴市、鱼市、席市、花市、菜市、姜麻市等街道名。清代霍邱县境内有各种市，如牛市、羊市、果市、柴市、麦市、菜市、米市、鱼市、稻市、豆市等。集指城镇尤其是乡镇商品交易集市，如《嘉靖宿州志》记载的明代宿州四乡集镇多达67处，其中州西北相城乡有8集，州西南涣阳乡有13集，州西南仁义乡有12集，州南蕲县乡有17集，州东闵孝乡有8集，州东北孝义乡有4集，州北闵子乡有5集。今天安徽淮河流域仍然有许多带有集字通名的地名，并保留了乡镇或城镇集市的内涵。店指商店，埠指水陆码头，在古代经贸地名中比较常见。行、栈、肆，一般指城镇开设的商行、货栈、店肆等商业场所，在安徽淮河流域城乡地名中也有反映，但流传下来的较少。
场(厂)、务等通名在古代经济管理活动中亦有反映，如宋代茶场中，著名的寿州三场:霍山场、麻步场、开顺场，又称寿州三务。今天仍然作为地名使用的厂，如六安市金安区毛坦厂、木厂，霍山县迎驾厂、大河厂，合肥市肥东县白龙厂、青龙厂，均与明代马政有关，这些地方都曾经是军马场或是牧养军马的草场。
(四)手工业生产对地名的影响
在安徽淮河流域，坊除了坊厢的政区含义和牌坊的文化含义外，还有作坊、坊肆的商业含义，与古代手工业生产和销售有关，因此带有油坊、染坊、酒坊、糟坊、磨坊、纸坊、糖坊、粉坊、茶坊等字眼的城乡地名较多。还有一些地名源于古代制陶业，如淮南市上窑镇，与著名的寿州窑有关。唐代上窑镇窑场规模较大，附近尚有上窑山、窑河、外窑、三座窑等地名。萧县白土镇，古称白土寨，因境内蕴藏丰富白垩土而得名，宋代以后主要烧制白釉瓷，并用石炭即煤作为燃料，引起徐州知州苏轼的兴趣，曾派人到白土镇寻找石炭锻造兵器，并写下《白土山石炭歌》记叙经过。界首市陶庙镇，原有陶祖庙，相传为祭祀春秋越国大夫范蠡(陶朱公)祠庙。陶庙镇附近乡民大多以制陶谋生，“界首彩陶技艺历史上主要分布在安徽省界首市颍河南岸的13个村，因每个村的村民都以业陶为生，并且村名均以‘陶窑’为名，因此有‘十三窑’之说。”清代霍邱县南乡顾家畈一带，亦曾经有过一些窑业地名，“开设窑座六七所，有顾家窑、吴家窑、安家窑、谢家窑、尚家窑、李家窑、孙家窑等名目，日夜焚烧，掘土数丈。”
文化环境对地名历史文化资源的影响
对安徽淮河流域地名历史文化资源产生影响的文化环境，主要包括古文化遗址、宗族文化、宗教文化、景观文化、民俗文化等因素。
(一)古文化遗址对地名的影响
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步开展，安徽淮河流域古文化遗址的挖掘越来越多，如新石器文化遗址，有濉溪县石山子，蚌埠市双墩，蒙城县尉迟寺，固镇县垓下，定远县侯家寨，宿州市小山口、芦城子、古台寺，萧县花家寺、金寨，灵璧县玉石山，泗县佘家台，亳州市富庄、后铁营、青风岭，利辛县禅阳寺，临泉县老邱堆，霍邱县扁担岗、红墩寺，寿县团城，怀远县双古堆，肥西县古埂等。这些遗址地名除垓下外，基本上都是普通地名，没有多大影响，但因为这些地方发现了距今几千年的文化遗存，加上媒体的广泛宣传，因此声名鹊起。尤其是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文化遗址，如石山子、小山口、双墩、尉迟寺、垓下、侯家寨等，考古工作者将其看作某种古文化类型的代名词，历史文化意义和价值更加凸显。再如夏商周文化遗址，有蚌埠市禹会村、丁家庙，亳州市牛市孤堆、钓鱼台，宿州市堡顾家、五柳，寿县李三孤堆、寿春城、柏家台、斗鸡台，临泉县贺胜台，太和县倪丘孤堆，凤阳县钟离城，六安市东城都，霍邱县堰台、绣鞋墩，长丰县陈寺贝，肥西县大墩孜，肥东县大城头、大陈墩、吴大墩等。除寿春城、钟离城等少数地名外，原来基本上也都是普通地名，这些地方出名与考古挖掘有较大关系，与新石器文化遗址情况相类似。而“这些古文化遗址大多坐落在傍临河流、湖泊、水塘的高阜之地，一般高出地面数米，面积达数千至几十万平方米。淮北俗称之为‘孤堆’或‘堌堆’，沿淮及淮河以南称‘墩’、‘城头’、‘台’、‘凸’等。”因此，安徽淮河流域不少带有孤堆、堌堆、古堆、墩、城头、台、凸等字眼的地名，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需要补充的是，淮河以南的淮南市区和寿县地区，也有大量称作“孤堆”的地名，并且大多与古文化、古墓有关。
(二)宗族文化对地名的影响
安徽淮河流域姓氏地名相当普遍，尤其是广大农村的村镇，大多用姓氏命名，这与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密切相关。如阜阳“数十大族聚处其间，与四县之民皆有宗族亲戚往来。”合肥“四乡之民，多聚族而居，故宗法极重。”以今天的濉溪县为例，“今全县2867个自然村庄，以姓氏命名的占50%以上，开头第一个字用‘张’姓的151个，如张庙、张圩子;用‘王’姓的119个，如王尧、王岗;用‘李’姓的89个，如李家、李乡;用‘刘’姓的89个，如刘小庙、刘公庙，还有用朱、陈、杨、赵、郭、周、孙、郑等70余姓作为庄名的开头一字。”
移民文化对地名的影响，也与传统宗法社会有关，古代人口迁徙大多是以家族为单位。如捻军首领张乐行家族，始祖张桂明末从山西迁到淮北，张桂二子，传至三世，有大排行兄弟八人，后世族人称“老八门”，到第五世繁衍为二十门，除张老家外，分居在张楼、张单庄、张小庙、张双庄、张大楼、张大庄、张瓦房、张土楼、擂鼓张、洼张庄等九里十八庄。
(三)宗教文化对地名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传统宗教主要是儒、道、佛三教，三教的实体建筑，如祠、寺、庙、观、宫、坛、殿、庵等，常常在地名中留下印记。一些祠庙建筑经过修缮保存至今，成为安徽淮河流域旅游观光的名胜古迹，如阜阳市刘公祠、马祖庙，颍上县管鲍祠、竹音寺、白衣庵，太和县文庙，亳州市华祖庵、白衣律院，蒙城县庄子祠、慈氏寺，涡阳县天静宫、法云寺，利辛县阎庙，宿州市闵子祠、地藏庙，萧县三贤祠、天门寺、圣泉寺，砀山县瑞云寺，灵璧县丁各庙，泗县文庙、观音庵，淮北市相山庙、大坊寺、青龙寺，濉溪县文昌宫，怀远县禹王庙，六安市皋陶祠、昭庆寺、黄连寺、天台庵，霍邱县文庙、观音阁，霍山县南岳庙、白云庵，金寨县响山寺、蒙山寺、双河观，寿县孙公祠、留犊祠、报恩寺，凤阳县龙兴寺、禅窟寺，定远县霸王庙，淮南市洞山庙、老佛堂，凤台县天清观，合肥市包公祠、明教寺、月潭庵，长丰县吴山庙，肥西县西庐寺，肥东县浮槎寺等。还有不少祠庙已经湮灭无存，不过从地方史志中，还是透露出一些历史文化信息，部分在今天的地名中留下了痕迹。
有些祠庙奉祀的神祗带有普遍性，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在安徽淮河流域历史上也曾广泛存在，对地名文化有所影响。如风云雷雨山川坛、社稷坛、先农坛、五岳庙、三官庙、东岳庙、天妃庙、观音庙、奶奶庙、关帝庙、文庙、文昌宫、城隍庙、三皇庙、厉坛、八蜡庙、刘猛将军庙、土地庙、龙王庙、马神庙、火神庙、旗纛庙、狱神庙等。还有各地普遍设立的名宦祠、乡贤祠、忠义祠、节孝祠、烈女祠等，道德教化意义浓厚，安徽淮河流域地名中也有反映。
(四)景观文化对地名的影响
明清方志中普遍收录景观地名，以八景为主，亦有十景、十二景。这些景的命名也十分讲究，大多四个字，充满诗情画意。据《梦溪笔谈》记载，“八景”始于北宋画家宋迪的《八景图》，“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宋迪的《八景图》不仅受到书画家称誉，也为方志编纂者所欣赏，逐渐成为修志惯例。如弘治宿州八景:扶疏新构、闵孝孤坟、睢阳官道、符离晓渡、烟寺晨钟、谯楼暮鼓、寝园芳树、相山夕照。乾隆阜阳八景，亦称汝阴八景:西湖柳荫、卧牛晴雪、雪亭山影、新渡波光、书院探荷、让台观稼、杏林晓莺、芦湄秋月。光绪寿州八景:寿阳烟雨、峡石晴岚、八公仙境、三茅古洞、东津晓月、西湖晚照、珎珠涌泉、紫金叠翠。嘉庆合肥八景:蜀山雪霁、藏舟草色、教弩松荫、镇淮角韵、梵刹钟声、四顶朝霞、巢湖夜月、淮浦春融。各地不少带有亭、台、楼、阁、堂、斋、榭、桥、塔、园、圃、院、馆等字眼的园林建筑名称，也是景观地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民俗文化对地名的影响
一些地名里蕴含着当地的民间传说或历史故事，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和教育意义。安徽淮河流域也有这类地名，如乡镇中，阜阳市插花镇、口孜镇，太和县双浮镇，阜南县三塔镇，临泉县长官镇、迎仙镇、白庙集，涡阳县龙山镇、西河镇、高炉镇，利辛县展沟集，宿州市桃园镇，砀山县礼河集，定远县藕塘镇、三和集，寿县隐贤镇，霍邱县马店镇，霍山县与儿街镇、落儿岭镇，金寨县古碑镇、黄龙镇，肥西县丰乐镇、花岗镇、官亭镇，肥东县撮镇镇、响导乡等。另外，阜阳市让台、扳井、白衣楼、婆婆冢，亳州市石鳖巷、清水河、琉璃井、钓鱼台、压洼、哄娘洼，蚌埠市张公山、无意井、卞和洞，淮北市烈山、秘霞洞，淮南市舜耕山、茅仙洞，六安市种德寺、霍叔宫，滁州市女山湖、云母山，合肥市三孝口、双墩、王子城、烧脉岗、雷麻店等地名，也大都与民间传说故事有关。
还有一些民间谐音讹传地名。如固镇县，原名谷镇，西汉浍水北岸建有谷城，北魏改为谷阳城，后改为谷阳镇，简称谷镇，北宋俗称故镇，后又俗称固镇。濉溪县百善镇，北朝东魏临涣郡置白掸县，唐代为汴渠沿岸商业重镇和交通驿站，后白掸俗称百善。蒙城县坛城镇，原名檀公城，简称檀城，纪念南朝宋名将檀道济，后檀城俗称坛城。涡阳县楚店镇，原名楚殿，与春秋时楚王伐徐建置行宫有关，后楚殿俗称楚店。长丰县水湖镇，原名水家户，1936年淮南铁路通车设水家湖站，水家户讹变为水家湖，简称水湖。还有民间流传的数字地名，如老合肥的数字地名歌谣:一人巷、二郎庙、三孝口、四牌楼、五星寺、六谷祠、七桂塘、八蜡祠、九狮桥、十字街。
综上所述，安徽淮河流域自然人文环境对地名历史文化资源的影响，是多方面，深层次的，不仅有纵的影响，即贯穿于地名的起源、变迁和传承过程中;亦有横的影响，即作用于各类地名，如山水地名、政区地名、城市地名、乡村地名、建筑地名、交通地名、水利地名、古迹地名、民俗地名、地标地名等。安徽淮河流域自然人文环境对地名历史文化资源的内涵，无论是语言内涵，还是实体内涵，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自然人文环境对地名历史文化资源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安徽淮河流域，而是带有普遍意义，因此，在全国地名普查、规划、管理和保护等工作中，应该高度重视自然人文环境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来源：《安徽史学》2016 年第 3 期
作者：胡晓
选稿：常宏宇
编辑：郝志坚
校对：刘优华
审订：洪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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