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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新疆移民地名考述

罗佳 江西地名研究 2022-03-18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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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以来,由于大量内陆移民和军队迁入新疆,产生了许多的新地名和地名群,这些新地名主要由汉语地名和少数民族语地名构成,蕴涵了移民者本身的文化内涵。到清朝末年,汉语地名数量大量增加,与少数民族语地名相互交错,并相对集中分布,构成清代新疆移民地名的特点。

关键词:清代新疆;移民地名;地名群







清代以来,新疆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大量的移民迁徙至天山一带,其中以天山北麓为最多,这些移民逐渐占据了当地人口的主体,并对其生活的地理区域重新命名,产生了大量的新地名和地名群,构成清代新疆移民地名的特点。



清代新疆移民地名的类别



1.原籍地名  从乾隆年间开始,清政府对新疆实施的“移民实边”政策,使天山北麓地区迁入大量的人口。人口迁移的高峰主要在乾隆年间和同治年间,移民迁入地主要分布在天山北麓东段的乌鲁木齐、巴里坤一带和伊犁河谷两个地区。迁入天山北麓东段的人口多为陕西、甘肃的贫困农民,其中,以甘肃贫民最多。迁移的人口规模较大,仅乾隆年间迁入的人口就达16.4万人。移民受汉文化影响,该地区地名多带有汉文化的烙印。西部的伊犁地区,迁移的人口主要来自东、西、南各地,移民从事的生活方式不尽相同,有从事农业的维吾尔族,牧业的哈萨克族、土尔扈特蒙古族,农牧兼有以及带有驻防性质的锡伯族、察哈尔蒙古族,此外还有汉族和满族。这些迁移人口由于自身的特点和生活习性,对迁徙地的命名不同,从而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同。

汉语命名地名。以移民原籍命名的地名主要分布在天山北麓的乌鲁木齐、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里坤等地。移民的原籍以甘肃省为主,其次有西北地区的青海、宁夏、陕西等地以及东南地区。以原籍命名的移民以农垦为主,将自己的原籍名称直接附加在新开垦的土地上。当时移民以迪化府最具典型。乾隆年间,清廷平定回部后,设置迪化府。乾隆三十七年(1772),于乌鲁木齐设“满营诸员”,“由凉州庄浪移驻”。设迪化城守营都司等官,由“乾隆二十八年并三十二、三、九等年,由凉州、宁夏、甘肃、安西河州、肃州、沙州、固原、西宁延绥、兴汉各营移驻”。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四十二年(1777),清廷又在济木萨尔设置济木萨营参将、守备、千总、把总及经制外委等官,“并由甘州、凉州、西宁肃州、固原、宁夏等各营移驻”。因迪化府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故有数以万计的移民迁入。随着移民的迁入,此地出现大量移民原籍地名。迪化府属和镇西府属的移民原籍地名有:广东户、方家沟、白家沟、甘州工、冯家壩、桑家渠、白家海子、宁州户、西凉户、包家店、南凉州户、黄山街、穆家地、董子沟、兰州湾子(村)、河州工(村)、凉州工(村)、西宁大庄子、穆家地沟等。其中,奇台的“西地”和“东地”,实则是广西地和广东地的缩称。玛纳斯县有凉州户,昌吉有兰州湾子。其中,迪化府属之“安南工(村)”,位于府治西70里,因越南人在此屯垦而得名。清朝时,称今越南为“安南”。18世纪前半叶,因有农民起义余部22户在黄文纉的率领下向清廷“请求内附”,清政府将其100余人先安插至云南边境,后移入内地。乾隆三十六年(1771),清廷将其分为两部分,一部安插到黑龙江,一部安插至乌鲁木齐头屯河垦区,从而使该地出现了以国名命名的地名。

少数民族语言命名地名。清代文献记载:“回众世居闢展,自役属准噶尔后,乃始西迁,不忘旧居,仍其故号,故其名,(雅木什以上诸地名多与闢展城所辖地相类)两地符合云。”因此,新疆乌什一带地名大量保留了维族原籍地闢展的地名。如辟展、托克三、布干、连木齐木、雅木什、鲁克察克、僧尼木、哈喇和卓、罕都、洋赫等。

2.姓氏地名  以姓氏命名的地名是移民地名中最常见的,并且广泛分布在以农耕为主的移民中。移民进入初期,天山北麓地广人稀,移民多以单户或宗亲家族迁徙一地,开垦种植,并以自家姓氏命名新垦地。这些姓氏地名多集中在迪化府及其所辖六县中,其中以昌吉县最多。命名方式:姓氏加汉字“家”,后缀加地名通名,如蒋家湾、方家沟、冯家壩、桑家渠、包家店、穆家地、穆家地沟。

巴里坤一带位于新疆东部,“地居两山之中,形势狭阨,当孔道,亦一都会也”。康熙、雍正年间,移民“皆来自秦陇,其俗羯夷不均……以致其蓄藏有关西之风”。这里土地肥沃,适宜于移民农耕屯垦,因而内地移民陆续迁入,很多当地村庄便以这些初来的移民姓氏来命名。其命名方法是以姓氏后缀“家庄”得名,如“曹家庄”,就是因名叫曹永的汉民迁入屯垦而命名的。其他如“胡家庄”、“马家庄”、“郭家庄”、“高家庄”等都是循此规律命名。巴里坤县的吴家庄子,是因乾隆二十八年(1763),从湖北武昌府马迹岭一带的吴姓大族中,迁徙7户于此屯田而得名。

吉木萨尔县的姓氏地名,还结合当地的地理要素,以姓氏和地形、湖泊等结合而命名。如:尚家梁、冉家湖、叶家湖等地名。沈家湖,因清光绪年间,有一沈姓人家随军来此开荒种地,四周多泉水溢出成小湖而得名。

3.方位语地名 内地移民迁入新疆后,用所处的地理方位来命名地名。这类地名多以“上”、“下”、“东”、“西”、“南”、“北”、“左”、“右”等反映方位概念的词放在原地名的前面,和原有的地名相对应,形成前缀性的新地名。方位语地名大多都集中于迪化府和镇西府一带,这些地方农业发达,文化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如:

迪化府下境内有:东沟、西沟、上头屯、中营工、东九家湾、西工底坪、中夷铁厂、西工南渠、东三工、下四工、北五道湾、西渠、中渠、西工渠、西二渠、东工、下黑沟、上胡桐窝、下胡桐窝、西九家湾等。昌吉县:北沙窝子、下营盘、左营屯田、小西庄、下六工、下三庄、利十四下庄、上垫壩、下泉庄、南五工、上六工、东七工庄、东三庄等。呼图壁县:雀儿西沟、下三工、和四上庄、雅儿东沟、雅儿西沟、东滩等。绥来县:南凉州户、北沙山。阜康县:内东渠、东八连、东五连、西泉、西渠等。孚远县:北沙山、小西沟、西地、后堡子、西上湖、大东沟、上暖泉、水西沟。奇台县:大西沟、西吉尔、东吉尔、上开垦、下开垦、中葛根、东湾、西地、东地、北道桥、老中葛根、西葛根。

镇西府境内有:东坎尔、南梁、北梁、西园子、西大墩、东头渠、西头渠、下肋巴泉、上肋巴泉。巴里坤县的上涝坝村和下涝坝村,因为处于河流上下游的关系而得名。康熙年间,有500名屯田兵在河流的下游蓄水屯田,故命名为下涝坝。宣统年间,有民众在此河的上游一带屯垦,亦命名为上涝坝。

4.功能地名 功能地名大多是移民迁入新地后,在此地域所发生的社会活动而保留下的地名。功能地名命名特点,是利用当地所具备的某种功能来命名,包括手工业制造功能、通商往来功能、社交活动功能等。如巴里坤的“接官厅子”,因新疆建省以前,巴里坤地处内地与新疆交通要塞,“地居两山之中,形势狭阨,当孔道,亦一都会也。康熙、雍正之间两驻大兵。其民皆来自秦陇,其俗羯羠不均……道光、咸丰之间称相盛焉”。在当地建有迎来送往官员的厅子而得名。也有移民从事商业活动而遗留下来的地名,如巴里坤的“商户村”,就是因商人招募内地的人来此屯垦,因而出现商民“认垦接踵而至”的状况而得名的。阜康县属有“商户沟”,也是因清末商户屯垦之地而得名。“商户村”,以迪化府与镇西府为最多。时,当地汉民从事商业活动十分繁盛,“其民皆土著,重农,有士五十人,回民聚居广泉子,率力田地踔远,人民希菹荡绵斥宜四扰市列无大贾,故其俗犷僻兢锥刀之末,水西沟产铁,有故冶场一”。此类地名还有碾子沟、中夷铁厂、古牧地、铁厂沟、牛圈、石厂、商户沟、大马圈、煤窑沟、葡萄沟、羊圈湾、板厂沟、楼坊沟等。

5.军事地名  军事屯田地名  清代以来,因有大量军队入疆,并直接从事农田屯垦,便出现了相应的以屯田编号为主的军队屯垦地名。这些屯垦地名,多数命名方式都含有数字。如迪化府下的头工、二工、三工等。乾隆年间,清廷平定回部,设置伊犁等处将军及参赞大臣和办事大臣,并以准部之乌鲁木齐建迪化州,分属甘肃省,并设都统、领队大臣及绿营提督等官。其中,设中营参将、左营游击及右营都司等官员,军队驻军屯田,便以编号为中营一、二、三工的屯区而得名。清朝在古城设官营驻军,始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由兴汉、河州、沙州各营移驻”;镇西府官营驻军,据西安将军奏:“由西安、宁夏两处满营,各裁拨一千移驻巴里坤,嗣因该处兵粮转运维艰,三十九年,乌鲁木齐都统、陕甘总督奏准将西安满兵移驻巴里坤,其宁夏营满兵移驻古城。”这样从奇台木垒至阜康一带从事军事屯垦,头工、二工、三工等地名随处可见。如古城曾设卡伦“下八户”,后为村庄地名。天山北路军事屯田地名具体如下:迪化府属地域:上头屯、中营工、军户、东三工、下四工、七工、兵户渠、下头屯、七工庄、八工庄、小三工、十工庄、大三工庄、下营盘、头工庄、三工庄、小军户、左营屯田、军户、下六工、南五工、上六工、东七工庄、头工、下三工、兵户、头工、二工、二屯、三屯等。吐鲁番直隶厅属地域:二工、头工、西宁工、连二工等。

交通驿站地名。清代以来,大量出现的交通驿站地名是清代新疆地名命名的另一个特色。乾隆平准以后,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等,驻军分“驻防”和“换防”两种。新疆军队总兵额约2万余人,由“总统伊犁等地将军”节制。据《嘉庆重修一统志》所载,乾隆年间平准以后,在新疆共设台站348处,卡伦172座,营塘38座,共计590处。至清末,新疆各府厅设驿站,大小驿站遍布新疆。据《清史稿校注》所载,清末共设驿站211处。此外,全疆卡伦较之前期有增无减。

清朝在天山北麓的交通沿线设立了许多军事驿站,以维护交通畅通。这些具有军事性质的驿站逐步发展演化成为地名。天山北麓东从哈密、巴里坤,西至伊犁的交通线上,分布有若干台站、卡伦和营塘。至今还遗留有二台、三台、五台、七台等驿站地名。如乌鲁木齐曾设“三台塘”,卡伦地名有“三岔口”、“水西沟”、“大西沟”、“牛庄子”、“紫泥泉”、“板窝铺”、“头道河子”、“红渣山口”、“三岔河”、“石山口”、“大泉”、“沙山口”、“火烧沟”等。孚远县有“老三台(村)”。哈密设有台站,如“头堡台”、“三堡台”、“星星峡台”等。这些地名大部分至清末都演化为村镇地名,有的甚至沿用到今天。

6.宗教地名  西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交流的要道。1世纪以后,佛教自印度经克什米尔和拉达克传入了中亚。自此以后,佛教的文字和经典,尤其是雕刻艺术逐渐传入西域,一直向东发展,至5世纪时的北魏政权,佛教的影响从甘肃西部至吐鲁番,再从吐鲁番越过天山,再沿着北路的草原绿洲往西达主要商业城市中的聚集区中。

清代从内地迁移到天山北麓的移民,将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带入移民区。汉族传统宗教信仰中,信仰关帝、娘娘、老君的甚多,所以移民区地名中多含有“庙”字。如“庙儿沟”的地名,在天山北麓分布广泛。昌吉、呼图壁、巴里坤等地都有“庙儿沟”地名。昌吉有“三屯庙”,玛纳斯有“五岔庙”,古城有“老君庙”,巴里坤有“老爷庙”,奇台县有“牛王宫”。而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也是这个时期移民的主力。他们的宗教文化对地名命名也有一定的影响。迪化府多为汉蒙回满杂居,孚远回民聚居地就有“广泉子”奇台县有“回回梁村”,阜康县下有“清真寺村”等。

7.屯田地名  新疆除天山南路维吾尔族从事农业外,北路广大地区多为牧区。自清朝招民开垦以来,该地区迅速发生变化。有学者统计,乾隆四十年(1775)共有民屯地70余万亩,如加上军屯与其他各类屯田,则已超过150余万亩。军队、移民在屯垦过程中,需修建水利设施,从而出现了以水利设施命名的地名。迪化府及镇西府,乾隆年间在屯垦时,大力开挖河渠,不仅出现大量以“某某渠”命名的地名,还出现按渠道划分和浇水的顺序而命名的地名。这些地名的命名方式多以数字编号,也有按参加屯田开渠的人数、耕地面积等命名的。如按迁入地人口的户数或耕地面积命名的,具体有迪化县内:八户梁渠、十七户渠、东九家湾、三十五户、西渠、中渠、八道湾、九道湾、卡子湾、太平渠、西工渠、西二渠、固堡西渠、固堡东渠、四户地、十二户、新渠子、二道湾、二工皇田、西九家湾、东厂渠、西厂渠、郃阳渠、荒草梁东渠、荒草梁中渠、荒草梁西渠、仓户沟、太平渠、永丰渠、公胜渠上庄、小渠、二工堡、三工堡、四工堡、宣仁东渠、四十一户、安宁渠、兵户渠、六十一户。昌吉县内:二十户、新户梁、亨三工、十四户、亨二十五户、亨六工、新二庄、亨三十户、贞一庄、贞二庄、小西庄、利十三庄、下三庄、十三庄、二十四户、新渠村、五十户、利十五中庄、下垫壩、亨三十户。呼图壁县内:新户、十四户、嘉三庄、嘉七庄、和四上庄、桑家渠、五畦、十三户、五户。阜康县内:内东渠、五连、六连、八连、九连街、七连、十连、东八连、东五连、八户沟、西渠、东渠、五工梁。孚远县有:附城渠、三盛渠、大有渠、太平渠、长山渠、公盛渠、长盛渠、十二户。奇台县内:上开垦、下开垦、平定渠、隆旧渠、永丰渠、红大渠、北道桥、新户梁、兴平渠、头畦、二畦、三畦。镇西府内:大泉西渠、大泉东渠、三四渠、东头渠、西头渠。






清代新疆移民区地名群的特点





第一,清代新疆移民区的地名分别属于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两大语言体系。大部分地名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地名,其他地名涉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并且是多语种。语种有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地名。

第二,以汉藏语系命名的地名多分布在天山北麓的农业区,多集中于乌鲁木齐、昌吉、巴里坤一带。这一区域位于蒙古草原的西端,属天山地区。发源于天山的许多河流,南流而入沙漠,每条河在流入平坦开阔的沙漠地带前,都要经过一些贫瘠的小山。这样就提供了一系列的从东至西分布的地点。由于农耕的需要,居民在此开渠引水,形成一个扇形的灌溉区。汉族传统的精耕农田在这里被绿洲式的灌溉农业所取代,移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因此许多地名都是因当地移民的农垦活动而命名的。而以阿尔泰语系命名的地名则分布在精河以西的天山北麓西部地区,多为蒙古语地名、锡伯语地名和哈萨克语地名。这些地名在地形上,主要分布在适宜于放牧的山区地带,移民的生产方式主要以游牧为主。

第三,从数量上看,清代新疆移民区的地名数量呈逐渐增加趋势,而且增加的速度和数量惊人。《宣统新疆图志》所载地名可谓汗牛充栋,移民地汉语地名比比皆是。从时间上看,这些移民区地名大部分都是自乾隆年间至新疆建省后命名的,是地名命名的高峰。尤其是天山北麓一带,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地名都是这个时期命名的。有的地区甚至90%以上的地名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

第四,清代新疆天山北麓的地名属于典型的移民地名。从这些地名中不仅可以解析出移民的来源地、种类、性质,甚至可以看出移民所从事的生产方式,从而移民文化的诸要素也充分地体现在新地名之中。这些地名群体之间没有明显的分隔,而是相互穿插,交错分布。游牧地名和农业地名,在天山北麓东西部都有分布,但各种地名群体之间仍有相对的集中性。因此,从地名的分布便可窥知移民的地理分布。

第五,汉语地名多借用其文化内涵,如姓氏渊源、宗教信仰等要素命名;而以自然地理因素命名的地名相对较少,只有沿河、湖边等地名体现出自然地理因素。而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地名则多以自然地理因素来命名,如因山、因水、因气候等地理要素命名的较多。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6期

作者:罗佳

选稿:常宏宇

编辑:郭娟

终校:黄馨烨

审订:耿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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