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地名文化的考究与利用
摘要：广州“十三行”地名文化已构成一个时空大系统，虽然当时地面上的历史建筑较少，但遗址地名可考，后续相关建筑很多。研究“十三行”地名，不仅可了解其产生、沿袭和变革情况，还可鉴识遗址环境参照物及所涵丰富的中外贸易关系史。为培育广州世界文化名城，亮出“十三行”国际名牌，构建国际性的“十三行”商埠文化旅游项目。文章梳理了有关“十三行”的主要地名系列，分析了“十三行”地名文化的构成特色，揭示了其沿江近水的分布规律和时空传播的文化功能，提出了保护运用“十三行”地名文化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十三行；地名文化；保护；利用
地名学是近代以来出现的交叉学科，与地理学、语言学、历史学有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地名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地名研究就是弄清地名的分布及其规律、从地名的传播中探索其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信息，对其地点、区位、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保护、开发、利用。
在2010年召开的广州“两会”上，保护老广州的地名，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有的学者为“近20年老地名消失近2000个”（黄淼章）而惋惜；有的学者肯定了“老地名中张扬的广州个性”，反对随意改名（司徒尚纪）；有的学者列举了老地名传承的优秀范例，指出了“大量老地名的消失是对自身文化的一种遗弃”（朱竑）。
广州“十三行”，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地名术语：一是指十三家行商；二是指十三家外国商馆；三是泛指与“十三行”相关的历史事件和系列地名；四是指大清帝国开海设关一口通商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对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十三行”地上遗物虽已丧失殆尽，而旧址地名遗留不少，确有研究运用的价值。
广州“十三行”所在核心地区也是广州培育世界名城的文化核心区。研究“十三行”丰富多彩的地名集合，有利于加强广州与世界的联系，有利于认识广州名城的主题文化特质，“保护城市的文化和传统”“对市民美好生活永恒精神追求的尊重”（朱竑）。司徒尚纪教授对“十三行”某些地名作了深刻的诠释。本文欲系统梳理“十三行”地名文化，希望能落实到保护国家名城、培育世界名城的建设活动中，以期为规划理论提供参考思路。
“十三行”遗迹地名的寻踪
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秘书处刘亦文先生曾对“十三行”遗址作过统计。他指出：“行，列也”“居货之地”也。“行”，陈列货物以便贸易也。广州“宋代已通行”。明代有“牙行”和“三十六行”，有“十三家商号”等称谓。清代的“十三行”是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成立粤海关后的第二年建立的，“番舶入市者，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沿明之习”主要是沿明之管理模式。“十三行”还有“洋行”或“洋货行”，行会团体“公行”（遗址在正对靖远街的“十三行”路北）等之称谓的相应地名。一个代表大清帝国具体经营对外贸易的特殊系统——“十三行”遗址地名分布甚广（图1）。
1.1 行馆商馆地名遗址
“十三洋行”旧址，在今文化公园、十三行路、人民南路和仁济路一带。历史地理学家曾昭璇先生曾说：因地名留存使夷（商）馆位置可考者有8处之多。如怡和行（EWO）本名伍绍荣，旧址于人民南路东，并有一条小巷依然故名；宝顺馆（Paou-shunFactory）亦即宝顺行,遗址于十三行路南偏东的小巷处；天宝行在人民南路与十三行路交接的东南角上。
外国人如（英）马礼逊（JohnRobertMorrison）、巴特（R.N.Bate）、W.Bramston，还有日本人田代辉久等用文字地图、简易地图、实测地图相继对十三行夷馆进行了细致研究，相互位置关系表达得十分清楚。总的来说商馆分布较行馆分布明晰，条理清楚。主要原因大概是商馆用地集中、排列有序、特色显著、影响较大，并受到外国人的注意（图2）。相反，行商行馆的地址不突出，分布在十三行路以北、以东、以西地带，无规律次序，兴衰起落变化大，地标性差。有时行馆、商馆合二而一。
1.2 商馆区买卖街地名
先有夷馆后有街。十三行街是1777年开辟的，用以控制夷馆用地向北拓展及限制夷人活动范围。街内两旁盖筑小铺，列肆其间。“凡夷人等，水梢等所需零星杂物，以便就近买用，免其外出滋事。其新街及重要路口俱派拨行丁数十名，常日把守，一切夷人行走，概不许越出范围之外。其闲杂人等，亦不许混行入内”。原十三行街可谓当时的涉外商业街，或类似“中英街”，安排有枪有炮有碉楼的清兵加以守卫。现十三行路可谓一条历史参照坐标轴，可定位同文街、靖远街（旧中国街）、新豆栏街、联兴街等小街小巷。
1.3 “十三行”仓库群地名
“十三行”商人的仓库在沙面和河南。美国亨特著《旧中国杂记》说：“有几家行号在江对岸的河南还设有巨大的货仓或栈房，里面存放着大量的印度原棉，来自英国、美国以及马六甲的毛、棉织品，以及其它商品，如大米、胡椒、槟榔、藤、锡等等”。“总商浩官因第一次鸦战遭火灾，损失了在沙面江边的几间大货仓，价值达75万至80万元”。当时沙面名叫“中流沙”。历史画卷记载：广州长洲岛当年建有外国人的转运仓库。中国装货栈房位于西濠涌以东，就涌江水运装卸之便。黄埔村酱园码头后也有装运仓库遗址。
1.4 行主别墅庭园地名
部分行主的住宅区在泮塘和河南同福路一带。他们的住宅建筑十分豪华、气派，像一座宫殿。有名的行商庭院共5家。其中最美丽的是潘庭官的住宅——海山仙馆，坐落在商馆西边三四英里（1英里＝1.61km）的江边。他的私人“官殿”中有大批的服务人员。1800―1823年，丽泉行行商潘长耀在西关龙津西路逢源大街一带也有花园别墅。1740―1760年间兴建的陈式花园位于河南海幢寺以南陈家厅直街（1908年）。1780―1840年间位于河南的潘家花园是潘启、潘有度等辈兴建的宅园（即今南华西街一带），20世纪初还有一口方塘遗址。
伍浩官（伍崇曜）的住宅在今河南南华中路一带。伍家花园有如《红楼梦》的大观园。中央大厅可摆筵席数十桌，能容上千的和尚诵经礼佛。后花园占地辽阔，有水路直通珠江，是为一名园。两广总督阮元也慕名而来，中秋到此赏月。伍园与潘园交相辉映，炫耀自己的财势。现存溪峡街，还珠桥、漱珠桥等桥名与其有关（图3）。
图3南华西街“十三行”遗存遗址
1.5 外港码头税馆地名
“十三行”的每个商馆都在门前广场珠江边上拥有自己的码头，这是外商采用填江的“非法”手段扩大用地所致。《广州城坊志》记载：“道光时，十三行码头，东以新豆栏为限，西以靖远街为限，而仁安、普源、同兴、源昌东、中西等街，均当日码头遗址也”。“十三行”大宗货运港口设在黄埔村、琶州一带。有一幅作于1795年的外销画刻画了“十三行”商包办珠江船运的情况。外商的货运到黄埔村后，外港码头有挂号口、税馆、夷务所、买办馆等管理服务机构接应，再用小船运到“十三行”商馆及其他地方。粤海关征税，“十三行”同外商贸易并管理、约束外商。“一口通商”时期的澳门则为来华贸易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十三行”、澳门、粤海关、黄埔同为广州口岸大清外贸体制的重要环节。
1.6 外国水手驻地地名
按照清朝政府的规定，外商来广州做生意，不能住在城里，只能停住在郊外的黄埔港。18世纪，法国商人曾把深井岛作碇泊、堆栈及水手上岸活动之地，故称为“法国人岛”。丹麦人则主要在长洲岛活动，故称之为“丹麦人岛”（图4）。后来英国商船也在这里碇泊。当年的黄埔港是一个有几千人的市镇，居民们为洋人充当买办、装卸、铁匠、引水、修理工等，“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同外国船舶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非贸易季节，外商只能居住在澳门。所以，澳门也被称为广州的外港。
1.7 外商游览景区地名
在休息日或生意之余，外商在广州的休闲和游览活动主要是去城北白云山、河南海幢寺、水上划船俱乐部所在江面、以及“地连海市鱼虾美，相逢多半是花农”的芳村花地游玩。平时在附近逛商店或游览名胜古迹和寺庙，如华林寺、北帝（洪圣）庙、文昌庙、关帝庙、花塔、长寿寺、泮塘古村、仁威古庙等。他们还会去故衣街附近的“万寿堂”铺头，购买一种从来没有运到过国外的“万寿午时茶”回来享用。一些年轻商人还组织了一个“广州划船俱乐部”，在珠江河上举行比赛活动。至今许多风景名胜景区、景点，还常为“老外”回忆录中描述的对象。
1.8 碑刻墓地教堂地名
当年外国商船停泊黄埔古村码头，有碑石和外销画为证。深井岛竹岗的外国人墓地有23个，文物部门已经修复，可供参观。特别是美国第一任公使的高大墓碑尤为引人注目。前几年丹麦大使也来此找到3个丹麦人的墓地。19世纪孟加拉商人来“十三行”经营棉花贸易，他们住在长洲岛（外国人叫丹麦人岛），因信奉巴斯教（又叫拜火教），在此建了一幢巴斯楼作为宗教活动场所。此楼已于1923年重建，解放前仍有教徒看管。里面有块碑石，铭刻巴斯教徒建楼的情况（该楼现在是黄埔造船厂的档案馆）。在巴斯楼附近的山头上有十几个巴斯教徒的墓地。广州石室是鸦片战争的产物，其中记载了许多历史事件。十三行夷馆前有一座小教堂，多张外销画印证了这一景观。这个遗址在现文化公园内。
1.9 军事要塞遗址地名
十三行行商也参与了中英战争的某些环节。如潘士成制水雷、仿造战船，受到道光帝的嘉奖。潘正炜家族参与河南人民反租地的斗争，行商捐款设炮台、引进枪炮等活动，都有相应的遗址可考。如西关西炮台、越秀山四方炮台、牛栏岗古战场、河南抗租地纪念碑、虎门硝烟池、沙角炮台、长洲岛炮台、琶洲炮台等都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军事要塞地名遗址。又如番禺莲花山上的莲花城，曾为林则徐设立的第二道江防要塞。始建于清康熙三年（1664年），面积约1×104m2，内设墩台、营房、操练场，战时城外沿江设有炮台。后来琦善在此与英军头子义律签订《穿鼻条约》，议定割让香港。
1.10 商馆区内花园地名
据1856年测绘的十三行商馆区的地图记载：商馆南向江面地段有美国花园和英国花园（即现文化公园水产馆以东至“汉城”景区），分别占地面积约为171m×110m和76m×85m（美国花园12077.40m2，英国花园6503.21m2）。又据1844年11月法国人于勒·埃及尔所摄的“十三行”照片，有英国花园的真实镜头。花园的具体位置乃现文化公园的东南部，园内树木葱笼，临江尚有一些商务用地。1956年文化公园进行沉箱施工，发现水产馆附近地下8m深处有瓷片和基本完好的陶瓶，说明该路段在1840年前后仍是“十三行”内港水域。
“十三行”地名文化的特色
“命名”活动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地名”所指、能指的“实地”与“虚名”都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虚用价值”。命名的过程往往也是一种价值的体现。命名者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也会在其中得以体现。由此可以探索“十三行”地名具有如下一些时代特点。
2.1 带有浓厚的家族念故特色
河南龙溪首约、龙溪二约、潘家祠道（旧有龙溪乡），为“十三行”总商潘启及其家族住宅用地故址之属。因其从福建泉州同安县龙溪乡迁来，故名“龙溪”。溪峡街、伍家祠道，为“十三行”首富、公行总商（首领）伍氏家族住宅故址（今海幢公园有一尊叫“猛虎回头”的太湖石，即伍氏花园的遗物）。1835年建宗祠，与潘家隔河相对，“溪峡”之名来自其福建老家“溪峡乡”。这是典型的光宗耀祖、留恋故土的反映。这与北京恭王府某一景观大门命名“榆关”类似，后者反映了满族统治者眷念边关草原牧场的心理。
2.2 按加工产品名称命名街巷
手工工人的驻地，传统街巷社区披上产品、商品名的外衣，此寓意资本主义关系已萌生。广州丝绸业的发达，聚集了大量丝绸工人住居西关，形成了大量的家庭作坊。这是按传统街巷的城市形态形成的“工业区”。因为产品的丰富多样，为便于管理，分发加工原料，回收成品、半成品，故将许多街巷用产品名称命名。如经纶巷、锦纶巷、锦华巷、锦龙巷、锦云巷、锦秀巷等。十三行夷馆附近的街巷名，除少数寓意朝贡贸易史（如“怀远驿”）外，大多还是依行命名，或按买卖商品（或制作工艺）命名，如豆栏街、故衣街、桨栏路、打石街等沿用至今。
2.3 以经营理念形态命名
商行、行商、洋行、公行，数量繁多，要一下子弄清楚不容易。然而听其名就有所含义，有助于人们认知理解。
“十三行”早期，以经营产品范围令行名。货物以输出地区分别管理经营，分“琼货”“广货”为十三行货，西南诸番者为“洋货”。办本地货则设“本港行”，因外地货而出现“南海行”“福潮行”。办夷船货税，谓之“外洋行”。
经商图吉利，以吉祥字眼令行名。按中国人习惯，良好字眼总是皆大欢喜。一般寓意顺利、昌盛、和气生财、功德圆满、中庸中用之类高度概括的字眼招人喜欢，用此做行名，不但心理上可得到安慰、鼓励、祝愿，同时也规范了一种良好的经营行为方式或理念。如隆顺行、中和行、宝和行、丰泰行等。
世界已进入全球商品时代，以对应的外贸国名为行名是可行的。某行对某国外商做生意，按规定，行商要对外来人员的安全负责。此“安全”主要是防止“老外”跟另外的中国人“勾结搞鬼”，故该行商必须监督外商。为工作关系顺利，为联系对象明确，习惯上就将某行叫成某国行。丹麦行或名德兴行、英国行或名宝和行、美国行或名广源行等。另有直译名叫法，“炒炒行”即丰泰行、即巴斯行（Parsee行）。以地理位置的特征为行名，占尽天时地利，好寻好找，又能给人深刻印象。如西濠涌西岸的行馆命名“小溪行”；西岸近江本有洋行行栈，方便装船进货卸货、方便出租挂牌经营。
以行主名字令行名，人名与行名一致。类似“文如其人，行如其人”也。乾隆时期的行主陈广顺，其行名为广顺行；行主邱义丰，其行名为义丰行；行主蔡聚丰，其行名为聚丰行。某个时期还有以“孖鹰行”命名的商行，双鹰是帝国行的外贸商标。帝国行就是德国行。
2.4 用大地名拔高小地名命名
如以“中国”一词令街名：“中国”一词有五种含义，一指京师；二指天子之国；三指中原；四指国内、内地；五指诸夏或汉族地区。“十三行”的特殊地位及对内对外的关系，有“资格”将多种含义混而用之。国外也有许多“中国街”。飘着万国旗的十三行夷馆边令名“中国街”，有点特区国际化的味道。“十三行”的“新中国街”“老中国街”的无形资产现已被开发商无偿占去，并坏了历史街区的概念，败怀了人们的心理活动。
2.5 外国人自我认定的洋地名
殖民时代占领者常常自以为是地命名他国地名。外商洋人也在商馆地带给珠江边的地形地貌命名。如亨特的夷馆地图中，注明有“牦馿尖”的直角地形伸入江中。帆船时代水边的特殊地形地物对实现船舶泊岸很有帮助作用。外国传教士、医师在广州开办的学校、医馆(在沙基)也应关注。
“十三行”地名文化的传播
地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地名是人们赋予的。这种赋予从发展的角度看，经历了从当地少数人使用到逐渐为众人所知、大众所认；存在一个从赋予语言到文字再到数字代码，从约定俗成到标准化、法定化的过程。“十三行”地名系列就包括了特定的区位、范围、时间，即特定的文化发展现象。
“十三行”的地名指位性表现为：沿珠江一带开展外贸活动的地理实体，正是广州当年的一个城市“增长极”，一个半开放时代的概括，中国第一道西洋建筑文化景观集锦。大多“十三行”地名皆因首次“设店开街造城”而来，涉及范围很广，足以形成一部“十三行”地名体系。如商馆、洋行、税口、夷务所、买办馆、码头、仓库、船坞、炮台、花园、教堂、买卖街等等，分属商、住、游、军事、外交、宗教诸方面的地名子系统（图5）。
图5 “十三行地名文化遗产”构成矩阵示意
“十三行”的地名社会性表现在：它是社会的产物，它的命名、更名、演变始终受到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清代十三行时期，广州是全球的中心市场之一，是一个老少皆知的国际名城。当年“万国梯航奉职贡，八荒舞蹈称臣仆”的大清“国门”，形成了一个大范围的商埠文化特区——西关。沿明清西南城墙至泮塘荔枝湾一带，汇聚了各种外事机构，汇集了从事进出口商品制造、加工、包装、运输、管理、服务等业务的半官半商机关社团。“别开邸第馆诸夷，十三行家各斗靡”的景观风靡全球。
“十三行”地名是“十三行”的活化石，记载了说不完的动人故事，体现了地名文化的延续性。例如，怡和大街（旧为怡和街），是怡和行故址；宝顺大街，是天宝行、同顺行故址；普安街，是普安行故址；荳栏中（旧豆栏正街），是丰太行故址；同兴路（旧为同兴街），是宝顺行故址。靖远北路（旧为靖远街），西侧为中和行故址，南为万和行故址，北为十三行会馆“公行”故址。十三行路是为外商服务的一条“涉外街”。同文路（旧为同文街），是同文行故址；源昌街（在文化公园中部），是广利行故址；德兴北街西侧，是丹麦馆故址；同文街东侧是西班牙馆（大吕宋行）故址。荣阳街，是法兰西行故址；靖远北路（旧为靖远街）东为美利坚行（广元行）故址。晋源街，西为鹰行（以双鹰为商标），是英国夷馆故址；东为瑞行，是瑞典夷馆故址。仁安街，西为隆顺行，是老英国馆故址；荳栏中，东侧为保和行，是新英国馆故址。凡是对历史具有敬畏精神的人，都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十三行”地名时间上的传播，见证了广州的“沧海桑田”。从明代的怀远驿（今杨巷一带）带旺西关，至清代十三行富商名宦聚居西关，使西关成了“无寒暑、无昼夜”，声名远播的繁华之地。当时有人误以为西关一直是广州城区的中心。外商经常游玩的花地发祥于名僧达摩于此西来建寺讲经的南朝，当时众多信徒聚集，以种花为业，渐成花卉之区而得名。清代外商常常参与每逢“八日游花地”之俗，这同“十三行”管理制度有关。
“十三行”地名空间上的传播，更与中外贸易文化交流这个主题分不开。“十三行”的指位性和社会性，构成了一部“十三行”的历史活剧舞台。“十三行”地名组群构成了“中国第一商埠”的整体原形。“十三行”地名长时期、广泛地出现在西方各个发达国的外贸史、国家博物馆、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之中，出现在当年来华贸易的外商水手的日记及其后裔的纪念活动之中。时至今日，还有许多广州的地名被境外的城镇命名所用。如“Canton”在美国就有4处，十三行博物馆在台湾就有2处。随着“十三行”研究的深入，更在当今的“WTO”国际事务中、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十三行”地名的历史概念定将越来越鲜明。
“十三行”地名的文化功能
地名的功能主要有2个方面：一是作为人们工作、生活、交往不可缺少的工具；二是为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宝贵资料。“十三行”为广州留下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无形资产，提高了广州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近年来，不断有外国人来寻找“十三行”遗址。开发利用“十三行”历史文化遗址资源，有利于推动广州对外经贸发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发展国际旅游，既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1 遗址地名凸显世界商埠形象
“十三行”的行商外经模式相对之前的“朝贡贸易”是一种社会进步，这是自明代以来我国商品市场发展的结果。“怀远驿”和“夷馆区”两者开始都是临江布置，自北向南填江造陆扩建。地名遗址的变化是曲折复杂的外贸政策变化演绎的结果。地名的时段效应、空间效应与连续效应，反映了历史的进化效应。
“十三行”主持和经营外贸，增强了广州对内对外2个扇面（向北大陆与向南海洋）的辐射力。广州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种原因，使这座城市成为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大舞台。一系列商馆、码头、海关遗址地名，勾画出广州乃千年国际大港的形象。
4.2 遗址地名记录了行商家族史
来自福建、江浙、安徽、番禺、琼州的“十三行”行商，都是在官府与外商的夹击中经营外贸的企业家，他们所有的共性寓于各自独特的个性之中。许多研究成果表明：类似被称为“世界富豪”的伍氏家族，潘氏家族多位行主的庭院建筑艺术多表现出重视文化艺术的特性。行商兴衰史有时与其相关地名的变迁具有某种戏剧性的联系。如“海山仙馆”拆变为“每人出，三官食”，意味着园主毁家纾难的悲哀。
4.3 地名遗址记录社会时代变迁
地名的要素是地理实体物质最基本的空间元素，也是一个时间构成要素，或者说是构成事物必要的、不可分的基本因素。“十三行”的生存空间是一种封建主义的买官制度（获得行商的外贸经营权要花20万两银元）下的经常性敲诈勒索和无止“进献”的社会环境，必然导致社会结构性腐败及行商的破产。从“十三行”地名的集合中可以看出西关的形成、灾变、折腾与发展情况。从黄埔古港、琶洲塔村的商贸地名，可见外商人员的活动行迹与范围。从海关各种管理机构的布置，可见其航海活动特征及气候地理规律。
4.2 地名演绎内外压力难搞外贸
“十三行”承担了宫廷采购的任务，为国家税收重要来源，俗称“天子南库”不无道理。在其雅称后面，行商们却带着镣铐跳舞。其故事当指“十三行”商馆区既是商场、货场、官场，又是战场、火场、祸场。一方面沐浴“皇恩浩荡”、手握尚方宝剑、一口垄断通商贸易的优惠，一方面随时都有被捐钱捐款、被抄被抓、被充军被杀头的危险。“伴君如同伴虎狼”，行商们既要发展、又要保护自己。读者可以想象，这将酝酿出怎样的经济、社会、文化形态出来？“岂知番人更狡猾，洋货日贵洋行贫。”残酷的“商欠”，常使许多商行落到破产失名的地步。
4.5 遗址地名记录自然地理变迁
古港的漂移、河道的变窄、沙洲的沉浮、海岸的外推、河涌的覆灭、湖泊的消失、古街的延长、新区的形成等沧桑之变，对城市以深刻影响。黄埔原名“凤浦”。黄埔古港水深时每年能停靠八十多艘西方越洋东来的“海舶”。后因港口淤塞，许多船舶只能停靠长洲岛。古村名由原来的有水的“浦”变成无水的“埔”（图6）。“十三行”商馆前的珠江岸线一直南移，后建闻名世博会的海关大楼，使西堤现成了博物馆群社区。
亨特是“十三行”的水土养大的外国人，他对“十三行”时的“旧中国”有认同感。他的《广州“番鬼”录》一书反映了许多真实情况：“这些世界有名的商馆，是因为后来西马·糜各里爵士对广州城进行炮轰时被夷为平地的。当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个地点时，离我们最初开始在这里居住已近35年，这个地方简直无法辨认了。这里完全变成了废墟，甚至找不到两块迭在一起的石头！”这是一种人为的悲剧沧桑，产生地理气候变迁，就像长江三峡一样。这里讲的是咸丰六年（1856年）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海军提督西马·糜各里指挥进攻广州城的情况。“一百多年来，这块地方曾经是广大的中华帝国唯一给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后遭到破坏。令亨特感到“绝对安全”的“十三行”，使“任何一个曾在这里居住过的‘老广州’（亨特也自称是‘老广州’），在离开商馆时，无不怀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惜别心情”。
“十三行”地名资源的利用
研究“十三行”，就是弄清其各种地名的时空关系、名实相符的本质特征、古迹遗址的现代作用。对于地名遗产的问题，也应有法律规定，哪些单位或个人有资格运用遗址地名，更有利于保护和传播历史文化。对此鲁迅先生曾有一番妙论：“在中国，有价值的东西是很难保留下来的，不懂得就糟蹋光，弄懂的就偷光。”抱着靠山吃山的心态、摆出“占山为王”的架势，那些想借“遗产”“遗址”来为自己谋利的人，何尝不是在“偷”？而他们对落到自己手里的公器一厢情愿地改造和开发建设，又何尝不是“糟蹋”？
“十三行”的地名资源是广州的宝贵文化财富，值得政府重视和保护。特别是在发展“十三行”旅游方面，要从政策上和资金上给予支持，科学地开发利用。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必须反对；放任“不利用”也是错误的。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5.1 启用历史地名塑造广州“中国第一商埠”形象
地名是有能指、所指功能的语言、文字、声音符号。有时就是一个品牌、一种物质成果、有附加值的专利项目。立法保护“十三行”文物、遗迹遗址和有关地名。通过设立保护区或树立标志的办法，尽量多地保护广州“十三行”的历史文化信息。这种信息是一种无穷的“文化矿产资源”，一种无成本的广告宣传。有文物遗产、有遗址地名标志、有实物佐证的历史，令人自豪，否则就令世人遗憾。十三行路以北的桨栏路、和平路、光复路目前还保留了数十家以“行”命名的商铺，给人们浓厚的“十三行”遗风，值得进一步组织发扬，形成卖点、亮点、旅游热点（图7、8）。
图7 十三行街地名文化得以传承延续
图8 开展“十三行”古村落旅游
5.2 成立国际性的“十三行”地名文化专题博物馆
开展“十三行”地名研究，特别是在搜集、翻译出版国外专著、资料方面，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举办“十三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经贸洽谈会，重构“十三行”国际联系网络是很有意义的。美国当年的水手后裔与历史研究人员就主办过有关“十三行”主题的活动。台湾新北市、鹿港等地就建有十三行博物馆，效果很好。西方航船最早登陆日本的商埠也有类似的纪念场馆。“十三行”成为了一个拓荒商埠口岸的代名词。“死去”的历史与活着的人文永远是一致的，都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内涵。比如十三行商馆遗址博物馆、行商潘家大院博物馆、梁家私塾文化博物馆、海港码头博物馆等等，须提上规划建设日程。
5.3 整合“十三行”旅游景点，建设“十三行”影视城
无锡的“十三行影视城”和浙江东阳市横店镇的广州街，在发展旅游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益。广州于原址用原地名重建“十三行”部分商馆，置办“十三行”博物馆，重显当年“十三行”的辉煌，更有意义。著名导演孙道临曾经表示要来广州搞“十三行”影视城，这是一个很好的项目，可以结合拍摄“十三行”电影和建设“十三行”旅游区来开发建设。相信对于发展第三产业和提高广州世界名城的知名度，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5.4 借“十三行”地名将广州花卉业推向国际市场
1816年，因河南陈氏花园已毁，外商人员按规定每月可到达芳村花地、海珠海幢寺游览3次。如此说来，200年前，花地也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受“老外”青睐的花卉、盆景、菜蔬风景胜地。尤其这里杨桃、七姐果远近驰名，加上花地美丽的传说故事和200年的开放史，就此打造一个国际化的花卉出口基地，应该是可行的。借“十三行”地名以创业，创业以扬十三行名。
5.5 力求为“十三行”遗址地名树碑、挂匾、立牌
碑刻牌匾虽然不是原址原物,但它们却是原址原物的信息载体,同样能给人们一定的审美感受。尤其是将它们设计成一个很好的艺术品时，他们就成了古与今、历史与现实的连接枢纽，激发人们更多的联想。否则，连个虚名也没了，只能使人更加遗憾。现在立下的标志物，若干年后也会有文物价值。再者，挂牌立碑，能起到一定的纪念作用、保护作用和警示作用。政府应鼓励这种既简单又有意义的活动，完全可以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效益。
5.6 重视地名的雅称、别名、俗名的研究
“十三行”及其有关地名常有许多雅称、别名、俗名，如“国门”“天子南库”“第一商埠”“广州华尔街”“丝绸之路主埠”“法国人岛”“巴斯楼”“Canton”“牡驴尖”“鬼子楼”“碧楼”等。“雅称”从正面美化或颂扬了事物的基本特征。当今有人称“十三行”为“18、19世纪的中国商品交易会”。别名、俗名的背后往往隐含着精辟的思想和内在的本质力量，有些别名后来也成为“正名”“书籍名”或“官方名”。通俗并广泛流行的“俗名”简练而形象，大多数是约定俗成创造出来的，反映了众多行商、外贸官员、广州民众以及众多外商、船长、大班等人物的办事特征，反映了中外文化（含地名文化语言）的交流情况和时代背景，给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素材或线索。
西关早有“报业基地”之称，始自行商自办出版印刷业。当时世界文化名人梁发在“十三行”翻译出版了全国第一部中文圣经，洪秀全读后组织拜上帝会，梁发的儿子应林则徐之邀担任英文翻译。轶事作为历史不足为训，如作用旅游，可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
5.7 加紧对“十三行”遗址地名进行保护规划
做好名城保护规划，构成法律制度。规划可以采取保存、整饬、暂留、更新（含重建、新建、拆除后不再建3种情况）等方式，对“十三行”历史地名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开发、利用（图9、10)。
图9十三行街区是“十三行”旅游的富矿区
图注：①怀远驿旧址；②桨栏路旧址；③侨批局（永昌叻庄）；④万源堂参茸行旧址/西荣横参茸行旧址；⑤蛇王满海鲜酒家。
如桨栏路东起光复路，西至杨巷路、长乐路交汇处，与十八甫路相连。现在数十个商店仍然习惯用“行”命名。什么“布料行”“绸带行”“配料行”等等，不一而足，颇有情趣。这是传承历史文脉的一种最简单的积极方式。俗话道：“羊城呼市为栏，如竹栏、果栏之类。”清初学者屈大均在其《广东新语》中解释：“广州凡食物所聚皆曰栏。贩者从栏中买取，乃以鬻诸城内外之称，惟两粤有之。粤东之栏以居屋，粤西之栏以居人。”桨栏路因船桨集市，故名。谭敬昭《听云楼诗草·珠江柳枝词》“‘豆栏东接井栏西’句自注云：豆栏、井栏,并街名,当为槳栏之转。”仅一个街名就十分有趣。民国时期桨栏路招牌林立，一派热闹景象。当代可否营造各种专业步行街组建“十三行”旅游区？成都的锦里、宽窄巷子、水井坊等历史街巷的保护更新，值得广州效仿。
结语
因为特殊的“十三行”行业活动或是洋商、行商的交往而形成的地名,只要地名还在,当年依附在地名后面的海洋贸易的故事就会一直相伴。大众只要探究一下就能知道：广州“十三行”地名与中国社会特质转型的“大拐点”有关,与中国同世界开始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联系有关,与商品经济的人性自觉大进步有关，与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最为重要的一次国际事件有关。“十三行”是广州文化的聚集地,也是一个广州主题文化的传承点;其历史地名不能因为搞城市建设而消失,不能因为居民的变化而流失。
“十三行”地名联结的是广州的民俗个性、联结的是广州人的精神情感。“十三行”地名所承载着的特殊文化符号，有国际发展史背景，有全国发展史背景，也有世界名城社会进步的现实意义。“十三行”文化传承要靠文化符号，首先就要有物质文化的支撑，其次是靠文化记忆。除了保护“十三行”物质性的地名遗址遗存，还要亡羊补牢式地建立十三行地标式的文化景观、城市景观，让人们知道广州的城市本质特征，应该打着这张名片走今后的道路！
来源：《热带地理》2013年第6期
作者：杨宏烈
选稿：常宏宇
编辑：黄舒馨
校对：耿曈
责任编辑：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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