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姚公𬸣同志所写的《匡庐之得名与慧远《庐山记》辩》一文后，（载一九八一年《江西社会科学》第一期，以下简称姚文。）很受教益，颇多启发。姚公𬸣同志提出了晋慧远《庐山记》非慧远所撰，而是后人假托的伪作。论证颇详，令人信服。对有晋一代中国南方佛教大师的著述，敢于质疑，并著文辨析，使一向认为著作权属于慧远师，竟流传千余年无人疑惑的作品，从而发生了动摇，诚不失为卓识之见。
姚文篇末论述“匡庐”之得名，结语谓“庐山的种种异名，皆派生于敷浅原一名”，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这一点我以为犹可共商。本文拟就庐山何以名之为庐山？是否因匡俗之庐室而得名？谈谈个人浅见，就教于姚同志暨海内方家。
庐山一名。最早见于《史记•河渠书》：“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司马迁写这话是在汉兴七十年后，武帝刘彻在位之时，可知已定名为庐山了。考司马迁的行踪，其登庐山，据《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过梁楚以归”。司马迁二十岁遨游大江南北，果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一四五年）则在元朔三年前（公元前一二六年）称之为庐山了。又据《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冬（前一O六年）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在史记•封禅记》里也有这一记载：“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灊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司马迁扈从封禅随驾到九江，在《封禅书》赞论中可以找到证明：“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可知这次登庐山却在元封五年。较元朔三年要晚二十年的。则在此时才有庐山之名。在此以前，也即是说武帝即位以前的先秦与汉初典籍中，尚不见有称“庐山”之名。然自汉兴迄武帝建元六十年来，关于庐山的地望，史书有没有记载？庐山得名究竟何时而始呢？
要谈这些问题，还得重引《水经注》：
《豫章旧志》曰：“庐俗字君孝，本姓匡，父东野王共鄱阳令吴芮佐汉定天下而亡，汉封俗于鄡阳，曰越庐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术，遂寓精于宫庭之山，故世谓之庐山，汉武帝南巡，睹山以为神灵，封俗大明公”。
慧远《庐山记》曰：“殷周之际，匡俗先生受道仙人，共游此山，时人谓其所止，为神仙之庐，因以名山矣。”
周景式《庐山记》：“庐山匡俗，字子孝、本东里子，出周武王时，生而神灵，屡逃徽聘，庐于此山，时人敬事之。俗后仙化，室庐尚存，弟子睹室悲哀，事如乌号。世称庐君，故山取号焉。”
郦道元引录三代，旨在说明他的“斯耳传之谈，非证实也”的论断，要后人不必信以为真。试看庐山得名是因匡俗曰“‘越庐君’，故世谓之庐山”；“为神仙之庐，因以名山矣”；“室庐尚存，世称庐山，故山取号焉”。认为全是不足据的说法，并提出了自己的主见。所谓庐山得名是“斯耳传之谈”这一点是对的。而三书中有不有可资微信的资料呢？那就需要持重甄审，细致鉴别。以三书著作时代的先后而言，其间相距一二百年，其中说法可靠的程度也不尽一样，似不能一概笼统予以抹杀。姚公𬸣同志对于三书作者及存失情况，该文作了精密的研究与详尽的论述，我以为确然可信。本文正是承其先修之功，从而能有启发。如慧远的《庐山记》，姚文认为“慧远决不可能去写象《庐山记》那样称引神仙，为道教作宣传的文章”，“是后人假托的，或者是经后人窜改过的”，“假托和窜改的时间，约当在宋、齐之间，距慧远死后不甚久”；假托和窜改的目的是：“要夺取庐山作为道教发祥的‘福地’之一的缘故”,“以示庐山本为道教的基业”。我以为这些剖析是一语中的，是戮穿了道教徒不惜故作狡狯以欺天下耳目的行经。因此，慧远《庐山记》所说的自然难于凭信了。又“周景式的《庐山记》生平不详，据吴宗慈《庐山续志》引《豫章文献》得知周为浔阳人，距惹远当不甚远”。“朱锦宣统二年《补刊庐山志序》也说‘而慧远初志，周景式续志，俱未有传’”（见姚文）据此，周景式称“续志”，自然是晚于慧远的《庐山记》的。从《水经注》引文看，其说并没有超越过慧远的《庐山记》所述内容，只不过把匡俗所处时代具体到周武王之际，则其可资信赖的根据也就很薄弱了。《豫章旧志》一书，姚文也详述了作者姓名问题：谓《隋书•经籍志》作晋熊默撰，《唐书•艺文志》作三国时豫章人徐整撰。我以为由于《水经注》引《豫章旧志》未书作者姓名，如果引的是三国时徐整的，那确比慧远早一两个世纪；即便引的是晋熊默的，也比慧远死后，假托慧远所撰，“约当在宋、齐之间”所出的《庐山记》要早很多。这样《豫章旧志》的著作时冋比起两《庐山记》来更是为早为古。再说《豫章旧志》既名之曰“志”，那就与《庐山记》一类的撰述，其性质迥然有别。如陈寿的《三国志》和晋常琥的《华阳国志》，前者列为正史，成为研究三国时代可靠的原始资料；后者为方志，也是研究巴、蜀地方史可资微信的材料。因而《豫章旧志》当与《华阳国志》是同样性质的著述。古人立说很谨言，作为记载地方的志史，所胪举的材料是不应当轻率漠视的。从《水经注》所引《旧志》的内容看，我以为很有推究的必要。《旧志》把匡俗所处时代说在汉初，所谓“越庐君”，这不是封号，乃是自号或人对其的尊称，很符合秦汉以来这样广泛的习俗的。如项梁自号武信君，吴芮号曰番君，黥布为当阳君，“齐使者高陵君显”（《史记•项羽本纪》）这样的称谓，见于史书，比比皆是。那末，匡俗曰“越庐君”也应是如此。这样的称谓，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追寻线索的途径：先看“父东野王共鄱阳令吴芮佐汉定天下而亡，汉封俗于鄡阳”这句话，它是有史实作为根据的。所谓“东野王”三字，不应当粗粗略过，它不是人名，乃是僭越的称号。自秦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之后，没有称王者，项羽戏下封各国诸侯王，封王的人物俱见于史，并没有什么“东野王”的称号，然《史记，东越列传》有这样的记载：“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阳君者也，从诸侯灭秦，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这里指出无诸为闽越王在汉五年，而摇立为东海王在孝惠三年。特为值得注意的是提到楚与越族的利害冲突是由于“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可知越自诸侯畔秦以前及以后，一向是自称为王的。从《史记・勾践世家》也有越人自称为王的记载：“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成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据此，越虽遭楚成王伐败，“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僭号并未削除。传至七世摇的时候，还应当是僭称为“东摇王”的。迨佐诸侯平秦和灭项羽，仍当保持了这一僭号。“汉高帝复以摇为王”，不应是重新封王，只能是恢复和正式承认越摇原先的称号。特别是鉴于越不服楚的缘故，汉高帝自不能削其王号而蹈项羽的覆辙。在孝惠三年未正式册封为“东海王”以前，摇为越王当是称作“东越摇王”或“东摇王”。《旧志》所说的“东野王”，既不是人名，却也不是地名，因为“野王”一词，于《史记》凡三见，都是作为地名出现。一、《卫康叔世家》：“更从卫，野王县，而并濮阳为东郡”。二、《始皇本纪》：“拔卫、迫东郡，其君角率其支属从君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 三、《剌客•荆轲列传》：“其后秦伐魏，置东郡，从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正义：“怀洲河内县”。（即今河南沁阳）这里，“野王”一词是地名，据史而断是从卫君支属到野王县的。而不是卫君支属从居后而得名的。且从居时间据《始皇本纪》在秦王政六年。（公元前二四一年），早已有“野王县"之名，即便是很早以前的“封邑”名，也与《旧志》所说的“东野王”人地无关，联系不上。根据揺为越王，确曾佐汉定天下的史实而言,揺称“东摇王”或“东越摇王”，那么《旧志》的“东野王”很有可能就是越摇其人。因为“摇”、“野”音近声讹，自汉初到魏晋以来，流传数百年，“东摇王”讹作“东野王”是不足为怪的。或者是有些人因汉初尚未正式“册封”，故意称作“野”,也许其中还包含有华夷之见的鄙称在内都有可能的。因此，《豫章旧志》这一记载，不仅反映了东越族与吴芮共佐汉定天下的历史真实,也透露了“东野王”应是原有的僭称。也许会有这样的疑惑，当时与吴芮畔泰共定天下,未必都是越族人。如黥布为汉人，就曾“乃见番君，与其众叛秦”（《史记.黥布列传》）。此因，《旧志》所说的"东野王”也许是汉人，这就与越摇的归番阳令吴芮了不相涉。对于这一点，刘昭《续汉志注》引《豫章旧志》比《水经注》还多有一句话，即“匡俗字君平，夏禹之苗裔”。《史记·越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又《东越列传》：“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由是可证匡俗是少数族越的后裔。而匡俗据《旧志》云：“父东野王”,他们为父子关系，因此，进而证明“东野王”无疑是越族的"东摇王”。联系匡俗称作“越庐君”的“越”字就是它的着落，而不是无意义的“自号”,或别人对他任情的“尊称”。再看“汉封俗于鄡阳”一语，俗父为“东野王”，佐汉定天下之后而死，俗之得封，必是因父勋的关系封于鄡阳。从“遂寓精于宫庭之山”而言，指出了一个后人难于测知的问题，即指出了汉初的庐山是在鄡阳境内。鄡阳：《汉书•地理志》，“豫章郡：鄡阳，莽曰豫章”。王先谦《汉书补注》：“鄱阳记：县，高祖六年置”。又《汉书•地理志》：“豫章郡：馀汗，馀水在北，至鄡阳入湖汉。”王念孙谓“左”字衍，则应作“馀水北至鄡阳入湖汉”。鄡阳当在余干之北。又按《史记•黥布列传》：“布故与番君婚，以故长沙哀王使人绐布，伪与亡，诱走越，故信而随之番阳，番阳人杀布兹乡”。“兹乡”:索隐云：“番阳鄡县之乡”。《汉书》颜师古注，“鄡阳之乡也”。是黥布先到番阳，由番阳再到鄡县之兹乡，走越，因之被杀。黥布之所以受诱走越而到鄡阳兹乡，除了说明鄡阳是往越地的必经之途外，自在鄱阳西北方向，那是无可置疑的；更主要的还是因黥布曾在这一带活动过。《布传》：“布皆与其从长豪杰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为群盗。陈胜之起也，布乃见番君，与其众叛秦”。所谓“江中”,即《汉书•吴芮传》所指的“甚得江湖间民心”的番阳地带。黥布闯荡江湖，应是在彭蠡湖为“盗”,足迹遍于彭蠡湖滨，所以他兵败走越先到番阳，再往鄡阳之兹乡，由是被杀了。可以想见，处在秦朝法令森严，刑网密布的时代，黥布能逃亡到江湖间反秦为“盗”，其时鄡阳尚未立县，人烟荒芜，直到汉高祖六年始建县，则其所辖属地必然辽阔。因此，《旧志》所云“寓精于宫庭之山”，指出了庐山在汉初的地望。也即是说庐山在汉初乃鄡阳所辖之地。既然鄡阳于汉高帝六年建县，“汉封俗于鄡阳”,必在汉六年以后.后于何时呢？据《越世家》云：“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据《东越世家》：“孝惠三年.乃立摇为东海王”，自应是摇立为王死后的事，才封俗于鄡阳的。很可能延及文帝之际。匡俗是越人，封于鄡阳后，退隐庐山，因山而谓之“越庐君”可见，当匡俗入山，则己名之为庐山了。《旧志》错在以匡俗为“越庐君”，“故世谓之庐”,却不知正是由于先有庐山，因而谓之“越庐君”,我们这样说是不是揣测之辞呢？郦道元《水经注》引《山海经,海内东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是曰庐江之名，山水相依，互举殊称”。他认为庐山是因庐江而得名，我以为这一说法很应重视，须仔细探求，证实此说之可信。《汉书.地理志》：“庐江郡，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别为国，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应劭曰：“故庐子国”。应劭这一诠释，不是没有缘故的，正是指出了庐江是因庐子国而得名。《谈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三：庐山：“汉庐江郡之名本此”。谓庐江是因庐山而得名的，可惜并未有任何根据。王光谦《汉书补注》却将庐江源流补注清楚，谓“陵阳，丹阳县庐江水篇：三天子都在今黟县，庐江水出。”“三天子都在今婺源县，相去密迩。《一统志》：‘庐源水出婺源县西。'"对应劭所云庐江因“故庐子国”一注，未补任何质疑及异说。显见认为庐江是因“庐子国而得名的，正因为有庐江之水名，汉才有庐江郡名之立。庐江立郡，《史记•高祖本纪》只说汉十一年“秋七月，淮南王布反……高祖自往击之，立子长为淮南王”，并未指出淮南王国属地。《史记•淮南衡山王传》：“高祖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长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设四郡。”四郡之名，尚未胪引，其时必有四郡之名了。迨裴骃集解始引徐广云：“九江、庐江、衡山、豫章地。”由是可知黥布故地为此四郡、这是首次见于史注的。徐广所列四郡名的注释、虽晚于孝文十六年三分淮南地事，然从《淮南王传》所言“设四郡”而断，那实际上要比汉文十六年有九江、庐江、衡山、豫章之名早三十多年。可惜无法知道当时四郡所辖属的县名。按《史记·孝文本纪》六年书：“后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长，谥为厉王，立其三子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淮南王传》：“孝文十六年，上怜淮南厉王废法不轨，自使失国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勃为衡山王，阳周侯赐为庐江王，皆复得厉王时地，叁分之。”庐江在这时才分立为王国，所以《汉书•地理志》：“庐江郡，文帝分淮南置。”这是庐江立郡的始末。但庐江郡名却应追溯到高祖十一年才合乎实际。《汉书•地理志》：“庐江郡，县十二”，寻阳其一也。《唐元和郡县志》：“寻阳县，本汉旧县，属庐江郡，以在浔水之阳，故曰浔阳”。正因为庐山在该县东三十里，浔阳分属庐江郡所辖时，则此山自此就开始名之为庐山了。大体也可上溯到高祖分立四郡之时。因此，郦道元的“山水相依，互举殊称”不是没有道理的。而应是庐山地属寻阳，归郡庐江郡，因以庐江而得名为庐山。其早在高帝十一年为厉王长“设四郡”之时，其晚在汉文帝分淮南故地为庐江郡吋，就已开始定名为庐山了。匡俗入隐庐山，当是在此之后，因而谓之“越庐君”。联系《旧志》又说了“汉武帝南巡，睹山以为神灵，封俗大明公”而断，显见武帝南巡在元封五年，是时匡俗已死，只能“睹山”了，认为有灵异，才追封匡俗为“大明公”。正因为一经皇帝的御封钦谥，匡俗声名从此显赫起来。后人于是附会庐山是由“越庐君”而得名，或是因其庐室而得名。殊不知司马迁南游大江，其早在元朔三年，其晚在元封五年，在《史记》中就已书写了“余南登庐山”，早已定名，因而见之于史了。说匡俗之越族人，还可以有这样一个根据：东南在汉初当是因种族畛见的缘故，经常携弍和反覆，如黥布兵败走越；孝景三年吴王濞兵败：“乃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东越。东越兵可万余人，乃使人收聚亡卒”。（《史记.吴王濞传》）又《淮南王传》：“庐江王边越，数使使者相交，故从为衡山王。”可知汉初对东越是容忍退让的政策。直到武帝时，几次用兵，最后“诏军吏皆将其民从处江淮间，东起地遂虚。”《东越列传》。才算解决了东越多年来造成对汉的忧患。所以汉初封匡俗于鄡阳，正是汉政权对越族怀柔政策的具体体现。因此，我们说匡俗是越族人从这些方面也可得出旁证。庐山又名“匡庐”、“匡山”，当是因慧远的《庐山记》行世，才有这些别名的。正史唯见《梁书•处士刘慧斐传》，谓“途径寻阳，游于匡山”。梁以前的晋、宋、齐诸《书》，皆称“庐山”。姚公𬸣同志以《禹贡》：“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一文，谓“敷”、“辅”、“靖”、“匡”都不过是由“敷”字辗转而得。”虽不失为新解，但《禹贡》先秦文献，因为古字少，古音衍变不同，用“通假”和“声转”研究汉以前的典籍是一个必具的条件和使用的方法。迄晋以后，文字增多和反切法的推行，使用同音义近的方法推究晋以后的文献，就不那么通常了。而“敷”、“辅”、“靖”、“匡”诸字，已有其出据来历，见之于晋以后，似不好再与古音义联系予以解决。我很同意姚文这个论断：“我们认为敷浅原包括的范围应该广一点，并非专指一座山，庐山自应包括在内，当无疑义。”按《汉书•地理志》既说了：“豫章历陵县南有博阳山，古文以为敷浅原”，班固用“以为”二字，尚是游移之辞，并未确指。我们可以补充齐、梁间人对“敷浅原”一词的理解为证:《梁书•杜崱传》，杜崱平侯景乱后，为江州刺史，后“遘疾卒。诏曰：‘自驱传江诸，政号廉能；推毂浅原，实闻清静，’”揆其语意，以“江诸”“浅原”相对为文，可知系泛指江州而言，并不限于一山一地,简称为“浅原”，虽为诏书四言一句所限,大体也可证明“敷”字并不那么重要，处于可有可无之间，这样，谓“都不过由‘敷’ 字辗转而得”的话，似嫌不足。又按庐山除“匡庐”、“匡山”外，尚有称作“南鄣山”时。《豫章古今志》:“本名南鄣山”（转引《谈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三）。还有称作“南山”的。《晋书·隐逸翟法赐传》：“瞿汤字道深……司徒王导辟，不就，隐于县界南山”。翟汤是翟法赐的四世祖，《宋书•隐逸崔法赐传》：“翟法赐，寻阳柴桑人也，曾祖汤，汤子庄，庄子矫，并高尚不仕，逃避微辟，矫生法赐，少守家业，立屋于庐山顶……寻阳太守邓文子表曰：‘法赐隐迹庐山，于今四世’。”由是可证“庐山”即《翟汤传》所指的“南山”。“南鄣山”、“南山”之别名，它与敷浅原”之‘敷’字，似无关联，因此，姚文提到的“庐山种种异名，皆派山于敷浅原一名”的论断和以音近声转的方法解决庐山的异名，尚难令人首肯。最后，我们根据《豫章旧志》所述的材料，综合史书论证：庐山的得名系因庐江郡立，而其山名之曰庐山，名称之得当在汉高帝十一年后或汉文帝十六年之间，匡俗曰“越庐君”，正是反映了他是越族人退隐庐山，而称此号。由此，我们还应当发现一个令人惊异的问题：即是在当时“华夏”、“蛮夷”种族偏见非常浓烈的时代，能把一个越族的后裔归隐庐山是因他谓“越庐君"而得名，尽管这是一个颠倒的讹传，但这样忠实记录下来的材料，与正史如此相符，我们就不应该一笔抹杀，任意排斥它的可靠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