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封开地名看岭南文化源流

01

从地名看语言演变

地名语言  地名是人类社会产生语言之后，对周围地理实体加以识别和指称的语言符号，是人类认识自然界和生活环境的社会历史产物。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地名是语言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地名都是通过语言而存在，通过文字而形诸记载的。

地名和语言一样，有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在地名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自然地名如北山（封川）、黄岩洞（渔涝）等反映自然界的特征，特别是地理的特征，而文化地名如天地坛（封川）、下营（杏花）等则是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以及心理等影响的。

地名有其持久和稳定性的特征。它一经命名，往往历时不仅长于人的寿命，甚至比创造它们的民族和最初用以表达它们的语言的寿命还长。尽管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变化，一些民族迁徙或消失，语言分化或融合，但许多地名作为民族文化的遗产仍保存下来。因此，人们不仅可借助地名追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还可探讨用以命名地名的语言及其规律。

特征与祖属 地名一般由通名和专名组成。从1982年封开县人民政府编印的《封开县标准地名录》中看到封开地名构词的词序主要有两种形式，即一种通名在前、专名在后的地名和一种通名在后、专名在前的地名。前一种地名如：

以上榃、思、六等通名皆在地名之前，为古越语地名通名的音译，其音义晦涩难懂，需研究考证才能明了其义。如榃，系方块壯字，读[tam²¹]意为鱼塘、水塘（见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513、466页，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1984）。《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等以前字书均无收录。这种通名在前、专名在后的现象，就是屈大均《广东新语》中所说的"自阳春至高、雷、産、琼，地名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过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等古越语地名的共同构词特点。

后一种地名如：

以上塘、河、山等通名均在后，而且音义清晰易懂，属汉语地名。

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迁徙与语言的变化，一层层地名被保留下来，像考古学上的文化层一样，形成一种地名层。就封开而言，有古越语地名和汉语地名两个地名层。两个地名层的年代先后可用数字说明。较新的地名层一般地名较多，相反则少。前各公社的2492个地名中，除每一通名只有1至2个地名的500个左右地名外，其它汉语地名1715个，古越语地名271个。两种地名均分布在各地。无疑，古越语地名层是最早的地名层，汉语地名层是较新的地名层。古越语地名丫层形成的年代非常古老，下面还要述及，但这种地名的汉字形式是汉族人南迁后的事；汉语地名层主要是秦汉以后形成的。

语言与方言 现在壮侗语族诸语言从古越语演变而来。封开标话属壮侗语族语言，除构词、同外，还有同源词说明其亲属关系。例如：

不过，现代壮侗语族诸语言同原词的百分比是各不相同的，封开标话受汉语南丰话的影响大，同源词的百分比小。看来，古越语至少在秦汉时代已经开始分化，如《汉书•地理志》注臣瓒云“自交眦至会计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语言的分化即其标志之一古越语演化的结果，形成了现代的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你佬语、水语，毛难语和黎语。无论壮侗语族诸语言还是汉语，由于各种原因，又继续演化成各自的方言土语。例如，壮语分为南北两个方言，北部方言读“天”为bwn²⁴,南部方言读“天”为fa³¹。又如黎语分为侾、杞、本地、美孚和加茂五个方言，同一“村”字，因方言不同，被译为抱、番、方、芬等不同形式。封开标话的源流如何，尚待研究。

古越语即现代壮侗语族语言在与汉语长期接触、浸润、交融中形成了一种壮侗语词素和汉语词素混杂运用的方言词汇。从地名中看到，通名在前、专名在后者如：

形成这类地名的年代很早，也可用地名说明。封开地名有一种特殊现象，即有不少带“儿”和“子”词尾的地名。如车儿（莲都、都平各一）、铺儿（白垢）、岗儿（渔涝）、勿儿（七星）、山头儿（江口镇）、岭头儿（杏花）、岗头儿（渔涝）、方田儿（大洲）、风车儿（白垢）、富竹儿（大洲）、龙公儿（渔涝）、步水儿（七星）、乌儿山、牛儿塘（均杏花）、桥儿埔（封川）、柴儿背（大洲）、邓儿口（大洲）、河儿口（渔涝）、涌儿口（大洲、渔涝各一）、河儿口坪、河儿江、朱儿堀林场（均渔涝）等，约为封开地名总数的1%。佛子（莲都、江川、长岗各一）、定子（封川）、文子（渔涝）、佛子公（七星）、佛子岭（封川）、佛子底（大洲）、佛子墩（渔涝）、桃子顶（白垢）、桃子埔顶（江川）、沙子岭（七星）、沙子巷、沙子表（江川）、柯子河（七星）、耙子山（杏花）等也不少，这在南方地名中是罕见的。

桃子、沙子、柯子、耙子之类的“子”词尾比“儿”词尾产生得早。魏晋以后，到了中古时期，词尾“子”逐渐普遍应用起来。词尾“儿”在唐代也普遍应用起来了（见王力〈汉语史稿〉第225-230页、中华书局1980年），如唐诗“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临安金昌绪）、“惊起沙滩水鸭儿”（澧州李群玉）等便是。

带“子”和“儿”的地名不仅说明上述地名构词形式演变的年代之早，而且也说明中原汉族人迁居封开的人数之多，汉语的影响之大。

在封开北部，有几个带“仔”的地名，如石仔（南丰）、岗仔（金装）、寨仔（长安）之类，显然，这是受现代汉语与方言的影响，地名的数量极少，年代很晚。

02

从地名看民族关系

三个民族 壮侗语地名的族属是古越族人，即《汉书•地理志》注中说的“百越”。汉语地名的族属是汉族人，历史的记载也如此。壮侗语地名和汉语地名均交错分布在各地，说明这是创造这些地名的民族友好共处的记录。

现在的问题是瑶族人。封开有瑶族人是肯定的，除历史的记载外，还有地名。如《地名录》中有瑶山（长岗）、盆王（都平）、盆古顶（渔涝）、盘古塘（莲都）等地名。明•天启《封川县志》也载有瑶山地名。地名都肯定封开的瑶族人，同时地名也显示他们不是封开的土著居民，是外来的，迁来封开的时间比汉族晚，因为封开没有瑶族语言的地名。明《封川县志•杂事志》瑶山条的地名五十处都是汉语地名（如何村、蒙村、黄岗、白沙、米步、大庙、南竹等）和古越语地名（如榃尾、榃艮、罗慕、罗林、罗烂、思役、陆眼等）。这就说明瑶族人到来居住之前，古越族人和汉族人已将这里的地理实体命名。

长安人 封开和粤西北一样，有众多的罗某地名，如罗镜、罗董等，一般人都不甚了解其音义。前人所述，有的也可商榷。例如，《西宁县志》说，罗旁的“罗”原是居于西江流域中、西部的壮族人民的语言，意思是“山"、"田”（见云浮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编印《清•道光9年东安县志》）点注本第32页）。

徐松石在《泰族、僮族、粤族考》一书中说：“大体而论，现在壮族所用的“那”字，在两广粤语区域，早已大半译为“田”或“地”字。两广地名冠首的“罗”字，有时即是壮区地名的“那”字。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中又说：“这个‘罗’字……有一部分与‘那’字通，即田字的意义。有一大部分与‘六’字通，即山地的意义。又有一个部分乃指姓氏上的罗姓。”（见徐松石：《民族学研究著作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6、197页）

地名研究除弄清其族属外，还要弄清其形、音、义、位四要素。其它姑且不论，单就意为“田”的“罗”就不能说与“那”同音，“罗”中古音为来母，“那”为泥母，封开一带的汉语没有混同现象，不会译“那”为“罗”。封开除众多罗某地名外，还有两个那某，如：那里（渡头）地名，也可说明这点。其实，就古越语而言，那某、罗某是方言的差别。请看：

    这样看来，封开长安标话可能就是古代用以命名罗某地名的语言，长安人就是命名上述地名的古越人的后裔。弄清这点，对语言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

    西瓯与骆越 地图、地名录和地方志的地名材料显示，那某地名和罗某地名都形成地名群，这是壮侗语最大的两个地名群。前者即今壮语地名，主要分布在从广西西南部，沿海而东经湛江地区和佛山地区的恩平、开平、新会、中山、台山而至番禺。罗某地名主要分布在从广东东部而西，经肇庆地区而达广西的来宾、上林、邕宁。在广东的宝安、东莞、花县、南海、三水、高明、高要、云浮、德庆、广宁、阳山和广西的苍梧、平南、贺县、平乐、柳城一线以东和以北无那某地名；在广西武鸣、扶绥、上思以西和广东徐闻等地无罗某地名。两者之间是交错区，两种地名均有。

    地名有其民族性，罗某地名和那某地名看来是历史上瓯骆两个族群的语言命名的地名。《史记•南越列传》有“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皆得为侯”、“太史公曰：……瓯骆相攻，南越动摇”西瓯和骆越都是古越人，只是语言有所差异。所以汉•杨雄《方言》说“西瓯，骆越之别种也”。

    罗某地名群基本上是西瓯的地方。《淮南子•人间训》的西瓯当在镖城、兴安、九疑以南。《百越先贤志•自序》也说“湘海而南，故西瓯地。”

那某地名群基本上是骆越的地方。《旧唐书•地理志》邕州宣化县：“驩水在县北，本牂牁河，俗称郁状（林）江，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古骆越地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也说“今邕州与思明府凭祥县接界入交耻海，皆骆越也。”

    两个地名群重登部分，亦即瓯骆杂居区。《旧唐书•地理志》载邕州下都督府贵州（今广西贵县）郁平县“汉广郁县地。属郁林郡，古西瓯骆越所居。”又潘州茂名县云，茂名“州所治，古西瓯骆越地，秦属桂林郡，汉为合浦郡之地。”唐•杜佑《通典》卷184“州郡典”云：“贵州，今理郁平县，古西瓯骆越之地，秦属桂林郡，徙谪人居之，自汉以下，与郁林郡同。”《元和郡县补志》也说：义州（今广西岑溪县境）“为石西瓯骆越地。”都说那里有西瓯人和骆越人。

    但郭璞注《山海经》云：“瓯在闽海中，郁林郡为西瓯。”乐史《太平寰宇记》云：“永宁（浙江永嘉）为东瓯，郁林为西瓯。”《旧唐书•地理志》也说“党州（今玉林）古西瓯所居。”汉郁林郡辖十一县，北部桂林等县无那某地名，当为西瓯地；南部一些县为杂居区，当然也是西瓯所居之地。

    考古学的研究与地名学的研究可相互印证。蒋廷瑜在《从考古发现探讨历史上的西瓯》一文中认为“西瓯活动中心只能在五岭之南，南越之西，骆越之北，恰当今桂江流域和珠江中游（即浔江流域）一带。……骆越的活动中心则较西瓯更南，在我国左江流域至越南的红河三角洲一带。”（见百越民族研究会编〈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19-220页）从罗某地名群看来，其中心比上述西瓯活动中心稍南，那里的罗某地名比别处多。

    西瓯君 《淮南子•人间训》：“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瓯君译于宋。”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亦云：“译于宋旧址，湘漓而南，故西瓯地。”关于西瓯君的事迹和西瓯君的活动中心在何处，史书都无一记载。

    地名材料显示，封开及其附近地区可能就是西瓯君的活动中心，其理由是：一、这里是罗某地名群的中心，因而也是西瓯族群的中心地区，而且这里的罗某地名较他处都多，说明其人口也较多；二、这里处于珠江和贺江汇合处，距桂江不远，交通方便，也是南北交往的要冲，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都有其重要意义；三、这里历史上也是重要地方。不必远说“黄岩洞文化”及其封开人，在汉武帝设苍梧郡以前，即南越国时期，这里就是重要行政区。《史记•南越列传》云：南越相吕嘉与“苍梧秦王有连。”后来吕嘉反汉，“遣人告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立明王长男越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平吕嘉后，“苍梧王赵光者，越王同姓，闻汉兵至及越揭阳令定自定属汉，越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皆得为侯。 ”南越时期苍梧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是偶然的，在此以前，这里可能就是西瓯政治活动的中心。长安人至今尚能解读罗某地名，就增强了这一推断的可能性。

03

从地名看岭南文化

地名是一种民族文化，又是文化的载体，反映民族历史文化。地名反映的古越人文化和汉文化主要如下：

古越人文化 古代越人文化有悠久的历史，以水稻文化、铜鼓文化、居室文化为例。

水稻文化 那某、罗某地名反映我国灿烂的栽培稻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有人用地名作了专门研究，论证我国的栽培稻文化是在“殷商时代再上溯到更为久远得多的年代。”（见《游汝杰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发源与传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三期）这里仅用那某地名作例证。其实，罗某地名、海南的什（打）某地名都说明岭南栽培稻文化的范围比之更广。考古学的成果也可说明栽培稻文化的历史悠久。1973年开始发掘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稻谷遗迹，据碳一14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4800多年。1993年在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发掘中，出土的稻谷，豆类等，其年代也在距今硕6000年前（见《光明日报》1994年2月26日）。这都说明有关水稻文化的地名产生得非常早。

地名显示，古代封开的水稻文化有其特定的地理环境。例如，封开的榃某地名为该县壮侗语地名的20%,六某地名为4%,思某地名为6.6%,罗某地名为26.5%（含姓氏和部分意为“山”的地名）。这说明古代封开水稻文化是在一个多山、多溪流、多池塘的环境里繁荣发展的。

铜鼓文化 封川桐古琅，别名铜鼓埌。其实岭南地名以铜鼓命名者不少。例如德庆桐鼓塘、铜古脑、铜鼓架、铜鼓顶，郁南铜鼓顶，罗定铜鼓塘，信宜、海康和文昌的铜鼓，广宁铜鼓口，四会铜古坑以及茂名铜鼓岭等等。铜鼓是我国南方古代民族性的文化遗物。原始銅鼓产生的年代约当公元前八世纪至五世纪间，西盟型铜鼓时代最晚，约当公元八世纪至二十世纪。以北流型、灵山型的铜鼓具有代表性，其族属与百越及其后裔鸟浒人、俚人、僚人有关。如《后汉书•马援传》所说：“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注）斐氏广州记云，俚僚铸铜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馀。初成，悬于庭，克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豪富子女以金银为大钗，执以扣鼓，扣竟，留遗主人也。”公元十二世纪后不同于古代，主要是与壮、布依、侗、水、黎、仡佬等族有关。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和江西等地也有铜鼓地名。如江西铜鼓县、贵州息烽铜鼓崖等。（参见石钟健《中国古代铜鼓》人民画报1983年10期第24页）

汉文化 地名反映的汉文化也多。例如：

政治 地名反映政治。任何国家都重视其政权建设，建立行政体制，以便更好地为其经济基础成务。封开现为县级行政建制，1952年由封川和开建两县合并而成。封川县在汉代属苍梧郡广信地，东晋末分置封兴县，南朝梁改为梁信县，隋改封川；开建县汉代属苍梧郡封阳县，南朝宋置开建，均为不同时期行政建制的命名。

当前，县以下置乡与镇，如渡头乡、封川镇。历史上也不尽相同。例如，明末封川城区有坊，如龙门坊。附城为廂，如西廂。“在郊惟五乡，乡有村，村有舍”，如文德乡、米步村等。天地坛（封川）则与古代祭祀有关。

解放后，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一系列如解放路（南丰）、红卫路（江口）、东方红（白垢）、向阳（七星）、东风（杏花）、红旗（长安）、红星（渡头）、五星（罗董）、光明、红光（渔涝）、飞跃（长安）、跃进林场（南丰）、胜利（封川）、新建（平凤）等具有较浓政治色彩的地名。

经济 上述古越语地名的“田”及其灿烂的栽培稻文化说明古代封开已进入农业经济社会。汉语有关这方面的地名也很多，全县有187个关于水塘，如大湖塘（江口镇）的地名和近70个关于水田，如新田（大玉口）的地名，说明封开有关栽培稻文化的汉语地名比古越语有关地名增加了；还有车田（大玉口）、车田茜（封川）、车地（江川）之类的地名表明农业技术有所提高，因而农业生产较以前更为发展。

地名瓦窑村（封川）、白瓦窑（长岗）等可能与制陶业有关。考古说明，封开制陶历史悠久，从距今四五千年新石器时代的陶窑址（见广州日报96年8月9日）到唐宋时代的古窑址（见邓增魁主编《封开县文物志》1995年版）均有发现。

江丰渔业队（江口）、海光渔业队（封川）都与渔民有关。古代的渔民是以渔为业，以舟为家的，被称为蛋民，县志亦有记载。水上居民是汉族的一个支系，他们和全省水上居民一样多已陆居。

经济发展与交换需要产生村市，后来演变成现在的河儿口圩、都平圩等二十多个圩市地名，即唐•柳宗元《童区寄传》：“去逾四十里，之虚所卖之”的“虚”（圩），可见岭南村市历史悠久。还有禾栈（都平）、阳栈（大玉口）等地名也显现商业的发展。

军事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工具，都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自秦统一中国以后，玲南各地历代都寿连军，便产生如军营、下营（均杏花）、营头（长岗）、西营口（江川）、望楼（白垢）等有关军事的地名。自汉以后，历代政府为取得军队给养或税粮，用士兵或农民垦种荒废田地，实行屯田，有军屯民屯商屯，封开地名如军屯（杏花）、平屯（莲都）、军塘（渔涝）、旧屯（白垢）等便是屯田制的佐证。

古代封开除官府的封川城、南丰城外，还有居民的防御设施，如平城（罗董）、崩寨城（渔涝）、乌城（金装）、城新（长安）、城村、城琰（均平凤）、城上（杏花）等地名可能与此有关，天启《封川县志》称之为“乡城”，由“各乡村居民砖砌缭垣防守”，目的是御贼防盗，明末即有黄塘城、平城、西村城、力宅城等十八处。《开建县志》的新塘寨、江湾寨等均为军事营寨，现在封开的村寨为白马寨（莲都）、苏村寨（金装）、文寨（杏花）、寨珠（大玉口）等34处，可能也与防御设施有关。封开还有不少称围的地名，如寨围（莲都）、石围（杏花）、罗围（平凤）等，也与居民的防卫有关。《永安县志》云，“自贼起，乡人各自为寨，委土可以为师保，名之曰围”，从化吕田本地话仍称“村”为“围”，“三村人”为“三围人”。

交通 北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岭南渭水津为步”，步与埠同，船舶停靠处或渡口，分布甚广如三步（莲都）、滩步、佛步（均大玉口）、新步头（都平）、行子步（七星）、米埠（莲都）、茶埠、红坭埠（均渡头）、米埠（南丰）等。水上有桥，如石桥（渔涝）、坭桥（平凤），有渡如渡头（都平、渡头各一）、梧渡（渡头）。此外，还有不少带意为小路、狭长山路“迳”字的地名，如横迳（长岗）、迳口（罗董）、半迳、林迳、中迳、下迳、三迳（均杏花）、禾迳、石迳（均渔涝）、云迳（莲都）等。《封川县志》载：存塘迳长20余里，相思大迳亦长六七里。封开古代的交通正如《淮南子•人间训》说的“九疑以南陆事寡而水事众”和该书《齐俗训》说的“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的情景，水上交通发达。

十里、十里中、十里𡰪（均封川）、谭亭、和亭（均金装）、铺儿、铺头后（均江川）、铺门（杏花）等地名，大抵与秦汉以后的驿传制度有关，而车儿（都平、莲都各一）、大车（长岗、渔涝各一）、车蚬（渡头）、车地（江川）等，显然以交通工具命名了。

宗教 宗教文化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属上层建筑，它最初是由自然崇拜、精灵崇拜、祖先秦余、神灵崇拜发展而来。自然崇拜产生地名，如神冲之类的地名可能与此有关。祖先崇拜产生的地名较多，如祠堂地（大玉口）、祠堂边（长安）等是。有关佛教的地名，如光学寺（封川）、镇灵寺（罗董）、寺咀（长岗）、庙边（杏花）、六庙（金装）、大佛（南丰）、谭寺（长安）等有五十余处，这与历史上佛教兴盛分不开。当中原文化南下，印度佛教经海路传至苍梧封开一带时，佛教在这里得到发展。东汉末年，封川牟融所作的《理惑论》是佛教传人中国后最早的一篇以中文阐述佛学的文章（见罗香林《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广东建设研究》第二卷第一期1947年）。即可说明有关佛教的地名之多，并不偶然。

文教 地名学堂坪、文章坪（均白垢）、书堂岗、斯文咀（均杏花）、学塘（渡头）、文昌（金装）、书房（长安）等说明，在杰出的历史人物如陈钦、陈元、士燮、莫宣卿等的故乡，古代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是比较发达的。考古发现的“封兴义学”和“文德书院”石匾等也可佐证。

祈求 人民希望安居乐业，吉祥幸福，于是便产生了长安、福居、幸福（均长安）、永和、京妾、大乐、幸福、双福（杏花）、百吉（大洲）、富利、寿山（白垢）、大旺（封川）、旺兴（莲都）、旺村（长岗）、福安、长乐（南丰）、福寿地（渔涝）等地名。

地名可以反映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封开的历史文化还有许多可用地名表述，这里就不必多谈了。

来源：《西江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作者：宋长栋

选稿：耿瞳

编辑：黄馨烨

校对：袁云

责任编辑：方梦瑶

封面图：罗发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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