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传统古村地名文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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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前三批国家级传统古村落中，广西的古村主要分布于水路或旱路驿道沿线，绝大多数始建于明清时期，始建者多来自湘、粤、鲁、赣地区。漫长的人口迁徙过程带来湘赣、广府、客家民系文化，并在此与少数民族文化交融，主导了广西古村建设，使其具有包容并茂的特征。广西传统古村地名文化蕴含着人们强烈而又丰富的情感表达，它们的命名形式丰富多样、趣味生动，是古代农业社会人们对待日常生产生活态度的缩影。

关键词：传统村落；地名文化；演变；人文地理；语言

地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伴随区域历史发展而逐步形成，并伴随区域变化而演变，成为区域文化的象征。“地名文化”虽无统一概念，但它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涵是人们普遍认同的，即地名文字本身和地名所指的地理实体在历史长河中所积淀的文化。国际地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和环境变化，民族宗教、政治运动，殖民、人口迁移方面；而国内学者的研究注重于实务操作方面，其中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是研究方向之一。2004年发出的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明确“保护对象包括市、县、乡、镇、村、街路、人文建筑和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中的传统地名和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现有地名”。2007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提出，地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2016年，《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第五条和第六条分别指出应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传承与管理，以及深化地名文化遗产研究、利用与弘扬。

传统村落研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受到学界广泛关注。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对非遗组成部分的场所保护，使得注重村落实体保护转向兼具文化传承保护。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指导思想，乡村文化遗产研究逐渐起步。2018年《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应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度是对传统村落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程度和非物质遗产的文化传承水平的综合判断。然而，传统村落地名，作为其非物质遗产组成部分，作为揭示村落历史发展多方信息的“明信片”，包括地形地貌、相对地理位置、信仰民俗、地域传说、历史、语言与禁忌以及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等，所受关注程度却不高。它是一种对村落信息的高度概括，可能不全面，但却成为最直接的表达，进而成为开启乡愁的一扇门。

根据第一、二、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广西国家级传统古村（以下简称“广西古村”）共计89个。经实地走访，发现具有汉族古民居风貌且保护状况较完好的为70个，拟选取这些古村为研究对象，试将建筑、城乡规划、语言、人文地理和历史多重视角结合，对传统古村地名进行个体性和群体性的分析，以期挖掘传统村落地名文化价值，进而丰富传统村落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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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综述

在知网高级检索中，文献类型选择“期刊”，检索条件选择“全文”，输入“地名文化”，来源类别选择“SCI”“EI”“核心期刊”“CSSCI”和“CSCD”，经筛选，发现2010年以后以地名文化研究为主题的文献为31篇。采用GIS分析的文献较多，如孙百生、宋晓英、林琳、邹辉运用核密度估算等方法分别对承德、蔚县、增城、西安市长安区地名的文化景观和自然景观进行研究，所得结论偏重于区域中群体地名经比较后所反映出来的总体呈现特征；研究对象多样化，包括乡村地名、城市地名、街道地名、岛屿地名等。

在知网主题搜索中输入“村名”，发现2008—2018年间，题目以村名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达45篇，其中学位论文10篇。这些文献涉及广东、湖南、贵州、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范围较广。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有19篇，其中学位论文9篇；通常从语音、构词、修辞三方面进行分析。其中，语音主要是由于用语习惯导致差异；村名词语的构成包括“专名”与“通名”两部分；修辞方法包括比喻、比拟、夸张、借代、谐音双关、用典、避讳，以及与少数民族语言结合等。从人文地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有25篇，但学位论文仅1篇，发表于2017年，时间较晚，说明文献成果丰富性有待提高。通常根据语源类型将村名分为自然和人文地理两大类，具体包括地形地貌、姓氏、动植物、数字、方位、自然气候、形象颜色、情感观念、史实传说、建筑等小类。研究方法包括统计、比较、分类和归纳总结，个别文献采用了地图法。仅《沂南村名的语言特征分析》、《晋中村名的语言与文化分析》和《三门峡市行政村名的语源类型与地理环境因素》明确采用了实地调查法，说明在村名研究工作中实地调查过程仍需加强。

在知网主题搜索中输入“广西地名”，发现个别文献成果与壮、汉交融下的地名文化有关，值得参考。比如，王法辉等人指出壮语地名的几何中心随时间东移，汉语地名的几何中心西推，两者逐渐靠拢，表明二者在空间分布上的趋同，印证了广西各民族逐渐走向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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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古村风貌特征演变总结

广西古村绝大多数始建于明清时期，分布于水路或旱路驿道沿线，其形成主要受“江西填湖广”以及第五、六次客家人口迁徙事件影响。古村始建者多来自湘、粤、鲁、赣地区。漫长的人口迁徙过程带来湘赣、广府、客家民系文化，并在此与少数民族文化交融，主导了广西古村建设，使其具有兼容并包的特征。参考岭南地区相关民居研究成果，借鉴民系文化概念，将古村民居风貌特征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湘赣式民居、广府式民居和客家式民居。

建筑是精神文化极好的有形物质体现，对民居特征分析将使不同古村民系文化的差异性可视化。将民系文化与村落名称文化相联系，通过对古村地名群体性比较分析，就能够反映出民系偏好差异性，体现了对“人”这一因素的关注。

（一）微观层面——建筑细部风貌特征比较

湘赣式古民居通常运用马头山墙建筑造型，每级山墙角处设有起翘的卷龙；“人”字山墙弧度较大；屋脊中间一般用瓦片搭建成“土”字或铜钱式样，作为脊刹；采用抬梁式建筑结构；建筑高度多为单层等。

广府式古民居通常运用䦆耳山墙建筑造型；“人”字山墙一般没有弧度；山墙设有垂脊，并在细部雕刻纹饰；屋脊类型包括平脊、龙舟脊、卷草脊、博古脊等，并设置灰塑；祠堂、会馆等重要建筑的屋脊中间往往带有“双龙戏珠”造型的建筑构件；采用穿斗式建筑结构；琉璃材料运用较多；建筑高度以二、三层为多。

客家式古民居的外立面装饰及建筑构件简洁；一般不设门头；屋脊中间多无脊刹；为防止雨水对建筑外墙侵蚀，屋檐挑出较大；屋檐与屋檐之间常呈现高低叠合错落形式；建筑高度多为单层。

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有些民居还借鉴了干栏式建筑上层用于居住、下层用于养殖牲畜或储存杂物的特征。钟山县龙道村，以及横县笔山村的部分古民居，均属此类型。

（二）中观层面——建筑平面布局演变

湘赣式古民居平面为“一明两暗”模式。多数为三合天井，少数为四合天井。入户大门一般居中布置在建筑正立面，少数偏于正立面两侧。其民居建筑平面布局由各平面类型纵横拼接而成，形成多类单元建构的复杂模式。

广府式古民居平面为“三间两廊”模式。部分民居入户大门居中布置在建筑正立面，还有一些布置在侧立面前后两进房屋之间的天井旁。其民居纵横拼接方式与湘赣民居相近。

客家式古民居中，规模较大的，建筑平面表现为外形方正的围屋形式；规模较小的，建筑平面简化为“四合天井”，两侧外加横房形式，作为基本单元。大型客家围屋封闭性极强。

以上三种民居风貌交融衍生出一种新的形式，在恭城、钟山、富川等县的古村中较为常见。其平面组合形式继承湘赣式民居特点，但在建筑正立面上，为了突出内部天井两侧的厢房，在入户大门两侧对称建设小型山墙。“创意”当源于客家民居横房位置在建筑正立面上突出的外貌特征。

（三）宏观层面——规划布局特征比较

湘赣古村中，因较多民居入口布置在建筑正立面，所以巷道主要为横向。故容易形成格网式布局。祠堂一般布置在村口。广府古村中，因较多民居入口布置在建筑侧立面，所以巷道主要为纵向。故容易形成梳式布局。祠堂一般布置在村落前排。客家古村中，当由单座大型围屋组成时，巷道、祠堂均位于围屋内部；当由多座独立围屋组成时，分散布局。围屋前面一般设有月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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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古村名称解析

（一）拟定统计方法

根据各村古民居风貌特征来判定其所属民系文化类型，将“湘赣式”“广府式”或“客家式”对应计入“风貌类型”项；由于干栏式建筑风貌特征影响较弱，可忽略。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将“修辞类型”项分为比喻、比拟、夸张、借代、谐音双关、用典、避讳、与少数民族语言结合，共8类。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出发，将“村名类型”项分为地形地貌、水文、姓氏、动植物、数字、方位、形象颜色、情感观念、史实传说和建构筑物，共10类。“村名解释”项，负责对古村地名由来进行逐一解释，作为以上三项的评判划分依据。最终得出表1。

统计采用较为简单、直观的计票数方式进行。由于以上三项均存在某一村落同属于多种类型的情况，相互表现强弱程度难以量化，且村名产生、发展带有一定随意性，所以规定按照同类项累加的原则进行计票，而对表现强弱给予忽略。比如，序号3江头村“村名类型”项为“水文、方位”，总票数计算时，就在“水文”“方位”项各增加1票，其它村同理，然后得出“水文”18票，“方位”5票；对于“修辞类型”项的统计同理。若村名在该项没有表现出特征，记为“—”，不计票。最终得出表2。为使对比有意义，进一步将表2转化为表3，比较同项所占比例系数的高低。由于调查村落个数有限，为提高结论的准确性，重点关注统计结果明显较高的项目。

表1 广西70个国家级传统古村地名解析

表2 总票数统计

表3 占本民系总票数比例系数统计

（二）从语言学视角分析

表2显示，语言学视角下的各分类项目总票数共计45票，其中排名在前面的依次为谐音12票、比喻11票、借代10票。表3经纵向比较发现：在“占湘赣式总票数系数”项中，排名在前面的依次为谐音0.303、借代0.273、比喻0.212；在“占广府式总票数系数”项中，排名在前面的依次为谐音0.3、比喻0.3，而借代0.15较前者偏低；在“占客家式总票数系数”项中，比喻0.364、用典0.273、谐音0.182，而借代修辞方式尚无表现，得出这样的结果可能与客家古村样本数量较少有关。虽然湘赣古村票数较广府古村多，但夸张修辞系数却为0，明显反映出湘赣古村地名文化对夸张修辞运用偏弱。另外，客家古村名称用典修辞系数0.273，较前两者而言表现为明显激增。可见，比喻、谐音和借代为广西传统古村地名常用修辞手法，但不同民系古村地名偏好差异性明显。

根据表1的村名解释，比喻修辞的运用主要是将村落某些物质环境要素比作动植物以达到祈福目的；谐音修辞的运用主要是方言、祈福、文字简单化所致，而三者往往又是基于村落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如实乐村等；借代修辞的运用主要是侧重于历史事实或某一特殊生活场景的反映。再分析数据，就不难发现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比喻修辞系数“湘赣＜广府＜客家”，表明各民系祈福的精神需求依次增高，尤以客家为最高，这与其在历史上面对相对艰难的生活环境相辅相成。第二，谐音修辞系数“湘赣＞广府＞客家”，这是由于客家古村在广西所处区域较湘赣、广府古村来说距离少数民族山区更远的缘故，所以受少数民族语言特征影响就会相对偏弱。第三，虽然客家古村地名借代修辞系数为0，但并不意味着其对历史文化的忽视，用典修辞系数的激增恰恰起到弥补作用，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除修辞手法外，古村名称的文化内涵还反映在构词以及文字描述的方式上。表1中，村名带有“屯”“庄”“家”字，充分体现了北方聚落地名文化特征。由此可见，广西传统古村地名文化蕴含着古代人民强烈而又丰富的情感表达。关于它们的产生，为生产生活祈福是主要目的；村落物质环境要素是主要依据；方言、文字简单化、史实、传说等在精神文化层面又为地名增添了神秘色彩。

（三）从人文地理学视角分析

表2显示，人文地理视角下的各分类项目总票数共计97票，排名在前面的依次为地形地貌类23票，史实传说类21票，水文类18票，情感观念类10票。表3经纵向比较发现：“占湘赣式总票数系数”项中，排名在前面的依次为水文类0.229，史实传说类0.214，地形地貌类0.200，情感观念0.1；在“占广府式总票数系数”项中，排名在前面的依次为史实传说类0.225，地形地貌类0.225，水文类0.2，情感观念类0.15；“占客家式总票数系数”项中，排名在前面的依次为地形地貌类0.286，史实传说类0.286，情感观念类0.143，而水文类仅为0.048，系数明显偏低。可见，地形地貌、史实传说、水文和情感观念成为广西传统古村地名主要表现类型，但不同民系古村地名偏好差异性明显。

数据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虽然古村所属民系文化不同，但史实传说类、地形地貌类两者相互之间的比例构成基本相当且变化稳定，而水文类在客家古村中系数急剧下降；第二，与湘赣古村名称对比，客家古村名称更强调地形地貌信息。这两点恰好反映了古代不同民系的生存条件。湘赣民系入迁广西历史久远，故最先占据了交通发达、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区域，江河水系作为古代驿道具有运量大、速度快等特点，深刻影响着人们生活的便捷性，因而备受关注；反之，客家民系入迁广西较晚，被迫选择交通落后、地势起伏甚至土地贫瘠区域，所以地形地貌条件更易被人们重视。与此同时，生活水源必然缺乏。于是，便产生了广西客家民居独特的建设方式：为增强建筑适应岭南山地的灵活性，将规模较大的围屋简化为规模较小的基本单元，其本质体现了强烈的宗族观念须遵从于自然的思想；以及客家民系沿承传统“耕读传家”思想，在屋前设置象征着学宫大门前的月池。王彬认为，坪、背、坑、岭、屋、畲（輋）、磜、溪等通名主要分布在粤东北和粤北及其它客家人分布区，也能够表明客家村落具有侧重地形地貌信息的命名特征。可见，广西传统古村地名文化能够从宏观区域层面反映古代人民生产生活条件差异性。

有些村名能够推测出古代村民在对家乡周围物质环境要素选取上的认知距离范围。表1中，江头村、溶流上村、上桥村、留公村、乐湾村、水源头村、龙道村和芦岗村地名参照物明显，且参照物距离村落选址有一定距离，可作比较。其它村落地名参照物位于村落内部，认知距离视为0。

江头村村名的参照物是甘棠江，其距离村落选址2.1公里；溶流上村与溶流下村选址布局相对，相距0.3公里；上桥村村名中的“上”是指大圩古镇北边，该村距离大圩古镇5.4公里；留公村北侧山中藏有三座深潭，平面布局呈“品”字形，是村落传说的发生地，深潭与村落距离0.3公里；乐湾村村名的参照物是恭城河，村落与之相距0.4公里；水源头村村名的参照物是村落南侧小溪溪流发源处，距离为0.7公里；龙道村村名中的“龙”指“龙脊岭”，距离村落1.5公里；芦岗村村名中的“芦”指“芦苇”，芦苇生长在湿地中，故参照物为村东侧的芦岗河，距离为0.4公里。然而，实际路途状况、周围环境等都会影响对认知距离的判断，因此将上述认知距离依次判定为3公里、0.5公里、7公里、0.5公里、0.6公里、1公里、2公里、0.6公里。

数据差异性明显。拥有爱莲文化的江头村始建于明初，其先祖为周敦颐后裔；其选址距离甘棠河以及东西两侧山体均约2公里，有“一村居中”之意，而能够称为“江头”，或是由于该村先民为当时区域内的始入群体，或是由于该村先民在区域中有较高声望。上桥村位于水路、旱路驿道上，向北达雄村，向南达大圩古镇，其多组团分散型规划布局形态与商道走向有关，该村在驿道沿线两大型商埠之间起着重要交通作用，并为圩市提供从商人员。龙道村村名中的“道”明显和区域交通有关。可见，广西传统古村地名多以认知距离在1公里范围内的物质环境要素进行命名，其代表了古代居民日常活动的距离范围；个别认知距离较大的，与其在当时区域发展环境中的地位有关。

表1中，序号1-3、5、6、9、10、13、16-19、22-26、29、31、32、36-40、42、43、46、48-52、54-60、62、63、66、67、70为因物质空间环境要素而产生村名；其它村落中，个别因村名而产生物质空间环境要素。两种村名产生方式具有明显区别，前者的物质空间环境要素侧重对宏观尺度下的山水自然要素选取，是宏观层面人文地理文化景观的反映，人们对其接受往往具有被动性；后者的物质空间环境要素侧重对微观层面建筑空间要素的情感表达，具有主动性。如，毛村的门楼，位于村落三个组团的中心处，刻有“高容旛旗”四个大字，表达了对村落古代船民生活历史的纪念；高桂屯的碉楼，成为古代村落标志性建筑之一，“桂岭”以村名的镌刻表达了对家乡的赞美情怀。

其余古村名称，除姓氏类村落外，明显均与发展历史有关。其中，许多古村名称受物质空间环境要素、历史因素、修辞等多重影响而形成，充分体现了地名的文化性而非经济性，以及复合性而非单一性。可见，传统村落的地名，能够在传统村落宏观空间层面文化与微观空间层面文化之间，起到联系的纽带作用。这是它的文化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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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对广西前三批国家级传统古村的村落名称给予了详细解析。它们的命名形式丰富多样、趣味生动，是古代农业社会人们对待日常生产生活态度的缩影。由于本文仅以广西地区的传统古村落作为研究对象，并且村落个数有限，结论能否在更大区域范围内作适应性扩展尚有待验证；但传统古村与一般村落相比，历史资料更加详尽，研究者能够做到对每一个村落历史变迁过程的了解，从而对村落地名文化的理解更加深刻，这又是本文选取传统古村作为研究对象的优点。

文章来源：《广西民族研究》

2019 年第 5 期

作者：王翌铭   龚克

选稿：耿瞳

编辑：何涵

校对：周辰

责任编辑：方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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