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多方位思考

地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既承载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现实作用，愈来愈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也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地名文化属性信息的采集。从实际情况来看，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地名管理工作未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存在一定的理论缺失与监管缺位，导致许多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地名消失。据民政部统计，近30年来，我国有6万多个乡镇名称和40多万个建制村名被弃；同时，部分新地名则存在着“大、洋、古、怪、重”等现象，对地名的文化传承造成很大损害。近来关于黄山复名徽州、“大意失荆州、糊涂失沔阳”等地名的争论，更是将这一问题推上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从当前地名文化保护的实际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层面的纠葛。

01

读音和拼写方面

首先是多音字问题。多音字是汉语的重要特点，地名用字中的多音字为数不少，如山西省长治（Chángzhì）市的长子（Zhǎngzǐ）县，因为尧王长子丹朱受封于此而得名，由于汉语词汇中有“长子”一词，尚不容易读错。但山东莘（Shēn）县和上海莘（Xīn）庄，浙江慈溪市政府驻地浒（Hǔ）山和江苏浒（Xǚ）墅关则让人无所适从了。此外，地名通名如北方常见的“堡”字，各地方言读音不同，北京十里堡读作“Shílǐpù”，天津大黄堡念“Dàhuángbǎo”，陕西吴堡则称“Wúbǔ”，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其次是常用字在地名中的异读问题。如安徽六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15）》作“Lù′ ān”，《现代汉语词典》却收作“Liǜ′ ān”，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持人读为“Liǜ′ ān”，引发了社会的热议。甘肃宕昌也因地名读音问题，经民政部、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进行审定，将“宕”字的“tàn”音予以认可，最新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已将“tàn”音收录，“宕昌（Tànchāng），地名，在甘肃。”而山西洪洞（Tóng）和河北乐（Lào）亭的地名用字读音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就已收录。在地名读音上，尤其是在方言读音上是否要“名从主人”，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着困难和争议。

从地名拼写来看，《汉语拼音方案》是我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将《汉语拼音方案》确定为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的国际标准。但在实际生活中，汉语拼音方案贯彻的并不彻底，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受到旧有威妥玛拼音的影响。如民航机票上，北京缩写为“PEK”，即是威妥玛拼音“PEKING”的缩写，而汉语拼音方案的全称当为“BEIJING”；与之类似，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清华大学 （TSINGHUA UNIVE RSITY ） 、中山大学（SUN YAT-SENU NIVE RSITY）、青岛啤酒（TSI NGTAO）等由于历史悠久，也仍然使用旧称。

二是受到英语影响，尤其是公共场所及机构的地名拼写方面标准混乱。以北京地铁站名为例：一种是全部用汉语拼音拼写，如北京地铁站名“前门”标为“QIANMEN”；第二种是全部用英文拼写，如“国家图书馆”站标为“National Library”；第三种就是最常见的将拼音和英文混搭拼写，如北京地铁“北海北”站标为“BEIHAI North”。即使在同一个系统中，拼写体系也不能贯彻到底。如“立水桥南”标为“LISHUIQIAO South”，而“惠新西街南口”则全部用拼音拼写 “HUIXINXIJIE NANKOU”，“天坛东门”全部用拼音拼写 “TIANTANDONGMEN”，“北京大学东门”则用全英文拼写“East Gate of Peking University”。                                    

总的来说，北京公共场所的地名拼写还较为规范，但到地方就更加混乱了。如二七广场是郑州的地标建筑，而在二七广场的标牌上有的写拼音“ErQi Guangchang”，有的是混搭“ErQi Square”，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将地名专名的部分也翻译成了英文，如郑州市“二七广场站警务室”的标识是 “Two Seven Square Station Policeroom”。此外郑州东站，有些标牌上写着“Zhengzhou East Railway Station”，有的写着“Zheng zhoudong Station”。

由于目前国家对公共场所标识英文译法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各个城市的英文译法标准比较混乱。北京市2006年发布实施的《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是中国第一个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的地方标准。广州、上海也相继发布了类似标准。根据以上规范，北京市和广州市对于地铁站名的英文翻译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但具有功能性特征的如体育场、火车站等站名采用英文翻译。深圳市地铁站名的英文翻译全部采用汉语拼音，但列车广播英文报站采用汉语拼音加英语的方式。看来，出台公共场所标识英文译法的国家统一规范势在必行。

此外由于汉字中存在着大量的同音字和多音字，按照《汉语拼音方案》拼写地名，仍会存在大量的同音地名现象。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大量的同音地名，有些甚至存在于同级政区内，如明代江西布政使司境内有两个“永丰县”，读音用字完全相同。直到今天，虽然同级政区内的同音地名已经无存，但在不同政区内仍有此类现象的孑遗，往往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区别。省级政区如山西省与陕西省，若不加声调，则读音接近，故将陕西拼为“SHAANXI”，采用“单元音双写发上声”来区别（这一方法来自于1928年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县级政区如黑龙江省宾县与陕西省彬县，读音完全一致，通常需要加上级政区前缀来区别；不同级别政区如贵州省贵阳（市）与湖南省桂阳（县），则需要以通名加以区别。

02

字形和字义方面

中国古代地名以繁体字书写，存在较多的生僻字，有“南人不识盩厔，北人不识盱眙”之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出台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5)、《简化字总表》(1964、1986)、《现代汉语常用字表》(1988)、《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88)和《通用规范汉字表》（2013）等，对汉字进行了简化和规范化，地名用字亦是其重要内容，其中问题较突出的是生僻字和异体字问题。

首先来看生僻字。生僻字在地名中比例较高，“这正是单义性要求地名在书面形式上有所区别而带来的用字现象”（李运富,2002）。从1955—1964年，经国务院批准陆续更改了35个地名生僻字，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河南“濬县”改“浚县”，青海“亹源”改“门源”，陕西“盩厔”改“周至”等都是比较成功的例子。但这一改革并不彻底，一方面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较为生僻、繁杂的地名专用字，不易辨认、识读，如山西的“隰县”、河南的“郏县”、安徽的“歙县”、“黟县”、河北的“藳城县”等。另一方面部分已经更改的地名用字也并不彻底，如“醴”字，陕西的醴泉更改为礼泉，湖南的醴陵却未更改；江西鄱阳县更名为波阳县，但邻近的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没有更改，引起了社会的疑惑，最终在2004年复名鄱阳县。

简易性原则是对现代地名用字的要求，但简化的同时，应注意使相关地名用字和普通语言用字保持同一，遵循“同一性原则”。比如陕西“醴泉”中的“醴”字，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酒一宿熟也。《尚书·中候》云：醴泉出山。“醴泉”指“甘甜如醴之泉”。然而简化为“礼泉”之后，构词理据消失，也不符合汉语词汇的构词规律。云南的澂江县更改为澄江县，但当地民间更偏爱于“澂”字，原因在于当地有帽天山、抚仙湖，又是著名的文化之乡，澂字有山有水亦有文，可以更好的代表当地文化，故实际中经常混用。

其次是异体字问题。如“圳（甽）”，括号中的“甽”是“圳”的异体字，属于《通用规范汉字表》外的异体字（简称表外异体字），读音为zhèn，规范字形为“圳”。但在地名用字中，广东省有个“深圳”市，浙江宁海县有个“深甽”镇，如果按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把它们都统一写作“深圳”，那就抹杀了两个地名所指的区别。再如“塱（㙟）”，上下结构的“塱”是正体字，而左右结构的“㙟”属于表外异体字。如广东阳春市的“河㙟镇”，《中国地名录》《广东省地图集》采用“河㙟”的写法，《广东省地图册》和《区划简册》采用“河塱”的写法，网上用百度地图搜索显示的却是“河朗镇”。对待异体字要在国家标准的指导下兼顾经济性原则，对当地异体字用字现状进行实地调查，尽早定字定形，减少混乱使用的情况。

03

地名实体方面

作为地理实体的载体，地名还承担着区分行政区划级别的重任。不同的地名通名代表了一定的行政级别，如通名“市”在我国有直辖市（省级单位）、地级市、县级市（县级单位）等多种类型，跨越三个行政级别，部分省会城市和大城市还被划定为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等，享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待遇；通名“区”也有特别行政区（省级单位）、民族自治区（省级单位）、市辖区（县级单位）等不同级别。在国家制度层面上，我国目前还缺乏一部正式的《行政区划法》，除了《宪法》有原则性规定外，仅有《地名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等少数行政法规，相关制度建设的细则仍然缺位。1986年颁布实施的《地名管理条例》，迄今已经30年，其内容已经跟不上当前地名发展变化的新趋势。成立于1977年的中国地名委员会，曾在地名工作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其职能日益淡化。目前的地名管理工作，主要是由民政系统负责，各地的地名委员会办公室仅作为民政部门的分支，在实际工作中缺乏行政执法能力。规划、住建、交通、工商、公安等诸部门，在各自的实际工作中对地名也多有涉及，多头管理现象比较突出。加之更改地名中所蕴含的相关行政利益，刺激一些地方不断地更改地名与行政区划，这是近年来地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导致了部分地区更改地名时出现了诸多弊端。如通名叠加现象,即将不同级别的通名应用在同一政区地名中，如湖南省津市市（县级市）、河南省辉县市（县级市）、广东省梅县区（市辖区）、湖北省沙市区（市辖区）等。这种通名叠加在读音上比较拗口，既不科学，也容易引发理解上的混乱。再如武夷山是福建省的主干山脉，而县级的武夷山市（原崇安县）不足以承载如此重大的地名，属于小马拉大车。安徽的徽州改为黄山，除了被诟病为不利保护徽州文化，其市区设置也不合理，出现了“到了黄山市见不到黄山”的现象。更有一些新生城市地名，如楼盘、广场等，滥用“巴黎”、“威尼斯”、“加州”等外文地名，让人未出国门，却感觉身在国外，不但违反了国家的相关规定，也沦为社会的笑谈。

从国内外的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地名文化作为特殊的文化遗产，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07年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作出决议，“遵照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认为地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2012年，国家民政部发布了《地名文化遗产鉴定行业标准》（MZ/T033-2012），对千年古都城、千年古县、千年古镇、千年古村落、少数民族语地名、甲骨文与金文地名等八类地名文化遗产的鉴定作出了规定，并启动了相关评审工作。2013年，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成立，致力于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持续加强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应当建立、健全地名与行政区划管理制度，从根源上厘清地名文化在语词与实体两方面出现问题的根源。在地名语词方面，加强理论研究，探索出符合汉字地名特色的地名标准化体系，对地名进行规范化的正字、正音，妥善处理地名专用字、方言读音、少数民族语言与现代汉语语法规范的关系；在地名实体层面，应当完善行政区划与地名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对地名命名与更改的控制，综合考量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需要，充分尊重专家意见与民意诉求，避免轻率决断：尽快制定出台行政区划法，厘清行政区划通名与行政级别的关系；对现行的1986年颁布实施的《地名管理条例》进行修订，增加、完善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同时理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形成协同保护。加大宣传力度，营造保护氛围，结合当前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地名普查工作，制订地名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建立起地名管理与保护的长效机制，逐步设立、完善各级地名文化遗产名录，提高社会各界对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认同，增强全社会对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性。

来源：《中国地名》2017年03期

作者：耿楠，孙景超

选稿：耿曈

转化编辑：黄馨烨

校对：华丽

责任编辑：黄馨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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