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名的文化内涵
地名是伴随着人类文明产生而产生的。可以想象人类文明的曙光时期便有了地名。因而地名是最为古老的文化。它直接联接着城市的文化源头。地名是城市发源的纪录册，是城市发展的纪念册。地名的更替是城市细胞吐故纳新的结果，地名的变化是城市发展节奏的观照系统。一部地名史，也是一部城市史。从研究武汉三镇地名入手来研究武汉城市特征是十分有趣的工作。
一、水城、山城、山水变奏的城——三镇地形及地名特征
地名首先与地形地貌有密切关系，而且越是远古时期，地名越是取决于地形地貌而自然地名居多。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和文明的发展，人文地名才逐渐丰富起来。因而可以说，地名首先缘于天工，其次才缘于人文；尤其是从客观上看，一座城市的大体格局，仍由天工所定。武汉地貌三镇鼎立的大格局便是长江和汉水所定。
在1986年地名普查基础上编纂岀的《武汉地名志》（不含三县一区）中，收录的现代地名8666条中，除了文史地名、经济地名以外，自然地名有山、峰、河、湖、港、海、矶、口、汊、塘及其它等共10类225条，是纯粹自然地理实体名称；聚落地名有4905条，分为城、道、路、街、里、巷、村、湾、墩、嘴、坊、岭、台、桥、山、口、湖、店、区、宿舍、杂等21种,但其中大多数是由自然地理名称演变而来，如山、州、墩、岭之类。而且其数量大大超过了路、街、里、巷等人文聚落地名。因而可以说，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首先勾勒了武汉三镇的基本面貌，而古往今来的人们在其中开山筑路，修堤搭桥、建窠筑巢，盖屋建房，才密密匝匝地织出了五彩四溢的街道蛛网，于是才有了一张密集的城市交通图和地名图，但由于天工造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武汉三镇地形差别很大，因而造成其人文特征的巨大差异。
1. 汉口：长江与汉水谱成的城市旋律
可以说汉水是汉口的母亲河，因为没有汉水的改道并定形，便没有如今的汉口。三镇中的汉口成邑最晚却发展最快，这虽得益于江河湖泊的交通之便，但从地形上看，汉口明显受着“水”的控制。
汉口地名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凡是与汉水、长江平行的街道称为“大道”和“街”，“街”是汉口最古老的通名，如汉正街、长堤街、大夹街、黄陂街……；凡与汉水、长江垂直的街道则称为“路”，如江汉路、南京路、天津路、一元路。从大兴路到堤角，有21条路与大江垂直，处在原租界之中，建筑有异国情调；而里、巷则散落其间。
因汉口四面环水，城中多湖，过去是“泽国舟为市，人家起竹楼”，因而与“水”相关的堤、桥、湖、海类地名甚多。而且汉口水中多高地，高地可居住生息，于是墩、台类的地名不少。全市城区竟有164处名“墩”，汉口占了一大半。因而可说，汉口的街道是由长江和汉水共同谱成的城市旋律。
2. 武昌：以蛇山为核心的辐射布局
如果说汉口地形取决于水，武昌则取决于山。武昌是山城，仅仅自然地理实体类的山名就有69处，现在几乎每一所大学都依傍着一座山，而唯有蛇山是武昌的祖山，武昌的脊梁，因为蛇山是武昌城的起点，武昌人文的发祥地。武昌是以蛇山为核心向周围辐射开去的。历史上，光蛇山及其支埠的名称竟有十几个：黄鹄山、黄鹤山、江夏山、紫竹岭、高冠山、长春山、洪山、东山、西山、灵山、殷家山、大冠山、黄华山、黄龙山 ……蛇山真是地名的富有者。
武昌是文化古城，城门地名多，官署衙门演化而来的地名多：糖道街、察院坡、斗级营、户部巷……；文化设施地名多：读书院、御书楼、学府街、崇文坊……；三国遗址地名多：曹操庙、卓刀泉、关公桥、刘备郊天台……。此外，武昌还多亭台楼阁名胜古迹地名，多寺庙观宇王府旧宅地名。
3. 汉阳：山与水的变奏曲
根据我国古代地名命名规律，山南水北为阳，现在汉阳处在汉水之南，可以推断汉水曾经改道。事实正是如此，水文专家说：汉水到接近大江处，流势回环，汇连诸湖，支充派演，曾以多头入江。后又在龟山南北形成两条主干道，时而南，时而北入江。公元十四世纪以前的漫长时期，稳定在龟山南麓入江，汉阳因得名，且包括今汉口。明中叶以后，汉水放弃山南道，改从北道入江，汉口就从地理上分裂出去了。
从三国时代起到南北朝，汉阳先后建过10座古城，比起只有3座古城的武昌和半边城墙的汉口，足见汉阳在武汉古老文化中的地位，尤其是军事地位。这10座古城是：龟山北麓月湖边的却月城、龟山西头南麓的鲁山城、龟山东头临江处的梁废城、梅子山畔的马骑城、黑山北侧的肖公城（又名汉口城），马鞍山南的汉阳城、临障山西北的沌阳废城，朱山南侧的沌阳城（也名诸葛城），临障山顶的临障城、凤西山（凤凰山）附近的汉阳城。
10座城中，仅有凤栖山汉阳城保留下来了，它历经宋元明清四代，三毁五建，直至1928年拆除，仅有朝宗、南纪、凤山三门，成为汉阳的老城区。汉阳城不大，到拆时周长也只有791丈3尺。老城区房屋多半依山傍湖，有很多由湖堤演变而来的地名，如三槐岭、顿甲岭、神稷坛、梅岩村、月湖堤、龙灯堤等。
二、城市特殊的信息系统一一武汉地名的文化内涵
地名既是伴随着城市从孕育到生长的全过程的沧桑之物，因而是最可靠的历史凭证，历史地名如同无形的考古发现和岀土文物，它是忠实纪录城市身世的最准确的文书档案。
据80年代地名普查统计，武汉地区面积为137平方公里，大小街道里巷2千余条，其中大道17条、路378条、街368条、里巷1231条,各有名称，极少重复。此外还有地片数百条，其它地名数千条。总计全市城区有现实地名8666条，历史地名3596条，有些是自然流传的，有些是政府及组织命名的，有些则是更动的地名。武汉地名的文化内涵有深浅之分、隐显之分，有些还属于“地名之谜”和待考的悬案，较有历史考古价值。
1.方位•标识•纪念——浅表性文化内涵的地名
武汉有大量地名的命名意义一看便知，它或表示地理方位，或起标记作用，或含纪念意义，可以分为几种。其一，以所处地理方位命名的地名，如沿河大道、沿江大道、拦江路、紫阳路、马沦湖、洲头街、洲尾街等。这些通过常规方式命名的地名数量极大。其二，由地名演化岀的地名，即将街道所联接的两地为名，如珞狮路、鲁磨路、汉群路、青王路、沙军路等，建国以来新辟的街道常以此法为名，有鲜明的标识作用。其三，以祖国疆域省市地名命名，如抚顺路、北京路、上海路、山海关路、长春街。这种命名方式在其它城市中也大量存在，但此街道与彼省市并无丝毫联系，只是纯粹的标记作用。但在武汉的这类地名有其时代特征，它成批地产生于原租界之内，这些由政府命名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地名,用以纪念祖国大批疆土被收复的吉庆之义。其四，以姓氏和人名命名，如易家墩、赵家条、熊家台、钟家村、徐家棚、任家路、张美之路、刘歆生路……这些地名表示该姓氏的人及家族有首居这一地段的意义，或为其土地的拥有者，或为街巷里分房屋的业主及其家属等。这些地名大多为口头流传，能因之追溯其源而古风犹存。
2. 认同与淘汰——有一定文化内涵的地名
有一定文化内涵的地名则要受到民众的认同和时代的检验才能流传下来。武汉存在不少因特征事物而得名的地名，如三眼桥、单洞门、双洞门、姑嫂树、堤角、鼓楼洞、三角路、月亮湾路、双街、头道街……它们生动、形象、上口、易记、富于独创性，往往是民众自创流传而来的地名，极有乡土特色，有些因知名度而成为地片名称。
还有些地名富含时代特征，但如果产生于伟大的时代，这些地名便受到人民认同而永世流传，如产生于辛亥革命的民主路、民生路、民族路、民权路、起义门……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经济建设时期的解放大道、工业大道、红钢城、纺织村、汉钢街……产生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建设大道、发展大道、台北路、高雄路以及纪念97香港回归的香港路等都是优秀的富于内涵的地名。唯有产生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量地名，如反修路、灭资路、反帝路、红安、红灯、红岩、红缨、红文、红卫路……既雷同又乏味，均遭到人民的厌恶、唾弃和拒绝，终归昙花一现。
此外，有些属于政府、组织、名人及业主命名的地名往往也含一定文化内涵。如民国时期有政府命名的一元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二矅路（日月光耀）、三阳路（三阳开泰）、四唯路（礼义廉耻，国之四唯）、五福路（寿、福、康、德、命）和六合路（六合同春）等多取吉祥劝勉之意。由知名人士命名的人和街（汉剧艺术家吴天宝命名）、楚宝街（济生小学校长取楚国伍子胥举鼎制服秦穆公的典故）、珞珈山（闻一多命名）都是富含意义的地名。20年代初叶，上海、浙江等地财团的买办和民族资本家纷纷来汉置地建房，掀起热潮。1923年，大买办刘韵生倡导建立“汉口市区街道之模范，以媲美租界区”将今大智街辖区的大片洼地水困填平建房二千余座，还邀请华商总会会长岀面邀汉口军政显要、绅商买办参与投资“模范区"，于是有了韵生路、华商街等地名。有些实力雄厚的大买办建房竟达百栋千幢之多，形成区片里分。新建的街巷里分名称由其业主命名，各含其义，大多取仁义、发家、吉祥之义。如大官僚袁海观建了长怡里、长乐里、长康里、长寿里；曾任上海道的桑铁珊修了保和里、保安里、保成里；江西庐陵大资本家建了五常里（今永康里〉；浙江吴兴刘澄如、刘通德建了通德里、永福里、永广里。还有海寿里、长兴里、长清里、三德里等。由这些地名可知，本世纪初，外地的金融资本、官僚资本及民族资本对武汉房地产业的巨额投资推进了武汉城市建设的长足发展，使街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同时武汉街道呈现出老城区的低矮平房、老街古巷；租界的异国情调的豪华建筑；“模范区”的整齐里弄、繁华商市与京汉铁路以外的菜地荒村形成风格迥异的几大片。而从地名特征中也分明反射出当时的面貌。
3. 名人•大事•经济功能——具有深度文化内涵的地名
具有深度文化内涵的地名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物地名，它成为流传在口头上的对人物的历史纪念碑，所以命名比较慎重且受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因而人物命名不多，而且今后一般不再提倡以人物命名新街道。武汉人物地名中有些纪念对某事有开创之功的人，有些是在本地区有相当政迹和功勋的人物，如袁公堤、张公堤、熊廷弼路、武圣路、岳飞街、中山大道、黄兴路、黎黄陂路、彭刘杨路、蔡锷路、张自忠路、刘家棋路、陈怀民路……流传着的地名以示后人对他们的追怀垂念。
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地名，如二七街、首义路、起义门、古田路、阅马场、红巷……都说明武汉在近现代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
此外，反映城市经济成分的地名有深刻的历史价值。清道光庚戍年（1850），叶调元编纂的《汉口竹枝词》中说：“街名一半店名呼”，从中可知明末清初开始，武汉手工业和商业就很发达了，出现了整条街道都是同一行业的前店后厂（场）式的工商业集聚地，因此岀现了许多行业地名，如玻璃厂巷、板厂巷、砖瓦巷、扁担巷、筷子巷、绣花街、打铜街、芦席街、袜子街、打扣巷、花布街、白布街……地名还体现了武汉是万商云集之地。全国各地商人来汉经商，需要因乡谊而互通款曲，交流行情信息，建有大量同乡会、商业行会并置有地区会馆，据清末《夏口县志》记载，汉口当时有会馆公所二百余处，仅药材行会馆123所，木材行56所，于是因行邦会馆而得名的地名大量出现，如三皇殿（药材行）、药邦巷（河南药材行）、万寿街（江西会馆）、福建街（福建公所）、安徽街、保庆街、新安街……这些地名成为研究城市经济成分及历史特征的有力依据。
4. 深藏的价值与趣味——隐性文化内涵的地名
具有隐性文化内涵的地名一般是古地名，有历史价值，其内涵具隐蔽性，其得名由来往往联系着历史、地理变故，附载传奇、传说故事，甚至有的还被讹传得面目全非而赋予了多种新义，使其原义隐蔽得更深，因而更富趣味性。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地名中隐含历史上地理的变迁。如汉阳，意味原在汉口之北；滠口，此处曾为滠水入江口；鹦鹉洲原为水中间之沙洲；黄孝河路，此地原为一条河，广埠屯，原是东湖湖港流经地的主要渡口；新河，此地曾开有一条人工河；辛安渡，原为辛安两家的古渡口；鮎鱼套，此处曾为古河套。
其二，地名中隐含历史上曾有过的事物。古城门地名是其中的一大类：汉阳门、大东门、小东门、居仁门、玉带门、大智门、循礼门……；桥类地名也不少：六渡桥、积玉桥、三眼桥、板子桥、花桥、云架桥；官署衙门和文化设施以及建筑物而来的地名是武汉文化古城的明证，如营房村、司门口（清朝藩司衙门）、八铺街、辎重营、旧府街、六角亭、万松园、老法院、三层楼、花楼街等。还有大量因宗教寺庙道观建筑而得的地名在武汉市大多数已消失，如四官殿、古刹巷、栖隐寺街、百子堂、贞元观、宝积阉……少数街道中，大约能从一廊一柱、一石一刻等细微事物中依稀追溯昔日旧貌，但大多数只是留下一个地名去供你想象。
其三，有些地名，如果没有它，你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些街巷在城市的摇篮时期曾发挥过的功能。如，大水巷，它曾是水贩从汉江取水沉淀后到街市售卖的主要通行渠道，大大小小的“水巷”提供了万家百姓的日常生活用水。大火路、火巷，则是古代的消防设施及通道；居巷（猪巷），曾是从外地运往武汉的牲猪登岸的过道。
其四，有些地名富含故事、名人轶事、风物传说，往往成为人们的兴趣点。如，“鹦鹉洲”含东汉名士弥衡赋鹦鹉，因狂放不羁而被黄祖所杀的悲剧故事。“柏泉井”有大禹治水来到龟山头所植柏树之根通到东西湖柏泉井中的神话。“五彩巷”有龟山彩凤的翎翎化为街巷的传奇。“骡走庙”有骡驮白银到此不走而将银建庙的怪异。“舵落口”有仙人落舵化飞龙普降甘霖的说法。“石码头”有归元寺和尚化缘建码头的故事。“知音路”、“琴断口”、“琴台路”则含俞伯牙鼓琴遇知音的千古佳话……富含风物故事的地名是地方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往往成为人们的兴奋点。
其五，讹传的地名由于有争议性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可以说，每一个人大脑中都存储着一部地名信息。这些信息主要通过口头流传方式传播并代代相袭，在传播过程中，容易谐音走义；民众往往对之有创造性发展而赋予新义；往往因约定俗成而固定下来。这些就产生了讹传的或者因雅化要求而更改了地名。如：“报驾巷”传成“鲍家巷”；“皇经堂”讹传为“黄金堂”；“鸭蛋壳”传成“亚当角”又改为“亚单角”；“端水吃"讹为“丹水池”；“茅厕巷”雅化为“谋知巷”；“女儿洲”传为“鲤鱼洲”；“什人馆”讹传为“时仁馆”；“茶担巷”传为“鸭蛋巷”又传为“雅端巷”；“洋园”谐为“杨园”。地名讹传后，其本义有时隐藏很深，引起不少争议，例如：“集稼嘴”是“接驾嘴”还是“薛家嘴”呢?“六渡桥”竟有六种说法：“陆度桥”、“六度桥”、“六道桥”、“绿豆桥”、“六斗桥”和“六渡桥”。多方考证才倾向于因附近有“六渡庵”而得名，本为“六渡桥”。
总之，由于武汉城市历史悠久，地名形成演变有诸多因素，而且更替频繁、情况复杂，于是从70年代末开始，便进行了地名的规范化工作，80年代初进行地名普査，90年代岀版了200万字的《武汉地名志》，它成为考査武汉地名的权威工具书。此后，每年更名的新地名都要载于《武汉年鉴》。地名在继承文化遗产，突岀乡土特点，弘扬时代精神方面都已走向正轨。
作者：邵荣霞选稿：佘本金编辑：郑雨晴校对：袁云责任编辑：黄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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