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管仲故里“颍上”

点击“江西地名研究”

关注我们

中国古代有众多因水而生的地名，其中一种命名方式就是在水域名称之后缀以“上”字，如:江上、河上、淮上、汝上等。如何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个系列名称，是阅读中国古代文史典籍经常遇到的问题。颍水是中国境内一条内陆河，处在中土腹地，因此，颍水流域在中国古代早期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块，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在那里发生，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人物在那里诞生，《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的管仲故里就在颍上。在中国古代早期文献中，含有“颍”字的地名数量众多，有的地名带有历史文化标签的性质，特别引人关注，其中颍上这个地理名词就是如此。鉴于目前学界对这个地名所做的解释存在较大分歧，有必要对它加以辨析。

一、问题提出的缘起

颍上作为地名首见于《左传·成公十六年》。晋国的荀罃率领诸侯国联军侵陈伐蔡，“未反，诸侯迁于颍上”。杨伯峻先生注:

颍水出河南登封县西，东南流经禹县、临颍等地而后入于淮。此颍上即颍水之旁，当在今禹县境。

这段注释采用先总释后分释的方式。总释把颍上概括为颍水之旁，分释则根据当时的行军路线，把它认定为在河南禹县境内。

耿振东博士《〈管子〉学史》基本是沿袭杨伯峻先生的上述注解，对颍上作了如下界定:

“颍上”一词的地域范围，大概是禹州(今河南许昌境内)、临颍(今河南漯河境内)之间颍水流域的那片区域。如果把范围再缩小一点，则可能仅指禹州境内颍水流经的区域。

这是把颍上作为表示颍水流经某个区段的地理名词看待，并且具体锁定在颍水上游地区。对于上述说法，龚武先生在《论管子里籍颍上——兼与耿振东先生商榷》(以下简称龚文) 中提出置疑:

考河南禹县(今禹州)的历史沿革及其境内地名，从未出现过“颍上”地名。杨先生作注“颍上”时有失考据。杨先生失据之言， 却为耿文“许临说”之滥觞。

这是对前引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及耿振东博士的观点予以否定，同时认为“颍上位于颍淮交汇处”，即颍上不是位于颍水上游，而是位于颍尾，即颍水与淮河的交汇处。龚文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又提出“改颍称慎”之说，以及《易》学风水系统对这类名物的命名原则。这里涉及到一系列学理问题，应该加以辨析、澄清。

二、河上:考察颍上之称的参照系

颍上之称首见于《左传》，这部历史著作还反复提到河上，河，指黄河。梳理河上之称在《左传》中的含义，可以为考察颍上这个地名提供一个可靠的参照系。

《左传·闵公二年》记载: “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文中提到《清人》一诗，见于《诗经·郑风》。对于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孔颖达疏称: “是于时有狄侵卫也，卫在河北，郑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郑，故使高克将兵于河上御之。”孔疏颇为可取，道出了事件的原委。《左传》提到的河上，位于黄河南岸的郑国境内。高克帅兵在那里驻守，为的是防止狄人南渡黄河侵郑。《郑风·清人》共三章，前两章结尾依次是“河上乎遨翔”“河上乎逍遥”，可见军队确实驻扎在河上，即黄河岸边。这首诗三章各以“清人在彭”“清人在消”“清人在轴”开头，毛传:“彭，卫之河上，郑之郊也。”“消，河上地也。”“轴，河上地也。”从《清人》一诗的叙事可知，河上是一个总的地名，指郑国边境黄河沿岸一带。而彭、消、轴则是具体的地名，均位于郑国北境的黄河南岸，这三个地点均在河上的范围之内。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 “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杨伯峻先生注: “《年表》云: ‘秦穆公二十五年，欲纳王，军河上。’”这里所说的《年表》，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当时周王朝出现内乱，周襄王流亡到郑国的汜地。秦穆公想要出兵为周王保驾，军队驻扎在河上，亦即黄河岸边。显然，这里所说河上位于秦国境内，具体应指南北流向黄河的西岸，即风陵渡一带。

《左传·襄公九年》记载: “公送晋侯，晋侯以，公宴于河上，问公年。……公还，及卫，冠于成公之庙。”鲁襄公为前来鲁国的晋悼公送行，在黄河岸边为他设宴饯行。这里的“以”字，指停止。鲁襄公返回途中，在卫国成公之庙举行加冠礼。从文中叙述判断，这里所说的河上，应指卫国以西的黄河南岸，具体地点已无法确认。

《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卫庄公蒯聩派使者向周敬王陈辞称: “蒯聩得罪于君父、君母，逋逃于晋。晋以王室之故，不弃兄弟，置诸河上。” 杜预注:“河上，戚也。”杜预注是可取的。《春秋·哀公十六年》记载:“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宵迷，阳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蒯聩从晋国返回卫国后，先是在戚地停留，然后从那里进入卫国首都成为国君。另据《左传·哀公二年》记载: “六月乙酉，晋赵鞅纳卫大子于戚。”杨伯峻先生注:“当时黄河流径自河南滑县东北流经浚县、内黄、馆陶之东。是时晋军尚未渡河，其军当自晋境直东行至今内黄县南，其右为河，渡河而南行即戚，再南行即铁与帝丘。”被称为河上的戚地，在今河南濮阳北黄河东岸。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左传》记载的河上之地，分布在黄河多个区段沿岸。有的在郑、卫两国边境，有的在卫国以西，有的在卫国中心地带，还有的远在秦国东部边境。河上作为地理名词是一个统称、概称，泛指黄河沿岸。所涉地域总体上是确定的，即黄河沿岸。至于文中所指的具体地点则是模糊的，需要根据文章的语境，并且借助其他材料加以辨析。也就是说，《左传》出现的地理名词“河上”，所指具体地域不具有同一性，此处的河上不能等同于彼处的河上，彼处的河上也不同于他处的河上。同一部典籍中的河上作为地名的具体所指尚且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异，那么，对于《左传》以外文献出现的地理名词河上，更须仔细地辨析，而不能把它们与《左传》中的河上之称径直对接，用《左传》去解释其他文献中的河上。

《史记·乐毅列传》记载: “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这位传授黄老之学的宗师称为河上丈人，晋代皇甫谧《高士传》对他有如下记载: “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国人也。明老子之术，自匿姓名，居河之滨，著《老子章句》，故世号曰河上丈人”这位传授黄老之学的宗师居住在黄河之滨。他的亲传弟子安期生是东海之滨的方士，这个门派的几代传人乐瑕公、乐臣公、盖公都生活在山东高密。由此推断，这位黄老之学宗师所居住的河上之地，应是黄河下游山东、河北区段的沿岸，这与《左传》记载的几处河上之地相距较远，因此，《左传》记载的河上之地，不能作为考察这位黄老之学宗师所处河上之地的依据，两部文献出现的河上之称无法实现具体地域的对接。

《左传·成公十六年》提到“颍上”之地，以《左传》中的“河上”之称作为参照，颍上应是一个总称、概称，泛指颍水沿岸。至于文中的具体所指，要通过当时的语境加以认定。《史记·管晏列传》记载: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司马贞《索隐》: “颍，水名。《地理志》: ‘颍水出阳城。’汉有颍阳、临颍二县，今亦有颍上县。”司马贞没有断定《史记》所载颍上的具体地点，只是以《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和唐代设有颍上县作为历史事实，列举带有颍字的地名，把颍上所指范围界定在颍水流域，所持的态度是谨慎的。而当代《管子》研究争论各方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则失于简单和草率。把《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的颍上与《史记》提到的管子故里的颍上，进行径直对接、互证，认为二者所指地域相同。这就在两个方面犯了学术研究的忌讳。第一，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是无证不信，对于《史记》提到作为管子故里的颍上，未能从先秦两汉文献中找到有力的证据，就把它与《左传》中的颍上进行对接，属于无证不信。第二，上述对接采用的是一对一的方式，属于孤证不立。颍上作为地理名词泛指颍水两岸，在《左传》和《史记》中所指具体地域未必相同。《史记》所载作为管子故里颍上的具体地域目前无法确认，因此，即使对《左传》记载的颍上之地有精准的考辨，也无法确认该地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管仲故里。虽然当下学界对管子籍贯有不同的认定，但是，对颍上这个地名的训释采用《左传》和《史记》径直对接、二者互证的方法，则是同出一辙。

三、颍上之称的生成根据辨析

颍上作为地理名称因何而来? 它的生成机制是什么? 对此，当下学界给出的回答存在明显的差异。或称:

“颍上”之“颍”，应该指称颍水。“上” 有上游或水滨之义，《左传》中说的“颍上”，指颍水之滨，或颍水的上游。结合上文的分析，这里的“颍上”不但指颍水之滨，而且指颍水上游之滨，即郑国境内的那段颍水之滨。

这是把颍上释为颍水上游之滨，依此类推，《左传》中出现的河上，指的应该是黄河上游之滨。可是，前边提到《左传》记载的四处河上之地，或位于郑、卫交界处，或位于卫国核心区，或位于卫国以西，还有一处位于秦国东部边境，没有一处是在黄河上游。另外，《左传·成公十五年》还有如下记载，宋国华元出奔，“鱼石自止华元于河上”。杨伯峻先生注: “河，黄河。……据此，华元仅及黄河边而返。”华元出奔的目的地是晋国，他无论想从哪里渡过黄河，都不属于黄河上游。由此看来，把颍上释为因处于颍水上游而得名是不妥的。

还有的学者认为颍上地名的生成本于地名学通则。

考颍上地名的生成，实本于中原及其江淮流域广泛通行的《易》学风水学——上南下北，右东左西(水北为阳，水南为阴，右为上，如成语“无出其右”)的地名学原理的通则。这种原理至今仍为民间堪舆所用。

颍上作为地名首见于《左传·成公十六年》，把这个地名的生成归结为中原及江淮流域广泛通行的《易》学风水学，这个结论过于大胆。综观《左传》一书，其中引《易》论《易》计26次，无一例涉及风水者。在《左传》成书的战国时期，《易》学风水系统是否已经形成，尚是令人怀疑的问题。如果说颍上之称本于《易》学风水学的地名学原理通则，那么与颍上同属于地理名词的河上、淮上、沂上等，也应该是本于这个地名学原理通则而生成。可是，考察这些地名在《左传》中涉及的具体方位，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按照这个所谓地名学原理通则所作的划分，水东、水南为上，然而，前边提到《左传》记载的河上，并不是全指水东、水南。闵公二年提到的河上，位于郑、卫交界的黄河南岸。僖公二十五年记载的河上位于秦国东境，在黄河西岸。襄公九年记载的河上位于卫国以西的黄河西岸。《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的河上位于卫国中心地带的黄河东岸。在以上四个案例中，有两个案例无法纳入所谓的《易》学风水系统，既然如此，就很难把它称为《左传》缀以“上”字水边地名得以生成的通则。如果再考察《左传》记载的相关地名，更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个所谓的地名学原理通则对于《左传》并不适用。《左传·襄公三年》:“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吴子不至。”杨伯峻先生注:“淮上，疑今凤台县境，淮水北。”这是把淮水北岸称为淮上，与所谓“上南下北”的《易》学风水学地名通则相反相悖。《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诸侯联军伐齐，“南及沂”，杨伯峻先生注:“军抵齐境之沂水流境也。”沂水在齐国南境内系南北流向，诸侯联军伐齐南及沂，即到达沂水西岸。《左传·襄公十九年》记载: “十九年春，诸侯还自沂上，盟于督扬。”这是把沂水西岸称为沂上，诸侯因联军从沂水西岸返回，故称“还自沂上”。这里所遵循的也不是所谓的《易》学风水学地名通则。

龚文还对所谓的《易》学风水学地名通则有如下叙述:“与江河相关的地名，下游(东方) 一般称‘某上’‘某口’，如汶上、颍上、汉口、浦口等。”照此说法，凡是水滨地名缀以“上”者，必定位于河川的下游，这个所谓《易》学风水学地名通则对《左传》同样不适用。先秦时期人们认定的黄河下游是九河所处地段，即徒骇、胡苏、鬲津等九个黄河支流所在地区，位于今山东、河北的近海区域。可是，《左传》中五次出现的河上之地都不在这个区域之内，而是处在黄河中段。再看其他缀以“上”字的水滨之地名所处位置。《左传·成公十七年》记载: “冬，诸侯伐郑。十月庚午，围郑。楚公子申救郑，师于汝上。”杨伯峻先生注: “可见汝水为楚郑交界线。”作为楚郑交界线的汝水区段，位于今河南平顶山、漯河之间，那里不是汝水的下游，而是上游。《左传·襄公元年》记载: “夏五月，晋韩厥、荀偃帅诸侯之师伐郑，入其郛，败其徒兵于洧上。”这里所说的“洧上”，位于郑国首都新郑附近，那里是洧水上游所处区段， 而不是在洧水下游。上述案例表明，判定川流下游地名缀以“上”字，这个所谓的《易》学风水学地名通则同样与《左传》的相关记载相抵牾，不能作为研究《左传》地名立论的依据。

综上所述，水滨地名冠以“上”字，这是《左传》经常采用的地名标示方式，这与被标示的区域所处川流区段及方位的东南西北并不存在关联，只要是处在水滨，地名就可以把“上”字作为后缀，这才是《左传》遵循的地名通则，与《易》学风水学不存在直接关联。

四、慎地名称生成与白公胜无涉考辨

对于颍上地名的历史沿革，龚文作了如下陈述:

前487年，为绥靖流亡吴国归来的前楚太子芈建之子芈胜(史称白公胜)，楚国将侵占的蔡国颍上赐给芈胜。为警示芈胜不可复仇，楚国统治者刻意寻找了一个具有极强针对性和暗示性的“慎”(慎独、慎微)字，设慎邑，或改颍称慎。

龚文的“改颍称慎”之说存在众多疑点，需要加以辨析，用以澄清历史事实。

龚文称慎邑是为白公胜而设，因此颍上改称慎。问题在于白公胜的封邑是否在慎地?《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白公胜自吴归楚之后，“使处吴竟，为白公”。杨伯峻先生注:

《楚语上》灵王时有白公子张，楚号县邑之长曰尹曰公，白亦临吴之县邑，据杜注，当在今河南息县东七十余里。

白公胜在楚国的封地称为白邑，其地位于今河南息县东70余里，在今河南信阳地区的息县和淮滨之间，位于淮河北岸，而慎邑远在其东北200里以外。郦道元《水经注》卷30对于淮河的区段流向有如下叙述: “淮水又东迳淮阴亭北，又东迳白城南，楚白公胜之邑也，东北去白亭十里。”这里所记载的淮河区段位于今河南息县东，那里正是白邑所在之处。郦道元也认定白公胜的封邑在白城，而没有提到慎地。白城附近的白亭，当是由白公胜而得名。

《水经注》卷21叙述陂水在新息(息县)以东的流向时写道: “陂水又东，分为二水，一水南入淮，一水东南迳白亭北，又东迳吴城南。《史记》楚惠王二年，子西召太子建之子胜于吴。胜入居之，故曰吴城也。”

《水经注》的这则记载表明，郦道元还是认定白公胜的封邑在今河南息县与淮滨之间，那里有白亭，系白公胜的遗址。其地临近吴国，白公胜是从吴国返回在那里居住，故又称吴城。《水经注》的这则记载，可以与前边该书卷30的记载相互印证，是同一个地点，在陂水和淮水交汇的区域附近。

关于白公胜的封邑所在地，还有另一种说法。《史记·伍子胥列传》对白公胜归楚之事有如下记载:“遂召胜，使居楚之边邑鄢，号为白公。”对此，张守节《正义》写道:

《括地志》云: “故郾城在豫州郾城县南五里，与褒信白亭相近。”《括地志》云: “白亭 在豫州褒信县南四十二里，又有白公故城，又许州扶沟县北四十五里北又有白亭也。”

《史记·楚世家》亦记载白公胜归楚之事，张守节《正义》称:

《括地志》云: “白亭在豫州褒信东南三十二里，褒信本汉郾县之地，后汉分郾置褒信 县，在今褒信县东七十七里。

《括地志》题魏王李泰撰，实出于萧德言等人手笔，成书于贞观十六年(642)。《括地志》的上述记载表明，唐朝初年，人们认为白公胜的封邑是在西汉豫州郾县南，即今河南漯河，春秋时期那里曾是归姓胡国所在地。另外在扶沟(今河南扶沟北)北也有白亭，那里北距郾县 150里左右，可能白公胜曾经到过那里。

古代对白公封邑所在地有两种说法，或称在今河南息县与淮滨之间的白邑，或称在今河南漯河附近，都没有提到慎地。由此看来，称慎地是白公胜的封地，缺少必要的历史证据，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 “吴人伐慎，白公败之。”这是确定无疑的历史事实。至于把慎地说成是白公的封地，却在汉唐文献中见不到这方面的信息。把白公胜的作战区域与他的封邑所在地相混淆，这种做法实不足取。

慎地名称的生成与白公胜无关，而是另有缘由。《汉书·地理志》汝南郡所属县有慎，还有慎阳，后者位于今河南正阳北，与慎县之间有汝水、颍水相隔。对于慎阳，颜师古注引应劭之说: “慎水出东北，入淮。”照此说法，慎阳是由慎水而得名。《水经注》卷30淮水条目记载:“淮水又东，合慎水，水出慎阳县西，而东迳慎阳县故城南，县取名焉。”水北为阳，慎阳位于慎水北岸，由此而得名。慎地位于颍水沿岸，其名称也应当与慎水有关。这应从人口迁徙方面加以解释。地名随着人口的流动而迁徙，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颇为常见。即以楚国势力范围之内的情况而言，称为“蔡”的地名有3处，称为“许”的地名多达6处，既然如此，从慎水流域迁徙到颍水沿岸的人口，把自己的居住地称为慎地也就不足为奇，这种做法合乎常理，表现了先民不忘故土的情结。

中国古代的水域名称，多数文字构形从水，也有的是由它发源的山脉而得名。慎水则属于例外，当是另有缘由。《汉书·地理志》汝南郡慎阳县条目颜师古注:

慎字本做滇，音真，后讹为慎尔。今犹有真丘、真阳县，字并作真，知其音不改也。阚 骃云: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误以“水”为“心”。

《水经注》卷30王先谦校亦引阚骃上述话语，并且写道:

孙校云:“《元和志》真阳县，本汉慎阳县，淮水经县南，去县八十里，慎水去县西南 二十里。”

孙校指孙星衍对《水经注》的校勘，《元和志》指《元和郡县志》。慎水本名滇水，东汉和帝永平五年(62)重刻印章，把滇字误刻为慎，因此，以讹传讹，一直沿袭下来，不过，汉代的慎阳在唐代为真阳，还保留了这条河流原名的痕迹。慎水本名滇水，滇字有盛大之义。《汉书·礼乐志》所载《郊祀歌·天门》，其中有“泛泛滇滇从高斿”的句子，颜师古注: “滇滇，盛貌也。”滇有盛大之义，慎水本名滇水，这条河流确实水量充沛，流域广阔，《水经注》卷 30对慎水有如下记载:

慎水又东流，积为燋陂。陂水又东南流，为上慎陂，又东为中慎陂，又东南为下慎陂， 皆与鸿郤陂水散流，其陂首受淮川，左结鸿陂。

慎水在东流过程中形成多个面积很大的池沼，称为陂，有上慎、中慎、下慎三个池沼，它们又与鸿郤陂一道漫延散流，可见水域面积很大，这是该条河流最初称为滇水的原因，后讹为慎水。由此可见，慎地是由慎水而得名，而慎水最初称滇水是取自它的水域广阔，慎地的名称与白公胜的封邑不存在关联。

五、“改颍称慎”置疑

龚文称慎地本名颍上，因为是白公胜的封地而改称慎，这种说法还有许多疑点，需要进一步加以辨析。

慎县在西汉属于汝南郡。对于汝南郡的一些所属县，《汉书·地理志》班固自注指出它们名称的由来。南顿是“故顿子国，姬姓”。新蔡，“蔡平侯自蔡徙此，后二世称下蔡，莽曰新迁”。上蔡， “故蔡国，周武弟叔度所封，度放，成王封其子胡，十八世徙蔡”。对于这些地名的由来，班固交待得非常清楚，涉及到春秋时期的一系列典故。而对于慎县，班固自注“莽曰慎治”，他只是提到王莽改制后对于慎县名称的变更，根本没有涉及慎地与颍上之称的关联。颜师古注对汝南郡众多所属县所作的解释更为具体，指出县名与春秋时期地名相关联的有沈子国、道国、房子国、南顿、息国、蒋国、召陵、黄国、柏子国、寝丘、江国，多达十一处，而对于其中的慎县，颜师古则是未置一词。颜师古是唐代人，学识渊博，当时慎地已更名颍上，如果当时慎地是由颍上之称更名而来，颜师古会很清楚，不可能对此不加解释。

慎县在东汉亦属于汝南郡，梁代刘昭为皇甫谧的《后汉书·郡国志》作注，追溯其中有些县名的历史沿革，亦反复提到它们在春秋时期的名称，其中涉及到项国、房国、吕侯国、桑隧、邓国、陉、鹿上、乾谿等多个地名，并且往往援引《左传》的记载加以印证。而对于其中的慎县，同样未作任何解释。关于褒信侯国，刘昭注如下:“《史记》楚封王孙胜白公。杜预曰:褒信县有白亭。”刘昭注没有提及慎作为地名与颍上的关联，只是对褒信县的白亭作了说明。

《水经注》记载颍水流域的地名，往往对那里的历史典故加以叙述，其中不乏《左传》记载的历史事件。在阳翟区块提到《左传·桓公十五年》记载的郑伯突杀檀伯一事，并称那里春秋时期称为栎地。在颍阴县区块提到丘城，援引《左传·襄公十八年》楚子庚治兵于汾的记载，指出颍阴春秋时期有汾地，历史遗迹有汾丘。在新阳县区块提到项县故城，指出《左传·僖公十七年》所载鲁灭项即在此地。在细水区块提到胡城，援引《左传·定公十五年》楚灭胡子国的记载。在召陵县区块提到《左传·僖公四年》所载，齐桓公率师次于召陵，责楚供不入之事。在慎县区段有如下叙述:

县故楚邑，白公所居以拒吴。《春秋左传·哀公十六年》，吴人伐慎，白公败之。王莽之慎治也。世祖建武中，封刘赐为侯国。

如前所述，郦道元在《水经注》卷30提到白城，称那里是“楚白公胜之邑也”，断定白公胜的封邑在今河南息县东，《水经注》卷21所持的也是此种看法。这里称慎县是“白公所居以拒吴”，是说他曾经驻扎在慎县抗击吴国的军队，并且取得胜利，并没有认定那里是他的封邑，更没有提及颍上更名为慎之事。郦道元对颍水流域春秋时期的历史典故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而对于“改颍称慎”之事却未置一词。这应该不是郦道元的疏忽，而可能“改颍称慎”一事系子虚乌有。

从班固到郦道元、刘昭，再到颜师古，在长达五百多年的时间里，这几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都没有谈到颍上改称慎这件事。而在颜师古之后一千余年，明人高泽生才提出这种看法。高氏的观点是否可信，确实值得怀疑，把高氏的看法作为立论的前提和依据，这种做法是否科学同样值得怀疑。

结语

颍上作为地名首见于《左传·成公十六年》，《史记·管晏列传》则称: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从颍上作为广义地名而言，似乎能够断定管仲故里在颍水流域。但是，颍上作为地名系概称，泛指颍水流域，单凭上述两则记载无法确认管子故里在颍水之滨哪个区段。这就需要对中国古代早期文献有关管子的记载进行系统梳理，从中提炼出能够确认管子故里的材料，而目前缺乏的正是这方面的研究。如果只是把《左传》和《史记》的颍上进行一对一的互证，很难实现研究上的突破。我期待并相信，随着管子研究在学理层面的深化，管子故里所在之处不会永远是无法确认的学术悬案。

来源：《管子学刊》2021年第1期

作者：李炳海

选稿：耿曈

编辑：周辰

校对：袁云
责任编辑：吴泓伶

往期链接:

微信扫码加入中国地名研究交流群
QQ扫码加入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