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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管仲故里“颍上”

李炳海 江西地名研究 202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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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众多因水而生的地名,其中一种命名方式就是在水域名称之后缀以“上”字,如:江上、河上、淮上、汝上等。如何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个系列名称,是阅读中国古代文史典籍经常遇到的问题。颍水是中国境内一条内陆河,处在中土腹地,因此,颍水流域在中国古代早期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块,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在那里发生,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人物在那里诞生,《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的管仲故里就在颍上。在中国古代早期文献中,含有“颍”字的地名数量众多,有的地名带有历史文化标签的性质,特别引人关注,其中颍上这个地理名词就是如此。鉴于目前学界对这个地名所做的解释存在较大分歧,有必要对它加以辨析。

一、问题提出的缘起

颍上作为地名首见于《左传·成公十六年》。晋国的荀罃率领诸侯国联军侵陈伐蔡,“未反,诸侯迁于颍上”。杨伯峻先生注:

颍水出河南登封县西,东南流经禹县、临颍等地而后入于淮。此颍上即颍水之旁,当在今禹县境。


这段注释采用先总释后分释的方式。总释把颍上概括为颍水之旁,分释则根据当时的行军路线,把它认定为在河南禹县境内。
耿振东博士《〈管子〉学史》基本是沿袭杨伯峻先生的上述注解,对颍上作了如下界定:

“颍上”一词的地域范围,大概是禹州(今河南许昌境内)、临颍(今河南漯河境内)之间颍水流域的那片区域。如果把范围再缩小一点,则可能仅指禹州境内颍水流经的区域。


这是把颍上作为表示颍水流经某个区段的地理名词看待,并且具体锁定在颍水上游地区对于上述说法,龚武先生在《论管子里籍颍上——兼与耿振东先生商榷》(以下简称龚文) 中提出置疑:

考河南禹县(今禹州)的历史沿革及其境内地名,从未出现过“颍上”地名。杨先生作注“颍上”时有失考据。杨先生失据之言, 却为耿文“许临说”之滥觞。


这是对前引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及耿振东博士的观点予以否定,同时认为“颍上位于颍淮交汇处”,即颍上不是位于颍水上游,而是位于颍尾,即颍水与淮河的交汇处。龚文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又提出“改颍称慎”之说,以及《易》学风水系统对这类名物的命名原则。这里涉及到一系列学理问题,应该加以辨析、澄清。
 
二、河上:考察颍上之称的参照系

颍上之称首见于《左传》,这部历史著作还反复提到河上,河,指黄河。梳理河上之称在《左传》中的含义,可以为考察颍上这个地名提供一个可靠的参照系。
《左传·闵公二年》记载: “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文中提到《清人》一诗,见于《诗经·郑风》。对于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孔颖达疏称: “是于时有狄侵卫也,卫在河北,郑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郑,故使高克将兵于河上御之。”孔疏颇为可取,道出了事件的原委。《左传》提到的河上,位于黄河南岸的郑国境内。高克帅兵在那里驻守,为的是防止狄人南渡黄河侵郑。《郑风·清人》共三章,前两章结尾依次是“河上乎遨翔”“河上乎逍遥”,可见军队确实驻扎在河上,即黄河岸边。这首诗三章各以“清人在彭”“清人在消”“清人在轴”开头,毛传:“彭,卫之河上,郑之郊也。”“消,河上地也。”“轴,河上地也。”从《清人》一诗的叙事可知,河上是一个总的地名,指郑国边境黄河沿岸一带。而彭、消、轴则是具体的地名,均位于郑国北境的黄河南岸,这三个地点均在河上的范围之内。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 “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杨伯峻先生注: “《年表》云: ‘秦穆公二十五年,欲纳王,军河上。’”这里所说的《年表》,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当时周王朝出现内乱,周襄王流亡到郑国的汜地。秦穆公想要出兵为周王保驾,军队驻扎在河上,亦即黄河岸边。显然,这里所说河上位于秦国境内,具体应指南北流向黄河的西岸,即风陵渡一带。
《左传·襄公九年》记载: “公送晋侯,晋侯以,公宴于河上,问公年。……公还,及卫,冠于成公之庙。”鲁襄公为前来鲁国的晋悼公送行,在黄河岸边为他设宴饯行。这里的“以”字,指停止。鲁襄公返回途中,在卫国成公之庙举行加冠礼。从文中叙述判断,这里所说的河上,应指卫国以西的黄河南岸,具体地点已无法确认。
《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卫庄公蒯聩派使者向周敬王陈辞称: “蒯聩得罪于君父、君母,逋逃于晋。晋以王室之故,不弃兄弟,置诸河上。” 杜预注:“河上,戚也。”杜预注是可取的。《春秋·哀公十六年》记载:“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宵迷,阳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蒯聩从晋国返回卫国后,先是在戚地停留,然后从那里进入卫国首都成为国君。另据《左传·哀公二年》记载: “六月乙酉,晋赵鞅纳卫大子于戚。”杨伯峻先生注:“当时黄河流径自河南滑县东北流经浚县、内黄、馆陶之东。是时晋军尚未渡河,其军当自晋境直东行至今内黄县南,其右为河,渡河而南行即戚,再南行即铁与帝丘。”被称为河上的戚地,在今河南濮阳北黄河东岸。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左传》记载的河上之地,分布在黄河多个区段沿岸。有的在郑、卫两国边境,有的在卫国以西,有的在卫国中心地带,还有的远在秦国东部边境。河上作为地理名词是一个统称、概称,泛指黄河沿岸。所涉地域总体上是确定的,即黄河沿岸。至于文中所指的具体地点则是模糊的,需要根据文章的语境,并且借助其他材料加以辨析。也就是说,《左传》出现的地理名词“河上”,所指具体地域不具有同一性,此处的河上不能等同于彼处的河上,彼处的河上也不同于他处的河上。同一部典籍中的河上作为地名的具体所指尚且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异,那么,对于《左传》以外文献出现的地理名词河上,更须仔细地辨析,而不能把它们与《左传》中的河上之称径直对接,用《左传》去解释其他文献中的河上。
《史记·乐毅列传》记载: “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这位传授黄老之学的宗师称为河上丈人,晋代皇甫谧《高士传》对他有如下记载: “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国人也。明老子之术,自匿姓名,居河之滨,著《老子章句》,故世号曰河上丈人”这位传授黄老之学的宗师居住在黄河之滨。他的亲传弟子安期生是东海之滨的方士,这个门派的几代传人乐瑕公、乐臣公、盖公都生活在山东高密。由此推断,这位黄老之学宗师所居住的河上之地,应是黄河下游山东、河北区段的沿岸,这与《左传》记载的几处河上之地相距较远,因此,《左传》记载的河上之地,不能作为考察这位黄老之学宗师所处河上之地的依据,两部文献出现的河上之称无法实现具体地域的对接。
《左传·成公十六年》提到“颍上”之地,以《左传》中的“河上”之称作为参照,颍上应是一个总称、概称,泛指颍水沿岸。至于文中的具体所指,要通过当时的语境加以认定。《史记·管晏列传》记载: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司马贞《索隐》: “颍,水名。《地理志》: ‘颍水出阳城。’汉有颍阳、临颍二县,今亦有颍上县。”司马贞没有断定《史记》所载颍上的具体地点,只是以《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和唐代设有颍上县作为历史事实,列举带有颍字的地名,把颍上所指范围界定在颍水流域,所持的态度是谨慎的。而当代《管子》研究争论各方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则失于简单和草率。把《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的颍上与《史记》提到的管子故里的颍上,进行径直对接、互证,认为二者所指地域相同。这就在两个方面犯了学术研究的忌讳。第一,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是无证不信,对于《史记》提到作为管子故里的颍上,未能从先秦两汉文献中找到有力的证据,就把它与《左传》中的颍上进行对接,属于无证不信。第二,上述对接采用的是一对一的方式,属于孤证不立。颍上作为地理名词泛指颍水两岸,在《左传》和《史记》中所指具体地域未必相同。《史记》所载作为管子故里颍上的具体地域目前无法确认,因此,即使对《左传》记载的颍上之地有精准的考辨,也无法确认该地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管仲故里。虽然当下学界对管子籍贯有不同的认定,但是,对颍上这个地名的训释采用《左传》和《史记》径直对接、二者互证的方法,则是同出一辙。

三、颍上之称的生成根据辨析

颍上作为地理名称因何而来? 它的生成机制是什么? 对此,当下学界给出的回答存在明显的差异。或称:

“颍上”之“颍”,应该指称颍水。“上” 有上游或水滨之义,《左传》中说的“颍上”,指颍水之滨,或颍水的上游。结合上文的分析,这里的“颍上”不但指颍水之滨,而且指颍水上游之滨,即郑国境内的那段颍水之滨。


这是把颍上释为颍水上游之滨,依此类推,《左传》中出现的河上,指的应该是黄河上游之滨。可是,前边提到《左传》记载的四处河上之地,或位于郑、卫交界处,或位于卫国核心区,或位于卫国以西,还有一处位于秦国东部边境,没有一处是在黄河上游。另外,《左传·成公十五年》还有如下记载,宋国华元出奔,“鱼石自止华元于河上”。杨伯峻先生注: “河,黄河。……据此,华元仅及黄河边而返。”华元出奔的目的地是晋国,他无论想从哪里渡过黄河,都不属于黄河上游。由此看来,把颍上释为因处于颍水上游而得名是不妥的。
还有的学者认为颍上地名的生成本于地名学通则

考颍上地名的生成,实本于中原及其江淮流域广泛通行的《易》学风水学——上南下北,右东左西(水北为阳,水南为阴,右为上,如成语“无出其右”)的地名学原理的通则。这种原理至今仍为民间堪舆所用。


颍上作为地名首见于《左传·成公十六年》,把这个地名的生成归结为中原及江淮流域广泛通行的《易》学风水学,这个结论过于大胆。综观《左传》一书,其中引《易》论《易》计26次,无一例涉及风水者。在《左传》成书的战国时期,《易》学风水系统是否已经形成,尚是令人怀疑的问题。如果说颍上之称本于《易》学风水学的地名学原理通则,那么与颍上同属于地理名词的河上、淮上、沂上等,也应该是本于这个地名学原理通则而生成。可是,考察这些地名在《左传》中涉及的具体方位,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按照这个所谓地名学原理通则所作的划分,水东、水南为上,然而,前边提到《左传》记载的河上,并不是全指水东、水南。闵公二年提到的河上,位于郑、卫交界的黄河南岸。僖公二十五年记载的河上位于秦国东境,在黄河西岸。襄公九年记载的河上位于卫国以西的黄河西岸。《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的河上位于卫国中心地带的黄河东岸。在以上四个案例中,有两个案例无法纳入所谓的《易》学风水系统,既然如此,就很难把它称为《左传》缀以“上”字水边地名得以生成的通则。如果再考察《左传》记载的相关地名,更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个所谓的地名学原理通则对于《左传》并不适用。《左传·襄公三年》:“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吴子不至。”杨伯峻先生注:“淮上,疑今凤台县境,淮水北。”这是把淮水北岸称为淮上,与所谓“上南下北”的《易》学风水学地名通则相反相悖。《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诸侯联军伐齐,“南及沂”,杨伯峻先生注:“军抵齐境之沂水流境也。”沂水在齐国南境内系南北流向,诸侯联军伐齐南及沂,即到达沂水西岸。《左传·襄公十九年》记载: “十九年春,诸侯还自沂上,盟于督扬。”这是把沂水西岸称为沂上,诸侯因联军从沂水西岸返回,故称“还自沂上”。这里所遵循的也不是所谓的《易》学风水学地名通则。
龚文还对所谓的《易》学风水学地名通则有如下叙述:“与江河相关的地名,下游(东方) 一般称‘某上’‘某口’,如汶上、颍上、汉口、浦口等。”照此说法,凡是水滨地名缀以“上”者,必定位于河川的下游,这个所谓《易》学风水学地名通则对《左传》同样不适用。先秦时期人们认定的黄河下游是九河所处地段,即徒骇、胡苏、鬲津等九个黄河支流所在地区,位于今山东、河北的近海区域。可是,《左传》中五次出现的河上之地都不在这个区域之内,而是处在黄河中段。再看其他缀以“上”字的水滨之地名所处位置。《左传·成公十七年》记载: “冬,诸侯伐郑。十月庚午,围郑。楚公子申救郑,师于汝上。”杨伯峻先生注: “可见汝水为楚郑交界线。”作为楚郑交界线的汝水区段,位于今河南平顶山、漯河之间,那里不是汝水的下游,而是上游。《左传·襄公元年》记载: “夏五月,晋韩厥、荀偃帅诸侯之师伐郑,入其郛,败其徒兵于洧上。”这里所说的“洧上”,位于郑国首都新郑附近,那里是洧水上游所处区段, 而不是在洧水下游。上述案例表明,判定川流下游地名缀以“上”字,这个所谓的《易》学风水学地名通则同样与《左传》的相关记载相抵牾,不能作为研究《左传》地名立论的依据。
综上所述,水滨地名冠以“上”字,这是《左传》经常采用的地名标示方式,这与被标示的区域所处川流区段及方位的东南西北并不存在关联,只要是处在水滨,地名就可以把“上”字作为后缀,这才是《左传》遵循的地名通则,与《易》学风水学不存在直接关联。

四、慎地名称生成与白公胜无涉考辨

对于颍上地名的历史沿革,龚文作了如下陈述:

前487年,为绥靖流亡吴国归来的前楚太子芈建之子芈胜(史称白公胜),楚国将侵占的蔡国颍上赐给芈胜。为警示芈胜不可复仇,楚国统治者刻意寻找了一个具有极强针对性和暗示性的“慎”(慎独、慎微)字,设慎邑,或改颍称慎。


龚文的“改颍称慎”之说存在众多疑点,需要加以辨析,用以澄清历史事实。
龚文称慎邑是为白公胜而设,因此颍上改称慎。问题在于白公胜的封邑是否在慎地?《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白公胜自吴归楚之后,“使处吴竟,为白公”。杨伯峻先生注:

《楚语上》灵王时有白公子张,楚号县邑之长曰尹曰公,白亦临吴之县邑,据杜注,当在今河南息县东七十余里。


白公胜在楚国的封地称为白邑,其地位于今河南息县东70余里,在今河南信阳地区的息县和淮滨之间,位于淮河北岸,而慎邑远在其东北200里以外。郦道元《水经注》卷30对于淮河的区段流向有如下叙述: “淮水又东迳淮阴亭北,又东迳白城南,楚白公胜之邑也,东北去白亭十里。”这里所记载的淮河区段位于今河南息县东,那里正是白邑所在之处。郦道元也认定白公胜的封邑在白城,而没有提到慎地。白城附近的白亭,当是由白公胜而得名。
《水经注》卷21叙述陂水在新息(息县)以东的流向时写道: “陂水又东,分为二水,一水南入淮,一水东南迳白亭北,又东迳吴城南。《史记》楚惠王二年,子西召太子建之子胜于吴。胜入居之,故曰吴城也。”
《水经注》的这则记载表明,郦道元还是认定白公胜的封邑在今河南息县与淮滨之间,那里有白亭,系白公胜的遗址。其地临近吴国,白公胜是从吴国返回在那里居住,故又称吴城。《水经注》的这则记载,可以与前边该书卷30的记载相互印证,是同一个地点,在陂水和淮水交汇的区域附近。
关于白公胜的封邑所在地,还有另一种说法。《史记·伍子胥列传》对白公胜归楚之事有如下记载:“遂召胜,使居楚之边邑鄢,号为白公。”对此,张守节《正义》写道:

《括地志》云: “故郾城在豫州郾城县南五里,与褒信白亭相近。”《括地志》云: “白亭 在豫州褒信县南四十二里,又有白公故城,又许州扶沟县北四十五里北又有白亭也。”


《史记·楚世家》亦记载白公胜归楚之事,张守节《正义》称:

《括地志》云: “白亭在豫州褒信东南三十二里,褒信本汉郾县之地,后汉分郾置褒信 县,在今褒信县东七十七里。


《括地志》题魏王李泰撰,实出于萧德言等人手笔,成书于贞观十六年(642)。《括地志》的上述记载表明,唐朝初年,人们认为白公胜的封邑是在西汉豫州郾县南,即今河南漯河,春秋时期那里曾是归姓胡国所在地。另外在扶沟(今河南扶沟北)北也有白亭,那里北距郾县 150里左右,可能白公胜曾经到过那里。
古代对白公封邑所在地有两种说法,或称在今河南息县与淮滨之间的白邑,或称在今河南漯河附近,都没有提到慎地。由此看来,称慎地是白公胜的封地,缺少必要的历史证据,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 “吴人伐慎,白公败之。”这是确定无疑的历史事实。至于把慎地说成是白公的封地,却在汉唐文献中见不到这方面的信息。把白公胜的作战区域与他的封邑所在地相混淆,这种做法实不足取。
慎地名称的生成与白公胜无关,而是另有缘由。《汉书·地理志》汝南郡所属县有慎,还有慎阳,后者位于今河南正阳北,与慎县之间有汝水、颍水相隔。对于慎阳,颜师古注引应劭之说: “慎水出东北,入淮。”照此说法,慎阳是由慎水而得名。《水经注》卷30淮水条目记载:“淮水又东,合慎水,水出慎阳县西,而东迳慎阳县故城南,县取名焉。”水北为阳,慎阳位于慎水北岸,由此而得名。慎地位于颍水沿岸,其名称也应当与慎水有关。这应从人口迁徙方面加以解释。地名随着人口的流动而迁徙,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颇为常见。即以楚国势力范围之内的情况而言,称为“蔡”的地名有3处,称为“许”的地名多达6处,既然如此,从慎水流域迁徙到颍水沿岸的人口,把自己的居住地称为慎地也就不足为奇,这种做法合乎常理,表现了先民不忘故土的情结。
中国古代的水域名称,多数文字构形从水,也有的是由它发源的山脉而得名。慎水则属于例外,当是另有缘由。《汉书·地理志》汝南郡慎阳县条目颜师古注:

慎字本做滇,音真,后讹为慎尔。今犹有真丘、真阳县,字并作真,知其音不改也。阚 骃云: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误以“水”为“心”。


《水经注》卷30王先谦校亦引阚骃上述话语,并且写道:

孙校云:“《元和志》真阳县,本汉慎阳县,淮水经县南,去县八十里,慎水去县西南 二十里。”


孙校指孙星衍对《水经注》的校勘,《元和志》指《元和郡县志》。慎水本名滇水,东汉和帝永平五年(62)重刻印章,把滇字误刻为慎,因此,以讹传讹,一直沿袭下来,不过,汉代的慎阳在唐代为真阳,还保留了这条河流原名的痕迹。慎水本名滇水,滇字有盛大之义。《汉书·礼乐志》所载《郊祀歌·天门》,其中有“泛泛滇滇从高斿”的句子,颜师古注: “滇滇,盛貌也。”滇有盛大之义,慎水本名滇水,这条河流确实水量充沛,流域广阔,《水经注》卷 30对慎水有如下记载:

慎水又东流,积为燋陂。陂水又东南流,为上慎陂,又东为中慎陂,又东南为下慎陂, 皆与鸿郤陂水散流,其陂首受淮川,左结鸿陂。


慎水在东流过程中形成多个面积很大的池沼,称为陂,有上慎、中慎、下慎三个池沼,它们又与鸿郤陂一道漫延散流,可见水域面积很大,这是该条河流最初称为滇水的原因,后讹为慎水。由此可见,慎地是由慎水而得名,而慎水最初称滇水是取自它的水域广阔,慎地的名称与白公胜的封邑不存在关联。

五、“改颍称慎”置疑

龚文称慎地本名颍上,因为是白公胜的封地而改称慎,这种说法还有许多疑点,需要进一步加以辨析。
慎县在西汉属于汝南郡。对于汝南郡的一些所属县,《汉书·地理志》班固自注指出它们名称的由来。南顿是“故顿子国,姬姓”。新蔡,“蔡平侯自蔡徙此,后二世称下蔡,莽曰新迁”。上蔡, “故蔡国,周武弟叔度所封,度放,成王封其子胡,十八世徙蔡”。对于这些地名的由来,班固交待得非常清楚,涉及到春秋时期的一系列典故。而对于慎县,班固自注“莽曰慎治”,他只是提到王莽改制后对于慎县名称的变更,根本没有涉及慎地与颍上之称的关联。颜师古注对汝南郡众多所属县所作的解释更为具体,指出县名与春秋时期地名相关联的有沈子国、道国、房子国、南顿、息国、蒋国、召陵、黄国、柏子国、寝丘、江国,多达十一处,而对于其中的慎县,颜师古则是未置一词。颜师古是唐代人,学识渊博,当时慎地已更名颍上,如果当时慎地是由颍上之称更名而来,颜师古会很清楚,不可能对此不加解释。
慎县在东汉亦属于汝南郡,梁代刘昭为皇甫谧的《后汉书·郡国志》作注,追溯其中有些县名的历史沿革,亦反复提到它们在春秋时期的名称,其中涉及到项国、房国、吕侯国、桑隧、邓国、陉、鹿上、乾谿等多个地名,并且往往援引《左传》的记载加以印证。而对于其中的慎县,同样未作任何解释。关于褒信侯国,刘昭注如下:“《史记》楚封王孙胜白公。杜预曰:褒信县有白亭。”刘昭注没有提及慎作为地名与颍上的关联,只是对褒信县的白亭作了说明。
《水经注》记载颍水流域的地名,往往对那里的历史典故加以叙述,其中不乏《左传》记载的历史事件。在阳翟区块提到《左传·桓公十五年》记载的郑伯突杀檀伯一事,并称那里春秋时期称为栎地。在颍阴县区块提到丘城,援引《左传·襄公十八年》楚子庚治兵于汾的记载,指出颍阴春秋时期有汾地,历史遗迹有汾丘。在新阳县区块提到项县故城,指出《左传·僖公十七年》所载鲁灭项即在此地。在细水区块提到胡城,援引《左传·定公十五年》楚灭胡子国的记载。在召陵县区块提到《左传·僖公四年》所载,齐桓公率师次于召陵,责楚供不入之事。在慎县区段有如下叙述:

县故楚邑,白公所居以拒吴。《春秋左传·哀公十六年》,吴人伐慎,白公败之。王莽之慎治也。世祖建武中,封刘赐为侯国。


如前所述,郦道元在《水经注》卷30提到白城,称那里是“楚白公胜之邑也”,断定白公胜的封邑在今河南息县东,《水经注》卷21所持的也是此种看法。这里称慎县是“白公所居以拒吴”,是说他曾经驻扎在慎县抗击吴国的军队,并且取得胜利,并没有认定那里是他的封邑,更没有提及颍上更名为慎之事。郦道元对颍水流域春秋时期的历史典故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而对于“改颍称慎”之事却未置一词。这应该不是郦道元的疏忽,而可能“改颍称慎”一事系子虚乌有。
从班固到郦道元、刘昭,再到颜师古,在长达五百多年的时间里,这几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都没有谈到颍上改称慎这件事。而在颜师古之后一千余年,明人高泽生才提出这种看法。高氏的观点是否可信,确实值得怀疑,把高氏的看法作为立论的前提和依据,这种做法是否科学同样值得怀疑。

结语

颍上作为地名首见于《左传·成公十六年》,《史记·管晏列传》则称: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从颍上作为广义地名而言,似乎能够断定管仲故里在颍水流域。但是,颍上作为地名系概称,泛指颍水流域,单凭上述两则记载无法确认管子故里在颍水之滨哪个区段。这就需要对中国古代早期文献有关管子的记载进行系统梳理,从中提炼出能够确认管子故里的材料,而目前缺乏的正是这方面的研究。如果只是把《左传》和《史记》的颍上进行一对一的互证,很难实现研究上的突破。我期待并相信,随着管子研究在学理层面的深化,管子故里所在之处不会永远是无法确认的学术悬案。



来源:《管子学刊》2021年第1期
作者:李炳海
选稿:耿曈
编辑:周辰
校对:袁云
责任编辑:吴泓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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