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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正在如火如荼举行的东京奥运会中，除了运动员们取得的成绩受到关注之外，运动员性别这个话题又一次成为了焦点。新西兰跨性别运动员哈伯德作的参赛，招致许多人质疑跨性别者参加比赛的公平性。而且跟党派之争挂钩。但很多并不了解，国际奥委会对跨性别运动员参赛资格早在10年前就已经有了相应的要求。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符合这些要求的情况下，跨性别运动员会在身体素质方面有任何的优势。
新西兰跨性别运动员哈伯德(Laurel Hubbard)将于8月2日，参加东京奥运会举重比赛，因为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了，从而引发了中国网民对比赛中竞争公平性的讨论，。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两周前在东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现行规则，哈伯德有资格参加比赛。巴赫说，“在资格赛开始之前，国际举重联合会已经制定了资格赛的规则。这些规则适用，不会在正在进行的比赛中修改规则。他说：“同时，国际奥委会正处于与所有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的咨询阶段……审视这些规则，并最终提出一些不能称之为规则的指导方针，因为这是一个没有一刀切的解决方案的问题。不同的运动项目有不同的情况。”在被反复问及他是否支持哈伯德参加东京奥运会时，巴赫说运动员的选择是基于具体的规则。他说：“规则已经出台，规则必须被使用，你不能在对正在运行中的资格认证体系改变规则。这是世界上所有运动员所依赖的：规则正在被应用。”奥运会125年历史上第一位跨性别的运动员
哈伯德将是奥运会125年历史上第一位参加比赛的跨性别运动员，尽管奥运会从2004年开始，就已经允许跨性别运动员参赛。根据国际举重联合会的数据，这位新西兰人在超重量级87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中排名世界第15位。作为一名职业举重运动员，43岁的哈伯德在35岁时选择了做性别矫正。2015年，国际奥委会（IOC）批准她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比赛。根据国际奥委会2015年发布的一份政策文件，从男性转为女性的运动员有资格参加女性组别的比赛，条件是运动员要证明 “在第一次比赛前的至少12个月内，她的血清中的总睾酮水平一直低于每升10纳摩尔”。尽管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证明睾丸激素能提高精英运动员的运动成绩。这位43岁的女运动员被列入名单后引起了分歧，她的支持者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而批评者则质疑跨性别运动员与顺性别女性竞争的公平性。哈伯德将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消息在各国都成为头条新闻，许多媒体在6月份将其描述为有 “重大争议”。批评者还说，不应该将性别包容等 “政治 “因素强加给体育赛事，因为他们认为这将导致因身体差异而产生的不公平。“我们应该保护跨性别者的公民权利。然而，我们也应该尊重其他竞争者在比赛中的权利”，一位网上批评者说。跨性别者参赛是否有身体上的优势
虽然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证明跨性别女性在竞技体育中比顺性别女性有不公平的优势，但最近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跨性别女性在接受一年的激素治疗后比顺性女性有运动上的优势。但对这项研究的批评者指出，这项研究是针对空军中的少数女性样本进行的，而不是针对精英运动员。俄勒冈州波特兰的医学物理学家乔安娜·哈珀（Joanna Harper）曾就睾丸激素阻断剂对像她一样的女性跨性别者跑步者的影响进行过研究，她还告诉NBC新闻，没有关于每个研究对象个人训练习惯的数据，所以不清楚训练对每个对象的表现有什么影响。此外，2017年发表在《Springer’s Sports Medicine》上的一篇科学评论发现，“大多数被审视的跨性别体育竞技政策都没有事实依据”，“ 没有直接或一致的研究结果表明跨性别女性个体（或男性个体）在其转性的任何阶段都有运动优势”。然而，那些反对哈伯德参赛的人认为，出生时被指定为男性的人在经历了青春期后，具有与骨骼和肌肉密度有关的固有的生物优势，使他们具有不公平的优势。各方的反应
据奥运会新闻网站Inside the Games报道，可能与哈伯德竞争的比利时举重运动员安娜·范·贝林根（Anna Van Bellinghen）在5月表示，虽然她支持跨性别者群体，但她认为哈伯德出现在女子组中是不公平的。
“我知道，为跨性别者参与体育活动定义一个法律框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有无限多的情况，从辩论的任何一方达成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可能是不可能的”，范贝林根告诉Inside the Games。“然而，任何在高水平上进行过举重训练的人骨子里都知道这是事实。这种特殊情况对这项运动和运动员来说是不公平的。”哈伯德一直避免接受媒体采访，但在2017年，她告诉新西兰电台，她必须 “屏蔽 “这些批评。“改变人们的想法不是我的角色，也不是我的目标”,哈伯德说。”我希望他们能支持我，但不是我让他们这样做的。”当她被选入奥运队时，哈伯德感谢新西兰人在她在2018年英联邦运动会上摔断手臂后对她的支持， 那时候她认为受伤会结束她的职业生涯。新西兰奥运队的一份声明中提到，她说 “我对这么多新西兰人给予我的善意和支持表示感谢和谦卑。”在周日的一条推文中，LGBTQ倡导组织GLAAD强调，自2004年以来，跨性别运动员一直被允许参加奥运会和残奥会，然而哈伯德仍然是这段时间内第一个获得资格的人。跨性别倡导者和铁人三项运动员克里斯·莫西尔(Chris Mosier)，是第一个在美国国家队参加比赛的跨性别运动员，参加了2016年的世界锦标赛短跑两项比赛。他说哈伯德的入选是有意义的。在莫西尔对以前的规则提出质疑后，国际奥委会于2015年通过了现行准则，该规则要求运动员接受生殖器手术。
他在推特上写道：“对整个跨性别群体而言，哈伯德成为奥运会上第一位跨性别运动员是十分有意义的，但对我来说更是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在努力为这一时刻打下基础。”将在东京与哈伯德竞争的英国举重运动员艾米莉·坎贝尔说，她支持哈伯德的参与。坎贝尔上个月告诉《独立报》：“她是一个人，她像其他人一样公平地获得了这次比赛的资格，遵循我们都必须遵守的规则。”我的表现会让我在当天取得名次。在这场比赛中，你必须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员，你必须以你能做到的方式进行表演，并给予每个人平等的尊重。”在国际大赛中判别性别标准的变迁
第一阶段是从1950年——1968年，主要通过目测检查。柏林奥运会后，美国奥委会认识到双性人（intersex）的存在可能会影响到比赛的公平，认为对运动员进行性别检查有必要。当时的检查手段非常简单粗暴，就是要求运动员脱裤子检查外生殖器。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证明自己的女性身份，对运动员来说也十分尴尬。第二阶段是从1968年——1996年，国际体育组织开始检测性染色体上过中学生物课的都知道的常识，人类细胞有46条染色体，除了44条常染色体外，还有两条性染色体（sex chromosome）。女性的性染色体是两条X，而男性的性染色体是X和Y。检测性染色体可以辨别男女。但是架不住有女运动员使用男性性激素睾酮激素（testosterone）。检测性染色体的标准并不检测睾酮激素水平。于是上世界七八十年代就有东德女运动员使用男性激素很普遍，结果垄断了参加的项目的奖牌。使用男性激素的弊端也很明显，女性运动员会变得多生毛发，声音低沉，甚至不育。
为了弥补这一检测漏洞，国际体育组织从1996年开始进行荷尔蒙检测。常用的就是检测血液中的睾酮水平。2011年开始，国际体育组织的性别检测以睾酮指数为标准，规定睾酮水平在10nmol/L以下达到一年以上的跨性别者可以参加女子比赛。跨性别男运动员有资格不受限制地参加男子组比赛。为了参加女子组比赛，跨性别女运动员必须声明其性别为女性至少四年，并且必须在首次比赛前至少12个月内监测其睾丸激素水平都低于10nmol / L，并且在其整个参赛女子组别比赛期间，激素水平都要维持在10nmol / L以下才能有资格。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在2015年更新了其跨性别运动员政策，以更具有包容性，并且对所有运动员保持公平。不再需要“外科解剖学改变”，因为该政策可能“与发展中的立法和人权观念不一致”。在大学比赛和奥林匹克级别比赛的跨性别运动员都已经受到特殊要求。
根据Transathlete.com网站，美国国家大学体育协会（NCAA）不需要性别确认手术或对运动员的过渡性行为进行法律认可，以使跨性别运动员可以参加符合其身份的团队。《 NCAA跨性别学生运动员参与政策》则为跨性别和跨性别运动员分别设置了激素要求。一名跨性别女运动员必须完成一个日历年的睾丸激素抑制治疗，才能参加女子团体比赛。一名因接受睾丸激素治疗而获得医疗豁免的跨性别男运动员可以参加男子团体比赛，但不再有资格参加女子团体比赛。睾酮水平与体育成绩的关系
依然有人有疑问，跨性别者的睾酮水平就算低于10nmol / L，其水平还是高于普通顺性别的女性。Dutee Chand
印度选手Dutee Chand，是第一位在100米短跑的国际赛事中获得金牌的印度选手。她被检测出睾酮激素高于一般女性水平，因而被取消了金牌。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使用了兴奋剂和其他作弊手段。于是她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起了上诉。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睾丸酮激素会提高女性运动员成绩，并要求国际田联在两年之内给出实锤，同时暂停了当时的睾酮激素政策。另外也有研究表明，就是跨性别者在服药降低睾酮素水平之后，其竞技水平可能会比其他女运动员还要低。生物伦理学家卡尔卡齐斯（Katrina Karkazis）提出，睾酮激素的确会促使肌肉发育，但运动表现还受其他生理因素，如最大耗氧量（VO2 max）和心脏大小，以及非生理因素，如摄取营养、教练水平、训练设备等的影响，不能说睾酮水平是好成绩的决定因素。体育运动强化男女性别二元化
没有哪个管理机构像国际泳联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一样，如此顽强地试图确定谁在体育方面算作女性。这两个有影响力的组织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大力监督性别界限。几十年来，他们的理由是要抓住伪装成女性的男性运动员，尽管他们从未发现过一个冒牌货。相反，在这些努力中被抓到的运动员都是双性人，数量达到了几十人。
体育比赛，本来就是强化男女性别差异的一种活动，通常男性要更有肌肉更有力量更男性化才能夺得比赛的胜利。而像体操等运动也更加鼓励女性的柔美体型。这个现代西方教学里常常指出的性别更主要的是社会属性的观点不一定符合。对待女运动员，尤其是双性人运动员，有一段漫长而肮脏的历史。几个世纪以来，体育是男性的专属领域，是培养和证明阳刚之气的竞技场。体育赋予男性以 “男子汉 “所需的身体和心理力量。随着女性在19世纪末逐步进入了明确是男性占领的领域 — 体育、教育、有偿劳动 — 社会上的许多人变得越来越焦虑；如果女性的地位不是不可改变的，也许男人的角色以及它所带来的权力也不安全。一直到20世纪，人们都不鼓励女性参加体育运动。一些医学专家声称，剧烈的运动会损害女性的生殖能力和脆弱的情感状态，会使她们变得肌肉发达，“男人味十足”，对男人没有吸引力。批评者担心田径运动会使妇女脱离女性的谦虚和自我约束。随着女运动员的力量和信心的增长，一些观察家开始怀疑快速、强大的运动员还是不是女性。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波兰的Stella Walsh和美国的Helen Stephens被传为男性冒名顶替，因为她们有着出色的运动能力、“类似男性”的肌肉和棱角分明的脸。在斯蒂芬斯在100米短跑中险胜沃尔什并创下世界纪录后，斯蒂芬斯被沃尔什或波兰记者公开指控为男性 — 说法不一。德国奥运会官员在赛前检查了斯蒂芬斯的生殖器，并宣布她是女性。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国际体育管理者开始要求女性选手携带医学上的 “女性特征证明 “来验证她们的性别。20世纪50年代，许多奥运会官员对女性参赛感到非常不安，以至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员、列支敦士登的弗朗茨·约瑟夫王子代表许多人说，他希望 “免于看到女性试图像男性一样的外观和行为的不美观景象”，布法罗大学的历史教授苏珊·卡恩在她的书《强势崛起——20世纪妇女体育中的性别和性》一书中写道。另一些人对参加田径运动的女性感到特别困扰，因为她们在比赛时脸上的表情很紧张。这种女性的努力违反了白人中产阶级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就像运动员的 “男性化 “体格一样，促使奥运会领导人考虑取消这些项目的女性比赛。跨性别人士参加比赛没有什么问题
很多心理性别跟生理性别不一致的人士要忍受各种煎熬，还要忍受别人的白眼。一旦做了矫正性别手术，也要终身用药，忍受各种痛苦。跨性别人士的生存空间，本来已经备受打压。一些人却居然说什么跨性别人士挤压了顺性别人士的空间，说跨性别参加奥运是“扰乱奥运”，实在是颠倒是非，匪夷所思。美国女子举重队的运动员Laura Mariel在tiktok上支持跨性别人士参加女性比赛
视频链接：https://www.tiktok.com/@burritos_and_adhd/video/6989409665612303622?lang=en&is_copy_url=1&is_from_webapp=v1
美国女子举重运动员Laura Burrito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炒作跨性别人士参加体育比赛的话题了，包括川普也在拿这个题目来煽动他的支持者的情绪。很多人在借着这个问题给自己的偏见找借口。很多担忧跨性别女性参加体育竞赛的人，其实完全没有真正地在意过女性运动员的权利，不会在意关于机会，收入，和转播时长方面女性运动员与男性运动员的差异和不平等，不会在意在体育运动中至今存在的厌女现象，也不会在意在体育运动中缺乏女性对于防范男性性侵者的保护，基本上这样一些完全没有在意过女性运动员身心健康的人，却突然因为跨性别参加比赛而开始担心作为女运动员参赛是否得到平等的机会。其实质就是，他们并不在意。这些质疑跨性别参加比赛的人，跟忽视女性运动员遭遇的不平等，也没想到要对她们有所保护的人，是一样的人。之前一个例子，美国体操队前队医劳伦斯·G·纳萨尔(Lawrence G. Nassar)被控性侵超过100名运动员或他人，在其听证会上，有150名多年轻女性与他公开对质，说出她们所遭受的虐待。没看到这些人站出来发声。所以反对跨性别者参加女子比赛的人，同时大概率也是反对metoo的人。
https://zhuanlan.zhihu.com/p/391684391https://www.nbcnews.com/nbc-out/out-news/olympics-backing-laurel-hubbard-will-first-trans-athlete-games-history-rcna1454https://www.nytimes.com/2016/07/03/magazine/the-humiliating-practice-of-sex-testing-female-athlet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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