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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因为亚裔被歧视的问题日益严重却长期没有解决办法，社区内的很多人也逐渐认识到亚裔参政会带来的好处。今天的文章里从三位亚裔政客的个人分享开始，讲述了亚裔群体如何在政坛中展示自己的力量。对未来，我们要对亚裔参政的可能充满希望，只有对政治体系有了足够的理解和参与，我们才会从根本上战胜分歧。本文翻译自NPR 文章，原文标题 “Amid Anti-Asian Hate, AAPI Candidates Aim To Smash Stereotypes And Lead Their Cities”
西雅图，前市议会主席布鲁斯·哈雷尔(左一)，波士顿市长候选人吴弭(中), 汉密尔顿县法院书记员阿福塔布·普莱瓦（右)，图源：NPR.org
吴弭（Michelle Wu）正坐在副驾驶座上，对着手机接受zoom采访。当谈论到在城市中想要得到公共资源的帮助有多么艰难时，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哽咽。“我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而在我想要为她预约治疗时，我才发现深受官僚主义荼毒的系统是如此令人绝望，”她在会议中说道，“我一度依靠开家庭的小生意来帮助家人维持生计。在这整一个过程中，我真的感觉好无助，感觉好像我们的系统是在逼迫我放弃一样。”她用这段经历解释了为什么虽然她成长于一个不鼓励政治的亚裔家庭，却仍然投身到了波士顿市的政坛中。吴弭的家庭来自台湾。她的祖父母辈因为战争而不得不逃离，而她的父母则选择了移民美国。“在我家庭里，我们不仅仅只是回避时事和政治，”她说，“而是完全不被允许谈论这些，因为我的家庭担忧谈论政治带来的风险，并且对于政府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在为波士顿市长托马斯·梅尼诺（Thomas Menino）工作后，吴弭又在2012年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的参议员竞选团队中担任了重要角色。2014年，她成功地在选举中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波士顿市议员的职位，并且在此后的每一届选举中都高票当选，并且在2016年成为了市议会的议长。
吴弭 Michelle Wu，图源：nytimes
今年，她开始向着波士顿市长的职位发起了冲击。在9月的初选中，她将面对其他5名民主党候选人。根据目前波士顿环球报和萨福克大学的联合民意调查，有略高于23%的受访者视她为市长的第一候选人。落后她不到两个百分点的是波士顿代理市长金·珍妮（Kim Janey）。她在今年3月取代了彼时被任命为劳工部长的前市长马蒂·沃尔什（Marty Walsh），成为了波士顿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和第一位黑人市长。如果吴弭在市长选举中获胜，她将打破政坛中的“竹子天花板”，成为波士顿第一位亚太裔市长。但是亚太裔的倡导者们表示，吴弭的候选资格在当下还具有更重大的意义：打击反亚裔仇恨。根据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的数据，2019年至2020年，全国范围内警方报告的反亚裔仇恨犯罪激增了145%，而仇恨犯罪总体下降了6%。在波士顿，反亚裔仇恨犯罪增加了133%，因为该市的仇恨犯罪总体下降了14%。在美国疫情爆发的第一年，即2020年3月至今年3月期间，向追踪此类事件的非营利组织"停止歧视亚太裔”（Stop AAPI Hate）报告了6,600多起反亚太裔仇恨事件。虽然大多数都是口头骚扰，但大约13%是肢体攻击。有一些肢体攻击直接变成了致命凶杀，比如在旧金山遇袭的84岁泰裔老人Vicha Ratanapakdee和为了帮助家人盖新房而在亚特兰大水疗中心工作，却遭到枪击的Feng Daoyou，都不幸身亡。为南加州亚太裔社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倡导组织——洛杉矶亚裔美国人正义促进会的首席执行官康妮·钟·乔（Connie Chung Joe）说，反亚裔仇恨事件的真实数目很可能远高于目前报道的数量。“当你想到弱势社区成员时，我们谈论的是老年人，他们的英语能力通常有限，他们不知道如何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钟·乔告诉NPR早间节目的主持人雷切尔马丁。“因此，没有报告事件的人比报告的人多得多。”
图源：NPR
民权律师伊丽莎白·欧阳指出，必须通过特定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事件。“理解仇恨犯罪的关键，尤其是针对亚太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其本源是有害的刻板印象——即我们是永远的外国人、敌人，以及在9/11之后，我们还变成了恐怖分子，”她解释道。将亚太裔视为“其他人”的刻板印象部分源于亚太社区缺乏知名度，尤其是在当地政治生活中。根据民主反思运动（Reflective Democracy Campaign）的数据，尽管亚太裔占全国人口的6%以上，但仅占市政公职人员的2.4%。在美国最大的100个城市中，只有5个由亚裔市长领导，而且都在加利福尼亚。这种刻板印象导致的暴力并不是新鲜事。自80年代以来，一直代表反亚裔仇恨犯罪受害者的欧阳，回顾过去一年与流行病相关的事件，看到了美国反亚裔仇恨的趋势。“我今年60了，”她说。“我当了35年多的民权律师。像亚裔美国人被描绘成顽固的外国人、持续性的威胁这类的主题，仍然没有变过。”通常，很容易就能看出这种刻板印象在反亚裔仇恨事件中的普遍性。“在我参与和关注的许多案例中，开头常常是‘滚回你的国家’之类的言辞，这是非常伤人的，因为这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家，” 欧阳回忆道， “因为一旦你这样做了，通过给某人贴上不属于你社区的一部分、外人等等的标签，就相当于为肆无忌惮的攻击开了绿灯。”为了帮助打击仇恨犯罪，欧阳认为，增加亚太裔在市政府中的代表将有助于消除反亚裔仇恨的核心——即"永久外国人"(Forever Foreigner) 的刻板印象。她说，“因为政治是地方性的，而且市长是高调的，所以亚裔的代表可以发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即一个碰巧是亚洲人的人可以代表一个多元化的自治市。他们可以被信任，也可以负责。”这不仅仅是关于威慑。欧阳说，亚太裔担任市领导层有助于在案件发生时对其进行有效解决，特别是因为市政府能调动下辖的警察力量。她回忆起2006年在纽约皇后区发生的一起案件，当时两名白人男子使用种族歧视言论辱骂并殴打四名亚裔美国人。这次袭击非常恶劣，其中两名受害者和两名出勤的警察因伤住院。欧阳说，当时的市议员约翰·刘是一名民主党人，他甚至不代表袭击发生的社区，他有助于引起人们对犯罪的关注，并迫使纽约市和纽约警察局认真对待这起事件。现在约翰·刘在纽约参议院任职，并且是纽约市亚太裔参政的先驱。在纽约市议会和州参议院任职的间隙，他曾经担任过一届纽约市的审计长，但是未能如愿在2013年当选纽约市长。今年最著名的亚太市长候选人是杨安泽（Andrew Yang），他利用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赢得的高知名度于1月参加纽约市长竞选。2019年至2020年间，纽约是所有大城市中反亚裔仇恨犯罪增幅最大的城市，激增了833%，而根据美国仇恨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的数据，该市的仇恨犯罪总体却下降了38%。
杨安泽，图源：ABC News
但在一系列失言和揭露他在地方选举中投票的黑历史之后，杨安泽在6月的民主党初选中名列第四，这意味着纽约明年很可能不会出现首任亚太裔市长。但在其他三个大城市，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除了波士顿的吴弭之外，汉密尔顿县法院书记员阿福塔布·普莱瓦（Aftab Pureval）在5月份辛辛那提的六项无党派市长初选中名列前茅，获得了39.1%的初选选票。普莱瓦l将在11月的大选中面对大卫·曼（David Mann），以取代任期有限的现任约翰·克兰利（John Cranley）——曼和克兰利都是白人。曼目前在辛辛那提市议会任职，并于1980年至1982年和1991年担任市长。在西雅图，前市议会主席布鲁斯·哈雷尔 (Bruce Harrell) 正在竞争市长之位——他在2017年曾短暂地担任了五天的代理市长，因为当时的市长埃德·默里 (Ed Murray) 在性虐待指控中引咎辞职。在Change Research独立于任何竞选活动进行的7月民意调查中，哈雷尔以20%的选票领先，是8月无党派初选中意图取代现任白人、拒绝连选的珍妮·杜坎（Jenny Durkan）的15名候选人中高居首位。根据仇恨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的数据，从2019年到2020年，西雅图的反亚裔仇恨犯罪激增了33%，而仇恨犯罪总体上只增加了11%。在波士顿地区，有超过67,000名亚太裔居民，在西雅图这个数字超过127,000，而在纽约有全国最大的亚太裔人口，多达120余万。克里斯汀·陈（Christine Chen）是APIAVote的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APIAVote是一个无党派组织，致力于提高亚太裔的公民事务参与度和政治参与度。她说亚太裔参与地方政治至关重要，因为地方民选官员是最亲近其社区的公务员。她指出，本地决策者负责管理影响其社区日常生活的事务，例如道路封闭和学校。同时她相信，亚太裔参政的一个额外好处是社区成员更有可能在街上遇到当地民选官员，而不是遇到任何其他政客。Christine Chen，图源：The Hill陈很高兴看到吴弭、哈雷尔和普莱瓦参选，因为他们的候选人资格将鼓励更多的亚太裔参与政治。“我们知道，当亚太裔候选人竞选公职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网络，其中就囊括了亚太裔美国人社区，”陈说， “所以他们正在教育那些通常不会关注政治或选举的人，因为现在他们知道有人竞选公职，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关注、捐赠、志愿和参与到其中。”反过来，欧阳认为，这种持续增加的参与度和更高的知名度将继续消除危险的“永久外国人”刻板印象。布鲁斯·哈雷尔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NPR，他是一个“自豪的混血儿”。他的父亲是非裔美国人，母亲是日裔美国人。他亲切地称他成长的非裔和西雅图亚太裔社区是他的“大本营”。在解释他在 2019 年从市议会退休后竞选市长的决定时，哈雷尔直言不讳。这位前市议会主席说：“我不会说谎，我决定参选的原因之一就是要直面激增的仇恨，并尽我所能建立信任。”
布鲁斯·哈雷尔，图源：nwprogressive.org
他说，建立信任对他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哈雷尔的母亲萝丝·小幡在二战期间被联邦政府关押在爱达荷州的Minidoka拘留营。“政府支持的仇恨和监禁是我母亲生命中难以磨灭的创伤，”他说， “她的家人失去了家园和小生意，不得不白手起家。”今天，哈雷尔将他的母亲描述为他“最强大的支持者者和老师”，并相信她的坚韧记忆有助于让他继续前进。“虽然她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但她的故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教训，永远不要将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追求卓越和成就，永远不要让仇恨和偏见在我们的文化和社区中显现出来，”他说。小幡的拘禁是长期以来市政领导人在针对亚太裔进行的压迫中扮演重大角色的例子之一。专门研究亚裔美国人政治史的巴鲁克学院（Baruch College）历史学教授夏洛特·布鲁克斯 (Charlotte Brooks) 表示，当时许多被认为不会支持种族主义政策的城市出现了大量日裔监禁政策的支持者。她将1938年至1953年担任洛杉矶市长的弗莱彻·鲍伦 (Fletcher Bowron) 举为一个例子——即一个大城市市长通过全心全意、非常直言不讳地推动日裔美国人监禁计划来宣传永久的外国人刻板印象。日裔美国人在二战时被囚禁，图源：The World
布鲁克斯还举了战时纽约市市长菲奥雷洛·拉·加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的例子，“与前任市长和其他城市的市长相比，他因为被认为是一个进步的、更加支持融合和支持非洲裔美国人的政治家而闻名。但他也基本上谈到了不想要日裔美国人在他的城市重新定居——如果他们对西海岸不安全，那么他们对纽约也不安全。”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历史学副教授、亚裔美国人研究项目前主任艾伦·吴（Ellen Wu）同意市长会对亚太裔社区产生长远的影响。关于拉·加迪亚市长，她补充说，对于需要重新安置的日裔美国人来说，并非所有人都没有希望。“日裔美国公民联盟和他们的一些盟友确实努力进行干预并与市长进行了对话，并试图为想要搬到纽约市的日裔美国人顺利过渡，”她说。回到西海岸这边，她将罪责归于旧金山，这座城市现在以其唐人街和庞大的亚太裔人口而闻名。“旧金山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排华、排亚运动的领导者，”这位历史学家说， “例如，为‘东方(Orienta，现被视为其实亚裔的词语)’儿童开设的种族隔离学校。当然，我们认为旧金山唐人街是典型的唐人街。但它存在的全部原因基本上是因为种族隔离，并希望遏制人们认为近在咫尺的‘威胁’。”所有三位候选人——吴弭、哈雷尔和普莱瓦——都被认为是进步的民主党人。两位历史学家很快将这些当代进步人士与亚太社区中未被充分认识的进步政治历史进行了比较。“八十年代有很多关于亚裔美国人保守主义的讨论，”布鲁克斯说。“但如果你把视角放到各地亚太裔社区，这种情况就没那么多了。”事实上，亚太裔进步主义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时期)。“特别是吸引华裔美国人和日裔美国人参与政治的是罗斯福新政，”布鲁克斯说。在1930年代，这些社区迫切需要体面的住房和工作，同时缴纳更高的税款并且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资源。布鲁克斯总结道，他们“并没有逃避进步的主张……他们只是想把糟粕带走。”艾伦·吴说，亚太社区在政治和社会宣传中的动员时间比许多人意识到的要长。
她说，考虑到亚太裔激进主义和非裔激进主义之间鲜为人知的历史相似之处，这一点尤其真实。她认为，这两个群体在20世纪受到的对待方式有太多相似之处，例如遭受公共羞辱、袭击和私刑，意味着“排亚主义在很多方面就像吉姆·克劳法案(种族隔离非裔的法案)的堂兄弟。”她说，亚太裔和非裔两个社区通常有相似的目标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目标包括努力消除长期以来压制这两个群体的系统性平权障碍。在这些类似的障碍中，她列出了“工作场所歧视、住房隔离、学校隔离、投票权、阻挠议案”。她还很快指出，当社会活动人士在1960年代首次开始使用“亚裔美国人”一词时，“他们有一个明确的政治愿景，既同时反种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至于现在，她说：“我认为，今天我们之所以再次在美国看到这种在亚裔中爆发的政治能量，是受到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的极大启发。”当阿福塔布·普莱瓦 2016年第一次竞选公职时，他意识到有些事情正在给他获胜的机会蒙上阴影。“通常亚裔美国人都有自豪的民族名称。因此，当姓名ID，特别是对于当地种族而言，非常重要时，如果选民对讲出你的名字感到不舒服，或对拼写你的名字感到不舒服，或者只是不熟悉您的名字，这真的很难克服，“普莱瓦说。他的名字是波斯语，翻译成英语为“阳光”。“我真的很依赖幽默，”他说。“当你在院子里看到‘阿福塔布’时，很多人不会立即想到，哦，那是一个人，对吧？人们有时会想，哦，那是保险公司的广告。”“在我们的竞选广告中，”他回忆道，“每次我说出我的名字时，都会弹出一个黄色的鸭子玩偶，用Aflac鸭的声音说‘阿福塔布’。”（Aflac鸭为美国家庭人寿保险公司的广告吉祥物）除了广告之外，普莱瓦还为他的竞选活动感到自豪，因为它让俄亥俄州的亚太裔居民们获得了知名度，该州的亚裔美国人或太平洋岛民人口约占3%。“当我在80年代和90年代在俄亥俄州比弗克里克长大时，政治上的亚太裔榜样并不多，”他说。在描述自己的身份时，他自豪地说自己是“一半藏人，一半印度人。我实际上有一个波斯名字，但我也是俄亥俄州人”。“我不会是最后一个参选的亚裔美国人，”他说，“我身后有整整一代人，他们长得和我一样，充满激情，致力于公共服务，准备好了要取得领导权，并总有一天会赢得这个权力。”亚裔的投票率在近几年不断上升，图源：washingtonmonthly.com“亚裔美国人必须竞选公职，这样他们才能在政府和公众中发挥重要作用，揭开许多这些陈规定型观念的神秘面纱，弥合从恐惧到教育、从恐惧到理解、从恐惧到融合的间隙。这是为了迎接这个国家在2045年的和平过渡，”民权律师说。他指的情况是，根据某些估计，美国预计将在2045年成为少数族裔为多数的国家。陈看到了普莱瓦的候选资格在改善公众对亚太裔血统候选人的形象方面，还有另一个受欢迎的影响。“长期以来，亚裔美国人一直被视为东亚人，主要来自中国、韩国或日本血统，”这位APIAVote执行董事说。“现实是，在过去的20年里，情况确实多样化了。亚太裔的故事不同，但同时又相似。”布鲁克斯指出，在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之前，亚太裔的人口主要是东亚血统。今天，“亚洲和太平洋诸岛裔美国人”这个总称涵盖了更广泛的，有着不同政治倾向的美国人。根据APIAVote的数据，总的来说，亚太裔美国人向左倾斜。但分解数据表明，亚太裔并不是一个政治个体。今天，印度裔美国人是最民主党的，而越南裔美国人是最共和党的，华裔美国人被认为是政治独立人士的比例最高。不论党派如何，陈认为更多的美国人应该拥抱并接受地方政治，以避免国家层面上的政治分裂。“我认为通过关注本地民选官员和今年正在举行的选举，是我们整个社区作为美国人能够进行自我治愈的一种方式，因为我认为，并且我真的希望和相信对话可以更多地成为一种解药，也希望辩论不会造成分裂，尤其是当你真的必须每天与这些人一起生活和工作时，”陈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我们疗愈美国政坛的过程有一部分必须在地方层面发生。”正如普莱瓦所说，“没有什么共和党或民主党路线来填补这个国家的嫌隙。”
https://www.npr.org/2021/08/02/1015631075/anti-asian-hate-aapi-candidates-stereotypes-bamboo-cei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