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从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谈起
现代民主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从枪杆子里出政权，如何把权力得到手，而是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制度工具，怎么样的手段来确保这个权力不被滥用。那么，权力被滥用的时候，看看用什么办法能够把它纠正过来，而不是把这个希望托在统治者的出身上面。这也是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的本质区别，同样也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的分野所在。
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提出的另一个理由是：消极的政治观。
政治到底是什么？政府的目的是什么？是趋利还是避害，还是追求一个远大理想，一个天堂，一个至善？还是把眼前的政体做的一些不好的地方──恶，给改进掉？
波普尔认为，政府的任务不是去追求善，因为人没有办法对善达成共识。在善的问题上，用中国的古话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关系到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以前的研究认为知识是不断积累的，只增不减。
波普尔发现，科学只不过是一个证伪的过程，把一个猜想反驳掉，证明其为不正当的，证明其不成立。那么，这个猜想就没有办法在科学的“库房”里再滞留下来了。只有那些还没有被证伪的知识，才能留在科学的知识里面。
换句话说，科学体系本身是不断淘汰的，就是一些新的猜想进去，一些被证伪的知识出来，而不是只进不出。
如果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人类的知识就是不断被证伪的，那就意味着，没有一个人或没有一代可以发现未来无数代人所要做的事情及所应遵循的历史规律。
一个人凭什么强行要求后来人在未来5000年、500年，甚至50年应遵循他（和他的朋友们）所“发现”的历史规律？为什么不允许后来人突破给强加的“历史规律”？
只要承认知识是一个不断被证伪的过程，就没有权利把所发现的历史规律强加给他人。
所以，既然政府不知道终极的善是什么，人间社会是否能有天堂，那么，它就不应去追求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若硬要去追求，结果肯定代价惨重。
这就是波普尔认为合理的政治是不要在地球上建立天堂。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政治上和医学上是一样的，一个承诺过多的人，肯定是骗子。追求至善的意识形态承诺就像大家在电线杆上看到的庸医的广告一样。庸医在广告中承诺得神乎其神，那些在设备好的医院都没有办法医治的疾患，到他那里一针就灵，一扎就灵，且不愈退钱等等。
结果，要么这位江湖医生是个骗子，要么大医院大夫都是傻子。通常前者是骗子的可能性很大，后者是傻子的可能性很小。
政府的任务是处理弊端，而不是追求天堂。政府的使命不是去为人民谋求最大限度的幸福，而是帮助人们去克服个人民间不能克服的困难，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政府无法知道天堂是什么。
而且，百姓对幸福的看法不一样。对一些人来说一天能抽一包烟，就是最大的幸福；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每顿能喝二两酒就是最大的快乐。有些变态的人，他的幸福感更奇怪，根本没办法满足他。这样的幸福观太多样化了，政府没办法实现它。
而且，如果承认个人是基本平等生存单位的话，那么追求幸福首先是每个人自己的责任，政府不能越俎代庖。
如果个人不追求幸福，让政府去帮着追求幸福，也是由普通人组成的政府，弄不好，会以老百姓的名义去追求它自己的幸福，这是非常常见的。
按照波普尔按自由主义哲学的看法，趋利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避害是政府的责任。避害是消极的，趋利是积极的。如果政府忙着去修娱乐场，把防偷抢，抓罪犯交给老百姓自己去见义勇为，那么这个社会肯定就比较容易乱。
所以，波普尔讲合理政治的第一个原则是政府不要去建立天堂，硬去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个原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政府和民众都要选择代价较小的东西。
政治就是这个样子，你怎么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许你越看他像好人，他却是一个坏人。如果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样的选择就是相对合理的。
虽然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任何政府的一个举动，都有代价，都会造成弊害，那么当弊害不可避免的时候，合理的选择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那个弊害和成本比较小的，这是合理政治的第二个原则。
那么，为什么要民主政治？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为什么民主社会是一个可取的社会？波普尔的回答是，如果不存在历史规律，不存在一些人声称他们所发现的历史规律，那么，声称掌握历史规律就不应成为获得统治资格。
在一些封闭的社会当中，那些统治者总是声称，“我掌握了历史规律，你们没有掌握吧！你们要是不服，我有警察，所以你们必须跟紧我按我发现的历史规律走，否则，你们有吃不完的苦头。”
在这样的社会，统治权是封闭的，决不向所有人开放，只是垄断在少数“掌握历史规律”的人手中。
只要所谓的“历史规律”不存在，这些人统治的正当性就不存在。专制政权认为少数人才有统治的资格，而民主政治认为统治权应该通过合理公平的竞争方式向所有的公民开放。
民主的必要性来自不存在所谓的“历史规律”。波普尔认为由少数人垄断的“历史规律”是不存在的。
他说：历史的意义是每个人赋予它的，而不是个别人赋予它的。历史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历史，而不能由个别人来划上句号。历史本身没有意义。但是，每一个人有权利赋予它意义。
但凡只要不承认有客观的、不容质疑的历史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律，那么，这个社会就要实行民主，因为没有人有天然的统治资格。
这样，统治的资格只能靠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大家怎样同意呢？大家用投票的方式表达同意与否。所以，按照消极的政治观，民主社会不是天堂，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民主社会只是一个缺陷相对少一点，但仍然有无数多缺陷的社会。
因为人本身就是有缺陷的，怎么能幻想那么多凡人组成的社会是一个天使般的国家呢？所以，即使民主社会有缺陷，这些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人类自身联系的本性在一起的。
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是适应人性的政治制度，而不是改变人性的政治制度。如果一种政治制度，建立在改变人性的基础上，可是到头来，发现人性不可改变，这样的一种政治制度还能行得通吗？
所以，为什么波普尔说民主社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个机制，这两个机制大概相当于科学性吧。这两个机制证明民主社会是相对合理的：
一、民主向尽可能广阔的选择开放，在民主制度下的个体有比其他制度下大得多的选择自由；
二、民主制度下有纠错机制。
开放社会的领导人不能声称他掌握了历史规律。同样，由于他没有掌握绝对真理，因为这个真理不存在，他就不能封上别人的嘴巴。
但是如果看一看在那些领导人认为自己掌握了客观历史规律的国家，他是不会让人们对这个历史规律和他自己的品行说三道四的。
民主社会有制衡制度、选举制度。波普尔说，“什么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是公民可以通过法律和平地解雇领导人的国家。”人民有机会炒元首的鱿鱼的国家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无办法炒元首、总统的鱿鱼，且为解雇领袖的举动付出巨大代价的国家，就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里讲，民主社会最大的优点是，让政治权力和平地交接。古代的民主观最关心的是权力归谁所有，现代的自由民主不关心权力归谁所有，而关心的是权力用什么样的方式取得，如何运用。权力到底归谁所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权力怎么样运用才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换句话说，我们常常说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还是用权力的归属来回答问题。
如果一个人根红苗正，你把一些大权托付给他，你放心吗？他的出身能决定他如何使用权力吗？这个之间有因果关系吗？一个出身好的人一定会像天使般地使用权力吗？一个出身不好的人就一定像魔鬼般地滥用权力吗？
如果成立，那么什么是出身好？什么是出身不好？这就要给每个人定阶级成分。你们是富农资本家，你们是土匪恶霸，你们是贫下中农，或者是无产者，或者是小土地出租者什么的。
按照阶级的民主论，最关心如何夺取权力，如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把这个权力拿到手。至于怎么使用权力这个问题，是不重要的，谁使用它最重要。
记得文革中有这样一句话：“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就是阶级论，权力是怎么使用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江山”还在“无产阶级”手里就足矣。
波普尔认为，现代自由民主的关键不在于权力的归属，而在于权力的使用方式。只要他不滥用权力，我们可以容忍；如果他滥用权力，我们先批评他，下次再把他换掉。
如果让你们托付的话，你们会把权力托付给一个出身好的人，还是把权力托付给一个无法滥用权力的人？
所以，现代民主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从枪杆子里出政权，如何把权力得到手，而是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制度工具，怎么样的手段来确保这个权力不被滥用。
那么，权力被滥用的时候，看看用什么办法能够把它纠正过来，而不是把这个希望托在统治者的出身上。这也是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的本质区别，同样也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的分野所在。
（1999年10月14日北大法学院演讲）
（完）
看往期：
◆.刘军宁|"自由 民主 多元"的三位一体 谈谈诺瓦克的政治神学
◆.刘军宁｜兵武不祥
◆.维沃｜敬虔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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