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青：因焦裕禄而闻名，但与这几位新乡人却相见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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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7月6日，新华社原社长穆青的儿子穆晓方在新乡日报社院内的穆青铜像前凝思，他当时说：目前这铜像在全国是惟有的一尊。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出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合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焦裕禄的事迹就在千山万水之间回响！

<<通讯: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历次改样 

　　之后，穆青以黄钟大吕式的新闻名篇，记录了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前进步伐。他的《十个共产党员》，就有２个来自于新乡。

　　穆青曾八进辉县，也赴卫辉数次，与郑永和、孙钊、吴金印“相见恨晚”。他还同新乡的干部群众一起劳动，结下了一辈子的深情厚谊，在那时新乡治山治水、筑路造田的大大小小百余个工程工地上，都印下足迹。　　

穆青 

　　穆青，凭什么能写就一部部牵动人心的文章？

　　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为何对新乡有着特别的情愫？

　　他有很高的知名度，却又有许多鲜为人知、催人泪下的故事……

人在，笔在！

　　在卫辉唐庄镇政府的一间会议室里，我们见到了吴金印书记，问他：“穆青写的文章为啥好”？

　　吴金印说：“因为穆老在采访时，很少坐在办公室和会议室，他都是跟采访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来新乡采访的次数不少，光是笔记就写满了几十本，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才写出了好文章。他的很多文章，教育了我们这一代人。”

穆青（左一）、杨贵（左二）、郑永和（左三）和吴金印（右一）在唐庄桃花园

　　吴金印今年已经76岁了，回忆起与穆青的点滴，老人家还是如数家珍。

　　他说：“前前后后，穆老来唐庄也有好几次了。无论走到哪，身上都要带一个笔记本，碰到党员干部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只要是他觉得有意思的话，都要在本上写上几句。有好多次，人家正给他说得起劲儿呢，他就喊‘停、停、停，等等我，让我写完你再说’。虽说他是大社长，但还是把自己当普通记者，亲自用笔写，到老了都还是这样呢”。

　　穆青和吴金印结下了深情厚谊。但穆青踏上新乡土地，最先到的却是辉县。

　　《人民记者—穆青》（张惠芳、王昉著）有一段话：“20世纪70年代初，正是阴霾翻滚、经济陷入崩溃边缘的时候，穆青在国务院的生产会议上，看到‘全国大乱，辉县大干’的简报，眼前一亮，如看到阴云罅隙中闪出的一束阳光。他立马带人奔赴太行山麓。”

杨有金先生，曾任老干部服务队副队长

  摄影：王嘉俊

　　于是，我们去往辉县，见到了原辉县县委常委杨有金（现年85岁）和原辉县市委副秘书长饶全喜。

　　我们得知，辉县洪洲曾是传说中穆桂英大破辽军的地方，在上世纪60年代末，这里还是一处漫天黄沙的“小戈壁”。有一天，四五万名干部群众照常在工地上劳动，到处烟尘滚滚，人喊马嘶，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带着几名记者来了。

穆青、郑永和与干部群众劳动在一起

　　他们踏着滚滚乱石，在方圆几十公里沟壑纵横的荒滩上穿行，了解辉县人民是如何对荒滩实施“开膛破肚”手术而造出良田的。

　　然后，他们又往返几百公里，到陈家院水库和十八盘上筑路打洞等工地采访。当时，整个辉县的工地上大约有20万干部群众，几乎都知道他们是“毛主席身边来的大干部”。

　　穆青等人在陈家院水库大坝上住了两夜后，又来到石门水库工地。初冬傍晚的太行山中，他们被冻得瑟瑟发抖，工地上吃住条件艰苦，随行的辉县县委宣传干事袁义向穆青建议说：“山沟里风大伤人，连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年轻人都有点吃不消，要是把你们冻出了病，郑书记（即当时的辉县县委书记郑永和）要批评我的。咱们今晚先回县里住，明天再来，你看好不好？”

1975年正在建造中的石门水库  摄影：王树洲

　　穆青坚决地说：“民工白天劳动忙，不好意思多打搅，晚上收工正是采访的好时机。跟民工们相比，我们这不能算是吃苦。小袁，你说对不对？”一连两个晚上，穆青等人与民工们围着火堆促膝交谈，爽朗的笑声不时飞出窝棚，回荡在幽深山谷。

辉县1969年的愚公洞

　　一天上午，穆青等人又钻进正在掘进的、当时全国最长的公路隧道——愚公洞中采访。在洞中，刚放过炮后产生的浓烟呛得人止不住地咳嗽流泪，没有排烟设施，几十个民工只好挥舞着上衣往洞外赶烟雾。穆青等人与民工们边劳动边交谈，头顶上松活的石块不时往下掉，有的砸在柳条编织的安全帽上，砰砰作响……

上世纪90年代，穆青和饶全喜的合影

　　讲到这儿，饶全喜说：“你（指本文作者）老家是盘上的，小时候肯定知道上下山时要经过几个山洞，九大洞、向阳洞、石岭洞等。当年穆青可是把这几个洞的里外摸了个清楚，哪一段长什么样子，他们比很多本地人都清楚。”

光用笔，手上是磨不出茧子的！

　　纸笔之于穆青，就像古代时，宝剑之于侠客。再加上多走、多问、多思考，让穆青的文章颇具生命力。但是，杨有金又说：“如果只是用笔，穆青他们的手掌是磨不出茧子的”。

　　1973年底，穆青带人在上午9时多到辉县县委。当他听说郑永和带着全县的共青团干部在方山上挖坑植树时，饭都没顾得上吃，只在县委食堂拿了几个馒头，就乘车直奔而去。在山脚下车后，顺着山脊一直爬了几公里，近午时分才登上方山顶，放下手里的东西就跟郑永和等人一起刨坑、搬石、垒岸。

右为当年植树造林期间住的小石庵

　　“多用脸，少用头，卡好尾巴帮好里；根基扎到硬石头，洪水冲刷土不走……”郑永和边做示范边传授垒石技巧，而穆青等也甘当小学生。

　　吃过午饭，他们也和大家一样，薅一把茅草把碗一擦，就当洗了碗（山上缺水，舍不得用水洗碗）。

如今绿意盎然的方山

　　回想往事，杨、饶两位老先生不胜感慨。他们说，那时，当穆青掏出笔来，大家能看出来他是记者。但是，当拿起锤子、錾字干活儿时，他又和普通的民工没啥区别。穆青带头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也为其他记者做出了榜样。

　　当年，大战雁高渠时，穆青留在辉县蹲点的新华社年轻记者陈大斌、陆拂为等，白天与民工们一起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写文章。他们从山下往山上抬石头，把肩膀都磨得红肿发炎，脱穿衣服时一挨到红肿的地方，就疼得直吸气。三郊口水库工地上，新华社记者陆柯的脖子上挂着相机，肩膀上扛着一袋水泥，顺着坑坑洼洼的山道，一趟接一趟往大坝上抗……

　　后来，陆拂为曾对郑永和说：“要向你们学习，笔头锤头都要拿好。拿好了锤头才更能够拿好笔头啊！”他们在辉县采访的日子里，不仅与干部群众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积累了不少采访素材，也学会了打钢钎、锻石头等劳动本领，手上结出了厚厚的老茧。

讲政治，有担当！

　　1996、1997年间，是吴金印压力最大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老百姓在山上为他刻了字，表扬他。而他认为，他所做的一切成绩，都要归于党、归于人民、归于领导班子。

　　“大家（当时）都在干，成千上万的人在干，字往那儿一刻，好像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成绩似的……”吴金印说。

　　有一天，郑永和、杨贵陪同穆青来卫辉，看到了山上的字。穆青通过采访调查，进一步了解了这里建桥、修路、造渠等情况后，就开导他：“这些字不是给你吴金印刻的，是给共产党刻的，我觉得刻的还少，刻的越多约好，党给人民群众办了事实才刻呢，这不是宣传你，这是宣传咱共产党呢！”

　　自那以后，吴金印就释怀多了，他认为穆青说的有道理，基层党员干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关系着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干得好了，群众表扬你，干得不好了，群众也会骂你……

　　后来，穆青不仅没有责备他，还送给他了四个字“大山作证”。

　　要说吴金印书记的苦恼，那还是他自己一个的担心罢了，但，当时的辉县却是遇到了实实在在的“大难题”！

　　当时，正当辉县县委“一班人”带领全县人民取得治山治水以及工农业生产一个个巨大胜利之时，却遭到少数人的恶意攻击，骂他们是“光说干干干，不说纲和线”的“生产党”。

　　杨有金说，当时，许多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挫伤，大家想干都不敢干。但，就在那时候，穆青带着新华社的几名记者来了，他们搞了采访调查后，就说要支持我们。

中央新闻记录制片厂出品的专题纪录片《辉县人民干得好》

　　在化工南厂召开的全县干部会上，穆青对大家说：“你们是在为辉县人民的幸福干实实在在的好事，是实实在在地为人民服务，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我坚决支持你们。”

　　听了他的这些话，大家情绪非常高涨。尤其是他们那篇《大地生辉》的文章一发表，国内外几十家新闻单位都来辉县采访，“生产党”的舆论顿时销声匿迹，辉县人民放开手脚大干了起来，用自己的汗水写出了一部《辉县人民干得好》。

脚步踏过尘埃，才能闻见花香！

　　1991年10月，70岁高龄的穆青第五次来到辉县，这时的郑永和已经与一批退休老干部们组成了一个“老干部服务队”，他们常年坚持为全县山区的果树义务防治病虫害。老哥俩见面，四只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泪水盈满眼眶。

　　“我们想你，辉县人想你啊！”

　　“我也忘不了你，忘不了辉县！”

穆青（左一）和郑永和（右一）在一起

　　在辉县市常村镇燕窝村的一个小柿园里，累累果实挂满了枝头，当穆青了解到这个小柿园经“老头队”治虫，柿子产量连年翻番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当即找郑永和教他治虫技术。

1998年，穆青来辉县郑永和的治虫点参观。

　　离开燕窝村时，郑永和将一套治虫工具交给了穆青，对他说：“送你一套工具，等你离休时，侍弄侍弄花树吧”。

　　穆青接过工具，笑着说：“我退下来也参加‘老头治虫队’，你们要不要？”

　　郑永和说：“那当然欢迎。”

　　1993年11月18日，正是太行山银装素裹的时候，穆青第六次来到辉县市。这天，他让郑永和陪他进山，来到当年他所写的《难忘那双手》一文的主人公孙钊居住的小屋前，站立了许久许久，表情异常沉痛。他提出要到孙钊的墓前，去看看当年他为之激动为之流过眼泪的那位拍石头乡党委书记。

　　郑永和以种种理由没让他去。他是这样说的：“穆青这个人很重感情。孙钊生前穆青就对他非常敬重，两人的情谊很深。孙钊去世后，他写孙钊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我怕他到孙钊墓前，经受不住感情的折磨……”

1998年7月1日，“五千斤大米桥”通车。 

　　1998年11月1日中午，穆青第七次来到辉县，午后，他顾不上一路风尘，便在原辉县县委书记、辉县市老干部服务队队长郑永和的带领下，在时任新乡市委副书记、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的陪同下，驱车前往辉县市老干部服务队扶贫点——张村乡尖山洼村。

　　汽车颠簸行驶在新筑成的山间大道上，停在桃花桥头。在这里，平岭村的干部带领群众正在砌石加固桥头路基。辉县市老干部服务队副队长杨有金向穆青介绍了老干部服务队帮助村民修路建桥的情况。

　　当谈到老干部服务队用其他单位支援自己的2500公斤大米换成石头用于建桥时，穆青感动地说，这是座“大米桥”。

　　后来，穆青挥毫为这座桥题名：“伍千斤大米桥”。

　　如今，人去山还在，这些字成为大山里最有力量的风景之一，陪伴着山里的人度过春秋，一起讲述着有关信仰的故事。

人去，魂在！

　　新乡日报社在院里竖立穆青像，就是要让全体从业人员能“每天看到穆青，每天学习穆青”。

　　不仅是新乡日报社，相信，这14年来，与其一墙之隔的新乡广播电视台，也有无数记者走过他的跟前，在其目光的包围中，省思有关新闻事业的甘苦现实和梦想光芒。　　

穆青曾为《辉县市报》题写报头

　　想起了吴金印书记的一句话：“穆青的人品太好了，虽然是‘大官’，但基层的干部群众都觉得他可‘亲’，他太看得起我们了，太把我们当知心朋友了……”

　　穆晓方先生曾说过，穆青同志在生命垂危之际，还为没有完成吴金印、郑永和的后续报道而感到遗憾。

　　我们想，穆青之所以如此“钟爱”新乡，可能就是，他这种“勿忘人民”的情怀，和以郑永和、吴金印为代表的新乡党员干部，存在着一种情感上的共鸣。他们勇于、善于、乐于和人民群众一起奋斗，把点滴的相处，融入到了彼此的生命血脉，融入到了一个时代发展的大潮……

　　心中装着人民的人，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

穆青把“勿忘人民”作为一生的座右铭！

　　一个人，一辈子，能做的事再多，总是会有最后一件的。

　　但，穆青在新乡留下的精神财富，却能被刻在太行的山石上，被刻在千万人的心里面，像恒星的照耀，亘古温暖！

【本期编辑】王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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