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辅助生殖技术与出生缺陷队列研究 | 《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2月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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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辅助生殖技术与出生缺陷队列研究
多项meta分析和出生队列研究一致表明，与自然受孕后出生的婴儿相比，接受辅助生殖技术（ART）治疗后出生的婴儿，出生缺陷风险显著增加。目前关于ART与出生缺陷这一主题的研究主要来自国外，而报告中国ART妊娠中出生缺陷患病率的研究较少。此外，目前ART受孕妊娠与自然受孕妊娠的出生缺陷患病率的差异还无法完全区分是由不孕不育人群本身特征还是具体辅助生殖治疗方案造成的，双胎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仍不清楚。本研究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设计，基于江苏出生队列，纳入了2016年8月至2019年5月所有孕满20周的妇女，并定期随访至其子代达1岁。本研究关注的暴露是ART（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IVF-ET）），以及不孕不育相关特征、特定ART治疗方案与用药特征。主要研究结局是出生缺陷，包括重大缺陷和微小缺陷。使用logistics广义估计方程计算风险比（RRs）和95％可信区间（CIs），进行出生缺陷与ART及具体特征之间的关联分析。本研究共纳入1825个通过ART受孕的母亲和3483个自然受孕母亲。研究表明接受ART治疗受孕的婴儿和自然受孕的婴儿出生缺陷率在产前分别为2.2%和1.2%，分娩时为4.9%和2.9%，截至出生后6个月为10.4%和5.3%，随访至1岁时为13.9%和7.0%。IVF-ET增加了出生缺陷的风险，且各时点效应基本稳定。在ART受孕的子代中，将潜在影响因素都纳入多因素模型后发现，拮抗剂方案仍显著增加出生缺陷的风险（调整后RR: 1.47, 95%CI: 1.04-2.07）。此外，我们发现ART与出生缺陷风险的关联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双胎妊娠来中介的（31.1%）。结果表明ART的使用增加了子代的出生缺陷风险，这一风险可部分归因于潜在的不孕病因，某些促排卵方案。我们的研究证明，ART与出生缺陷风险的关联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双胎妊娠来中介的。我们的研究强调了纵向监测ART受孕儿童的健康状况的重要性，包括重大缺陷和微小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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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人Ⅱ型糖尿病患者的血压和心血管疾病：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
在糖尿病和相关疾病负担中，血压与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s, CVD）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我们在中国成人Ⅱ型糖尿病（T2D）患者中评估了其相关性。从2004年至2008年，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The China Kadoorie Biobank ）从中国10个地区招募了51.2万多名年龄分布在30-79岁之间的成年人，对其中26,315名患有T2D（基于自报或血糖测量）但无心血管疾病病史的患者进行了9年随访。通过Cox回归模型得出平均收缩压（SBP）高于正常收缩压10 mmHg与主要心血管疾病相关的全因死亡率的校正后风险比 (hazard ratio，HR)。通过估计归因分数（Attributable fractions）以评估难治性高血压（收缩压≥130 mmHg或舒张压≥80 mmHg）引起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负担。总的来说，75.7%的参与者有自报的高血压（24.8%）或筛查发现的高血压（50.9%）（收缩压≥130 mmHg或舒张压≥80 mmHg）。在自报的高血压患者中，82.3%的患者接受了治疗，其中9.3%的患者血压得到控制。血压与心血管疾病呈对数线性正相关，当收缩压的阈值降至正常的120 mmHg时未见相关。高于正常收缩压(SBP)10 mmHg与心血管疾病死亡（n=1807）、主要冠状动脉疾病（n=1190）、缺血性中风（n=4362）和脑出血（n=469）的HR分别为1.28（95%CI 1.25-1.30）、1.18（1.15-1.21）、1.17（1.15-1.19）和1.45（1.38-1.52），并且与全因死亡率呈明显的J型相关（n=4503）。
在糖尿病人群中，难治性高血压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39%。在中国成人T2D患者中，难治性高血压是常见的，这导致了严重的心血管疾病风险。研究提示改善高血压管理可避免大量心血管疾病相关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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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个重点人群对HIV非职业暴露后预防的知晓与推广意识：一项横断面研究
本研究旨在调查中国五个重点人群对HIV非职业暴露后预防（nPEP）的知晓与推广意识，以及相关的社会人口学和行为因素。2018年11月至2019年9月，在全国10个城市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从五个重点人群中招募年龄≥18岁、自我报告的HIV状态为阴性或未知、并提供知情同意的受访者。采用单变量和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相关影响因素。数据分析包括了2022名受访者。他们的平均年龄为35岁（标准偏差为11.62）。大约60%的受访者报告在过去一个月内没有坚持使用安全套；37%的人在过去12个月里没有接受过艾滋病毒检测。只有857名（42%）受访者在参加本研究之前就听说过nPEP，但是1728名（86%）受访者在获悉nPEP后表示支持。与nPEP知晓和支持推广的意识相关的社会人口学和行为因素包括重点人群、年龄、HIV知识得分以及HIV检测经验。
在中国，HIV重点人群对nPEP的知晓率普遍较低，尤其是吸毒者和女性性工作者，而血清阴性的配偶对nPEP推广的认可度最低。应该把nPEP的教育和推广活动纳入常规的艾滋病服务，并针对性活跃的青年、艾滋病知识贫乏的人以及从未接受过艾滋病毒检测的人量身定做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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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2018年上海市疫苗可预防传染病在三个不同国家免疫接种策略下的流行病学特征变化分析
上海地区仍需加强成人肝炎和结核病的防控工作，可采取的措施包括推行成人加强剂型疫苗或开发更高效疫苗。虽然水痘和手足口病呈现上升趋势，但它们的疫苗尚未被纳入国家免疫程序。因此，政府部门仍需鼓励并加大投入水痘和手足口病防控策略研究，比如实施二剂次接种程序或研发新型多价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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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时期全民健康保险的力量：一项全国性的观察性研究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韩国实现了全民健康保险（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HC）——不论其社会经济地位，所有韩国人都能获得UHC。目前的研究探讨了在UHC体系下COVID-19健康结局是否存在社会经济差异。这项回顾性观察性研究包括截至2020年5月15日韩国所有7590名确诊的COVID-19患者。我们使用官方的医疗索赔数据库，按保险类型评估社会经济状况，分为国家健康保险服务受益人和医疗援助接受者。保险类型是衡量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常见指标。该研究计算了患病率（百万分率）、死亡率（百万分率）和病死率。为了确定与病死率相关的因素，进行了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全国COVID-19的患病率、死亡率和病死率分别为144.4%、4.3%和3.0%。MA接受者的患病率（424.3 vs 136.3）、死亡率（28.3 vs 3.6）和病死率（6.7 vs 2.7）均高于国家健康保险服务受益人。然而，调整后的分析表明，保险类型与较高的病死率并不相关。
我们发现，尽管在UHC体系下，COVID-19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在社会经济方面仍存在差异。然而，死亡率存在差异的原因不在于社会经济地位，而是在于人民的基本健康状况。这一结果可以解释为UHC、快速早期检测和治疗、减少传播行为和区域备灾的综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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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悉尼急诊科和住院患者因腰痛而产生的医疗费用
腰痛是世界范围内致残的主要原因，经常至急诊科就诊，且常导致随后住院。有几项研究调查了因腰痛产生的费用对社会的影响，但很少有针对急诊科和住院患者的研究，尤其是在澳大利亚。该研究目的是探究澳大利亚公立医院急诊科和住院患者因腰痛产生的费用，并探讨不同临床路径相关的医疗费用。在这项回顾性观察性研究中，我们探讨了2014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在悉尼三个急诊室就诊的成年人腰痛临床疗程的相关费用。根据医学系统命名法——临床术语(Systematised Nomenclature of Medicine Clinical Terms, SNOMED）诊断代码，在此期间被诊断为非特异性腰痛(non-specific low back pain)或腰骶神经根综合征(lumbosacral radicular syndromes)的疗程被纳入，排除严重脊柱病变。我们确定了不同治疗途径的费用，包括救护车服务、急诊部和住院病房护理。因通货膨胀，医院费用统一调整为使用2019澳元（AUD）。
研究期间，共有12,399例非严重腰痛患者接受治疗。4006人（32%）乘救护车抵达，2067人（17%）住院接受住院治疗。5年期间，住院和急诊疗程的总费用为3670万澳元，平均每个疗程费用为2959澳元。未使用救护车至急诊室并出院的患者平均费用为584澳元。通过救护车送至急诊室并出院的患者平均费用为1022澳元。无需救护车而住院的患者平均费用为13,137美元。费用最高的疗程是由救护车抵达并随后住院的患者，平均费用为14,949澳元。
非严重腰痛患者住院治疗作为常规操作会对医疗系统产生巨大负担。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下，我们的结果强调这个经济花费需要实施创新，既通过循证策略以减少这些患者的住院治疗。END
*中文翻译仅供参考，一切内容以英文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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